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前期的教育是开放的教育，同时对西方和古代开放。这一时期，新式的学校教育发展起来了，而中国原有的教育形式并没有废除。基础教育阶段，私塾、家塾教育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甚至是在高等教育中，也有清华国学院、无锡国专这样的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实际上即是传统书院的延续。
唐曉敏先生
那时的大学，在教学方面的特点是相当自由。如北京大学即是典型。冯友兰回忆说：“蔡元培到北大以前，各学门的功课表都订得很死。既然有一个死的功课表，就得拉着教师讲没有准备的课，甚至他不愿意讲的课。后来，选修课加多了，功课表就活了。学生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说是选修课也不很恰当，因为这些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定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或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
又说：
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你可以说韩侂胄好，我可以说韩侂胄坏，完全可以唱对台戏/戏可以对台唱，为什么学术不可以对堂讲呢？至于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考试也没人管。
那一时期，不仅是教学内容上相当自由，形式上也很自由。
田炯锦：“北大六年琐忆”一文讲：
“初到北大，甚感不惯，上课铃响时，好些教员常迟延十分钟左右，方到教室，但下课铃响后，仍继续讲之不休，下一课的教员如守时，学生简直无法休息。有些教员上课后两三星期，尚未讲入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月考甚少，且不认真。故当时很奇怪北大驰名全国的好学校，何以如此随便？但一学期未满，我即体认北大的好处。教员们多系学识丰富之学人，他们开始讲的许多题外话，对该课以后的深入了解，大有功用。有些教员个功课虽未能按时完成，但确有许多心得，转授给学生。只要学生肯用功，则其所得到的益处，当远超过按课本逐章逐节的讲解。”
当时的大学，遵从的是德国的教育理念。德国思想家包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生活》一书中叙述德国大学教育的情况说就讲：
“在学生时代通过外部力量而获得的自由，是人生所能享有的最大、最彻底的自由。在这段时期之前和之后，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责任和束缚，而大学生却可以自由地、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独立个性的塑造当中……大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学习领域、自己喜欢的大学、自己的老师，以及自己决定是否去听讲座。并且，对于教师讲授的东西，他们可以采取一种独立的思想态度，……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选择不听任何授课，没有人会要求他为此负责，没有人会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或者询问他是如何安排召开的时间的。”
“学生在大学里享有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尤其是学习的安排、顺序、还是对科目、讲座和练习课的选择，尤其是对学校所提供的教学资源的利用，所有这些东西都真正是由学生自己来进行选择的。大学仅要求学生做到：每个学期必须至少注册一门讲座课程（请注意只是注册而并非上课）。即使是涉及备考问题的规则，通常都是非常宽松，留有相当大的解释空间。”
那时，不仅大学是这样，中学也差不多。当时虽有教材，但各个学校的语文教师多不用现成的教材，往往自行其是，选择教学内容。
还有更特别的。程千帆讲它读高中的情形时，说道：
“1928年，我赴南京，考入金陵中学学习……余姚黄云眉先生，后来是海内外知名的明史专家，在上高中三年级时，一个学期就只为我们讲了一篇曾国藩的《圣哲画像记》，事实上却是以此为纲，上着国学概论的课。这种概论式的宏观论述是我在私塾学习时所不曾接触过的，所以‘受之者其思深’。”
一个学期的语文课，只讲了一篇文章，真是自由！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当时却可以做到，而且，这还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