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 | 官应廉：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要“不择手段”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
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
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
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善达网执行总编 马广志
本期受访嘉宾：官应廉
受访嘉宾：官应廉，创奇玖玖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哥伦比亚大学组织心理学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MPA。国内社会企业领域资深培训师，为不同行业的社会企业担任战略顾问，并成功为数家社会企业引入社会投资。
采访时间：2019年8月15日
采访地点：朝阳区SOHO现代城（电话采访）
全文约6715字，预计阅读时间：18分钟
“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
首席顾问和讲师
马广志：有人称你是“中国社会企业第一人”。
官应廉：总有人喜欢给自己贴“行业第一、全国第一、世界第一”的标签，但如果没有数据支持，都是瞎吹。况且在社会服务领域，谁是第一不重要，越多人一起做，行业才越快发展。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企业工作，先是在美国，后来回到了我的出生地香港。2004年我来到上海，在企业进行咨询与管理培训工作。
2006年，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读公共管理硕士，加入了“Maison Fellow梅森学者项目”，这是学院专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一个项目。在课程简介中，我第一次深入了解到“社会企业”的概念，即“运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那一刻，我深受触动。当时我在职场还算顺风顺水，但我有个理想，觉得人生不能光满足于赚钱，要“快乐、赚钱、改变世界”兼有之。“社会企业”的概念，为我开启了实现这个理想的大门。之后，我就在哈佛听遍了所有与社会企业相关的课程。
马广志：为什么这么受触动？
官应廉：一方面，我在企业管理层任职多年，看到很多企业浪费严重，比如我所在的企业仅去澳大利亚开会就花了300万，也没什么实质性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的确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需要社会的帮助。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将会是一个非常可行的方案和模式。而且能把我在企业的经验和在哈佛学到的成果应用到另一个场景。
马广志：回国后你就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的培训计划”。
官应廉：我是2008年回国的，基于对社会企业模式的热爱，我发起了“青年社会企业家培养计划”，当时我并不认识公益组织的负责人，就自己起头，联系了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个国际学生组织，说我这个项目可以让学生们毕业时多一个就业选择，我们就合作了，前后一共做了三期。
第一期人不是很多，但第二期、第三期就比较火爆了。当时北师大有个化学系学生，已经念完了2/3课程，听了我的课，转专业去读NGO管理了；复旦有个应届毕业生， 本来要去四大（会计事务所）工作，结果也转行找了一份NGO工作。但是，大多数临毕业的学生出于实际考虑，实习期可能选择了NGO，找工作还是以专业对口为主，真正践行社会企业的很少。
之后，我就给已经从事NGO工作的人做深度培训，我的目的是改变大多数人做NGO的传统思路。因为传统的看法是，公益就是慈善，就应该免费，赚钱是可耻的。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只有社会企业，也就是一边做公益一边赚钱这个模式，才能让公益行业长久。
马广志：我在采访朱小斌老师时，他也提到是在听了你的演讲后，才解开了他经济学上的一些困惑。
官应廉：朱小斌老师当时是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他有一次路过复旦，看到社会企业项目海报，觉得这个题目还蛮有趣，就来听一听我的讲座，我们就认识了。2008年，我们又联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肖知兴副教授等人成立了社会企业与研究发展中心（SERC），希望通过建库项目熟悉国内社会企业的行情，并考虑合作。
马广志：当时你还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做讲师。
官应廉：是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C）2009—2016年在中国发起的一个大型项目，目的是希望增进人们对社会企业的理解，鼓励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当时艳妮（彭艳妮，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在负责这个项目的设计与执行。她缺一位会讲中文、会培训，还懂社会企业的人，就找到了我，我就成为了这个项目的首席顾问和讲师，参与设计与培训。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徐永光（“希望工程”发起人，现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也开始关注社会企业，后来就推动成立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联盟）（2018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艳妮也去了南都公益基金会，专门负责这个论坛的发展。
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布了《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当时影响力很大，这也是国内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是由社会企业与研究发展中心（SERC）联合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撰写完成的。
马广志：现在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每年一届的年会已成为行业盛会。
官应廉：永光和艳妮他们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资源，社会企业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其实这个论坛的前身是一个社会投资平台。是艳妮从BC离开（2011年）后，我与继续负责这个项目的孟文静共同打造的。
马广志：怎么想到要做社会投资？
官应廉：“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培训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情怀的社会企业家，也会对一些优秀的社会企业方案提供奖励资助，但数额有限。当时，社会投资的概念在国外已经非常火了，但国内还没有人做。
我们面对很多的社会问题，也有很多社会企业想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规模太小了，如果用传统的慈善方法，那就永远解决不了，而投资的方法将超越传统慈善的限制，能够使这些社会企业帮助到更多人。2013年8月，BC携手7家合作伙伴打造了中国首个社会投资平台，后来合作伙伴增长到9家。
钱从哪儿来呢？我们跟投资的合作伙伴谈，如果承诺出100万，第一期出资最低20万，而且找到好的项目才开始投钱，项目如果发展顺利，能完成第一期预期目标，才有第二期第三期出资，这样就很容易参与。靠这个“绝招”，2013-14年度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社会投资平台颁奖典礼时，就有5家社会企业赢取了总额超过900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投资。
2014年，BC组织了永光等在行业有影响力的人去英国考察，回来后就举办了中国社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但当时因为某种原因，我没能成行。
“从帮助1%的人到帮助99%的人”
马广志：你在一次演讲中说过，“在中国做社会企业最好了”。相比英美等国，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官应廉：英美等国，有钱，社会问题不太严重。非洲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但没钱。而中国呢，社会问题严重，钱也很多。美国做社会企业，完全不跟政府合作，他们认为社会企业就是做商业，只不过是有意义的商业，要靠自己。
英国则是以社会主导的，社会企业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工具，而这个工具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传统的政策福利解决不了的，所以政府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非常活跃，有特定的政策，还要购买社会企业的服务，政府也会主动推广，“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就是英国政府主导在东南亚做推广。
在中国做社会企业最好了。社会问题很多，资源也很多，社会组织有动力去做，政府也有动机支持，因为社会企业能帮助政府解决问题，比如残疾人就业问题、养老问题等。传统型慈善机构只能帮助到1%的有需要的人，而其余99%有需要的人在不见尽头的长队中等待。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怎么办？要帮助到这99%的人，就要把资源与问题对接好，要把社会投资者、社会企业家，以及其他社会群体整合到一起。换句话说， 我们要团结99%的人去帮助99%的人，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
马广志：在很多次演讲中，你都提到了福建福州金太阳老年综合服务中心（下称“金太阳”），称它是社会企业的典范。
官应廉：金太阳从每月收10块钱服务费起步，在反复尝试和失败中汲取经验，一步步发展到集老年人应急救助与居家养老服务与一体，提供从居家、日托到机构终身制的养老服务，承诺“24小时服务，15分钟到家”，实现福州市100%覆盖。同时金太阳还超越慈善和政府补贴 的模式限制，通过市场化的经营做大做强，建立起了结合政府、商业、社会企业三界联手的服务体制。
目前，金太阳创造了一个创新的中国社区养老新模式，致力于“建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还拿到了2亿元的投资，现在有1000名员工，8家养老院，2000个病床，几百个社区中心。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还考察了金太阳。这个发展过程中，我所在的创奇玖玖一直作为顾问陪伴左右。
马广志：金太阳是从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由非营利组织转型而来的社会企业并不在少数，也有一部分公益机构开始“两条腿”走路，一边公益，一边社会企业。
官应廉：非营利模式的慈善机构已经运行和发展了几百年，至今尚未能根除贫困现象。为什么不能尝试同时开展其他模式呢？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机会很多，社会问题也很多，我们现在缺的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缺的是好的想法和方法。这也是社会企业现在最需要的。
商业永远是利己的，是市场的，非营利组织是利他的，但不可持续。而社会企业的模式则比较灵活，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之广，既可以用市场的方式，也可以用政府的资源，还可以用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两条腿”是不够的，社会企业需要各种手段和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社会使命，而且不只走，还要会爬，还要会跳。
马广志：也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不愿意转型，认为“小而美”就挺好的。
官应廉：不是说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要转型，但“小而美”的理论只适用于小国家，拥有14亿人口的我们，需要的是千千万万的麦当劳式的大型连锁社会机构，街头摊贩模式永远无法成功，现实中发生太多的情况是，投身社会事业提供帮助的人和机构自身无法持续运营，最后沦为需要被帮助的群体。
“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要‘不择手段’”
马广志：从社会企业概念进入中国，对于其定义的讨论就从来没停止过。你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是什么？
官应廉：我开始借用的是美国的定义，即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但这几年我的看法改变了很多，我对社会企业的定义更直接了：解决社会问题“不择手段”。社会企业解决问题中应灵活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当然不能用非法的手段。所以，我认为社会企业不应该讲定义，更应该讲使命和目的。比如为了实现让老人生活得有尊严这一目的，金太阳就运用了商业公司、非营利机构，以及基金会等多种手段。
马广志：但社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要面临商业性和社会性的两难问题。有人就质疑：社会企业为什么要赚钱，还可卖高价格？
官应廉：解决社会问题才是根本啊！当年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的课堂上，我们的学员就经常争论社会企业能否赚钱、能否分红等问题，我看现在还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很悲哀的。
当我们坐在空调充足的会议室争论不休时，千千万万的需要帮助的人还在不见尽头的长队中等待帮助，他们不在乎利润还是社会意义，他们只想让家人吃上饭，孩子能上学，老人能有尊严的晚年。社会企业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毫无意义的争论。
社会企业不仅要解决物质上的帮助，还要解决心灵上的帮助，捐款是永远解决不了可怜和自尊问题的。利润不是目的，而是告诉别人自己的投入是有效率的，服务是有价值的。而免费不仅无法衡量价值，更间接造成浪费。因为免费的资源有限，能帮到的人太少，永远有更多得不到服务的人在排队，于是提供服务的机构就死撑，死撑，最后自己变成弱势群体！
马广志：这可能是中国很多慈善机构的缩影吧，服务人员薪酬低，而且效率低下。
官应廉：在商业领域，哪里效率更高，产出更大，资源就会流向哪里。公益的资源也一样，也会流向效率更高的机构。很多传统的慈善组织，效率不高，也不能与时俱进，还不能很好的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资源给它们也是没用的。金太阳做得非常成功，就是因为真正地帮助到了老人，证明了从1%到99%的社会企业模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可持续的可规模化的。
但有一点也要注意，有些社会问题的确是需要传统慈善来解决的，在政府的兜底之上，要满足一些特定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问题，比如残疾人的出行问题，农村学生的读书学习、没有午餐问题等，这是慈善组织需要做的事情。至于不但要解决孩子们的读书问题，还要解决他以后的就业问题，这可能就需要社会企业来做了。
所以，不同的社会问题需要不同的资源和办法去解决，我认为不存在社会企业影响传统慈善的现象。比如王娟的“爱的分贝”（“爱的分贝”是由李修平、张泉灵、姚雪松、季小军、马洪涛、郎永淳、王娟等众多播音员主持人联合发起并参与治理的一项针对贫困聋儿进行救助的公益项目）目标是让中国没有聋儿，肯定是用慈善的方式来解决，不会想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来运作。
马广志：在谈论社会企业时，很多人都在谈社会企业家精神对于社会企业发展的意义。你认为什么是“社会企业家精神”？
官应廉：无论是企业家精神还是社会企业家精神，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目的”和“精神”。企业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好的企业，而社会企业家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社会。“精神”则是共通的，指的是企业家的那种创造力，就是永不放弃，永远往前走。所以，“社会企业家精神”就是建立更好的社会所需要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行动力。
“现阶段的社会企业认证没啥意义”
马广志：国内现在多个机构都在推动社会企业认证，对社会企业的发展来说，社企认证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官应廉：没啥意义。英国社会企业做认证，是因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中，规定要有30%的比例给社会企业的。美国做的社会企业认证，叫“共益企业”，目的是吸引人才、销售广告和吸引投资者。都是有目的的。但在中国呢？好像还不存在这样的需求。认证与否不具有差异性，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政府也不会因此给你的资源就多一些。
当然，这是一个社会企业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绝大部分社会企业还处于初创阶段，人员不稳定，商业模式不稳定，认证什么呢？我觉得时机不到，不应该投入太多的资源去做社会企业认证这件事儿。
马广志：有些学者和实践者也认为，认证不认证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存活下来。
官应廉：社会企业认证的是可信度。如果没有的话，这跟中国很多企业门口挂一个什么先进单位的牌匾有什么区别？
马广志：你的意思是说，中国社会企业虽然发展了十余年，但发展现状并不如人意，还有很大的问题。
官应廉：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在中国特别难做成全国性的社会企业，很难做大。在福州能做，在成都可能就做不了。各地的政策差异很大，而且还有地方主义问题。跨地区发展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是人才问题。真正的厉害的人都被企业抢走了，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竞争，我们社会企业的优势还差得很远。
第三是透明度问题。我们很多机构管理系统尤其是财务不透明，这会影响到很多投资者的关注。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观念问题。大家还没形成一个共识，还在争论分红不分红、利润有多大等形式问题，而且很多机构之间从不合作，自己做自己的，这对行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马广志：当前中国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历史阶段来推广社会企业模式，有什么意义？
官应廉：意义特别大。首先，现在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已经不是用传统方法所能解决的。在物质匮乏时代，传统慈善做扶贫济困就可以了。现在经济发展了，贫富差距加大，城市化导致的留守儿童、农村空心化、空巢老人等很多社会问题突出，这就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企业模式就提供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第二，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变慢，但人们的需求却没有降低。比如对年轻人而言，消费水平提高了，但赚钱的能力与机会却没有提高。比如老年人问题，都说商机无限，但很多养老院的入住率不足30%。原因就是时机未到，等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普遍到了75岁左右的时候，需求才会真正到来。还有大学生过多导致的就业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社会企业的灵活性最大。
马广志：那接下来是否有必要推动国家在社会企业立法和制度上的顶层设计呢？
官应廉：我觉得还是时机的问题。中国现在底层的需求比较多，还是要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开创持续的社会变革，为亿万底层民众打造美好未来。所以，现在的时间和精力应该放到社会企业本身的发展及其商业模式上。这个阶段，政府需要做的可能是要降低管制成本和给予税收优惠。顶层设计是下一步要做的事儿，现在时间还不到。
马广志：如果对中国社会企业的未来做一个预测的话，你的期待是怎样的？
官应廉：我期待能有几个龙头的社会企业出来，做成全国标杆性的社会企业。而且能在资本市场拿到投资，商业的部分能够上市。另外，就是中国的大学要配合，需要成立专门的社会企业学院，或者是有专门的社会企业案例研究体系，能培养未来社会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我还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社会企业投资平台，现在的办法仍太单一。我在很多项目做评委选项目，但看到的方法距离硅谷那种创新的方式还很远。我们进步还是比较慢，需要极大的改进和突破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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