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歐洲文字與知識皆來自“漢字密碼”——漢語文是西方及世界通用語言文字的典範

諸玄識文字研究 202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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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玄識：歐洲文字與知識皆來自“漢字密碼”——漢語文是西方及世界通用語言文字的典範

【圖】“表意”的漢字決定性地影響了英文等歐洲、乃至世界各國的文字（寄生於“漢字表意”）。漢語文是普世或世界通用語言文字的範本。進而，在表述和思維形式上，現代知識系統直接來自“漢字密碼”（表意與雅言、含義與概念、哲理與審美……）。西方的“古典、經典”都是在1700年之後，被用如此“西表中裡”的新文字書寫的；而之前的“名著”（例如亞里斯多德和莎士比亞）則都是在1700年之後，濫用“漢字密碼”僞造或改造的。

以“表意”爲特質的漢字是“真正的字”（培根）——代表人類共通與共喻，它在廣度上超越地域性或狹隘性，普遍善解而穿越古今；在深度上超越凡俗性或生理性，昇華抽象而契合天人。若非漢字及其影響，則全人類的思維與表達均停留在原始狀態。耶魯大學教授斯彭斯（Jonathan Dermot Spence）指出：“在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早期，西方人發現漢語文結構對於所有其他世界語文都是至關重要的。”

【圖】密歇根大學英語文系主任大衛·波特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字密碼》（斯坦福大學出版社）。

（一）西方文字和知識不是自我產生

歐洲轉型（17—18世紀）：｛傳教取經→儒家啟蒙→複製中國｝

1.（社會）神權禁錮→人本文明；

2.（體制）部落社會→民族國家；

3.（文字）狹隘表意→共通表意；

4.（文學）粗俗粗糙→經典古典；

5.（歷史）雜亂傳說→中式編年；

6.（學術）神造萬物→知識系統

7.（神學）神話迷信→神啟學統……。

西方文字是中國“造”，遠不止“改造”，完全是“中國賜予”（西方文字）！——“正→反→合”：

“正”：西方依靠四大發明（印刷術等）鎖定、規範發音符號（字母），產生文字【15世紀左右】；

“反”（否定）：因缺乏合理表意，文字反而加劇宗教戰爭，趨於毀滅【16—17世紀】；

“合”（再造）：按照漢語文模式，進行改革，百年後終於把“發音符號”變爲“知性符號”【17—18世紀】。

這就是說，“表音文字”不能自我形成。（編者按：“表音文字”是錯誤概念，文字不能表示語音。）若非四大發明的西傳，西方不可能有文字；若非從漢字擷取“共通表意”，西方文字不可能書寫知識。“漢語文模式”對於西方有兩重意義：一是民族性及國際性的通用語言文字，一是知識基因、思維工具和智慧密碼（包括：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形象與抽象、審美與唯美、形而上與形而下、邏輯與邏各斯……）。它們來自中國古人與自然的全面契合、全程互動，而發現的有關萬物眾生的特性、關聯和規律；這不僅是文字的靈魂，也是文學、科學、數學和哲學等的基本元素。

表音文字的固有意涵都是生理信息（吃喝拉撒或方言土話）。現代西方文字所表達的“知性”，都是在17—18世紀取自“漢字密碼”（表意或雅言）。因此，所有的1700年之前西方“古典、經典”（著作與文獻），都是之後被改造或僞造的。古今西方的文學與知識都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圖】〔畫中字〕“古希臘”不存在文字和書籍，實際上是文盲的原始社會。所謂的“希臘哲學”是僞造的。

（二）17世紀歐洲從漢語文尋求通用文字

“萊布尼茨認爲，中國表意文字（Chinese ideograms）是邁向‘通用文字’（ Universal Characteristic）的，因爲它濃縮思想，組合成各種符號……。”

在17世紀的歐洲，漢語文（漢字）成爲語言文字的範式；西方精英無不參照它來構建他們自己的通用語文（文字），乃至嘗試構建世界通用語文（文字）。如下面的專著摘錄所示：

文藝復興的一個顯著方面，（歐洲人）就是在中國靈感之下尋找原初的和通用的“真正的字”。東方財富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增強了漢語文的吸引力，更不用說漢語文的內在價值，富含文化意蘊，這使漢字成爲真正的和通用的“字”！

在17世紀，探索（伊甸園）“原初語文”和（全人類）“通用語文”的歐洲學者們，都借鑒了法蘭西斯·培根的“真正的字”——他把漢字看作是世界通用詞彙的模型（looking up at the Chinese script as a modelfor a universal lexicon）。語文學家保羅·科尼利厄斯（Paul Cornelius）指出：“幾乎所有的17世紀中葉的英國‘通用語文’的設計者，都認同培根是他們的先行者。”

詹姆斯·諾爾森（James Knowlson）觀察到，憧憬東方語文成爲17世紀歐洲學術界的基本常識，因爲對於那時的歐洲人來說，漢字把“人類的共同認知”變爲文字，這是非常可行的。

大衛·波特教授還提醒大家這樣一個事實，即：那個時期歐洲的一些通用語文方案，都是按照漢語文模型，而對其各種屬性進行組合。事實上，儘管那時歐洲的“通用語文”（運動）具有顯著的區域性或國別性；但是，在17世紀，……語言文字的設計者仍然把培根的詮釋當作鑰匙；它指的是，漢語文模型的通用詞彙是行之有效的。在17世紀歐洲的文字設計者中，絕大多數都把漢字賦予優越的典範，而高於其他所謂的原初或通用文字，諸如埃及象形文字和墨西哥（印第安人）圖符。

法國語文學家讓·杜埃著《向國王推薦通用文字》（Jean Douet: In his Proposal to the King for aUniversal Script, 1627），作者認爲漢字就是這樣一種“通用文字”。斯比塞爾著《中國文史評析》（Spitzel: 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commentarius)，其中寫道最早的字母系統的發明者是中國人。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John A. Comenius）在其於1668年提交給英國皇家學會的論文中，指出：“漢文有助於不同方言的人群彼此理解。”誇美紐斯還建議：“如果漢文模式是有益的，我們（西方）就應該致力於發現‘真正的語文”；不僅發現真正的語文，而且還要從漢字中發現思想；更重要的是，與此同時去瞭解萬事萬物本身的真理。”〔譯者按：就像培根所說，漢語文作爲真正的字或語文，所表達的是概念，它反映萬事萬物的本質與規律。鑒於發音（口語）不能表達概念、思想、本質、規律和真理等，西方文字在其通過改革、而寄生於“漢字表意”（18世紀）之前，不能書寫知識、哲理和學術〕。

……漢字取向明顯地有助於達爾加諾（George Dalgarno, 1616 – 1687年）形成他的“哲學語文”的想法。

威爾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年，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看來，“真正的字”既不是埃及象形文字，也不是墨西哥原始圖符，而是漢字。漢文字給威爾金斯最深刻的影響是，它似乎是普遍通用的。……（例如）雖然中國和日本在語文上差別極大，但是，通用文字（漢字）則是兩國人民能夠互相理解，猶如他們都是自己人一樣。威爾金斯在其所著《真正的字與哲學語文》論文中，重申：“許多世紀以來，中國人一直在使用一種通用文字；它使這個泱泱大國的居民可以互相交流，即使是用他們自己的方言閱讀之，也能彼此理解。”

（三）歐洲語言文字改革是消化漢語文信息

愛丁堡大學語文學家維威恩·薩爾蒙在其所著《17世紀英國語文研究》書中，指出：

（在17世紀的英國），常被援引的通用文字的楷模就是漢文字，人們對它的興趣是被法蘭西斯·培根所喚起的……。然而，那些以漢字爲榜樣構建通用文字的學者，很快意識到一個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那就是需要大量記憶詞彙與符號。培根和笛卡爾都提到過這個難題……。解決辦法顯而易見。必須設計某種分類，用相似的符號來表示相關的物體；似乎不止一位語文學家邁出了這一步，我們可以跟蹤他們的工作進展。

關於現代早期歐洲的語言文字消化漢語文的情況，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寫道：

在17世紀，歐洲消化有關中國語文的信息，致力於發現“通用語文”；爲此，尋找“漢語文秘鑰”（Clavis Sinica）——解碼漢語文的鑰匙。

17世紀的歐洲人對“通用語文”的探索，使他們熱衷於漢語文。法蘭西斯·培根和其他歐洲精英都把漢語文視爲模範語文（Francis Bacon and other distinguishedintellects perceived Chinese as a model language），它的“表意”性質超越了各種地域和方言。如此共識，使漢語文成爲歐洲人正在尋找的“通用語文”的熱議對象；這令他們重溫《聖經》中的“亞當語文”，那是多麼簡易和清晰啊！（譯者按：當時的歐洲人把漢語文視爲“伊甸園語文”，即巴別塔打亂口音之前的可以普遍通感的神性語文）。

然而無論如何，介紹在歐洲人尋找通用語文的過程中的中國作用，以及德國人尋找“漢語文秘鑰”，都展示了這樣一種結果，即：赴華耶穌會士所提供的有關中國語文的信息，如何被歐洲學者吸收和消化的。歐洲人已經把中國文化融入他們自己的成分之中。

博學之士如培根、威爾金斯、萊布尼茨、珂雪（Kircher）、約翰·韋布（John Webb）、安德莉亞斯•米勒（Andreas Miiller）和克利斯蒂安•門策爾（Christian Mentzel），都把漢語文納入他們所探尋的通用語文的專案中，這在很大程度上確認“同化中國”（把中華文明的各個方面都變成西方文化的內容），成爲17世紀歐洲的知識歷史的主流。

培根對現存的歐洲語文的不滿，使他呼籲必須發展一種新語文（文字）——“通用語文”；在他的呼籲中，培根是以漢語文作爲榜樣的。儘管培根對漢語文的提及很簡短，但它對17世紀的達爾加諾（George Dalgarno）和威爾金斯（John Wilkins）等通用語文的設計者，均有著很大的影響。（培根的原話是）在中國……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達的，不是（發音）字母，也不是字本身，而是事物或概念；由此，（在漢字圈裡）語言不通的省份和國家的人們，都可以閱讀對方的著作……。

1775年問世的《詹森英文詞典》在西方語言文字方面是劃時代的。而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其作者撒母耳·詹森（Samuel Johnson,1709—1784年）一直在研究漢學與漢語文。他寫道：

那些滯慢而難懂的口語，生理性之表達；它們不能建立有機聯繫，缺乏語法。凡此，證明了這樣的民族只有粗俗的本能（crude instincts），它們只比動物高那麼一點。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漢語文不屬於這個範圍。……可以想像，漢語文的詞根是由人工創造出來的；其簡易而有規則的結構則顯示，漢語文是爲了明晰表達之目的而被精心設計的。這反映了它的民族精神的顯著特徵。……民族精神在這裡創造出一種與其天才稟賦相吻合的表達工具。……它在解釋固定的詞語時，給推理和思想留下了很多的空間。

……偉大的表意文字在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時候，就意味著它是古人不懈努力和高度發展的豐碑。……中國的表意文字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研究，都是鮮明地表現其民族的藝術天才。……這是活的文字，還有它的文獻寶藏；在所有的歷史階段，它都構成一部開放的書。……句子結構不再僅僅依靠單詞形式，而是在於它們所代表的邏輯關係上。

因此，在後來的英語文中，……它的結構非常像漢語文；這是現代語文要求的高級智力成長的標識。而且，由於語文與日益增長的文明需求相適應，上述高階語文特性使我們能夠開拓越來越大的表達範圍。

雖然詹森極力掩蓋他的英文詞典與中國有關，但我們還是可以揭穿的。例如他的先前著述承認“解碼漢語文”（Decyphe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再者，巴羅爵士（Sir John Barrow, 1764—1848年）也指出，在他編寫詞典之際，“詹森博士腦子裡都是漢語文”（Dr. Johnson had the Chinese in his mind）。

（四）中國文化與漢文字奠基英文和英文學

詹金斯·尤金妮亞教授在其所著《中國品味與英語文的主體性……》（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書中寫道：

傳統上被英國文學和哲學的研究者稱爲啟蒙運動的那個階段（此時英語文化開始了現代化的自覺），也是認可中國概念變爲英語文實踐的階段。

如果我們能夠確定某種方法，證明在動盪的17——18世紀之交，中國風範已經變成了英語文本身的詞彙；那麼，在蒙塔古版本的現代英語文中由“中國物性”所展現的大量的文化功能，才是有意義的。

迄今爲止，馬克利教授的《遠東和英語文的想像力，1600—1730年》一書，是對如此現象的最好的介紹……。

現代早期的英語文之自成體系，等同於它吸收中國元素。

英國文學產生了充滿中國風格的自我版本。

把漢語文物性（定義）組合成英語文化的基本成分。

最具標誌性的英語文風格都是“中國物語”（things Chinese）。

英語文學領悟中國（概念）是英語文自身興起的基本要素。

在任何事情上，中國概念已被盡可能地編織成了英語文思維，包括英語文風格自身。

現代英語文是……通過與中國形式保持一致，來形成它自己的語言文學的實體的……。直到19世紀初，構思英文不可能不符合漢文的概念。

此期英國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通過效仿中國來實現自身價值的。……多種多樣的中式生活方式，諸如遊記、奇幻小說、景觀設計、器物裝飾、家政儀式和飲茶等，都已系統地融入英國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之中……。

……中國物質文化與英語文創造力之間的融通，特別聚焦於中國風格在（英國人的）鑒賞能力上所起的作用，並且把這種創造力調整到理性的主體性上。

在淫長的18世紀，基於“中國風”及其所掀起的浪漫主義，茁壯成長的英國文學（包括莎士比亞的美學內涵）；與此同時，它又依靠“中國形態”（figures of China）創造出英語文的自身模式。

18世紀的“中國風”的文學，成爲（歐洲）同化突如其來的東方舶來品的範本；也維持、融和了本民族與新事物的關係，它開始于精英們的開闊眼界與實踐。由此奠定了規範化的家庭生活的基礎，進而，中國物語（物質文化）被置於標準英語文的核心地位。

把中國（元素）吸收進入英語文主體是不列顛能夠作爲一個世界主義民族，從而伸張其全球性的軟實力的一種方法。

中國觀念不只是促使現代早期英國轉向全球文化思維的拉力之一，而且簡直就是英國文學所表現和反映“天下性文化”的基礎。

相關於英格蘭的某些事來說，中國何止是另一個國家、帝國或文化，而是意味著新興的全球觀念；由此，英語文必須用她的標準來衡量和檢驗。

英國文字產生了和組合了各種各樣的中國印象，它們都是指向更廣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義（天下性）的；在文學的效果上，“中國品類”（名物制度）陪伴著現代英語文出現，彼此和諧作用，而使英語文關注更大的世界。換句話說，英語文學所歸因的中國物性或漢語文風格，並非只是這些事物本身被引進于英國文化；而是，像我所主張的，它意味著：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的概念，英語文學是不可想像的。

通過追蹤這一階段歷史，查閱作爲中國風格縮影的英國世界主義的資料，和它們怎樣在相關的英語文特性中，被修訂和重新定位；我們能夠看到現代形式的民族主義、階級貴賤、性別文化和東方主義等（西方話語）脫穎而出，以及它們在構成新型英語文的主體性上所發揮中的作用。

（西方中心論之）東方主義否認中國文化已經融入（現代）英語文的定義之中，但這確是最深遠的影響之一。

在通常的藝術史和人類學的討論中，許多專業術語被隔絕於其中國原型；它們或是直接來源於中國，或是體現了中國的名物制度，或是模仿中國物性而被創造的。

（五）中國書面文字化作西方的文學藝術

（密歇根大學英語文系主任）大衛·波特指出：“這是很清楚的，即隨著（耶穌會士）講述中國，許多新穎的思想也引進（歐洲）；尤其是關於書面文字的特性，被注入現代歐洲的話語之中。”科爾曼博士（William Coleman）評論道：

大衛·波特的“中國與英語文風格的發明”（China and the invention of Englishness）這個專題，研究中國及其物品在形成英語文的民族認同上所起的作用。在詩歌、戲劇、印刷和繪畫，哪怕是從破碎的家用瓷器上，方方面面，表現出一個完整的圖像；它爲波特教授提供了一個論壇，由此，他追蹤至18世紀後期，體現在從女性力量的彰顯權利到理想家居上的語喻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trope）……。湯瑪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年）的早期英國詩集與他所譯注的中國小說之間的複雜關係，這個被稱爲特別高雅的“愉快歷史”（《好逑傳》）……說明中國文學構成了（18世紀英國）的審美範疇；以致被他（湯瑪斯·珀西）後來應用於（編寫）吟遊詩集（“英語文詩歌遺產”或稱《英詩輯古》）。

兩位教授皮克斯和懷特豪斯寫道：

這是很清楚的，即隨著（耶穌會士）講述中國，許多新穎的思想也引進（歐洲）；尤其是關於據說是書面文字的特性，被注入現代歐洲的語文。

中國語文在藝術和審美、乃至在精神上都比英語文具有一定的優勢，……亦即，中國文字在唯美心靈上是更高的寫作載體。

在詩人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看來，漢語文是一種自然本身的語文，既簡潔明晰，又深邃神秘，它是詩歌的終極語文（the ultimate language of poetry）。

……中國書寫文字揭示了中國人心靈和宇宙心靈的思想過程，它具有普遍的感通力，因爲大多數的方塊字是原生圖畫……。較之字母文字，表意文字具有更多精神和自然的稟賦。

“漢字表意”奠基了從詩歌到電影的西方或現代文藝，它構成了西方傳統的一部分。斯坦福大學教授羅蘭·格林寫道：

在1977年，阿洛多·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 1929—2003）彙編了一部著作，題爲《表意文字：邏輯、詩歌和語文》（Ideogram: Logic, Poetry, Language），其特點是翻譯被熱烈討論的費諾洛薩的論文《作爲詩的媒介的漢字》；它是在費諾洛薩去世之後，由艾茲拉·龐德編輯出版的。

阿洛多·坎波斯的書還包括另一篇論文，即愛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於1929年寫的《電影原理與表意文字》……。

正如阿洛多·坎波斯所昭示的，費諾洛薩是這一學統的哲學家和詩人之中的一員，即從笛卡爾和萊布尼茨到愛默生和龐德；他們尋求功能性的詩學框架，它是基於像表意文字的通用符號。

【圖】〔畫中字〕漢字是人類通用文字的典範。西方的知識系統（包括文學、科學、數學、哲學和神學等）是“漢字密碼”的展開。所謂的西方“古典名著”都是濫用“漢字表意”而僞造的。

（六）“漢字表意”支撐科學技術的宏偉大廈

第一、漢字與科學革命

西方不可能原創邏輯，因爲它沒有表意文字——唯一的承載、承傳知識及其方法（邏輯）的工具。西方于現代早期從“漢字密碼”中獲得了邏輯。美國語文學家費諾羅薩（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年）說：“通過將漢語文作爲一種模式，當成真正知識的工具，由此來修補我們（西方）的抽象語文的缺陷。”他進一步說：“漢語文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邏輯和抽象系統的自然選擇。”

所謂的17世紀歐洲“科學革命”其實不存在，如果有的話，那就是如何突破語言文字的瓶頸；亦即通過攝取“漢字表意”的方法，把西方文字從“發音符號”變爲“知性符號”，從而勝任於書寫科學、數學和哲學等。請讀下面摘錄：

〔內華達大學教授丹妮絲·蒂勒裡：〕所謂的“科學革命”，……從英國皇家學會作者所寫的文本，包括斯普拉特（Sprat）、格蘭維爾（Glanville）和威爾金斯（Wilkins）的，顯而易見地看到，語文是17世紀的自然哲學家所關注的核心；它體現在早期皇家學會的會員們都花費大量的精力，來創造通用語文的方案上。這些人工語文的方案旨在解決17世紀的語文危機（linguisticcrisis），從而依靠可通用的、標準化的語文符號來促進知識交流……。

〔《科技信息百科全書》：〕當現代科學出現於17世紀的時候，它的目標恰恰是發展一種哲學語文；亦即，一種適合於哲學分析和科學論述的語文。這個項目最著名者之一是皇家學會首任主席約翰·威爾金斯（1614—1672年）的“真正的字”（the Real Character）……。受到漢字的啟迪，威爾金斯得出結論：字詞的形式應該反映它們的邏輯分析；由此，他基於綜合概念分類法，設計了字詞和符號的書寫系統。……同樣受到中國文字和哲學的影響，萊布尼茨研究了知識表述和機械推理，……他明白宇宙間的所有變化歸屬爲陰陽兩級。

第二、漢字與現代科學

關於由“漢字表意”構建西方科學語文與思維，美國聖母大學教授萊昂內爾·詹森總結道：

牛頓的微積分、貝克（Cave Beck）的“通用的字”、萊布尼茨的“通用字系統”和威爾金斯的“真正的字”，凡此，都是作爲對“自然神”工作的虔誠的推演，從而發明出旨在維護實用科學的修辭策略。由此，當漢字文本被理解爲代表自然的符號形式的時候，耶穌會士所翻譯和注釋的中國資料，就開始在上述自然神工作的虔誠推演上，發揮作用。另一方面，耶穌會士所引進的中國的“真正的字”，也爲早期歐洲科學界爭論提供了合理證據；那就是，真正的字、微積分和通用語文（科學語文），都可以從自然萬物本身推演出來。〔引者按：“自然神”即自然哲學，爲了與基督教達成某種妥協，冠以“神”字。但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孔子被當成自然神的化身〕。

如何把“漢字表意”和中國自然哲學轉變爲西方科學，美國哲學家史蒂夫·福勒寫道：

17世紀的科學革命是隱喻性地把自然還原成一本書，它是用數學語文寫的，由牛頓等人來解碼。〔另外，萊布尼茨構想了一種科學通用語文和推理演算（符號）。他希望把複雜的思想分解成簡單的、獨特的和不重疊的元素，而由表意文字（ideogram）來表述之，並且以邏輯演算的規則來操作〕。……萊布尼茨援引中國表意文字，作爲其設計通用文字專案的靈感來源；此種“符號邏輯”，成爲現代西方哲學發展的標誌之一。那時，科學優勢取代神學權威這一飛躍，集中體現在物理學上。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一些淵博的科學家和人文主義者，包括波爾、李約瑟、榮格和卡普拉，都論證了中國思想的“理”、“氣”和“道”是怎樣提供整體的形而上學的背景的；它們對於全面理解相對論和量子物理學的宇宙意義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進而，隨著學術研究的重心從物理學轉到生物學，東方形而上學的靈感源泉——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則愈益重要。

“李約瑟難題”，即科學～工業革命爲什麼首先發生在歐洲、而非中國？

李約瑟原本是“感慨”——照理來說，作爲科技的原創地，中國應該總是“爲天下先”？但這個命題被西方和西化人士用於貶低中國。

在（鄭和遠航等）開始聯通世界的條件下，傳統中國的“發展～發明機制”從量變到質變，並且在更適宜、更通達的地理環境中發生“井噴”。

另一方面，同樣是在世界聯通的條件下，歐洲從文明邊緣變成“全球通衢”（連接西半球）。由此，西方模仿中華文明（首先是轉型：神本社會→人本社會），也就應和如此“天時地利”。

上述質變（井噴）隨著天時地利的轉移，有三次遞增浪潮：19世紀歐洲→20世紀美國→21世紀中國。

科技發展與其本身或邏輯無關，它決定於“生態”——有多大的生態讓它吞噬，就會有多大的科技。

古代中國囿於“內環境”，還要保護生態家園，故爲“小科技”（相比之下，碎片化、沒有大一統的舊歐洲不可能有科技）；而現代人類——首先則是西方——則是犧牲全球環境，所以有“大科技”，但取決於各國的地緣優劣。

（七）“漢字表意”與其他西方及現代學科

第一、漢字與西方哲學

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提醒我們：“萊布尼茨把漢字當做建立西方哲學的基石。” 波士頓學院教授羅伯特·克恩指出：

根據（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在17世紀，漢字書面文本“作爲一種歐洲幻覺”在起作用；……萊布尼茨的相關思想，是希望借助于漢語文來發明一種適合的哲學語文，使之成爲哲學的工具……。萊布尼茨和詩人龐德所看到的是，漢語文是人們所尋找理想的言語表達形式的楷模。

比奇洛教授解釋道：

他（萊布尼茨）提出，漢字書面文本是哲學語文的典範。換言之，萊布尼茨想像有這麼一種書寫文字，它與思想形式本身直接掛鉤，而非通過口語和具體物質來表達。……然而，萊布尼茨這個夢威脅著這一成說，即歐洲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真理。……的確，萊布尼茨的通用語文是把數學與邏輯推理結合起來的語文；正是由於這個緣故，他被白晉說服，而把漢語文當作完美模式，因爲漢字起源于遠古的易經象數。

【圖】“希臘哲學”從何而來？它濫觴於16世紀，而成型於19世紀。先有“東方影響西方哲學”〔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書名）〕，再有系統的文獻僞造〔LITERARY FORGERY〕。進而，西方哲學（歐洲哲學、希臘哲學、科學哲學、歷史哲學、宗教哲學）怎麼來的？四個中國源：

1.儒家人文→西方人本→本能崇拜（人作爲“智慧生物”所稟賦的“反克自然的無限潛能”）；

2.《易經》等（天道觀、天人觀）→“自然哲學”（儒家被稱爲“自然神”）→認識論、知識論；

3.“漢字密碼”：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形象與抽象、特殊性與普遍性、邏輯與邏各斯……；

4.使用《易經》的“形而上（道）、形而下（器）”來包裝。

第二、漢字與經濟學

西方經濟學的誕生是兩個中國因素的“合成”，即：

1.語文：漢字表意→哲學語文→經濟概念；

2.思想：儒家和道家的自然觀→法國重農學派→亞當·斯密經濟理論。

瑪律科姆·華納說：“適合的術語似乎是一個問題。新科學的輸入要求創造一種經濟學的表意文字。”

美國羅德學院教授比奇洛由西方經濟學追溯到作爲哲學語文的“漢字表意”，他寫道：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概念表述上是從哲學語文發展出來的。……我從亞當·斯密的著作追蹤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直到20世紀的經濟學，它們都與哲學語文密切相關……。的確，所有的人類活動都受制於某種形式，康得稱之爲“表述能力”，德里達稱“原寫作”（arche-writing）。……17、18世紀的歐洲爭論表述和寫作問題以及它們的障礙，這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漢字所激發的……。那時，漢語文被認爲是理想的通用語文的典範，它是基於“真正的字”的書寫系統；每個漢字不是表示聲音，而是傳達一些基本的哲學原則。研究“真正的字”的人抓住漢語文，把它當做探尋完美寫作形式的線索。……萊布尼茨總結，漢字在本質上是哲學的，它基於智慧考慮，而非表示聲音。……萊布尼茨想像有一種與思想形式直接相關的寫作，而無須借助于語音的中介。

第三、漢字與電腦語文

通常說法，萊布尼茨獨立發明了作爲現代電腦語文的二進位制；稍後，它被由耶穌會士白晉所介紹的《易經》所印證。但實際上，萊布尼茨的這項“發現”來自德國神秘學家和語文學家斯比塞爾（Theophilus Gottlieb Spitzel, 1639—1691年）；這位萊布尼茨的同胞早先在荷蘭（1660年代），獲得了《易經》包括太極、陰陽和八卦（圖符），從中擷取了二進位〔binarium〕。

關於漢字與現代電腦語文，普雷斯曼博士的著述“作爲通用媒介的中國表意文字”（the Chinese ideogram as a universal medium）摘錄：

德里達寫道，漢文寫作概念是作爲一種“歐洲幻覺”在發揮作用。……詩人和哲學家、以及我們就會看到的還有電腦科學家，都使用表意文字來服務於他們的理想；亦即，他們使用表意文字爲的是把上述“幻覺”變成普遍真理。萊布尼茨和（詩人）龐德分享了這個來自漢文的幻覺，而萊布尼茨的這個版本（“漢字表意”和易經式的二進位）則延續到我們的電腦時代。數位對應的“共識幻覺”稱爲“網路空間”。……我們已經看到電腦和詩學並行發展的歷史，我透過艾茲拉·龐德和萊布尼茨追蹤到“漢字表意作爲通用媒介”這一“幻覺”。西方的中國幻覺即把漢文（表意）轉爲（西方）通用語文來支援思想或意識形態。……電腦代表自然語文這一思想，也就是電腦代碼等於中國表意文字，正如萊布尼茨、費諾羅薩和龐德所描述的（“漢字表意”是思想或信息的媒介）……。

【圖】現代電腦語文是萊布尼茨創造的，它分爲兩個方面：一是來自“漢字表意”的通用符合，一是源于易經卦爻的二進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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