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与音乐舞蹈史诗的审美建构
文 —— 仝妍
本文刊于2019年第6期《舞蹈》（总第448期）
1964年10月2日，一部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献礼之作，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参加演出者达3000人之多。2019年是《东方红》首演55周年，其优美动人的旋律依旧萦绕在人们耳边，是激荡着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时代强音，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程中用文艺涵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经典之音。
“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政治文化语境
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从活生生的现实中，阐释和确立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念，科学地论证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创立了“文艺政治学”。
政治文化的他律作用，塑造了中国当代舞蹈的整体面貌与精神，书写了新中国政治一体化的他律性对舞蹈生态的作用：
伴随着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舞蹈在追求“国家现代性”的中心化过程中，身体表现出历史使命化和政治工具化的倾向，通过对中华民族以及世界民族文化和艺术的民族化、现代化，推动以“新中国”为核心的意象构建与价值构建。
《东方红》与音乐舞蹈史诗的审美建构
从1949年的《人民胜利万岁》到1964年的《东方红》，民间歌舞、史诗结构、宏大叙事的政治大歌舞成为书写新的现代——
民族国家形象的基础，运用传统族群性民间音乐舞蹈，通过加工改造舞蹈语汇和舞蹈动作形态等，赋予民间舞蹈以人民（国家）共同体特征，为新中国提供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共同想象和具有感召力的话语资源，同时也确认了政治化的民间舞蹈话语在新中国舞蹈话语场中的领导地位。
（一）审美修辞：“现实”与“浪漫”的交融
《东方红》以恢宏的革命气势和壮阔的舞台图景，形象概括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胜利，深刻表达出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东方红》的舞蹈语言包括了吴晓邦的“新舞蹈”“推陈出新”的戏曲古典舞、采风挖掘的民间舞，大部分是对生活场景和生活动作的模仿、美化和夸张;通过舞台调度构成几何图形的队形编排，生动的舞蹈形象与鲜明的革命主题交相辉映，流畅的音乐舞蹈营造出热血奔腾的艺术表现效果。如在气势磅礴的序曲《东方红》合唱中，70多名女演员持扇表演的大型群舞，形象而唯美地直抒人民“葵花向阳，人心向党”，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敬与颂扬之情，这一舞台形象的塑造与呈现，充分发挥了舞蹈艺术在意象表达方面的审美修辞优势。
（二）主题大歌舞的滥觞
《东方红》所确立的“音乐舞蹈史诗”之审美形态，呈现出中国特色“政治大歌舞”的“大风格”。这种“大风格”体现出音乐舞蹈史诗的魅力：
既有着历史的悲壮又有着诗歌的浪漫，是现实与理想的交汇点，以浪漫的、艺术的形式书写革命、铭记历史，是带有鲜明“国家形象”的表达范式，也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两结合”的“政治大歌舞”的典范，体现出“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重要原则。
结语
《东方红》作为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相得益彰的艺术经典，其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体现出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新中国文艺的建设与发展以及文艺相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新时代，优秀的文艺作品将继续以新的审美方式，滋润人的心灵、丰盈人的精神世界、鼓舞人们向往和追求高远的境界，朝着美好的生活努力奋进。
（本文为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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