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作为一种行动力，“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来源于艺术家想要创作的迫切渴求，来源于舞蹈艺术“文化寻根”的自省与自觉，以及立足于此的现实诉求和开放面向……
与此同时，“深扎”不仅仅是一种促进创作的方式，这一“行走田野”的学术、艺术诉求的践行活动，更内含着一种历史观的坚定选择——惟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惟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是舞蹈艺术发展最根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来源。
本期微信带您一同回顾六位老艺术家的“深扎”之路，他们作为新中国舞蹈艺术的跋山涉水之人，践行人民艺术家的职责，以舞蹈大写了“人民”、大写了“中国”，也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历史、镌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戴爱莲：以“边疆舞蹈”的发现点燃民族热情
1945年春，戴爱莲、叶浅予、彭松前往川康地区搜集少数民族舞蹈。彭松先行从川西北汶川县威州镇杂谷脑河（岷江支流，古名沱水）到马尔康一带，边走边采集音乐和舞蹈；戴爱莲夫妇后来又去了康定等地采集舞蹈。这先后两次的“采风”实践直接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部分舞蹈作品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1946年3月6日，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戴爱莲表演了《瑶人之鼓》《嘉戎酒会》《哑子背疯》《倮倮情歌》《青春舞曲》等瑶族、藏族、彝族的少数民族舞蹈作品，之后又连续演出了十几场，场场爆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沸腾山城。而后，戴先生又带着这台晚会先后于1946年8月、9月移师上海，并在北京各大学教授“边疆舞”。
拂去尘埃，让最质朴的民族舞蹈艺术瑰丽绽现，以“边疆舞蹈”的亮相开近代中国民间舞蹈舞台化先河；并于战争年代，使得由边疆舞蹈所代言的民族文化艺术之丰富多彩与丰厚，确信并点燃了民族的热情和希望，高擎着民族的精神火炬，鼓舞也记录着四万万中国人民的弦歌不辍、步履铿锵。
吴晓邦：以一手史料的发现开启“古曲新舞”的“科学试验”
1952～1954年担任中央民族歌舞团团长期间，吴晓邦接触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并为其风格所深深吸引，一种追根溯源的思想追逐着他，尤其是民族文化史中，宗教与舞蹈所存在的密切关系，让他对儒、释、道产生浓厚兴趣，认为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舞蹈，必须从三大教派的乐舞开始。在他的主持之下，当时的舞蹈艺术研究会三管齐下，收集到“三教”许多珍贵的文字、图片、影像、音乐等一手资料。
他认为，中国古代舞蹈的“根”不完全在戏曲舞蹈之中，古代生活才是产生古代舞蹈的根源。经由“舞运班”、民族歌舞团、舞蹈研究会期间对舞蹈文化及其边缘学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1953年，“天马”工作室成立初期，晓邦先生便首先把“天马”的实验工作结合到中国舞蹈史的研究中，开启了他“古曲新舞”的“科学实验”。
舞蹈《梅花三弄》，吴晓邦编导
1960年，“天马”被迫停办，然而晓邦先生在中国舞蹈史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于“悟道”中创作以“寻根溯源”的诉求，依旧值得我们深思。
贾作光：从立志做草原之子到“玛内贾作光”
曾几何时，中国现代舞蹈艺术的历史刚刚揭幕，一个名叫贾作光的年轻人在中国新舞蹈艺术先驱吴晓邦先生的指引下，一头扎进内蒙古大草原。从第一眼望见无边的草原，第一次接触热情慷慨的牧民兄弟，贾作光就觉得再也难同他们割舍，于是取名呼德沁夫（蒙古族语意为旷野之子），立志做草原之子。
与牛马为伴，同牧民欢歌，千里草原上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一待就是三十年。他将对草原人民的情，化作对蒙古族舞蹈的爱，先后创作了《牧马舞》《鹰舞》《雁舞》《鄂尔多斯》等近百个反映草原牧民生活的舞蹈。
从立志做草原之子到草原人民亲切地称呼他“玛内贾作光”（“玛内”蒙古族语意为我们的）。像一首深情的草原民歌唱的那样，“大雁高飞在天空，它的影子却永远留在地上”，在贾作光心中，“民众乃艺术之母”是亘古难移的真理，“人民”和“艺术”是他人生坐标上最重的砝码，并且等量齐观。
盛婕：为民间舞蹈学科建设万里寻根
1952年，新中国为筹备建立一所正式的舞蹈学校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立舞蹈系，开始民间舞教材建设的准备工作，刚刚调入中央戏剧学院的盛婕接过了这一重任。她决定首先由汉族民间舞蹈入手，走向民间，深入生活，进行挖掘、搜集和整理工作，带领“舞运班”毕业的部分学生去安徽蚌埠“采风”，之后又转战东北地区搜集整理东北秧歌和二人转，走访多地，一路探寻秧歌的发源地。而后，为了将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工作推向纵深，除了对现有民间舞蹈的搜集、整理，吴晓邦和盛婕夫妇决定进一步溯源寻找古老的民间舞，并将研究目标首先锁定为日本“能乐”与中国“傩舞”的对照研究。
舞蹈艺术研究会成立后，1956年3月30日至4月28日，盛婕带领着孙景琛、刘恩伯、刘凤珍、吴曼英、赵行达一行6人先后赴江西5个县12个乡镇考察、学习傩舞，搜集了一百多张傩舞面具图片，成为舞蹈史研究的珍贵材料。而在那个物资紧张、条件艰苦的年代，盛婕先生总是入乡随俗，与艺人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不畏艰苦，有时在泥土地上铺上席子或者木板就睡的故事则更是传为佳话。
1953年11月，文化部组织筹办舞蹈学校，盛婕负责民间舞班工作。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的建设正式拉开了中国民间舞学科的初始布局，而以盛婕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舞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河的探索精神，以及“行万里路”的“寻根”传统，亦成为新中国民间舞蹈学科建设的血脉相承。
梁伦：在民间舞蹈里存在着真正中国人民的气息
1945年夏，西南联大学生王松声、侯澄等人组织了一支“暑期服务队”，到云南勐海县与景洪市交界的路南山区进行宣传调查活动，邀请梁伦一同前往。考察期间的一天夜里，梁伦被悠扬却充满气魄的音乐惊醒，循着乐声，伴着月色，他找到了一群围着篝火跳舞的彝族支系阿细人：青年男子以独特的4/5拍演奏笛子、月琴、大三弦等乐器，女子则手拉手连成一排，走至男子面前，重复着击掌、提腿、摆腿、插腰转等动作，时而面对男子舞蹈，时而变为圈舞……这一场景让梁伦记忆尤深，回到昆明后即改编创作了《阿细跳月》这一后来备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作品。
1946年春，为提高文艺界对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兴趣，唤起国内进步人士对少数民族的关注，同时也为了促进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形成抗战统一战线，梁伦等再次前往路南、弥勒地区，走村串巷，邀请当地彝族青年到昆明表演本民族歌舞。1946年5月19日，一场前所未有的彝族歌舞演出点燃西南联大。而后，经过不到一周的准备，5月24日，彝胞音乐舞踊会在昆明上演，这一被当时《云南日报》称为“原始热烈、泼辣新颖、空前创举、场场满座”的舞踊会连演11天，日夜兼场，有时甚至一日演出四场，仍然难以满足昆明人民的需求。
在丰富多彩的民间舞蹈中汲取新舞蹈艺术的创作灵感和营养，从《阿细跳月》到《鲤鱼舞》《绣花舞》《闹花灯》等优秀舞作的创作，梁伦沿着改编民间舞蹈的道路坚定前行。他说：“在这些民间舞踊里，正存着一种最可爱的朴素、单纯、健康、有力的风格，存在着真正中国人民的气息。”
李承祥：徒步走到拉萨的舞蹈工作者
1951年，根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为了解西藏各方面情况，文委组成立了由地贸、农业、气象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西藏工作队，其中也包括文艺组。李承祥成为了工作队中年龄最小的成员，也是唯一的舞蹈演员。
高原稀薄的空气使得举步维艰，然而解放军战士们不仅没有马匹，还要负载沉重的武器装备和行装，他们的精神感召使得工作队忘却了艰难。穿越无人区无法开展采风时，文艺组成为科学家们的帮手，与他们一道找化石，采标本，识别中草药……沿路经过城镇，李承祥就设法找民间艺人学习藏族歌舞。就这样，由甘孜出发，历时两个月徒步走到拉萨。
到西藏之后，李承祥基本把每月发的津贴都用于向民间艺人学习舞蹈的“学费”。藏历年前后，各种民俗活动非常丰富，他更是整天跟着藏族同胞东奔西跑，每天都有看不完的表演，学不完的舞蹈……
回到北京之后，李承祥根据在西藏的学习和经历编排了《友谊舞》，该作品于1955年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得银质奖章，成为李承祥正式编创的第一个节目，也是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他说，这一切都来源于康藏高原雪山草地和行军苦乐的馈赠，作为“小学生”，这不过是他“学习藏族舞蹈的一份答卷，为民族舞蹈所做了的一点点贡献”。
参考资料：
王克芬、隆荫培主编《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9年
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编 《舞者述说——中国舞蹈人物传记口述史》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年
吴晓邦 《我的舞蹈艺术生涯》（《吴晓邦舞蹈文集》第一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年
罗斌 《舞悦内蒙古2》赞 《舞蹈》2014年10期
王曼力 《大雁的传说》《舞蹈》1999年01期
于平 《晓邦的一半是盛婕》（上） 《舞蹈》 2017年05期
吴露生 《风中牡丹 舞中女杰——深切怀念盛婕先生》 《舞蹈》 2017年04期
宋敏芝 《梁伦与广东舞蹈：区域舞蹈史视域下的个案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李承祥 《我走过的路》《舞蹈》199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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