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周小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导，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博士。曾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副会长（2010-2019）、美国杜克大学富布赖特访问教授（2008-2009）、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客座教授（2004）、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研究员(1997-2000)。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唯美主义、20世纪西方文论、比较文学。著有《从形式回到历史》（2010）、《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2002）、《超越唯美主义：奥斯卡·王尔德与消费社会》 (1996)；合编有《外国文论研究》（2015）。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论文集中发表过多篇中英文论文。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2022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不仅在叙事学领域具有创新意义，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双重叙事结构中的 “隐性进程” 作为中介，有效地连接了文本和社会，成为文学与现实这个二元对立之间至关重要的第三项。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为当代社会学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与阿多诺和詹姆逊关于形式即社会性的理论相得益彰。同时，这种三元阐释模式也具有令人瞩目的批评实践价值。
关键词：双重叙事进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隐性进程；中介；阐释模式
“双重叙事进程” (dual narrative progression）或 “隐性进程” (covert progression）是申丹提出的文学批评概念，学术影响广泛。这一理论引发了国内外学界的讨论，并在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隐性进程” 作为理论词条也很快被收入法国学者的《叙事学常用术语汇编》(The Glossary of the Réseau des Narratologues Francophones)，成为叙事学研究的热点。美国文体和叙事学权威期刊《文体》(Style）2021年春季刊全部用以刊登有关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研讨论文，其中有申丹的长篇主题论文，十四位欧美和两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挑战或应用论文，以及申丹的长篇回应论文。从普洛普（Vladimir Propp) 1928年出版的《民间故事形态学》(The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算起，现代西方的叙事学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诚如美国已故批评家米勒（J. Hillis Miller）生前所言，叙事学是一个被充分研究过的学术领域。在这样一个成熟的学科之中，申丹再取得学术突破，提出一种崭新的理论，可以说十分不易 (xii)。实际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还超越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古典叙事学两千年的传统，即仅仅关注情节发展的叙事学研究模式。这一理论发掘出不少作品中隐藏在表层情节背后的 “隐性进程”，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差异、对立和矛盾纠缠。这是一个批评思路的转换。弗洛伊德从 “梦的显意” 中开掘出 “梦的隐意”，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和修辞表现，就是一种双重模式。当然，“隐性进程” 和弗洛伊德的 “潜文本” 还有根本区别，这一点下面还会涉及。《双重叙事进程研究》(2021）让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构成及其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在这本书的上篇，作者厘清了 “隐性进程” 与其他相似概念的区别，详细阐发了其构成发展和诸种模型，并揭示出这一概念对其他学科如翻译学、文体学的影响。读者因此可以改变以往的阅读习惯，不再受到表面情节发展的束缚，在遇到含有 “隐性进程” 的作品时，可以深入到情节背后无人知晓的另一层面，全面理解作品的深藏主题和社会意义。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对虚构作品的阐释十分复杂，文本在阅读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杂多统一、双向立体的结构状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小心翼翼地化解表层情节可能带来的意义误区，全面理解和探索作品中的复杂意图和思想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就含有 “隐性进程” 的作品而言，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既涵盖了过去形式主义批评所倡导的悖论、张力、反讽、平行结构、复杂性、多义性等形式美学，又显示出社会学批评所擅长的价值评判和思想发掘，并包括了后经典叙事学强调作者视角、语境构成和主题意义等方面的问题，成为形式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典范。从以上评述中不难看出，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意义已经超出叙事学本身。本文旨在说明，“双重叙事进程” 的理论价值还在于它可以使我们对文学和社会、文本和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个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个过去广受争议的理论难点，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表述。或者说，我们对文学和现实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又有了一种新的描述方式。我们可以把 “隐性进程” 看作文本和现实二元对立之间的第三极。童庆炳曾经以 “内容与形式的交涉部” 对这个第三项进行概括 (《文体》101)，后来又在文化诗学理论中上升为 “审美中介” 概念 (《文集》137)。“中介” 概念也是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卢卡奇(Georg Lukács)、布洛赫(Ernst Bloch)、阿多诺(Theodor Adorno)、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讨论的重要问题。詹姆逊认为，“中介” 是辩证法不可或缺的概念，它来自于一个与结构主义二元论 “完全不同的哲学家族” (Valences 35)。在这里，我们把 “隐性进程” 也归结为这样一种 “中介”。有了这个第三元素的介入，即以 “隐性进程” 作为中介，文本和现实的关系中那种差异性对立和同一性反映之间的矛盾，又有了一种特殊的解决方式。差异性对立是指对于形式主义而言，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相互对立且无甚相关。同一性反映是指，归根到底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文学和社会最终是同一性关系。过去传统的理论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解决两者矛盾的方法不外乎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同一性的认识论，认为文学是生活的表现和反映，其代表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批评、卢卡奇、前苏联以及我国1940至1970年代的典型论，也包括西方学界1970年代以后复兴的社会历史文化批评。另外一种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差异性，认为文本和现实没有关系，文本独立于生活之外，是独特和自洽的实体。西方1920至1970年代形式主义批评（包括经典叙事学批评）和我国1980至1990年代形式主义美学就是这种理论取向。这后一种取向的弊端也很突出，因为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实在是太过明显。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说语言和技巧本身就 “已经渗透了某种意识形态性的感知模式，某种加密的解释现实的方式” (25)。因此，把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既反常识且技术上又很难。李泽厚的解决方案是引进主体心理的 “文化积淀” 概念（97)。这一理论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特别是其中关于 “人化了的自然” 的思想（79)。李泽厚建立起一种三元模式，形成历史性、主体性、艺术性这样一种三元连贯结构。童庆炳的 “文化诗学” 对这个中间项，即主体的审美心理过程，进行了具体研究。他依据皮亚杰的 “个体同化” 心理学，使艺术创作过程成为 “内” 与 “外” 相结合的熔炉 (《文集》137-42)。在这里，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文本和社会的分离，由于有了主体心理结构这个交汇点，终于又可以完美地统一起来。但这一人文主义主体性与康德、席勒以来德国现代性美学传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随着1960年代西方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人文主义主体性在理论上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对于福柯和阿尔都塞等人而言，人的本质和文学概念，这种强调在场主体和普遍性审美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政治立场。这是认知模式和话语的产物，或是社会意识形态误认，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当然，上世纪末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现代性美学和现代化进程并列前行，具有思想解放意义。但时至今日，如果坚守人文主义美学，就连后结构主义 “空缺主体论” 都难以应对，更何况拉康（Jacques Lacan)、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人的能动主体性又向前走了如此之远。不过詹姆逊对人文主义和现代性有一种独特解释。他认为，“从拉丁美洲到中国”，在世界范围内 “现代性口号的复活”，那些关于乌托邦价值、生产价值、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各种讨论（Singular Modernity 6)，当然也包括哈贝马斯改良后的现代性方案，“一定是某种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人们甚至觉得，近期现代性旧话语的死灰复燃，根本不可能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文献学和历史学兴趣” (7)。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现代性美学如果以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各种学派不通分的方式杂处共存，就可能是 “全球市场” 中后现代多元文化的众声喧哗。詹姆逊说，“我们在此满目所见，都是关于现代性的改制，对它的重新包装，对它的海量生产。全部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名家，包括某些艺术门类，都呈现出一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为了在知识市场上再次对它进行推销。” 而这是一个 “包括观念市场在内的新的全球化市场” (7)。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代表了另一种理解文学的模式。这也是一种以中介为基础的三元结构模型。这种模式可以使我们跳出传统批评方法中简单的二元对立，又能避免主体性心理结构的人文主义倾向。在文学和生活、文本和历史之间穿插进去的这个第三项，也能够克服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两者的弊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模型的理论价值值得充分强调。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目标是，从表层叙事进程的背后发现 “隐性进程”，并把它作为中介，使之成为进入生活语境的过渡元素。这一连接点的重要作用堪比艾略特（T. S. Eliot）在《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所说的 “铂金条”。“铂金条” 作为中介，是促成 “两种气体”——在这里可以引申为文本和历史——发生化学反应并转化为硫酸的关键（74)。在申丹的理论中，现实生活和艺术形式这两项本来独立的因素，由于这一中介的连接而成为一个整体。借助这个复杂、精致、技术性很强的中间项，读者得以从文学形式返回社会现实。我们既感受到叙事形式的艺术魅力，又增加了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也就是说，“隐性进程” 可以取代心理结构，成为填补文本和现实之间空白的元素。在人文主义主体性衰落之后，文本和现实合二为一的批评目标，在这里又一次得以实现。而这样的批评方法，不正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一直所追求的境界吗？为了更好地理解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义，我们先回顾一下当代文学批评如何解决文本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文论体系中，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形式主义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文本细读、结构分析和审美描述等方法让人耳目一新，使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退居后台。近二十年来，政治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和各种社会批评逐渐增温，并取得丰富成果。但这一回归在实践中很多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切换，而对 “向外转” 的内在原理讨论仍显不足。从形式主义到社会历史批评，这是一个研究思路或范式的重大转变，我们还期待着更为充分的论证。对于新旧社会学批评的不同，还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前所述，连接文本和现实需要有一个像 “铂金条” 那样的节点。这个中介本身的性质结构，这个 “催化剂” (Eliot 74）的化学反应过程，就值得我们重点关注。1985年前后进入中国学界的詹姆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个中介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案。这在当时是对文本与社会的关系的一个很好解答。詹姆逊借用了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 “同源性” (homology）概念，认为文化和现实之间有一种内部结构的一致性（杰姆逊 64)。戈德曼说，“同源性是集体意识和文化作品中结构间的明显关系，表现为一个完整连续的整体。这可以理解为：严丝合缝的两种同源性结构，其内容可以完全不同” (66)。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使用了 “结构同源性” (“structural homology”）概念。他认为，“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比如绘画、戏剧、文学、音乐，它们在生产和供应场域其结构完全是同源的，而且与权力场域也保持着一种结构同源关系” (161)。这其中的原理，对于当时熟知格式塔心理学的中国学界，并不难理解。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内心深处那种茫然一片的感觉之所以可以移情，并由外在客体表达，就是因为内外两者结构相似（李泽厚 92)，而这种结构的一致性和精确度甚至可以用数学来计算。因此，李泽厚认为美学的重要基础是数学，甚至提出美学的最终理论形态可以用数学表达，也就是“以美启真”。李泽厚说，“数学……构成了艺术和科学的共同的灵魂” (83-84)。现在看这有一定道理：拉康论述主体欲望的构成，在某些场合下，就是用拓扑学和其他数学公式来表达的（692，694)。詹姆逊的 “结构同源性” 案例也和数字有关。他引用的是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关于俄狄浦斯神话的研究（杰姆逊 119-21)，这个希腊神话里面包含了一个平行结构。在《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把欧罗巴、俄狄浦斯、安提戈涅三个希腊神话片段与古代人关于自身起源的所谓 “宇宙观” 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在结构上完全对应，都有一个二比一的形式框架。列维-斯特劳斯断言，这个神话故事和那些荒诞不经的龙牙、斯芬克斯、跛脚、左撇子等神话素之间，有一种结构形式上的平行对应（214)。而这个二比一数字结构便是批评家所寻找的那个横亘在文本和现实之间的中介。它以具体可见的形式连接起文本和社会，从而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表层情节之下的 “潜文本” 进行了发掘，把散落在作品各处的神话素重新组合。这与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无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 “宇宙观” 结构，还是 “双重叙事进程”，表层叙事和深层结构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不同，甚至完全没有关联，但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对理解文学作品缺一不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案例中，如前所述，两者是一个二比一数字结构的对应。在申丹的模式中，这种关系则更为复杂。申丹认为，一篇小说甚至可以包含多重叙事进程，而各种叙事进程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单纯的结构一致性关系。这一理论更具复杂性：两种或多重叙事进程相互交织，彼此缠绕，甚至矛盾对立，让人眼花缭乱。这里所勾勒出的中介，形态不一，结构各异，修辞方式多样。各种叙事进程不仅仅是平行关系，还包括否定关系、矛盾关系、互补关系等，因此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詹姆逊在其他研究案例中，对文本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多种表述，不局限于俄狄浦斯神话这种基于数字的平行对应。比如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中，詹姆逊认为，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印象主义与工业社会中的 “抽象和物化” 是互相对应的：“纯粹色彩” 具有了 “各种可测量的维度”，而 “知觉活动最终与感性数据融合” (229-30)。在《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中，他认为洛杉矶的城市建筑，如波特曼的威斯汀大酒店所呈现出的 “多维空间” (hyperspace)，结构奇异，四通八达，让人方向迷失，与城市融为一体（38-39)。这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指和所指的分裂所引发的意义丧失，是相互关联的。这源于当代 “高科技恐惧症”：“全球化虚拟网络装置” “迷团般自主驱动” “致命的信息源自动连接”，所有这些发展到 “如此复杂”的地步，“正常心灵已无法读解” (38)。在《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中，他还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抽象和晚期资本主义的金融抽象之间，也有一种结构对应的关系。他说，“新型金融资本的逻辑是一种全新的抽象形式，与现代主义截然不同。在当今的文化生产中，在所谓后现代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154)。
以平行结构作为中介连接文本与社会，批评家揭示了文学和社会的同一性。两者结构同源，形式一致，可以互相表达。这克服了过去社会学批评的弊病，不再从内容上获取文本和社会统一。詹姆逊从形式结构的角度看待两者统一，可以免除批评实践中经常因作品内容与社会现实不同所产生的困扰。但是，如果作品结构与社会结构在形式上也存在差异，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两者是否还能互相表达呢？法兰克福学派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 “否定性美学”。否定性形式所蕴含的肯定性的 “救赎” 内容，在本雅明的 “废墟美学” 和阿多诺的 “否定的艺术形式” 中，已有充分表达（杨小滨 30-31，42-43，47)，而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和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则选择了精神分析那条路。他们运用弗洛伊德的梦文本、无意识，以及隐喻和转喻的结构转换，去理解文本和整体语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色的方案，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概括为 “双重阅读” (dual reading)，或 “症候式阅读” (Althusser and Balibar 32)。文学批评对无意识概念的引进，并以此处理文学和生活的反向对应，填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鸿沟。这种心理分析方法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此不作赘述。
以上对各种中介，即文本与社会的连接点，进行了一个简单回顾。从 “结构同源性” 到 “双重阅读”，在谈了这些解决文本或现实关系问题的方案之后，申丹的 “隐性进程” 对两者关系的处理方式、它的理论意义和学术贡献就非常清晰了。“隐性进程” 概念可以理解为联系文本和社会的一种新的中介，因为 “隐性进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文学和社会的连接点。它起到的作用很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元素。在文本与社会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中，因 “隐性进程” 的介入使之变成一个三元模式。上述的 “文化积淀” “结构同源性” “潜文本” 也和 “隐性进程” 一样，构成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第三方。上述这四种中介理论都可以看作三元批评模式的不同形式。这里我们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和总结。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结构不同于戈德曼、布迪厄和詹姆逊的 “结构同源性”，其中作品结构和社会生活并非同一性关系。表层情节发展和 “隐性进程” 在多数情况下是矛盾对立的。在申丹的描述中，“隐性进程” 与显性进程的关系非常复杂，形式多样。有些作品中甚至出现三重叙事进程，且矛盾对立，交织互补。此外，“隐性进程” 也不同于精神分析所使用的 “潜文本” 概念。申丹在《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中多次强调了两者的不同（14，27，188-89)。我们知道，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自我分裂成为意识主体和无意识主体，文本和 “潜文本” 分别属于意识范畴和无意识范畴。这一区分的根源在于主体在压抑过程中产生了分裂。而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中，是文本本身产生了分裂，具体表现为显性情节和 “隐性进程” 交织互动。显性情节与叙事暗流在作品中并列前行。作为否定性中介的 “隐性进程” 隶属客体性文本，而非主体心理结构。如前所述，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对于文本与社会的差异性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主体理论、结构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的解决方案。这一理论的文学批评实践，在《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一书下编中展开。作者运用这一批评模式对一系列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在这些案例研究中，作者把显性情节和作为叙事暗流的 “隐性进程” 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张力清晰地表现出来（申丹 24-25)。其中有四个例子非常典型，分别通过 “隐性进程” 挖掘出文本与社会不同的关联方式。一、“隐性进程” 与情节发展属于平行关系。在坡（Edgar Allan Poe)《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的三个叙事进程中，只有 “隐性进程” 之二与社会语境直接相关。小说在精神病抗辩的社会语境中建构了凶手-主人公自我定罪的 “隐性进程”。二、“隐性进程” 揭示出情节发展中人物行为或人物冲突的社会原因。在卡夫卡的《判决》(“The Judgment”）中，情节发展聚焦于父子冲突，而 “隐性进程” 则揭示出造成父子冲突的社会原因。若能看到后者，就会完全改变对父子关系的看法：他们均为社会压力的牺牲品。三、“隐性进程” 与情节发展属于相互反转的关系。在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莳萝泡菜》(“A Dill Pickle”）中，情节发展是对男主人公的反讽。仅关注情节就会使读者忽略或压制了男主人公话语中那些与社会关联的部分。“隐性进程” 的反讽对象变成了女主人公。男主人公的话语得到正面阐释和重视，成功地建立了文本与社会的关联。四、“隐性进程” 在另一维度上建立与社会语境的关联。在曼斯菲尔德《巴克妈妈的一生》(“Life of Ma Parker”）中，情节发展与社会有一定关联。但只有看到 “隐性进程”，才能看到文本在性别政治这一维度上与社会语境的关联。对肖邦 (Kate Chopin)《一双丝袜》(“A Pair of Silk Stockings”）的分析也属于这一类型。我们就以上案例中的前两个来进一步考察。在分析《泄密的心》中的叙事进程时，申丹在作品的 “情节发展反讽” 和 “戏剧性反讽” 这两个 “文本层面” 的叙事进程之外，发现了 “与社会语境互动” 的第三个叙事进程（206)。这三个进程错综复杂，在叙事过程中矛盾交织，互补前行，使作品的叙事结构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小说的叙事形式与当时社会思潮的联系在三重叙事中若隐若现。如果仅仅关注小说的表面情节和戏剧反讽，读者就会对其主题感到迷茫。过去评论家认为，“《泄密的心》属于简单叙事，缺乏暗含意义” (188)。而且，“坡在小说和诗歌范畴都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完全 “缺乏对道德主题的兴趣” (190)。因此，仅仅关注作品表面的情节发展，就不能充分理解和阐释作品。但在引进第一个 “隐性进程” 之后，读者强烈感受到作品的反讽艺术效果，叙事结构绝非 “简单”。在引进第二个 “隐性进程” 之后，读者又可以看到 “文本与社会语境的互动”，从而理解了作品的 “道德寓意” (206，211)。这样，作品与社会就在三个叙事进程的交织互动中联系起来。这种解读不仅涵盖生动的细节，结论也让人拍案称奇。申丹引导读者从当时社会 “精神正常抗辩” 和 “道德错乱” 等法律语境来解读这部作品，从而有力地说明了 “坡的小说观和诗歌观的本质不同” (191)。涉及法律语境的隐性叙事进程之二，成为连接小说和社会的一个节点。正如申丹所言，“就小说这一体裁而言，我们就应该关注坡在主题因素上对包括道德在内的‘真’的重视”，关注他 “对唯美的结构设计和非唯美的主题因素的区分”(191)。这样精妙的文本分析，既不同于从内容回归历史的传统社会学批评，也不同于倡导 “结构同源性” 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而且也不同于基于 “潜文本” 的精神分析批评模式。我们可以看出，双重或多重叙事进程这种批评模式，开启了作品形式通往社会历史的又一扇大门。在对卡夫卡《判决》的分析中，申丹对作品中父子互动这个 “双重叙事进程” 进行了描述。申丹指出，在父子冲突的背后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表现了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149)。但如果批评家仅仅局限于父子冲突的叙事解读，就会在非常浅的层次上涉及作品的主题意义，“仅能看到个体的心理特征和家庭内部的关系，而无法看到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153)。申丹出人意外地从作品中发掘出另一股叙事潜流，这个 “隐性进程” 表现出父亲在社会的压力下发生的心理变态。读者可以在双重叙事的对应进程中，充分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巨大矛盾和问题的无解，看到 “现代西方社会中人孤独而绝望的生存困境，以及”社会对人的压抑和扭曲“ (154)。这更好地解释了作品超越个人心理的社会意义。通过 “隐性进程”，读者还可以把握卡夫卡这篇小说与《变形记》(“Metamorphosis”) 之间的本质相通。两部作品创作时间接近，实际上都聚焦于现代工业中 “人的异化” 问题（154)。因此在《判决》中，压力变态作为隐性叙事进程，成为联系文本与社会的一个强劲纽带。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申丹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新模式。“双重叙事进程” 把社会生活通过中介纳入文本，超越了传统社会学批评。我们可以不再对表层内容过分地关注。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解读，丰富多彩，是别具一格的批评实践。在前述三项中介模式之后，这第四种选择展现出巨大的批评潜力。书中的批评案例对 “隐性进程” 各种类型的划分，表现出文本连接社会的不同方式。这些新颖独到的阐释把这个中介以极为复杂多样的形态呈现出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不仅对叙事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所丰富发展。实际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代表了后经典叙事学的最新成果。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的连接也是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之一，如女性主义叙事学要求 “叙事学研究充分考虑社会历史语境” (申丹、王丽亚 205)。后经典叙事学正是在这方面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经典叙事学真正的问题是，在对叙事作品进行意义阐释时，仍然将作品与包括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在内的社会历史语境隔离开来。而作品的意义与其语境是不可分离的” (207)。因此，申丹的叙事学研究一直非常关注叙事形式和叙事语境之间的关联：“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真正贡献在于结合性别和语境来阐释具体作品中结构技巧的社会政治意义” (207)。这些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的概括，指明了叙事学的研究方向，而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则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们在叙事批评中看到了形式结构和社会历史结合的具体方式，“隐性进程” 概念成为文本和社会之间联系的新型中介。自黑格尔将中介问题理论化之后，这个在对立面中起居间作用的第三项，就成为 “一个经典辩证法术语” (Jameson，Political Unconscious 39)。如上所述，中介理论贯穿于恩格斯、卢卡奇、詹姆逊等人的著作中，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概念。对那些无法化解的矛盾，中介发挥着对立面转化和结构性连接的功能，其作用至关重要。实际上，“中介” 也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在不同时期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Keywords）中把这个概念追溯到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认为基督就是人与上帝的中介。而晚近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媒体，也可以从中介角度考察。中介（mediation）和媒体（media）词根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很接近。大众媒体介入我们与现实之间，不仅铸成符号流这堵墙，还会塑造社会生活本身，导致“媒介即信息” (McLuhan 7)，这反而 “阻止了人们对真实的了解” (Williams 154)。批评家认为，阿尔都塞的 “多元决定”、威廉斯的 “主导、新生和残余” 文化、布洛赫的 “非共时性”、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 “不平衡发展” 和詹姆逊的 “认知图绘” 等概念，都是中介理论问题（Homer 165)。更不要说在齐泽克的理论中，中介作为主体化过程所具有的重要地位（Žižek 185-90)。在1980年代，我国学者对黑格尔《逻辑学》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中的中介问题就做出过严谨辨析和认真研讨（王鹏令 152-61)。进入21世纪，赵司空《中介与日常生活批判——卢卡奇文化哲学研究》(2010）对中介概念的思想渊源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在文学批评领域，“文化诗学” 所倡导的文学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传统延续至今，中介概念仍然是构筑文本和世界关系的理论支柱，是从形式回到现实的重要途径。不过，当代更为激进的理论家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传统定义：拉康把生活理解为幻象，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将社会看作是形象流。这些理论取消了现实与符号之间的界限，中介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但这已经超出了主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围。本文对此不能详谈。这里仅对以上讨论的几个文论中介做一点总结。如前所述，对于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文本和社会之间不能是一片空白。对作品也不能以直接反映生活进行分析，两者之间这个空隙必须有第三元素填充。在本文谈到的四个中介中，前两种是肯定性的中介。李泽厚 “文化积淀” 说和童庆炳的 “审美中介” 说主要是相关于内容的，是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之间肯定性或同一性中介。另一个是戈德曼、布迪厄和詹姆逊的 “结构同源性”，这个中介表现出文本与社会的形式同一性，即内容不一致但结构一致。另外两个是否定性中介。第三种是弗洛伊德的 “潜文本” 和阿尔都塞的 “双重阅读”，在这里梦的显意和梦的隐意并非内容一致。两个过程表面上看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相互否定的。但正是在这种否定性中，弗洛伊德和阿尔都塞看到了两者的修辞关系。从文学到社会曲径通幽，这被引申为 “症候式阅读”。最后就是申丹的 “隐性进程”。“隐性进程” 和表层叙事不一致，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否定性的，或是矛盾纠缠的，但作为形式元素却成为连接文学作品和社会生活的中介。从另一角度看，这四个中介也可以这样划分：两个属于主体范畴，两个属于客体范畴。李泽厚的 “文化积淀”、童庆炳的 “审美中介” 与弗洛伊德的 “潜文本” 属于主体类。李泽厚和童庆炳在文本和历史之间加进了主体的心理结构和艺术创作过程，并使之成为起连接功能的第三项。弗洛伊德将主体一分为二，从自身裂变出第三元素。也就是说，主体裂变成两个，一个是有意识的主体，一个是无意识的主体。无意识主体成为第三项。而在客体类理论中，客体也可以衍生裂变。詹姆逊等人从作品形式和生活形式中提炼出 “结构同源性”。结构从作品形式和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成为连接双方的第三项。申丹的 “隐性进程” 则是从作品叙事形式中分裂出第三元素，从表层情节中发掘出与之相关或不相关的另外一种叙事进程。这是文本本身发生的裂变，从客体方面形成了第三项。但无论是主体的分裂还是客体的分裂，都是把原来的文本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变成一种三元并存模式。而以这种三元模式理解文化现象或阐释文学作品，其复杂性和说服力都远远超过二元模式。《双重叙事进程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是我国学者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有关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更加丰富全面。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从社会历史的角度阐释和解读文学作品，从而论证文本和历史不可分割的关系。上述四种模式对于两者关系的深入探讨和阐释模式的建构，可以使当今的社会学批评避免传统现实主义批评的局限性和简单化倾向。批评家可以在文学和社会之间构建出一个复杂的中间项。因此申丹的叙事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工具箱增加了一个新的选项。在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中，相关的文学文本在 “隐性进程” 这一中介的作用下，以一种极为精巧的方式，再次从形式回到社会历史。因此，申丹理论不仅代表一种新的叙事学研究方法，也为文学阐释打开了新的批评空间，而且在文本细读中极具操作性和应用价值。实际上，在我国学界，对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应用已经层出不穷，包括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红学研究和电影研究等等不一而足。这本书汇集了 “双重叙事进程” 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它的出版不仅是叙事学界的一个里程碑，也对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推波助澜。它的方法论意义在今后的文学批评中还会不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