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乡166号。一扇不起眼的铁门夹在几家食品店和杂货店的中间。门的一侧是一条巷道，墙沿长着半人高的荨麻和大黄。这里很僻静，平时只有几个红嘴山鸦和一只不安分的猫偶尔弄出些声响。

门的另一侧是一条公路，路对面的音像店的喇叭里循环放着凤凰传奇和布旺嘎卜。僧侣、牧民、藏文学校的小学生和店老板在马路两侧行走着，不时有拉货的卡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群山四面环绕这个只有一条路的小镇，俄柯河慢吞吞地从它边上淌过。

图：白玉乡的街上，年措的铁门很不起眼

从铁门出来走上五分钟，便没有了砖房。沿河谷而上，牧场、牦牛和黑毡房都飞也似地向后退去，只有极远处的高山兀鹫盘旋于长空。当绿绒蒿和藏原羚的身影开始在车外闪过时，就代表垭口要到了。忽然间，四周一片开阔，经幡飞舞、彩旗飘扬，年保玉则群山峥嵘屹立于天地之间。在最高的山峰顶上，有终年不化的雪。

图：在隆格垭口眺望远处的年保玉则群峰

这地上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它沿着巴颜喀拉山脉向东奔去，越过秦岭，横贯淮河，直通遥远的太平洋。它曾划开不同的文明，也曾见证过无数次的战争与和解。但在这里，你却看不出任何痕迹。牦牛在山坡上吃草，鼠兔从洞里探出头。

图：5月，协会的小院儿仍时不时被白雪覆盖

穿过这条线只需几秒钟，而那却是我这个夏天最后一次从这里穿过它了。

“我叫更尕仓洋，来自年保玉则，是果洛久治隆格寺的一位僧人。我的汉语说得非常不好，还请大家多多谅解。”

两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东北郊的保护地友好驿站里坐得满满当当。不大的沙龙里汇集了中国生态保护界的各路专家学者、机构代表和社会公众。在这场被称为“自然保护博物馆”的交流会上，各种报告接连不断。人们热烈地讨论种群监测、项目筹资、社区保护和生态补偿。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和几位同学一起做会务志愿者。这些话题对于在读高二的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

图：阿克更尕在“自然保护博物馆”上分享

台上的演讲者穿着绛红色僧服，语调谦逊而又有几分激动。他讲到在年保玉则他们如何自发创建了一个协会，如何调查当地的动植物物种，如何建立保护小区，如何与外界机构合作交流，又如何邀请寺院里的活佛高僧带领牧民一起解决垃圾问题。他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用力，好像一定要确定听众能够听清他所说的话。

演讲毕，几个人立刻围了上来，对那位僧人大加赞赏，同时也谈起了合作意向。更尕老师似乎并不完全理解他人的请求，但总是认真地听着每个人提出的问题，尽可能地作答。

我站在远处，回想着刚刚看到的这一幕。坦白地说，此前我对于信仰是很不理解的。在我看来，信奉宗教多是麻木迷信、思维僵化的表现。所谓发动群众去捡垃圾这样的事情，似乎更像是小学老师曾经让我们做的“实践活动”，相比那些“真正的”保护科学家所作的数学模型和系统调查，总显得低级了一些。

但那位演讲者的笃定和坦诚却让我不免对自己的态度有了些怀疑。与我之前想象的寺院里专注闭门念经的修行者不同，更尕老师似乎对于年保玉则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有很深的了解，而所做的工作也极为务实。

图：家宁与阿克更尕

也是在那次活动上，我认识了高煜芳老师。令我很惊讶的是，原来这位就要去耶鲁大学深造的学者竟然也在年保玉则做过长期的工作。这就更让我对年保玉则和那里的人多了几分好奇和敬佩。

图：高煜芳老师、Emma和家宁

这段短暂的记忆很快被淹没在了高三繁忙的学业里。我不再关注身外的事情，而只是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挣扎。随着被几所心仪的学校相继拒绝，我才发现之前的我过于狂妄，对于真实的世界也几乎没有了解。

大半年后，我终于拿到了几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但却并不感到快乐。我开始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潜在竞争对手，也时刻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是的，做人必须时时提防，才可确保自己的位置不要被别人占了。

再次见到高老师已是来年五月了，刚从美国回来的他正协助堪布扎西桑俄在三里屯附近的一个商厦里做报告，我便也去凑热闹。此时他更像堪布的秘书，改PPT、叫车、订饭、联络，一点都没有学者的架子。堪布也非常认真和蔼，听说我也喜欢鸟，就跟高兴地跟我聊起鸟来。报告前，高老师叫我带堪布在商场里走一走。堪布在前，我跟在后面，他的步态有些拘谨。我心里笑笑，大概这里跟年保玉则是不同的吧。

“我们刚才翻过的那座山，是长江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你们到南方啦！”普哇杰用藏音普通话对坐在后排的Emma和我说道。我们努力地向车窗外望去，可山的另一边依旧是山。牦牛在山坡上吃着草，鼠兔从洞里探出头来。

高大的崖壁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藏鹀，这是此前在照片里无数次就见过的画面。这个夏天高老师召集Emma和我来年保玉则做实习生。Emma在新西兰学兽医，今年休学在国内做社会实践。此前的一年她一直帮助协会筹款和运营公众号，论经验和想法都比我成熟很多。车子缓缓地开进了白玉乡，我不由得有些紧张了。

图：堪布扎西桑俄、阿克更尕仓洋、高煜芳、Emma、房家宁，在班玛县的森林中

当东部省份的游客来到青藏高原时，经常使用的一组描述是“内地”与“藏区”。“内地”指示的是腹地、本部，是自我意识的根源，而“藏区”则是“异域”的代表。对于到访的游客而言，“藏区”或许是诗和远方的幻象，也或许只是到此一游的地方。到藏区旅行和做志愿者，有时似乎已经称为了“有情怀”的标志。

图：夏天的年保玉则

在此之前，我也不止一次去青藏高原旅游。坐在越野车上，看着窗外的朝圣者匍匐在地上磕着等身长头，发出“他们也真是虔诚啊”一般的慨叹，便感到心灵得到净化，灵魂得以升华。但这一次我们却要在这里工作整个夏天——这才让我意识到，不是我遇到了“外地人”，而是我本身就是个外来者。

但协会的热情却让我为自己的小心思有些害臊。阿克扎西和阿克更尕一点都没有把Emma和我当作外人。为了让我们两个能睡好，阿克扎西和高老师直接搬到了帐篷里。更让我欣喜的是，协会大管家香巴拉姆交给了我协会厨房的全部使用权，每天还批给我经费去上街买菜。

图：在牧区荣升为“大厨”的家宁

这种无条件信任让我感到活得很不真实，只好一本正经地工作来掩饰内心恐慌。Emma倒是淡定从容，每天在工作之余弹弹吉他，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欢乐。有一次，高老师叫我帮忙写个简报，为了“好好表现”，我便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千多字。高老师阅毕，脸色一沉：“你这个写得太复杂了，没有人会看的！”，于是便连夜改起我的稿子。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我才明白原来我净顾着表现自我，却没有想想这工作到底是否真正有效。

图：弹吉他的Emma、家宁和协会大管家香巴拉姆

到了周末，协会决定放个假，带我们去班玛县露营。当我们循着玛柯河而下，走进一片郁闭的原始云杉林时，方知此地极为险峻，乃连接川西和果洛的要冲所在。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一场战争的发生地。

我们走在林间，有人不经意地谈到他的祖上就曾在这片幽寂的峡谷之中故去。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谈天话地。可却总有一个阴影在我心中挥之不去。走出帐篷，凄冷夜风在林间呜呜地吹着，好像在叙述着某段被遗忘的历史。

图：Emma和家宁在野外做面片

终于有一天，我再也忍不住那份沉重，便跟堪布谈起了那片云杉林，那夜的风。与我想象的截然不同，堪布并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流露出不悦。他平静的地告诉我们，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包袱，而个人和家族也有他们的怨与恨。但如果人们永远只着眼于过去，或许就无法从历史包袱中走出。很多时候不同群体之间彼此不信任，就加剧了种种隔阂。媒体多服务于政治，而现实则需要亲历观察。他愿人们多说一些真话，用行动的力量去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而真相本身，多处在两者之间。

图：年措所在的白玉乡

摄影：欧阳凯

改变很难，但可以从改变自己，改变对待身边的人开始。我觉得有些心中的芥蒂似乎悄悄地融化了。

熟悉协会的朋友或许知道，堪布扎西桑俄曾经画过一册绘本，讲述黑颈鹤的故事。那则故事后半部分是这样的：

一年冬天，一只小鹤的妈妈不幸被狗咬伤了。尽管鹤爸爸赶走了狗，但鹤妈妈却因为被咬伤无法再飞翔。第二天便是迁徙的日子，鹤爸爸依依不舍，长久地盘旋徘徊，但到天黑时才终于向南方飞去了。牧民们整晚寻找受伤的黑颈鹤妈妈，直到莫饶家的女儿将它带回了家。人们给它织了件毛衣，让它和孩子们一起睡在帐篷里。但尽管如此，鹤妈妈却日益落寞。

春天来临时，牧民将黑颈鹤妈妈放进了一个背篓，在转场时带回了夏牧场。一天，那只黑颈鹤突然对着天空引颈长啸，牧民们纷纷走出帐篷观望。只见远处飞来一群鹤，是黑颈鹤们回来了！忽然间，一只鹤像子弹一般落下来，落到受伤的黑颈鹤妈妈身边。人们认出，那是黑颈鹤爸爸。只见两只鹤把脖子交在一起，鸣叫着，忽然同时倒地，没有了声息。牧民们远远望着，可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动静，发现它们已经死了。

绘本的最后写到：“藏族人有一句谚语：‘人的痛苦最长是一年，鸟的痛苦是一辈子’。意思是说如果亲人死去，人伤心的时间很短，鸟却会伤心一辈子。”

来源：《年保玉则黑颈鹤的故事》绘本

这段感人的故事由堪布绘画并讲述，再经“中外对话”的周维整理成文。与其它动物故事不同，这段故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年保玉则最大的沼泽湿地——纳让桑。

为了答谢在去年99公益日中支持协会“冲冲拉姆（黑颈鹤仙女）”项目的网友，阿克更尕、阿克土巴和Emma正在着手重新编排印刷这本画册，赠送给帮助过我们的人。我则负责画一份标明黑颈鹤分布和冲冲拉姆工作点的地图，附在绘本的最后。

图：年措自行绘画编排的绘本《年保玉则黑颈鹤的故事》

然而我在阅读这个故事时，心情却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愿相信这故事是真实的。半个多月来和Emma在年保玉则采访冲冲拉姆的经历让我感受到，许多牧民真心爱着生活在他们牧场上的鸟。倘若有一只黑颈鹤被狗咬伤，我很确信他们会做出这个绘本里描述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却不禁怀疑，黑颈鹤真的会为失去伴侣而伤心么？它们会有意识吗？我猛然想起大学中一位动物行为学教授的话：

“想要理解动物行为的本质，你们就应当避免将人类的情感施加到其他动物身上。我建议你们将每个物种都认为是一个黑盒子。环境刺激被不断输入到盒子里，行为表达则从另一端输出。在进化的过程中，每一个个体受到其基因的驱使，其终极动机就是将这些基因传递下去。倘若它不这样做，那么它的基因就会消亡，而只有那些自私的基因才能在反复的迭代筛选过程中留存下来。”

“动物是否有意识呢？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现在科学还不能完全证明。按照奥卡姆剃刀原理，如果我们不确定意识是否存在，就应当先假定其不存在，以避免有太多假设而增加犯错的几率。但无论如何，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意识存在与否是不重要的，它终究只是一种更复杂的算法，是一种逻辑判断的副产物。在自然界中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也是没有任何主观意义的，其复制的目的就在于复制本身。一个基因复制的多，它就能够在基因库有更高的出现频率。”

图：若尔盖湿地的黑颈鹤

于是那天晚上我向堪布扎西和Emma说出了我的顾虑。我也举例说，遗传研究表明鸟的社会关系并不能直接反映它们的交配关系。研究者发现在对150多种鸟的分析中，80%以上发现婚外父权（一些资料显示，平均鸟巢中私生子的比例占整个窝雏数的11%，个别种高达70%）。

对于雄鸟来说，更多的交配意味着有更多传递基因的机会，而雌鸟则也可能在此过程中获益，因为它们可以确保自己的卵得以受精并有更多机会获得有“优质基因“的后代。

图：黑颈鹤

“或许故事中的黑颈鹤只是个例吧。但对于大多数鸟来说，在能量供给足够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交配数量才是常用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殉情’是不经济的。对于个体而言，这并不意味那对黑颈鹤的行为是错误的，只是它们无法将这种基因传递给更多的后代了。”我自顾自地说道，Emma和阿克扎西都看着我，我也不知是否应当继续说下去。

“从目前来看，似乎还没有科学研究能够完全证实动物是有意识的，我们好像也很难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为什么需要证明动物有意识呢？”Emma反问我。

我回答不上来她的问题，但我脑子里想起的却是这样的画面：

一个月前的一天，乡卫生院的医生送来一只奄奄一息的牛背鹭，它一只腿完全断掉了。Emma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个纸箱里，想尽办法让它好受一点。但每次打开箱子时，那只牛背鹭都蜷缩在箱子的一角，微微地颤抖着。一只野鸟本能是怕人的，但它很快就一点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从没有照顾病鸟的经验，但从它的表现中也不难看出恐惧和痛苦。那个下午我看着Emma为那只鸟忙前忙后，可它眼里的光却越来越暗，脖子也撑不住它的头。此时的它会有想法么？会想什么呢？

Emma说，一般这种情况在新西兰兽医会直接给动物施行安乐死。

第二天早上，那只鸟死了。它粘在纸箱底部，像一块白抹布。

但尽管如此，这些场景仍不能直接证明动物是有意识的。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些好像更不能用于证明动物是没有意识的。

堪布没有过多的说什么。他只是说：“我们一般相信动物是有意识的。”

我第一次感到科学也有很无力的时刻。

协会的院子里每周有许多客人，从做研究的学者，到合作机构的代表，再到关心协会的朋友和路过此地的游客。和客人谈得晚了，便要留下一起吃饭。餐桌上大家围坐一桌，总要调侃吹牛。普哇杰说，你们就吹吧，吹吧，吹得牦牛都上天了！我们都哈哈大笑。

图：家宁和普哇杰在若尔盖的湿地中赛跑，猜猜谁跑得快？

“我来说一个故事。”堪布扎西桑俄笑笑说道，“很多年前啊，有一个美国人来到了青藏高原，听说是一位研究狐狸的人和政府开展合作项目，要去野外捉几只狐狸采集血液样本。他拖着一只巨大的箱子。我问他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他说是捉狐狸的工具。我便很好奇，一定要跟他去野外学习一下先进的捉狐狸方法！”

“我们来到野外，他把箱子打开。我一看，傻眼了。他把那些东西一样样拿出来。‘这个是用来捉洞里面的狐狸的，这个是洞口用来套狐狸，这个是抓狐狸时戴的手套防止它咬我，这个嘛……是用来扫一扫狐狸身上的灰尘的。做准备嘛，一定要考虑周全。’我暗想你这些工具没一个是有用的，但先看看你能不能抓到吧。”

图：藏狐

“果然，在野外住了好几天，一只狐狸都没捉到。我说，还是让我来吧。于是我去最近的村庄里买了一条绳子，做成圈套安置在狐狸洞口，然后就在旁边搭了一个帐篷睡大觉。等到晚上听到有狐狸嗷嗷大叫，就走过去，脱下我的袍子一兜，就把它兜住了。我把狐狸带到他面前问他，‘怎么样，我们藏族人是不是也还可以？’”

图：年措和若尔盖的朋友们在生物多样性考察期间愉快地露营

在协会的这个夏天，我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协会整理黑颈鹤项目和湿地监测的相关数据，并辅以社会访谈和遥感信息来分析“冲冲拉姆”项目，从而将协会的经验写成论文，介绍给学界人士。在大家的帮助下，课题有了一些眉目，我们访谈了十位冲冲拉姆，收集到了年保玉则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变化信息。而通过高老师帮忙联系的专家指导，我也渐渐掌握了基本的GIS分析和遥感图像解译技能。

图：Emma在培训冲冲拉姆如何使用望远镜

然而，这其中的每一步都走得很不容易。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个捉狐狸的人，貌似动用了一大堆工具，可实际效果却并不明显。另外一些时候，自然界中发生的变化牧民都看在眼里，但想要写论文仅有这些观察又是不够的，必须用系统的方法证明和测量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免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否给协会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尽管我也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服自己当前工作是很重要的——毕竟论文是不可不作的。

阿克更尕告诉我，“研究”这个词原本在藏语中是很少用的：只有高僧和博学的大师才会开展“研究”工作，一般人的工作只能称为“了解”、“学习”或者“观察”。但现在似乎谁都可以开展“研究”了，你研究研究雪豹，我研究研究草场，他研究研究怎么做饭……

图：堪布扎西桑俄（左）和阿克更尕仓洋（右）在查看年措自主编写的《三江源生物多样性手册》

时间已经到了八月初。按照项目计划，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举行对牧民的湿地监测培训活动，阿克更尕说可以让我和阿克勒旺一起做培训。为了准备好培训，我在网上检索了大量关于湿地监测的文献资料，然而大多现有的方法都强调使用仪器设备测量湿地中的水化学指标。这些方法往往操作复杂，却未必能够帮助协会了解年保玉则湿地水量萎缩的问题。

图：年措冰川监测小队完成2018年的监测任务，正在返家的路上

到了培训的那天，我们聚在协会的办公室里，阿克勒旺叫我先讲。我一边讲，一边观察大家的反应。所有的协会会员都听得很认真，但听后大家都默不作声。

阿克勒旺接过我讲的话题，谈起他自己所观察的湿地水量变化。看得出来，他的现身说法比我干巴巴的陈述更能带动大家对问题的关注。与我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大谈自己设计的方案，而是让大家想一想应当设计什么样的工具来测量湿地土壤的变化，并准确地测量地面以下的水量变化。

图：家宁在从沼泽湿地中采集样本

屋里一下活跃了起来，每个人都在纸上勾勒设计图样。大家彼此讨论，不断改进设计方案。堪布大手一挥，说可以让每个人都做一个自己设计的工具，协会可以报销成本。到监测湿地的时候实际试一试，就能明白谁制作的工具更有效了。这个决议立刻得到了会员们的赞成。

图：年措牌火烧云

那天的培训后，我独自在协会的小院里踱着，看着天边的火烧云一点点地淡去。我忽然想起我上学时，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照本宣科，老师自顾自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课堂。我欣赏的老师，都是那些尊重学生想法，愿意和听者平等交流的人。然而怎么在我自己在和他人交流的时候，就可以罔顾别人的感受呢？

图：家宁参与冰川监测工作

而或许这背后，我更应当问自己的问题是，我又缘何可以将自己摆放到一个“教育”别人的位置上？没错，我确实是查了些资料，看了两个月的遥感图片，趟过几个湿地，也算是上过几门跟环境有关的课。但所有的这些，是否就意味着我对湿地的了解超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牧民呢？当我想要照搬某些“科学”的办法解决问题时，是否是真的为了追求真知，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还只是将“科学”当作一种维护自己观点的工具呢？

图：冰川上的家宁

一个夏天的记忆涌上心头，但我马上就要离开了。那个属于我的世界正召我回去。

成都，春熙路。

我背着登山包，站在往来的人群之中，显得很不入流。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孩子，这些本是我所应当熟悉的世界。可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头顶高悬的LED屏幕，却感到极为陌生。走进一家商场，踏着光洁如镜面的大理石，我突然有些害怕。不禁想起一年多前，我曾陪着堪布走在北京的商厦里。

在整理协会的新闻报道时，我常在心中暗暗感叹堪布和协会的其他成员竟能吸引那么多社会光环。然而再重新回到城市中后，方可领悟在那些光环背后，他们为了与外界沟通需要克服多么巨大的文化差异。

图：由于气候变化、修筑道路等原因，昔日牛羊都无法走过的沼泽地，现在连半只腿都陷不下去

人潮涌动，灯影阑珊。

我想起协会那小院了。在那几间办公室里，我们每天工作到深夜，写报告，做表格，过着朝九晚一的生活。但这样的日子，对于我是三个月，对于堪布、阿克更尕、普哇杰，却已有十一年。

图：协会的小院儿

记得有一天在阿克更尕的房间里和他一起排版。由于我的疏忽大意，手册的顺序出现了混乱，之前几天的工作都要重做。我感到十分崩溃，可阿克更尕却没有责怪我。他大笑着说，这实在是太正常了。之前在使用CorelDraw编排“年保玉则山水文化史册”时，经常由于程序故障，一下子几个星期的成果都没有了。但倘若没有了，那就重新做。如此周而反复，一本书的编排就花了四年。这一切似乎都很笨拙。

图：堪布、Emma和家宁在纳让桑调查湿地的生物多样性

如此繁琐的任务还只是协会十年来工作的冰山一角。在媒体的报道中，堪布扎西桑俄常被刻画为一个逍遥于寺院之外的“观鸟喇嘛“，而协会的其他成员也仿佛神游在仙境之中，只是用镜头记录那片土地上的自然风物。然而现实中的年保玉则却面临种种自然、社会与文化层面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垃圾遍布，从物种消失到草场退化，再到旅游开发无序和外来人进入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压力。为了能够保护家乡的环境，协会的成员不仅要了解自然环境，也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谋求行动的空间，这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图：堪布扎西桑俄、高煜芳老师与阿克更尕仓洋在讨论“什么是生命”

在出发之前，我曾告诉自己可能会遇到种种文化偏见，务必要放平心态。在离开时，我却发现那些偏见其实来源于我自己，而身边的人竟已包容了我一整个夏天。 

“我们要建立年保玉则的“维儿巴“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年保玉则，在这里生活工作，将保护作为一种修行。”在电话中，我听到了Emma、高老师、阿克扎西和阿克更尕的声音。

“好，好。”我在电话中应着。

“维儿”似乎已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了，遥远到似乎已不与我同属一个世界。我想起《桃花源记》里的那个渔人，当他离开桃花源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而我，真的能够成为维儿的公民吗？

图：Emma、堪布和普哇杰在若尔盖草原上进行植物样方调查

我似乎又回到了曾经的那种状态。每天尽管忙忙碌碌，却仍感光阴虚度。回到美国学校上学后，愈发感觉与周围的人有很强的距离感。有时在微信中看到年措群里的照片，只好暗自感叹维儿的大门已经向我关闭，只好在他乡庸庸碌碌地混日子了。直到一个星期六的早上——我被手机里的声音唤醒。

Emma在年措的微信群里分享这个夏天我们在年措的故事。离开协会仅两周后，她便又重新回到了那里继续工作。我听她讲述对生命理念的领悟，回顾那些我们曾经一起工作的日子，不禁感到万分惭愧。有人提问在藏族传统文化中是如何定义保护的，Emma将问题交给了阿克更尕。

图：若尔盖生物多样性调查队伍

“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我们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痛苦，都是从为自己牟利而生。倘若我们能够为他人，为众生做些事情，那么世间的痛苦就会少一些。因此保护是为了众生去保护，而不是为了人的利益或是几种一级、二级动物去保护的。”

在大洋彼岸的一个房间里，我听到手机里传来阿克更尕的声音。刹那间，我觉得一直以来的心结一下全部解开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也听大家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但却不以为意。我终于意识到，我之所以无法真正地投入保护，是因为那些终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欲望啊！

修行，才刚刚开始。

བཤེར་རིས་འདི་བརྒྱུད་དེ་གཉན་ཚོགས་ཀྱི་ཕྲིན་སྟེགས་ལ་དོ་ཁུར་གནང་རོག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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