陈晓兰 | 旅行与文学“朝圣”——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及国家形象的建构 | 自由微信

陈晓兰 | 旅行与文学“朝圣”——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及国家形象的建构

Original 陈晓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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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受其赖以存在的地方的影响，同时也赋予与其相关的地方以丰富的象征意义。神话与传说、史诗与圣著直至现代文学一直影响着旅行实践。在意识形态、历史观以及现代大众旅游业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围绕文学遗产建构的文学风景，作为城镇物理空间规划和旅游结构中的有机组成，是沟通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本土与世界的媒介与桥梁。在当代的国际旅游中，文学风景影响了游客对于一个地方乃至国家的印象与评价，甚至成为游记中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元素。

关键词：文学旅行；文学遗产；城市空间；国家形象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晓兰，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著有《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性别· 城市· 异邦：文学主题的跨文化阐释》等。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70篇。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环球游记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6BZW108）

原文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5期

一、旅行与文学

二、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的建构

三、文学风景与国家形象

一、旅行与文学

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不仅受其赖以存在的地方的影响，而且赋予那些与其相关的地方以“神话”色彩和丰富的象征意义。文学作品中描述的地点、景观乃至更广大的区域——文学中的地理想象，是与其相关的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读者并不满足于通过阅读作品体验全新、未知的陌生世界，而是渴望亲眼见证那些在神话、传说、史诗、圣著乃至世俗的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地方、想象世界中虚构人物的生存、死亡之地。他们不辞劳苦，越过千山万水，探访神迹、行走圣途、见证圣物，瞻仰伟大作家出生、居住、生活、工作、埋葬的地方，亲眼见证神性及“伟大人性的真实存在”。

神话与传说、史诗与圣著乃至近现代的世俗文学，一直影响着现实的旅行活动，建立在文学基础上的旅行一直是旅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朝圣”的历史与宗教朝圣的历史同样悠久，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公元4世纪开启了作为欧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圣地旅行，这种具有浓郁宗教意义的旅行深受《圣经》的影响。虔诚的基督徒通过阅读《圣经》与伟大的神性进行灵魂的交流，并且渴望亲身体会《圣经》所描述的地方，见证圣地的现实。旅行者穿越罗马统治下的欧洲前往耶路撒冷，或者越过地中海到达埃及，循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线过红海并到达西奈山，过约旦河到巴勒斯坦地区；或者循着耶稣基督的传道路途，体验耶稣的生活轨迹，造访耶稣的诞生之地和殉道之地。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朝圣记是书信体的《圣地行记》(Pilgrimage to the Holy Land)，作者是西班牙女性爱格瑞亚(Egeria)，她曾于公元381—384年间前往圣地旅行，她在旅行记中说：“旅行的目的就是到圣经所描述的地方，到律法产生的神山，站在摩西曾经所站立的地点感受领受十戒的经验。”早期从欧洲到巴勒斯坦地区的漫长旅行是一种充满了艰辛、危险乃至牺牲的考验，是为了信仰和自我更新而进行的属灵的旅行。探访《圣经》所述之地、朝拜圣迹，是欧洲漫长的中世纪最重要的旅行活动。这种活动的热潮以及宗教意义随着中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推进而衰退。欧洲范围内的旅行目的地转向希腊、罗马、欧洲诸国以及美洲、非洲乃至亚洲。

学术界通常将现代旅游业(Tourism，以娱乐和休闲为目的旅游)的勃兴归因于19世纪欧洲铁路网的形成和蒸汽轮船的运用，但其滥觞实应追溯到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时期。帝国边界的扩大，为军事和商业目的建造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被征服的殖民地带来的税收、财富以及闲暇，为旅游提供了条件。受希腊神话传说和史诗的影响，人们会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平原上探访特洛伊古城，不管那是否是史诗中的那个特洛伊。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把他的军队踏上特洛伊视为自己征服波斯帝国的开端，他将自己的铠甲献给特洛伊的雅典娜神，并在阿喀琉斯的坟上献上花圈”。公元前2世纪，特洛伊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罗马的母亲城，成为罗马皇帝和贵族的朝圣地，她被免除了向罗马的贡赋，屋大维比任何皇帝都相信罗马与特洛伊的联系，在他执政时期加大了对特洛伊的重建。可以说，文学中的特洛伊影响了罗马人的历史地理想象乃至罗马身份的认同。作为罗马时期重要文化现象的文化旅游，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高潮，至公元2—3世纪，随着“希腊文化生活大复兴”(great revival of Greek culture)，罗马人热衷于希腊古代文化以及希腊式的公民生活(civic life)，尤其关注斯巴达的古风(Spartan antiquities)，鲍桑尼亚(Pausanias)的希腊旅行记展示了斯巴达这个城市“最值得被记住的东西”(the most memorable things)。这种对希腊古代文化的推崇甚至得到了皇帝哈德良的支持和推动。罗马时期前往希腊的旅行者主体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为办理公务前往希腊的罗马官员和贵族，或者像西塞罗那样去雅典接受修辞、演说和哲学教育，或者到斯巴达考察其古制、习俗，特别是青年教育制度和训练方式，观赏斯巴达的传统歌舞。早在公元前2世纪初，斯巴达就已经成为罗马游客探访古风和遗迹的重要地方，到处可见的古代圣所、历史纪念碑以及古代艺术品吸引着游客。那些在历史长河中废弃、消失的古制和习俗依然保留在斯巴达，成为斯巴达界定自己希腊身份的标志，并在文化旅游热中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旅行史上，自希腊化时期至大旅行时期，再到二战后旅游业复兴的20世纪，希腊一直是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旅游胜地。拜伦曾经游历并称为“梦幻之岛”的纳克索斯岛，今天依然游人如织，考古学家、文学家受神话传说的吸引慕名而来，探访酒神狄奥尼索斯与帮助忒修斯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公主相遇的地点，伫立在阿波罗神殿的遗址的大理石门前瞭望日出。大众旅行指南如此总结游客来希腊旅游的动因：“来这里的游客们多半不会和希腊的正史较真，因为，最吸引他们的是和他们游览去处相关的希腊神话故事。所以到希腊旅游，希腊神话故事才发挥出其实用的一面，最典型地体现在以神话中人物的名字来判断希腊某一地方的知名度。”距离雅典170公里的德尔菲，是神话中阿波罗杀死巨蟒的地方，是阿波罗神谕发布之地，也是女神地母盖亚和女儿忒弥斯的祭祀地。自古以来，就有信徒远道而来祈求神谕，亲眼见证发布有关俄狄浦斯王神谕的神庙。直到今天，雅典的旅行活动几乎依然是寻找神话踪迹的旅程，帕特农神庙、宙斯神庙、狄奥尼索斯剧场、阿波罗街、阿喀琉斯饭店、卡吕普索餐馆……无不使游人恍如时光倒流、重回人类童年的神话世界。

文艺复兴时期兴起至18世纪末期走向尾声的欧洲大旅行时期，罗马成为欧洲有教养的阶层重要的旅行目的地。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家成为欧洲精英教育的核心，到希腊、意大利旅行成为确定精英身份的重要仪式，拜访经典作品相关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行活动。1699年至1703年间，爱迪生(Joseph Addison)在欧洲大陆旅行。他不只是《观察家》杂志的创办者和主笔，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并因其拉丁诗而受德莱顿关注”。他带着贺拉斯的著作踏上前往意大利的旅程，他说：“我从罗马到那不勒斯旅行的最大乐趣是亲眼见证如此多的古典作家所描绘过的田野、城镇、河流。”尤斯塔斯(J.C.Eustace)在1815年出版的《意大利古典之旅》(Classical Tour Through Italy)中说：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李维应该是“所有旅行者不可分离的旅伴”。19世纪初，拜伦和雪莱在瑞士和意大利旅行时带着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歌德的《意大利旅行记》。而拜伦和雪莱的旅行地点及其居住地本身又变成了希腊、罗马文化景观的构成部分，其文学遗迹成为后世文学爱好者的拜访之地。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在罗马，文学朝圣者的终极目标是到达新教徒公墓(Protestant Cemetery)，那里埋葬着济慈和雪莱……文学之城罗马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天下。她位于意大利境内，但不属于它的人民。”因为，“罗马作为一座文学之城独特的辉煌和成就，比意大利人更具国际性。”据说，拜伦、雪莱、济慈以及歌德等外国作家都是从弗拉米尼亚大街穿过人民广场进入罗马的。罗马著名的西班牙广场一带，是济慈、司汤达、巴尔扎克、瓦格纳、李斯特、勃朗宁旅行罗马时的居住之地。后来，济慈的家变成了济慈、雪莱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后来又改建成一个图书馆，收藏着上万册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保存着济慈、雪莱的个人遗物以及拜伦的手稿、书信。拜伦的钢盔和剑则保存在希腊国家历史博物馆，在拜伦仙逝的希腊迈索隆吉翁城，保存着拜伦的墓地和塑像，那里还葬着抗击土耳其入侵者的统帅和无名战士。拜伦于1816年4月永远地离开了英国，活着时再没回去过。1819年6月他在波洛尼亚写给友人约翰·默里的信中说：“我的尸骨不会安息在一座英国的坟墓中，我的尸体不会和英国的泥土混在一起。如果我猜测到我的任何朋友竟会卑鄙到把我的尸骨运回到你们的国家去，我相信这种想法会使我临终时在床上发疯的。我如果有办法的话，甚至连你们的蚯蚓也不会喂的。”早在他的第一首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中，他就如此写道：“随你把我送到哪处，只要不是我的故土。欢迎你们，蓝色的海波！”但是，英国人还是将他迎回并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这一方文学圣地，作为伟大的人物领受英国人的尊奉。在英国及英国之外与拜伦相关的地方都保有拜伦的遗迹，作为对于拜伦精神的纪念。拜伦出生的牛津圆环区霍利斯街的一幢房屋上镶嵌着拜伦的徽章，伦敦有数百枚这样的盾徽镶嵌各处，以彰显他“作为同业者中被视为卓越、对人类福祉有重要的积极的贡献、具有卓尔不群的独特个性，且见多识广”的英国人。在丹麦哥本哈根托尔瓦森博物馆的藏品中有拜伦的大理石半身像、石膏半身像和立像，丹麦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比他晚一代的丹麦人正是在这个博物馆的拜伦形象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勃兰兑斯在论及拜伦那一代的浪漫主义诗人时指出：“只有英国人才敢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大胆地、反抗地进行挑战。”只有在最“骄傲”的民族中，才能找到骄傲得“足以反抗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这种个人的独立性是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家的特色。它是纯粹英国特性的产物”。

旅行，是为了追奇寻美、体验极限，也是短暂地离开自我面向更加广阔、全新、陌生的世界，是寻找过去、见证伟大的旅程，这种伟大超越时间、空间、种族、国界，触及造访者的心灵。古往今来的无数游记记录了旅行者心灵被震撼的那一瞬间。

如果说，20世纪来到巴黎的游客徜徉在博物馆、大教堂、皇家宫殿、帝王雕像、国家监狱、协和广场这些主导着国家命运和历史进程的地点，在“皇权和祭坛”的历史遗迹中感受威严崇高的震撼。那么，那些被文学赋予丰富寓意的地点、地标性建筑，文学家生活、创作、埋葬之地构成的文学风景，则体现了与威严神圣并存的另一种人性特质。生活在巴黎并书写巴黎的拉伯雷、莫里哀、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对巴黎的再现，都已经变成巴黎城市文化空间的有机构成。探访“文学巴黎”成为巴黎之旅的主要活动，加入巴黎圣母院前的行列登上钟楼亲眼见证《巴黎圣母院》敲钟人曾经撞击的那口大钟，下到巴黎地下参观《悲惨世界》中所描写的下水道系统，到夏特莱广场看左拉《巴黎的肚子》中控制着巴黎之腹的中央菜场，再到附近的圣—奥斯塔什教堂，重温左拉所揭示的脑子与肚子分离的寓意。或者到孚日广场探访雨果博物馆，6号是雨果居住了15年的老屋，8号的二楼则是戈蒂耶、都德曾经的住所。或者到黎塞留路走一遭，站在莫里哀路的交叉口皇家公园旁边的喷泉前想想莫里哀，因为那是为纪念这位剧作家逝世100周年所建。黎塞留路2号是莫里哀演出的剧场，也是他倒下并猝然身亡之处，40号是他的故居，他的崇拜者司汤达一度住在61号并在这里创作了《红与黑》。黎塞留路58号是国家图书馆，伏尔泰的心脏就放在国图贵宾厅伏尔泰塑像的基座里。伏尔泰与莫里哀都在圣雅克路123号的路易大帝高中就读，他们与19世纪的雨果、波德莱尔是校友。伏尔泰街27号是伏尔泰在漫长的流亡后居住的最后一个地方，他死在那里，葬在先贤祠，与他做伴的还有卢梭(尽管他生前离开巴黎时发誓再不回到这里)、雨果、左拉等等。他们曾经是多么激烈地反抗“皇权和教权”的权威，如今他们都作为这个国家的文化英雄，作为“伟人和善人”，不仅被法国人，也被世界各地的人崇奉、纪念。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活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数中国作家与普通游客来到巴黎，他们将这座城市称为“艺术至上”的“精神殿堂”，冯骥才在他的游记中如此描述他在巴黎的旅行经验：“拜谒了我向往已久的巴尔扎克故居，我当时真的觉得巴尔扎克依旧在他的故居里走来走去，趴在那张极小的桌子上写作、喝着苦咖啡，或者在窗户后面窥视上门讨债的债主们。我甚至觉得一掀窗帘，胖大的巴尔扎克就在帘子后面……于是我发现故居可以保存着它已然久别的生命。……可是，我又觉得还有一个更实在的‘生命’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明白了，我应该去看看巴尔扎克的墓地。于是，这件事便成了我这次访法的目的之一。你问巴黎人巴尔扎克在哪里，无人不知他就在巴黎最大的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中。”这是世界最著名的公墓也是巴黎的第三大绿地，占地100英亩，分为九十九个区，道路纵横，绿树掩映着无数的雕像。自1817年莫里哀移葬此地以来，200年间无数名人身后相聚于此，拉封丹、爱洛伊丝和阿尔伯特、博马舍、缪塞、都德、王尔德、普鲁斯特、柯莱特、斯泰因、肖邦、大卫、安格尔……。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200万游客来到这个“属灵的城市”，来拜谒名人之墓。

二、文学遗产与城市空间的建构

在一个地方的空间规划中，将什么作为文化遗产，或以什么符号象征自己的文化乃至自己的身份，具有高度的时代性和选择性，因此，“如果说遗产是指值得为未来数代人保留下来的文化，那么，遗产从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概念”。一个时代的历史遗迹乃至“圣地”在另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变成废墟，或者彻底从空间中清除、从历史记忆中抹去。在城市文化空间的建构中，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审美趣味、经济利益决定着将哪些传统、哪些遗迹作为遗产以有形的物理形式保存在城市空间，并使之成为勾起记忆的地点，将它所象征的意义延续并发扬光大。

19世纪初，首先在英国出现的考古和历史研究的热潮，“影响了对于遗迹的发现并进行地方意义和国家意义层面的阐释，在本世纪下半叶欧洲涌现了热心于遗迹发掘和阐释的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的专业群体。”1830年法国设立了古迹监察机构，梅里美曾于1834—1860年间担任历史古迹总监察员。在巴黎的古迹问题上，雨果是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坚决反对拆除旧建筑，1831年《巴黎圣母院》出版时本已破败的教堂继续败落，雨果发起了恢复巴黎圣母院往日荣光的集资活动，至1841年巴黎开始重建圣母院的工作。19世纪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历史主义直接影响了古迹观念的形成，“让过去焕发青春”是共和主义者、保皇派、爱国主义者、新哥特派的主张，也是政、教至高权力者的愿望。建筑学家维奥莱·勒·杜克说：“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消亡。它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我们存在的理由。我们能够也应该保护它，‘再现’它，甚至使它比以前更辉煌。”19世纪的古迹保护与阐释深受政治、宗教和历史观的影响，到20世纪中期，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古迹保护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不再局限于单个建筑物、纪念碑而是扩展到更大的区域，不是保存(preservation)而是保护(conservation)。20世纪最后几十年，更富有设计感的建筑、更广阔的保护区域，甚至整个镇都被包含在官方的遗产名录之中。遗产保护不仅涉及现代如何利用过去的问题，而且是‘保护者协会’创造它自己的风景”。在一个地方的风景的建构中，过去的遗迹，如纪念碑、古代建筑、城墙要塞、教堂、墓地、故居、重要地点、一棵千年古树、一个古镇，或者是一处工业废墟、一段墙垣、一处受难地如犹太人集中营等等，焕发出新的活力并被不断阐释。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旅行和旅游业的繁荣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经济行为，也影响了遗迹保护的观念和实践，围绕着遗迹的风景建造并非全是为了未来数代人的遗产传承，而是受到当下旅游业的推动，过去的遗迹乃至大自然的馈赠变成了可供消费的商品，发展旅游业、出售相关产品和服务。作家的声名以及相关的地方、自然风景、遗产本身和人的好奇心、对于过去的兴趣、休闲观念和旅行活动都被资本化。人们须为欣赏风景名胜和历史遗迹而付费。在20世纪末，“每年有超过9千万的人为参观英国的650处历史遗迹、博物馆和美术馆而付费，此外还有4千万人探访过尚未营业的无数遗迹，如地方博物馆、美术馆、纪念碑、偏远的废墟、被废弃的运河、铁路等等。到1994年时，1亿6千7百万人参观了英国的遗迹，直接与间接营业额达240亿英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城市空间的建造和更新更加强调文化功能，建立在欧洲遗产、地方知识基础上的休闲模式、文化审美趣味、精神需要日益增长，变成了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标识国家身份的文化遗产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符号。在现代化、全球化高度流动的世界中，文学因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特征，在现代旅游业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地位。大都会、小城镇围绕着文学遗产——作家故居和作品中所描绘的地方，打造文学风景，规划城市空间，作家及其作品成为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小城镇，如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镇、勃朗特姐妹的故乡霍沃斯，文学遗产主宰着整个城镇的文化风景乃至商业活动。

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斯特拉福镇几乎变成了莎士比亚的王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莎士比亚的出生地以及他从伦敦退休返乡后的居所，莎士比亚的母亲的居所，他的妻子安妮·哈瑟维出嫁前居住的房舍，他的女儿、女婿的房屋，甚至连狄更斯等人在莎翁故居玻璃上的签名，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连故居院里的花草都来自莎翁的作品。不论这块“文学圣地”建造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因缘和政治、商业运作，来到这里的游人总是带着“朝圣者”的心情见证伟大作家的日常生活，并为英国人对于莎翁的珍视而感动。正如冯骥才所说：“莎翁家乡的人如此珍视他，绝非因为他给家乡带来了知名度和经济效益，而是真正知道他的价值。莎翁故居之所以至今仍成为旅英游人的必往之地，是因为他的戏剧已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英国北部约克郡的小镇霍沃斯，由于勃朗特一家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其主要景点乃至城镇物理、文化空间都是围绕着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和著作建构起来的。与莎士比亚不同，勃朗特姐妹在世时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但是，她们的作品却将读者带入她们的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自19世纪后期以来，来自英国本土和世界各地的读者“蜂拥而至”，使得约克郡的这个小镇和艾芬河上的斯特拉福镇相竞争，“成为了一处文学圣地”。旅行者“如朝圣一般爬上前往托普维森之路，亲眼看看凯瑟琳的荒野天堂”，探寻狂风席卷的荒原上那种远离时代、远离文明的激情生活；一睹勃朗特姐妹居住的牧师公馆，领略孕育了一家三个作家的地方的神奇之处，体验她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风景。“访客被她们的小说的名声及其神秘的生活所吸引，敲开她们的家门。但这种拜访给害羞的、具有强烈私人倾向的作家带来的是尴尬、恼火和惊慌。”1855年夏洛蒂去世后，勃朗特一家引起了文学界和读者更强烈的兴趣。维多利亚女王在1858年3—8月的日记中记录了她怀着浓烈的兴趣阅读《简·爱》这本“忧郁而有趣”的书。勃朗特姐妹被文学评论家称为“第一流的天才作家”，“伟大的妇女”，“她们给我们永远留下了《简·爱》和《呼啸山庄》遗产”。随着勃朗特姐妹作品的“走红”，她们的生活变成了“公共遗产”，勃朗特一家的故事变成了这个地方的传说。1893年霍沃斯举办艾米莉去世45周年纪念活动，市政厅召开会议讨论成立博物馆用以收藏勃朗特一家的素描、油画、手稿、所有版本的作品及其遗物、房屋以及与这个家庭相关的一切。1898年，勃朗特协会开创了举办勃朗特年度旅行项目的传统，根据勃朗特一家的生活及其作品中的地形设计旅行线路。1927年地方教会决定建造霍沃斯的新地标，勃朗特协会提供资金修缮150年前建造的这幢老建筑，作为博物馆的永久之地。1928年博物馆开放日变成了霍沃斯的盛大节日，地方显要及勃朗特迷云集于小镇。实际上，霍沃斯的旅游业从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不断有人来到这里，在荒原上散步，甚至伏在牧师公馆的窗户上向里窥视，让不喜欢文学的现任牧师十分恼火。霍沃斯的有心人开始搜集散落在邻里和相关人士手里的物品和作品，出售教堂和牧师住宅的明信片以及印有这两处建筑的信纸。到了20世纪60年代，霍沃斯主大街上的商店和茶室以勃朗特的名义经营，主街上的老建筑变成了旅游商店，出售与勃朗特一家相关的各种商品——作品、研究著作、礼物、明信片、海报、信纸以及她们写作的桌子和受洗仪式的杯子复制品，从勃朗特肥皂、果酱、T恤、勃朗特饼干到希斯克里夫三明治，无所不包。小说中的一些地方也根据素材研究者提供的原型被建造出来。霍沃斯从文学圣地变成了旅游胜地。勃朗特一家的遗产不再只是作为一种遗迹景观和文化风景而存在，而是变成了这个地方文化本身。

想象的文学风景对于现实的物理空间的作用，将虚构的地点实体化，最典型的案例是伦敦贝克街221号B号公寓以及围绕着福尔摩斯的旅行活动。1881年柯南·道尔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并随“梅亚姆巴”号到达西非海岸。正是这一年，他让福尔摩斯与华生相识并入住伦敦贝克街221号B直至1904年。在柯南·道尔的时代，伦敦贝克街221号实际上并不存在，福尔摩斯学者一直在附近寻找221号公寓的原型。然而，贝克街221号B却“变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单身公寓”，“从1881年至今，这个被称作贝克街的道路已经延伸了两倍。”贝克街221号B一度成了某银行和建筑协会的所在地，后来“复原”了福尔摩斯的起居室。小说中的221号B是否确实就是这个221号B，已无关紧要，每年都有人在1月6日福尔摩斯的生日这一天写信到这里问候他。在旅游业竞争激烈的伦敦，福尔摩斯景点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徒步旅行路线之一，每年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来到这里的游客，亲眼见证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公寓，到贝克街239号参观1991年建立的福尔摩斯博物馆，看福尔摩斯进行化学实验的烧瓶和蒸馏瓶，放在壁炉台上大折刀，想象他们坐在那里接待来访者、站在窗前观察过往行人的情景。若有可能还会在贝克街上的福尔摩斯旅馆住上一夜，据说这个拥有126个房间的大旅馆到处都摆放着福尔摩斯纪念品，其中最豪华套房是巴斯克维尔套房和莱辛巴赫套房。再到福尔摩斯追踪巴斯克维尔的牛津大街，到华生发过电报的维格摩尔街邮局，到莫里亚蒂试图谋害福尔摩斯的街区或当时的犯罪地点，到福尔摩斯常去的“哈德逊夫人餐馆”吃饭，到华生酒吧小饮，购买福尔摩斯纪念品。1928年成立的伦敦福尔摩斯协会委托卓别林像的雕塑师为福尔摩斯塑造了11英尺高的铜像。如果在伦敦无意中遇见鹰一样相貌、戴着猎鹿帽、叼着海泡石烟斗、披着长大衣的雕像，你一眼就会认出那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文学家以及文学中的人物、地点，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建构中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是城市物理空间的构成元素，也是城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巴黎、伦敦、彼得堡、都柏林这类大都市的空间建构中，充分利用了文学地形学的资源，用作家名字命名大街，在作家的居住地建造故居、博物馆，镶嵌匾额、盾徽，竖立雕像、墓碑，标记与文学相关的地点，彰显城市的文学地标，打造文化城市的形象。文学表现了城市的历史和“神话”，它本身也变成了城市的历史和“神话”。围绕着文学遗产建造的文学景观，作为城市物理空间与文化形象的有机构成，通过地方政府和市场组织运作，成为普遍分享的实体空间和文化符号，也成为沟通文学与现实、过去与现在、展现者与欣赏者、本土与外部世界的媒介。建立在文学遗产之上的旅行不仅变成了游客个人的内在体验，而且影响了游客对城市乃至国家的印象，并成为游记中再现一个国家文化与性格、塑造一个国家形象的要素。

三、文学风景与国家形象

1916年，泰戈尔访问美国、日本并发表演说。在论及英国时，泰戈尔将它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英国：作为“民族”和作为“种族”的英国。他说：“我对作为人类种族的不列颠深为敬爱，它产生了胸怀开阔的人，具有伟大思想的思想家和伟大业绩的实行家。它产生了伟大的文学。我知道这些人爱好正义和自由，憎恨欺骗。他们思想纯洁，态度坦率，笃于友谊；他们的行为诚实可靠。我同这个种族的文人的个人接触，使我不仅钦佩他们的思想能力和表达能力，而且钦佩他们豪爽的人性。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民的伟大，就像我们感觉到太阳一样。对于这个民族，对我们来说却像一种遮蔽太阳的沉闷的浓雾。”泰戈尔强烈批判在民族主义、殖民主义支配下的英国以及西方的民族冲突和征服给印度乃至人类造成的痛苦。同一时期的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曾于1912年、1922年两度前往印度旅行、工作，1924年发表了他在一战前开始创作的小说《印度之行》，怀着同情的理解表现印度人的宗教、生活与情感，揭露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粗暴、无礼与不公正，正是福斯特通过他所塑造的富有正义感的英国人让印度和世界看到了英国的良心。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史上，许多英国人随着帝国版图的不断扩大而周游世界甚至通过自己的旅行书写为帝国的知识生产服务，但是英国人中间从不缺乏反思帝国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的异见者，如福斯特和莱辛等。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丽丝·莱辛在英国的殖民地罗得西亚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于1949年离开南罗得西亚回到伦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四次踏上津巴布韦的土地。她在一系列非洲叙事中批判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的野蛮掠夺，在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中重新审视英国政体及其价值观。她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词中说：“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对非洲的极好记忆，我可以在我想要的任何时候激活记忆，看到记忆中的情景。”她的记忆中有绚烂的晚霞、香气四溢的灌木丛、大象、长颈鹿和未被污染的天空，也有政治的腐败、沙尘暴的肆虐与人民的贫困和对于书籍的渴望。一个村子的人们三天没有吃饭，却依然在谈论着书籍和教育。一个18岁的非洲青年巴望着从欧洲寄来的图书。一个印度人的商店里有《安娜·卡列尼娜》的一些散页，一个黑人孕妇走4英里路到店里俯身阅读这些散页中瓦连卡的故事，由此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托尔斯泰的著作是怎样旅行到这里的呢？那是联合国的一个官员买来为漂洋过海时打发旅途时光的，读书是他旅行的唯一方法。坐在头等舱的官员把厚重的《安娜·卡列尼娜》撕成三份以便于阅读，他每读完一部分就由机组人员传到后舱。这些散页被带到了南部非洲，来到了印度人开的这家杂货店。这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津巴布韦的故事。托尔斯泰是将联合国的高层官员、印度人、非洲人连接起来的纽带，也成了沟通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之间的桥梁。

2010年中国画家陈丹青踏上前往俄罗斯的旅途时，他随身带着《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战争与和平》，他说：“带上托尔斯泰，好似依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他在机声轰鸣中手捧着他少年时期阅读过的纸张泛黄的《战争与和平》，他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重温自己青春的回忆，那也是他对于俄罗斯的最初记忆。他说：“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或者，竟为几册旧书我便以为俄罗斯存放身边了吗？”他的《无知的游历》以托尔斯泰小说中对于春天的描述作为俄罗斯游记的开篇，他说：“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的屋檐下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这段描述，自以为望见了遥远的‘苏联’。日后领教寒冬，巴望春暖……”四十年后，当陈丹青有机会踏上前往梦寐以求的俄罗斯的旅途时，他将旅程定在俄罗斯春季来临的5月。他说自己十四五岁时初读托尔斯泰，在他四十岁时已是第四遍重温托尔斯泰。他的俄罗斯之行变成了文学中的俄罗斯与现实中的俄罗斯相互印证的旅程。尽管踏上俄罗斯土地的那一刻他就明白：“文艺归文艺，国家归国家。”但是，陈丹青的俄罗斯游记仍然以“雅斯纳亚·波里亚纳——记文学的俄罗斯”命名。托尔斯泰成了他的旅伴，眼睛看到的是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宫墙、列宁墓、阅兵场、圣瓦西里教堂“奶油蛋糕般丛集旋转的彩色圆顶”，流入他意识的却是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场景：“我紧跟着主角进入战场、舞场、监狱、村庄……或者听音乐。”脑中浮现的是《战争与和平》中的景象：1812年春的一天，莫斯科罗斯托夫伯爵家渴望从军为国效命的小儿子，挤进克里姆林宫门前密集的群众中，瞻仰亚历山大，他仿佛听到了人群发出的“乌拉”声，看到了亚历山大从皇宫向整夜守候的人群投掷饼干、人群疯抢的情景。如同许多游客，走马观花般地浏览了彼得堡、莫斯科的景点后，他来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那是托翁1882—1901年居住的地方，细细品味那幢房屋、每一间屋子的布局，凝视着那张有雕花木栏杆围绕的橡木书桌，想象托尔斯泰趴在这张桌上写下了《复活》，眼前浮现出庞大的囚徒队伍被押出监牢、即将踏上西伯利亚的路途，旧俄职员伊里奇怎样咽气，人们怎样窃窃私语，每个人的眼睛都在说“伊里奇死了，但不是我”。1909年，托翁离开这里搬回雅斯纳亚·波里亚纳，陈丹青写道：“我将去那里找他的坟墓，今年是他逝世一百周年。”从莫斯科到图拉省托尔斯泰的故居每周两趟的专列，排四小时的队依然买不到票。图拉省城郊外的托尔斯泰故居永远围满了访客，林中小径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是为了瞻仰掩隐在树林深处那一块长方形的土草墩，没有墓碑，没有台座，没有装饰。据说，高尔基曾经来此凭吊，他仰望着风中摇撼的大树自语：“多大的力量啊！”在托尔斯泰墓前，俄罗斯历史上黑暗的云雾已经散去，造访者怀着感恩的心情赞赏这个孕育并保有伟大作家遗产的国家。

对于那些阅读过俄罗斯文学的中国人而言，俄罗斯文学不仅伴随着他们青春的成长，甚至已经渗透进他们的血液。他们正是通过文学这一媒介，想象、认识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正如王蒙所说：“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对许多人来说，游历这个国家有一种故地重游的感觉。2001年，熟读俄罗斯文学的冯骥才身处于俄罗斯这个“神交已久的国家”时，他试图“找出这个社会的灵魂之所在”，探寻“这个民族的精神基因”，他对俄罗斯人“充满敬意与信心”。在他看来，俄罗斯的精神和灵魂就体现在他们对于历史的尊重，对于伟大人性的尊崇之中。伟大的诗人对爱情、光明、真理、自由、正义的追求，依然关照着今天俄罗斯人的灵魂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他引用一位副州长的话来体现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对于文学遗产的尊崇：“我们纪念古典文学大师，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尽管这些年我们的社会还不尽如人意，但我们要通过这些方式，使人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用什么方式生活和怎样生活。”在莫斯科、彼得堡，除了那些无处不在的历史、政治、宗教的象征符号之外，随处可见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罗蒙诺索夫、契诃夫、果戈理、阿赫马托娃等等文学家的雕像。用他们的名字命名大街与广场，他们的故居、墓地得到精心呵护。穿行于城市的文化风景之中，成为旅行者感受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也是形成国家印象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你觉得这确是一个重视文化尊崇艺术的国家。”“你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你觉得这里的人的文化素质很高。”俄罗斯因为孕育了伟大的作家而伟大，政府因为能够完好无损地保留作家的庄园、故居而受到赞赏。伟大的作家，作为俄罗斯的文化英雄，为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荣誉和世界的尊重。他们作为文化遗产受到保护而赋予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以正面形象，并成为游记文学中塑造俄罗斯国家形象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在当代的旅行写作中：俄罗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军事强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其风云变幻的历史，政治变革中的血腥暴力，人民所遭遇的苦难，唯我独尊的大国意识，都不能掩盖再现了俄罗斯历史现实的伟大文学所体现的俄罗斯民族“精神上的高贵”。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说：“讲故事的人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当我们被撕碎，被伤害，甚至被毁灭时，我们的故事将重新创造我们。是讲故事的人，梦的制造者，神话的制造者(那是我们的凤凰)代表我们最好的一面，代表我们最富创造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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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9年第4期目录

对话大师

对话大师 | 王元化与后五四反思(笔谈)——主持人语

胡晓明 | 王元化先生留下的思想课题

周兴陆 | “纯文学”观的意义与局限

刘锋杰 | 从“以新汰旧”到“新旧融合”——关于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的三点看法

李庆 | 谈王元化先生《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手稿

吴承学 | 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百年之路

特稿

王德威：危机时刻的文学批评——以钱锺书、奥尔巴赫、巴赫金为对照的阐释

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