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亚明 | 照片“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

小引：劳榦至少说了六遍

标题之首“照片”，指原由劳榦保存、现藏于“中研院”史语所的约万条简影。“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是劳榦的話，1943年首次发布。

[证0.1] 现在的释文就是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写成的。这些反体照片，是制版的原底，由商务印书馆摄影，并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的。[源：劳榦《释文》史语所1943]

劳榦一再重复相同陈述，间或小改，但“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十个字不变。

[证0.2] 现在的释文，就是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这些是因为制版由商务印书馆摄影并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的。[源1：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序目》，《史语所集刊》1948；源2：劳榦/史语所《图版》史语所1957、1977和1992]

证0.2第一源是单篇刊文，为次年《居延汉简释文》铅印本作准备；第二源《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共三版。重要的事说三遍，而劳榦至少说了六遍：“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1943、1948、1949、1957、1977和1992）。

沈仲章是笔者的父亲，但本篇免据亲属身份。原因之一是力求客观，引证都用他人文字。证皆编号，点号前为节号，证内粗体划线均摘者所标，证后提示来源。当年在香港，沈仲章全程负责拍摄图版与编制图册，留有忆述。梳理工程已启动，估摸是几本书的分量，实非本篇可纳。只能随引证所导，略补零星。

回看证0.2第二源，笔者自查初版再版，第三版据下摘。

[证0.3] 1957年史语所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第一次公布了居延汉简的简影。同书于1977年再版，增加了劳榦的再版序和管东贵订正错误的后记。纸张、印刷皆有改善，图版清晰度不亚于第一版。1992年第三版，未作改动，图版清晰度远不如旧版。 [源：邢义田《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整理近况简报》，《古今論衡》第4期2000]

“第一次”突显了《图版》对简牍学的意义。

《图版》序内，记录了“所印的图版”拍照时间、地点及“叶码”等信息：

[证0.4] 这一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有照了再照的，因此叶码不相衔接，当时做释文，仍用不相衔接的叶码。现在是印图版，把不相衔接的叶码重新改定，不过为对照起见，仍然附一个对照表。 [源：同上源2]

《图版》内每张图版都由沈仲章拍摄，页序也按摄照编序，仅改动“不相衔接的叶码”。劳榦晚年，通过相识转告沈仲章，“印图版”和列作者，都由“上头”做主。暗示史语所也算“编……者”，表示待见面协商一应事宜。

顺劳榦指点，看1957年版权页，机构“编辑者”笼罩个人“编者”。

劳榦身后，史语所新出四册《居延汉简》，以机构作者“简牍整理小组”署名。每册都收“反体照片”，首册<前言>如是言：

[证0.5] 史语所前辈劳榦先生曾据抗战前所摄反体照片，在民国三十年至五十年间先后出版过释文和图版，分别为《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1944）、《居延汉简·图版之部》（1957）、《居延汉简·考释之部》（1960），为汉简研究奠下最重要的基础。 [源：简牍组《居延汉简》（壹），史语所2014]

劳榦据照片出版四部经典，“为汉简研究奠下最重要的基础”——“最”恰当。可是，何人摄丢了，何地摄漏了，何时摄改了。证0.4“民国二十九年”（1940）是抗战“时”而非“前”。也没交代为何摄，“抗战前”几乎是裸项，难判笔误。

看该书各册凡例，对“反体照片”摄者identity（身份）的表述，均与史语所自摄无差别。标注配套，导向默认摄者credits（名分）归该所。

史语所新建“汉代简牍数位典藏”，解说词无署名，应视作代表机构，具有官方性质。该数据库收录大量“反体照片”和少量“负片”图影，而简介、标注与布局等交织成系统，都导向默认摄者名分。

据资料库“文献简称查询”，有两本“图版”，其一为“《居延》图版四川本”。点击简称，冒出视窗，“书目资料”曰：

[证0.6] 劳榦著，《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3）。 [源：史语所官网，见图]

证0.3言，1957年《图版》“第一次公布了居延汉简的简影”。据证0.6，“第一次”的荣耀在十四年前。对史语所出版物，该所官网更新讯息当具权威性。

丢“沈仲章”、漏“香港”、改“抗战前”、出“图版四川本”等若各自孤立，可当作偶误。然远近隐现呼应，配套标注无差别、系统导向默认名分……就有必要探究前前后后，检测academic integrity/academic ethics（学术诚信/学术伦理）了。

申明：本篇区分个人作者、集体作者（可民间自组）与机构作者。审视“机构作品”，不针对具体执笔人。机构是整体，对症不对“所”——目的是维护良性的学术环境，希望史语所能起表率作用。

一、图册与考释：“各自为政”

劳榦使用沈仲章所摄简影研究，成效赫然。首推出版两部专著：总名《居延汉简考释》，分别为《释文之部》四卷（1943）和《考证之部》两卷（1944）。《释文》卷一刊有《居延汉简考释自序》，顾名思义是总序。

本节以《自序》为基点，回溯有关照片的必要信息。因劳榦在内地，亦将根据正在整理的资料，稍补在港实情。

（一、一）原序第三段：各自为政

原序写于1942年6月，证0.1已摘括号内长句，本证呈览第三段全文。

[证1.1]（现在的释文就是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写成的。这些反体照片，是制版的原底，由商务印书馆摄影，并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的。）为写成今体，并且为校对和分类，我已经费去时间两年多。但其中的辨认和排比，有许多地方，尚未做到完全满意的地步。又在摄影的时候，底片常有损坏，晒像也有损坏和遗失。再由香港经过舟车的转折，关吏的检查，寄到昆明，数目上编制上是不能和原简照片剪贴复照的成书，完全一致，这一点是无可如何的。倘在平时，尽可有法参照，但现在是战时，只好释文和影本各自为政。将来影本出版以后，再参照影本来做索引及补遗。[源：同证0.1]

劳榦围绕自身而述，但映射内地所知香港概况。取几对语词略谈。

“释文”与“影本”：为何摄

原约“各自为政”，劳榦写“释文”，沈仲章编“影本”。劳榦拟等“将来影本出版以后”，再“做索引及补遗”。

“香港”与“战时”：何地何时摄

明确，记住，免议。

“拍摄”与“摄影”：何人摄

两词都含“摄”，但各有主语，有两种解读：

解读一：名义上由商务“摄影”，实际上由沈仲章“拍摄”。北平时期，劳榦与沈仲章一起整理简牍。劳榦与行内学者都清楚，摄简任务必须由懂简的人负责，而商务没有这样的人。

在北平，沈仲章已负责摄简。彼时在香港，唯沈仲章才能根据简牍尺寸、类型、质料、朽烂状态、字迹可辨度等，选择被摄物件，比较排列组合，搭配光圈速度，用否红外线，加否滤色镜，考虑打光角度与亮度、补光、反光、衬光等，并检查出品效果，做出需否重拍、如何调整技术、哪些可送往内地等一系列决定。

解读二：沈仲章先“拍摄”原简，商务再翻“摄”“影”印。其实，后面工序也由沈仲章掌管，包括实验冲洗方式与研究制版效果——沈仲章先在唐山大学读工科，再进北大读理科，底子打扎实了才转文科，相比当年的文史学者，对科技较在行，动手能力强。

无论哪种解读，“拍摄”原简得“经手”，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人。谁？劳榦写得明明白白，“沈仲章先生”。

“剪贴”与“复照”等：如何摄

“如何摄”不限“拍摄”，拢括相应任务，“剪贴”“复照”只是代表词。取上文“摄影”解读二，简述大步阶而免小步骤。

步阶一，“原简照片”：沈仲章按摄影所需技术，选择组合“原简”，计算每张底片最佳容量，不按简号排列。简号另外打字，一条条“剪”开，“贴”在每条原简边的衬纸或衬板上，一起摄入“照片”。

步阶二，“复照”（影印、洗印等）：若是玻璃底片，沈仲章需将出品转成软质材料。其间，也许会有某种意义的“复照”。

步阶三，“剪”：沈仲章把软质照片上的简影一条条“剪”开。

步阶四，“贴”：沈仲章按简号编排简影，“贴”在纸页上，加上文字解释。

步阶五，“复照”：沈仲章指导商务人员“复照”，制成图版。

步阶六，“成书”：沈仲章把图版串编“成书”稿。

（一、二）原序后附注：副本正本

《自序》末页有个“附记”，写于1943年6月，下摘前部。

[证1.3] 附记：原简已照像影印，照像甫毕，正在制版，制版之地方即遭沦陷。此书写定即根据照片副本，原缺照片约二十分之一，本拟出版时照影印本清样更正，现在亦不能办到了。 [源：同上]

摄简两个目的有主次之分。“影印本”为主，释文所据是“照片副本”。

（一、三）原序末鸣谢：最要感谢

劳榦感谢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更显他对沈仲章之倚重。

[证1.4] 我最要感谢的是徐森玉先生，傅孟真师，沈仲章先生。尤其这部书的写成，完全由于孟真师的督导和鼓励，又董彦堂先生将释文历法校了一次，我也要感谢的。[源：同上]

《自序》内“沈仲章”出现三次，像是提到最多的一位或之一。

劳榦为1949年《释文》铅印本修改自序，1948年先单篇发表，即证0.2第一源。上世纪40年代，劳榦从不讳言，拍摄者是沈仲章。

二、《图版》与“图版”：隐名留痕

1949年，两岸分离。沈仲章留在大陆，劳榦去了台湾，带着那套沈仲章所摄、给他用来考释的“图版”（引号表专指）。过了八年，《图版》面世。

（二、一）《图版》所印即沈仲章所摄“图版”

回看证0.4：“这一次所印的图版，还是民国二十九年时，在香港照出的照片……有照了再照的，因此叶码不相衔接”。《图版》就是“印图版，把不相衔接的叶码重新改定，不过为对照起见，仍然附一个对照表”。

再看《居延汉简甲编》和《居延汉简补编》所述。

[证2.1]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后……由沈仲章在香港经手摄制照片，交由商务印书馆制珂罗版影印……当时劳榦尚保存一份反体照片。 [源：考古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

[证2.2] 劳榦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也于1957年出版，包括有图版605幅。 [源：同上]

[证2.3] 民国……四十六年，在台湾本所出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图版是依据反体照片翻拍……但无法依据原简核对。[源：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史语所1998]

1940年夏秋到1965年秋冬，万余枚居延汉简锁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史语所只能“翻拍”照片，“无法依据原简核对”。

出版《图版》，没有征求“图版”作者意见。与此相应，《图版序》隐去了“图版”由沈仲章拍摄。

[证2.4] 抗战开始，由徐鸿宝先生及沈仲章先生把原简运到香港，由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来照像制版。虽然制版正在进行，即因香港被日军攻陷而停顿。其中作最大的努力的，还是傅斯年先生。在付印的同时，由我来做释文的工作。 [源：同证0.2源2]

何时摄？“抗战开始”后；何地摄？“香港”；为何摄？需综合上节摘证解读：在影本“付印的同时”，劳榦用照片副本“做释文”——“各自为政”。

何人摄？语法结构表明，“补助”者不是“照像”的主语。看文句论当年距离都远的“傅斯年”，不曾在港拍过一张照。“徐鸿宝”和“沈仲章”两人，向来有名与实关系，徐森玉也没拍过一张照。然光读字面，看不出由沈仲章拍摄。

《图版序》内摄时摄地明确，摄因不全但“有”，还有摄程点滴。

[证2.5] 原简有的很清晰，有的很不清晰。这些不清晰的木简，曾经在香港用红外线底片（infrared film）加上红色的滤光镜（filter）来照。[源：同证0.4]

独独“无”摄者——唯一的缺项。而《图版》是本摄品集，六百余“图版”，万余条简影。

（二、二）编者劳榦为沈仲章留痕

笔者希望保护逝者，也申明不针对个人作者，而且，劳榦在书内自设了保险。

“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凿在《图版序》后《居延汉简考释序目》——只要耐心足够翻到《序目》次页（书页14），第1-10字就是。

还有其他线索。

线索一：倘耐心只够读《序目》首尾，那么还有一道保险。尾段鸣谢第一句，“最要感谢”徐森玉、胡适之、傅孟真和“沈仲章”。名气反差大，三比“一”明显。

线索二：《图版》首页就有“沈仲章”，同一长句含“照像”（证2.4）。而上下文提及之人，只有沈仲章长驻香港、摄影水平足以办企业。若欲探寻摄者是谁，沈仲章是首选。稍作探究，应知是唯一人选。

线索三：书内“沈仲章”出现四次。漏看一个，还有三个机会入眼。

线索四：《图版序》末的作者署名与《图版序》内的摄者列名一起消失。这个“陪绑”现象较有意思，对比四本劳著，所见更有意思。

《释文》序末，“有”日期“有”署名。《考证》序末，“有”日期“有”署名。而《图版序》末，“有”日期（民国四十六年三月），却“无”署名——1957年版权页又“有”编者又“有”编辑者。对比同书1977年版权页，“有”编者“无”编辑者，《再版序》末，不仅“有”日期“有”署名，而且“劳榦”字体大于正文，相当醒目。

搁开署名，顺着“见有见无”的思路，细辨藏于字里行间的可能意愿。

《图版》序中“无”摄者，空出了探史之隙。总会有锐眼者好奇：劳榦在内地，那么是谁在港拍摄“图版”？

《图版》“有”四处“沈仲章”，鸣谢与大名人同等待遇，引人注目地留下了小人物之痕。总会有敏思者琢磨：这个不起眼的沈仲章，到底为劳榦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总会“有”人发现，躲在第14页起首的那十个字——原来，拍摄者在此！

（二、三）编者劳榦向沈仲章致意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派遣民间代表团访华。代表之一求访沈仲章，点题专谈居延汉简。访者回美，托人去台湾寻购《图版》。数年后，厚厚的《图版》寄到沈宅。那年头，涉外之事可算重磅，亲友齐来围观。

沈仲章打开，页页都是老相识。指着书页，如数家珍，讲解所用技术，所遇挑战；合上书本，列举《图版》未印但在港已摄“图版”，记得页码、简号及其他。

80年代，海外友人纷纷求联沈仲章。内有认识劳榦者，替沈家去询问：能否拷贝《图版》内“图版”？劳榦即答：仲章拍的，当然能。接着，委婉诉隐衷。劳榦听闻沈仲章将出国，表示届时面商署名等一应事宜。

笔者来美，递言者再次核证，转告劳榦两层意思。第一层直截了当：沈仲章拍摄，沈家有权用。第二层语虽曲折，意能直达：两岸敌对，都急于出书。迂回“爆料”……说“所”较多，但提到“院长”。

（二、四）编者劳榦给沈仲章来函

沈仲章收到数封劳函，第一函曰：

[证2.6] 仲章学兄：

自从过去整理汉简时在北大相聚以后，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日子过的也真是想像以外的快。在这五十年中遇到了许多悲欢离合，真是数也数不清的。这许多年，我也一直想得到您的消息，可是一直不知道。 [源：劳榦致沈仲章函1984.4.11]

[证2.7] 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之下，能够抢救出来，已经十分不容易。若想毫无损失，是十分困难的。在当时香港的局面已经十分危险，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把工作匆匆中结束，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源：同上]

劳榦“素描”了简牍学史中的沈仲章，可谓三部曲。

曲一，北平：劳沈“北大相聚”，一起“整理汉简”（沈仲章事先排比简牍，一批一批拍摄照片；识读者来了，指点他们或看照片，或开哪个抽屉看原简，协助解难）。曲二，从北平到香港：“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之下”，被沈仲章“抢救出来”，再运美国，才没“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遗失。曲三，香港：沈仲章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把工作匆匆中结束，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什么成绩？

[证2.8] 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这因为其中有些是红外线照像照出来的，再照起来，成绩也不见得一定会好。[源：同上]

参比“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质量，“再照起来，成绩也不见得一定会”（比您的“成绩”）“好”。

“至于”劳榦“经手印出的”就是《图版》——影无声而曲回响，“成绩”绵延。

三、身份与名分：逐步扫旧

摄者“身份”指谁拍的照，实际发生的事没法改，但“名分”可被拿走。

《释文》《图版》《甲编》都是简牍学经典，那么，对“反体照片”是沈仲章所摄，简牍学史应该算有了定论？按理，应该。但是……

收藏了这批照片、用以出版《图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能力（有权力）用“语言”演变“历史”。本节只是掠影，待另文详析。

（三、一）1995-1996年：有沈仲章才有照片

仅举两篇台湾刊物登载之文为例。

1995：邢义田发文提及沈仲章“到商务照像”。

邢义田是史语所简牍专家，他在<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史语所集刊》66.3；1995）写道：“汉简到港后，是由沈仲章从港大提件到商务照像，费时费事”。还摘引不少当年文献，包括叶恭绰言“至今系沈君一人负责”等。

1996：邓广铭发文明言沈仲章“把木简拍照”。

邓广铭是北大历史教授，他在台大纪念傅斯年的专刊发文，内中如是言：

[证3.1] 1930年，由中外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与内蒙接境的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海发现了万余枚汉代简牍，运北平后归北大文科研究所收藏，由劳榦、余逊、沈仲章负责保管整理，及日寇接管北大之后，沈仲章冒生命危险由北大文研所移至校外一民居存放，后又历经艰险移至天津，急急电告在长沙的傅斯年先生。傅请徐森玉亲自去天津与沈相会，要他负责把这两箱汉简运往香港。其后，果然又在诸多艰难情况下运抵香港，由沈把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比。当我于1939年秋经香港去昆明时，把这批照片带交傅先生。后即交劳榦全部加以考释，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就在沈仲章把这批汉简从北大文研所运出数月之后，周作人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长，日本人向他查问汉简下落，周作人向我查询，我答以“一无所知。”可见，若非沈仲章以超人的机智和胆量，及时把这批汉简转移出去，则这些国宝定会被周作人之流拱手送给日本人。 [源：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 ，《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

（三、二）1997-1998年：“沈仲章”痕迹全消

1998年，史语所出版《居延汉简补编》，机构作者“简牍整理小组”。该书序写于1997年，内中简介劳榦1943年《释文》序“提到”的“反体照片”：

[证3.2] 在《释文之部》的序言里，劳先生清楚地提到他是根据原简的反体照片做成释文，这些反体照片仍藏在本所……序中也提到约有二十分之一的简没有照片，因此也没有释文。由于照片陆续自香港寄到昆明，遗失、损坏和错乱的情形也令劳先生觉得十分无奈。 [源：同证2.3]

回顾证1.1，拍摄者及“释文和影本各自为政”等必要信息，都被扫除。

证1.1言，因照片邮寄，“数目上编制上是不能和原简照片剪贴复照的成书，完全一致，这一点是无可如何的”。读证3.2，因“陆续”邮寄，“遗失、损坏和错乱的情形也令劳先生觉得十分无奈”——twisted mood（扭曲情绪）易导读者对使用沈仲章辛劳成果而著书扬名的劳榦，产生不公正想法。

那么，《补编》序有否像“劳先生”那样，以其他方式提到沈仲章，哪怕提救简之举？《释文》序内，“沈仲章”出现三次；《图版》序及序目内，“沈仲章”出现四次；《补编》序内，“沈仲章”出现零次。

（三、三）2014-2017年：改战期与摄者无差别

小引指出，2014年出版的《居延汉简》（壹）前言中，把拍摄时间提前到“抗战前”（证0.5）。麻烦在于一应必要信息都被删除，就很难证明仅仅是笔误。香港拍摄原简发生于1938-1940年，剪贴、制版、编册延续到1941年。对抗战起点有两说，或1931年或1937年。居延汉简1930-1931年出土，除非推迟抗战，否则没法说通。

国际上曾有案例，为避被质疑“发战争财”而改时间，结果该行为受到更严厉的惩戒。沈仲章在港摄简无先例可援，能依赖的经验只是他自己在北平沦陷前的摸索。这批照片是沈仲章的心智结晶，是智慧财产，沈仲章具有永久的著作人格权，包括姓名表示权。

“发战争财”听来太严重，按下，换个视角。

小引也指出，该书四册凡例对“反体照片”摄者身份的表述，均与史语所自摄无差别。仅举2016和2017年出的《居延汉简》（叁）（肆）为例。

[证3.3] 本书图版是以红外线扫描器重新拍摄。若原简状况不佳或不适于扫描，则以反体照片、彩色照片、红外线照相机照片、其它早期拍摄照片或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机构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代摄照片补充或取代，标注反（反体照片）、彩（彩色照片）、红照（红外线照相机所摄照片）、开箱（1966年开箱时所摄照片）、旧红（1989年至1998年所摄红外线照片）、奈文研（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代摄照片）等。[源：同证0.5，叁2016,肆2017；摘自复旦大学获允发布版]

读来，该书“图版”分四大类：

甲类：“以红外线扫描器重新拍摄”，为史语所“重新拍摄”。

乙类：“反（反体照片）、彩（彩色照片）、红照（红外线照相机所摄照片）”。同书交代，红照为该所自摄，推算彩照普及年代，亦为该所自摄。在“反体照片”与“其它早期拍摄的照片”之间，夹有“彩色照片、红外线照相机照片”。据小型语感调查，凡不熟悉简牍学史者，都说“反体照片”不是“早期拍摄”。

丙类：“早期拍摄的照片”。只见到“开箱”与“旧红”摄于上世纪，而根据年代，可知史语所自摄。

丁类：“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代摄”，非史语所自摄。

凡不是史语所新近自摄照片，都能注明区别性特征，如拍摄者“奈文研”，如年代“1989至1998年”，如场合“开箱”等——就是“反体照片”不能。

不猜动机，仅说效果：看不出“反”与“彩”“红照”的拍摄者与时间有差别，导向default（默认）“反体照片”credits（名分）归史语所。

（三、四）2022年所见：“名分”嵌入成一统

史语所《汉代简牍数位资料库》首页《简介》提到“反体照”：

[证3.4]有鉴于电脑应用对汉简研究的助益，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自90年代初期起，即以红外线摄影仪、扫描器、电脑，重新释读所藏简牍，并进行影像、释文资料数位化，同时也进行“简帛金石资料库”以及《居延汉简补编》红外线影像档系统之建置，可谓台湾学术界数位典藏先驱之一。

拓片与古文书数位典藏计画在前述的基础上，建置数位典藏资料库（Digital Archives Database）—“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简牍资料库”，将典藏之简牍文书数位化与将简牍文书所关联之后设资料（Metadata）经系统分析予以结构化方式呈现，得以将这批珍藏历史文物由博物馆实体典藏，穿越时空的藩篱成为虚拟的数位典藏资料库。资料库提供汉简基本资料、释文以及彩色照、红外线照、反体照等数位影像浏览，此外建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居延汉简遗址查询系统」，可整合资料库与地理资讯系统的时空资讯，借此增进汉简研究的便利性。 [源：史语所官网]

本篇关注部分起自“资料库”，但唯恐断章取义，上下文都摘。“资料库”是无生命主语，“提供”三大类数据：“基本资料”“释文”及“数位影像”，末类嵌入“彩色照、红外线照、反体照等”。看上文有生命名词，只有“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能拍照。三种“照”被嵌入“数位影像”，极易导向默认原照的摄者身份（或名分）都属史语所。

预料“释文”会含前人成果，入库察看。果然，“释文”逐条注明著录，著作权分别属于原作者。而“基本资料”如尺寸重量等，惯例不注。按常规理解，收藏者自测。

重点关注对象是第三大类，“数位影像”。随机抽样，点击各种“影像缩图”。无论沈仲章摄“反体照片”及“负片”，还是史语所摄“彩色照片”和“红外线照片”，一概不注拍摄者，无差别——按常规理解，能看出不同吗？

“反体照”的拍摄者、时间、地点、原因(及过程），“穿越时空的藩篱成为虚拟”，扫旧大功告成。

对稍了解简牍学的人来说，“图版”作为书名简称独一无二，不太会记错。该库“文献”页才33行，却出现两本。不过，笔者仍视1943年“《居延汉简考释．图版之部》”“《居延》图版四川本”等只是偶误。

小结：八十年演变一览

下面排个表，纵栏列项，横行依时，观察“反体照拍摄者”演变史。焦点放在多了谁，少了谁，换了谁，以及助“变”要素。

焦点看“谁”该看哪里？左半“出版物”，看B栏作者是“谁”：作者指“编者”“编辑者”，而不是图像“摄者”。右半“反体照”，看I栏和J栏摄者是“谁”：I栏“沈仲章摄”，直观明了； J栏不同，史语所没法说“摄”，但“名分”可被“默认”。

助“变”要素是什么？指“表”面可见的相应变化，有两类。一类为简单史实：K栏，拍摄地点；L栏，拍摄时段。另一类为态度兼史实，即N栏：有否鸣谢或提沈仲章的贡献？ “谢”显对“人”态度，“提”露叙“史”态度有否bias（偏见）。

--表--

《一览表》共十八行，前后两部分形成鲜明对照：前部九行，上世纪五十余年：都“有”（或“隐”）要项“沈仲章摄”(I栏)，也都鸣谢或提到沈仲章的贡献(N栏)。后部九行，沈仲章之名完全消失，而渐渐出现“默认”（J栏）。

第1-9行：上世纪五十余年

第1行：起自1943年，即本篇起点第一证“由沈仲章先生经手拍摄”。

第3行有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出现机构作者（B3），第一次出版居延汉简图册（D3），第一次隐去沈仲章拍摄（I3）——取词“隐”，是因仍能见到沈仲章之名（N3）。

第4行是同一本书，写明沈仲章拍摄（I4）。两行合起来，犹如日偏食：先是I3遮蔽一部分，但读者仍依稀能辨太阳是圆的（细读可知）。很快，I4“圆”形毕露。可以说，《图版》中关于拍摄照片的必要信息基本完整，直到1992年。

不过回头看，“隐”拍摄者像是演变前兆。

第10-18行：跨世纪二十四年来

第10行是分水岭，有四个“第一次”：第一次机构为单独作者（B10），史语所第一次用自摄照片自编图册（O10），第一次介绍反体照片但完全删除拍摄者（I10），第一次全文不见“沈仲章”（N10）——历史缩水。

第11行有两个“第一次”：第一次摄地消失（KI1），第一次摄时成“抗战前”（L11）——历史倒退。

第12行与上行同一书， “反体照片”与后摄照片无差别，导向默认“名分”属现在的简牍组（J12）——历史消失。

第16-17行，数位化是“先驱”之举，必有不少“第一次”。就关注点而言，所有图像的“名分”尽数入库(H15H16)——历史飞跃。

第18行，图版“第一次”公布于1943年——历史虚拟。

万余条简影藏在史料语所了，六百余“图版”印在史料语专刊第21号《图版》里了，初版、再版、三版，但沈仲章的摄者身份、沈仲章对居延汉简的贡献，统统被swept under the carpet（扫到地毯下）了。

小尾：冀世间知

非常希望，史语所在研究居延汉简成效显著的同时，在守护学术良知方面也愿反省自律。也非常希望，围绕本案的过程能成为一个窗口，展示学界的理性与人性——论理严格，但人与人之间争取同情，恳求大家同情为简牍学抱薪者。

下面，先恭录叶恭绰二诗二跋：

赠沈仲章

博艺高才隘九州，今朝六十忽平头。

眼中挥手无余子，寿算还应踞上游。

忘饥坠简忆重编，劫罅匆匆二十年。

同是枯鱼吾已耄，难忘泃沫海山前。

抗战时居延汉简归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仲章任重加编校，凡数万事。主者廪给不时，至仲章忍饥工作。余知其事，曾相呴沫，今廿余年矣。

仲章博学多能，书数艺术靡不深究。且撷华贯串，不求人知，今六十矣。病中作此以寄，冀世间知有此异人也。 

遐翁叶恭绰  时年八十有四

遐翁诗跋写于1965年，字字连史实，需待日后解释。《图版》里的每一页“图版”，史语所从劳榦手中接受的万余条简影，都浸透着沈仲章的心血，还有……

再抄录《他们与天地永存》第二季第4集《先生》字幕（央视2022.9.5日首播）：

最终，沈仲章返回江南 

沈父生命已终，尸骨不知所终  

居延汉简至今安好  

简牍研究蓬勃进展

直到沈仲章辞世前一年，外界才刚刚知晓，是沈仲章把居延汉简从北平救运到香港。然至今鲜有人知，沈仲章为救简（然后理简摄简）而错失了不可逆的救亲时机。次生后果见字幕第二行，大致情形如下：

运简途中发生意外，沈仲章身携私蓄耗尽。他到了上海，根据上层允诺，去某机构领旅资。不料，管事者说“没听讲过”。

沈仲章之父独自出门逃难，病瘫于无亲无故的农村，呼儿救护。沈姐拿出所有积蓄给仲章，叫弟弟去把丧失自护能力的老人，接到大城市医治。沈仲章拿了这笔钱，先赶去香港安顿简牍。他与姐姐约定速去速回，所余盘缠应仍够救父。

傅斯年连发两个电报，叫沈仲章不要离港。没多久，沈仲章用完了姐姐的钱，薪水迟迟不到。沈姐的积蓄被弟弟悉数拿走，在四处筹资找人去救家翁的过程中，噩耗传来。

沈仲章离港后，踏遍那一带乡间，寻找、寻找……

本篇免据亲属身份原因之一是力求客观，之二是力避动情，唯恐写不下去。

非常希望，沈仲章等先辈冒着生命危险救护的简牍、经历艰难困苦出产的照片，能保存于良性的学术环境，名正言顺地被合理使用，并在更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但不限于，希望澄清照片拍摄者的结局，不至于令人哀叹“秀才见秀才，有理也讲不清”，而能为学界解决矛盾提供一个参考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