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伟昉，文学博士，博士后，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主编，河南大学莎士比亚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河南省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主持完成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含重点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出版学术专著8部，译著1部，获省部级一、二等科研奖励8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李伟昉 教授
陈会亮，河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院长，同时任《圣经文学研究》(CSSCI辑刊）编委、执行主编，《人文》集刊编委、执行编辑。曾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4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犹太思想家哈列维著作汉译与研究”(2017BZJ032)。2018年入选河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青年骨干人才支持计划”，2019年获得河南省教育厅“2020年度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 (人文社科类)”项目资助 。
陈会亮 副教授
原文载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2年第1期（2022年春），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莎士比亚戏剧本源系统整理与传承比较研究” (19ZDA294）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李伟昉教授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有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比较意识、宽阔的学术视野，研究对象应有思想性。外国文学领域应加强对经典作家的研究。英语文学研究根据地域可以分为英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研究、非洲英语文学研究、澳洲英语文学研究、拉美英语文学研究等，我们既要加强每个区域内的英语文学研究，还要注意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尤其需要加强各区域英语文学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
陈会亮（以下简称 “陈”)：感谢李老师接受此次访谈邀请，请您先简单谈谈自己的英美文学研究经历，或者说研究心得吧。
李伟昉（以下简称 “李”)：很高兴能借这个机会梳理一下自己研究英美文学的经历并谈一谈我对当下英美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李：我简单说说我的几本代表性著作及内容，再谈一下几篇自己比较看重的论文，它们能大致勾勒出我的研路历程。2004年底，我出版了《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比较研究》。在国内学界，该书首次对英国和中国两类小说及其背后不同的文化底蕴做了较有成效的比较研究，2007年，这本论著有幸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和2017年分别第二次、第三次印刷出版该书。其创新点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研究发现了英国哥特小说与中国六朝志怪小说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象中所蕴含的同质性及比较研究的可能性；其次，它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本着跨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与沟通互补的原则，将两者互为参照，既彰显其各自的文学特色，阐明其各自的文学传统及重要价值，由浅层次的异同比较进入深层次的跨文化探源，又探寻它们作为鬼怪小说创作所共有的审美本质与基本规律。孙景尧、肖明翰、王志耕等国内著名学者对研究的创新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孙景尧认为该选题具有 “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认识价值”，对 “两者的怪诞与恐怖表现形态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对叙述视角同异及其特点的论述，均为新识并具启迪”。肖明翰认为该书 “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很有学术质量”。陈：这本书我印象深刻，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对它做过细读。在当下的研究生教学中，我也会推荐学生阅读。该书在中西小说比较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谢谢你的关注，之后我们可以就书中内容进行交流，我最近产生了一些相关的新想法。2005年，我出版了《黑色经典：英国哥特小说论》，该书在国内算是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英国哥特小说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美学价值。陆建德、聂珍钊等教授认为该作代表着我国在哥特小说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黄禄善在其专著《境遇·范式·演进：英国哥特小说研究》中认为，该书 “是我国第一本英国哥特小说研究专著，具有开拓意义，其中不少探讨颇有启发性”。2016年出版的12卷本《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中的 “英国卷” 评价该书：“此书意在为哥特小说正名，并在深入探析其特有的渗透性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填补了国内尚未出版过英国哥特小说研究专著的空白。”201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专著《梁实秋莎评研究》，该书应该说是填补了国内梁实秋莎评研究的空白。该书在宏阔的中西方莎士比亚接受与批评史的比较视野下，首次在国内就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独特接受及其莎评做了较为详尽、系统的学理研究，揭示了梁实秋莎评的内涵与特色，探讨其译文形态与批评态度的内在联系，公允评价了其在中国莎士比亚传播与批评史上所做出的贡献和意义。著名学者陆建德研究员认为该书 “将梁实秋的莎评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之中，追溯其来源，讨论其特色，评价其意义，体现出很强的历史意识，不愧为中国莎评史上的个案研究力作”。著名英美文学专家聂珍钊教授认为该书 “是一项极有价值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2012年第4期《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5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1月21日《文艺报》、2012年11月14日《中华读书报》分别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该书。陈：我读过李老师翻译的哥特小说《修道士》，非常精彩。我知道您在研究外国文学之余，还非常关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您针对莎士比亚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搜集了大量资料，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当时看到您的《梁实秋莎评研究》感到很受震撼，据我所知，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都具有开创性价值。李：谢谢。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关系研究》。该书在国内学术界首次较为全面地梳理、探讨了比较文学实证方法与审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较细致地考察了 “法国学派” 实证批评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而且认真阐析了 “美国学派” 审美批评中的实证精神，从理论上澄清了多年来人们对法国比较文学实证方法论认识上的误区，客观、公正地揭示了 “法国学派” 和 “美国学派” 之间的相容性与共通性，进而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界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的进一步理解。2018年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12月13日《中华读书报》等权威期刊分别发表书评高度评价这本专著的原创性学术贡献。2017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另外一本专著《追梦人汤显祖》。这本书把汤显祖置于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世界性眼光挖掘汤显祖人生与创作背后的意义，在与莎士比亚创作的比较中彰显汤显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应有的价值。该书把汤显祖及其《牡丹亭》作为一个闪光的中国文化符号，为使这位 “东方的莎士比亚” 真正走向世界尽绵薄之力。2019年由河南省委宣传部主持策划、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社科名家文库·李伟昉卷》，内中收录的系列论文在细读西方经典作家作品、探究比较文学理论问题、追寻影响与平行关系轨迹、阐释跨异质文化接受规律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陈：我注意到，您的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与英国文学有密切的关联，二是抓住某一个切入点填补国内研究在该方面的缺失，出版后得到诸多学界名家的肯定。李：大体上是这样。这和我的阅读经历有关，也和我的研究兴趣相关。我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名著时，接触到的、最感兴趣的就是英美国家的作家作品，或许兴趣是最好的引路人，对阅读和研究来说同样如此。当然，认真想想，之所以这样选择，也与我对当下世界的思考有关系。尽管学界已在讨论英国 “优雅地衰落”，美国也在衰退，但不管怎么说，客观上，英语仍然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世界语的作用；英美文化的影响力也依然很大；我们加强自身的文化自信无疑是对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学习，去 “拿来”，基于对英美真切了解、对自身真正认识的自信才是更为可贵和重要的。这是我致力于英美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你提到的填补空缺，我确实很多时候是有意为之，这正是我们常讲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是分领域的。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彼此互相学习，各有专长，最终才能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学术版图。如果我们相互重复，不注意同仁的研究，就会造成精力的虚掷，乃至资源的浪费。所以在进行研究之前，我会认真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争取让自己的写作和思考能够对国内相关研究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陈：李老师谈到的这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确定研究选题、项目申报时同样需要这方面的自觉。接下来，我们简单谈谈您的论文吧。我注意到，继独立发表《接受与流变：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梁实秋莎评特色论》(《外国文学评论》)、《梁实秋莎评的人性论特征及其意义》(《外国文学研究》)、《论梁实秋与莎士比亚的亲缘关系及其理论意义》(《外国文学研究》) 之后，您又集中发表了《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文学评论》)、《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河南大学学报》)、《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隐秘之源》(《人文杂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与全球视野的结构转向》(《河南大学学报》)、《朱东润〈莎氏乐府谈〉价值论》(《外国文学研究》) 等重要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在学界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有着较大影响，请您就这些论文的价值或者选题简要谈谈您的想法。李：我简单谈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篇论文吧。《林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首次对晚清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吟边燕语》的序言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解读，探寻林纾把莎士比亚理解为 “好言神怪” 传奇诗人背后的重要意义；同时，把林纾从志怪传奇层面翻译《吟边燕语》、解读莎士比亚，作为跨文化接受的一个典型案例，揭示跨文化阅读与接受过程中，个人理解与社会现实语境、历史文化积淀的关系。《朱东润〈莎氏乐府谈〉价值论》首次对朱东润于20世纪初在上海《太平洋》杂志发表的四篇《莎氏乐府谈》做了较为深入、详实的探讨，认为它是现存篇幅最长、论述最细致、最早独立成章的完整的莎士比亚评论。朱先生既有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裘利斯·凯撒》等名剧精彩细腻的文本分析，又有自觉的中西文学比较层面的真知灼见，我认为其标志着近现代中国学界从学术、学理层面接受和研讨莎士比亚的开始，且较早地探寻了文学创作不同体裁的差异特征与跨文化翻译接受规律，在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莎士比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隐秘之源》以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为中心，探讨莎士比亚对弗洛伊德的影响。莎士比亚是善于挖掘人的灵魂、展示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杰出天才，而弗洛伊德的学术研究与莎士比亚戏剧的创作特色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重温布鲁姆关于莎士比亚与弗洛伊德之间影响关系的见解，不仅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富有现实意义。《雨果莎评及其特色论》从莎评贡献、对四大悲剧的个性阐发及莎评特色等三个方面，探讨了雨果《莎士比亚传》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从比较意识与整体思维层面探究了雨果莎评的比较文学方法特色。雨果不是孤立封闭地研究莎士比亚，而是立足于比较意识与整体思维，有意识地把莎士比亚置于宏阔的文学史上已有的大家系列中加以相互观照，观照中既强调共性，又突出差异，使其以极其鲜明的特色和罕见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进而彰显其在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价值和地位。他的莎评已经使用了后来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理应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之一。陈：您这四篇论文的最大特点是皆围绕着莎士比亚展开，前两篇是两位中国重量级学者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和评论，后两篇涉及的人物同样地位举足轻重，雨果和弗洛伊德，他们的身份自然不用详细介绍，但他们与莎士比亚的关系亲疏，经过李老师的挖掘和研究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后二者的成绩与他们取经、研读莎翁有一定的关系，站在巨人肩膀上，成为侏儒的可能性不大。我还注意到一点，您的研究既有前面的中西比较，也有同一文化体系内的比较，您似乎对比较情有独钟？李：是这样，尽管我们常说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但是，比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自觉地关注中国奥运得了多少金牌，排名多少；中国的新冠疫情防范做得比较好，人们很自然地认识到我们制度的优越性。这背后都是比较。甚至可以说，比较是人的天性，就像模仿是人的天性一样。在研究中，有意去比较是必要的，有比较才有高下之别、优劣之分，有了这种区分，才能达到较为精准的认知。陈：谢谢您对 “比较” 的阐发，我还注意到，您最近发了一篇论文，叫《方法的焦虑：比较文学可比性及其方法论构建》(《中国比较文学》)，想必这是对比较的理论思考。另外，我也知道，您近几年研究莎翁成绩斐然，前年还拿到了关于莎剧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请您谈谈莎翁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可能，我们很希望您能借莎士比亚研究，和我们谈谈英美文学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李：你问到了我更愿意细谈的问题。从本·琼生提出莎士比亚的作品 “超凡入圣”，并认为 “只要你的书在，你就还活着”，到哈罗德·布鲁姆盛赞 “莎士比亚是经典的中心”，学人的研究重心日益从莎士比亚自身走向莎翁与西方文史经典的关系、莎翁的认知创见，乃至莎翁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定位等等。但莎翁是 “横空出世天才” 的浪漫设定并不能解释莎剧中丰富的古老意象、久远的历史背景、习见的传统叙述模式乃至所涉论题的源远流长。省思400年莎评史可以发现，过往莎评或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内部剖析，或对舞台表演、戏剧改编、跨媒介比较等进行外部探究，将莎士比亚作为西方古典文化（文学）接受者、集大成者的研究已然出现。其中，杰弗里·布洛（Geoffrey Bullough，1901-1982）的《莎士比亚的叙事与戏剧源流》(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1973)、夏洛特·莱诺克斯（Charlotte Lenox，1729-1804）的《被证实的莎士比亚：莎剧所由来的小说和历史》(Shakespeare Illustrated: Or the Novels and Histories on Which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 are Founded，1754)、J. 潘恩·科利尔（J. Payne Collier，1789-1883）的《莎士比亚图书馆：浪漫故事、小说、诗歌、历史的合集》(Shakespeare's Library: A Collection of the Romances, Novels, Poems and Histories，1843）是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了能更好地界定莎士比亚的思想内涵、历史地位，乃至更好地认识西方，我们需要 “往回看”，分析莎士比亚所受的影响，对 “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 进行客观研究，亦即，我们需要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本源进行钩沉，通过系统整理还原莎士比亚的阅读史、思想起点、核心关注，以及莎翁在传承中对重大问题的创造性洞见。可以预见，借助这种影响研究以及知识考古，通过史料的爬梳以及对国内外已有研究的鉴查，我们将可以更好地厘定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取得旷世成就的深层原因，这对于完善莎评史、认清西方思想的原貌，以及更准确地定位莎士比亚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陈：上面这段话虽然不长，但是能听得出来，它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您当下研究莎士比亚的思路和抱负，我听得很过瘾，甚至有顿悟之畅快。也就是说，您设计的莎剧来源研究的最终指向是莎剧的思想性，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是将莎翁当作一位思想家来研究，要挖掘、重构他作为思想家对哪些问题做了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陈：据我所知，您领导的团队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已经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我们对诸位最终的研究成果充满期待。您是否可以提前透露一下研究的思路和进展情况？李：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大体能明白你想 “探听” 我们研究思路细节的意图。我可以简单说说，也期待你能提出宝贵意见。首先是对莎士比亚戏剧本源文献的整理。课题组将对西方百余年来莎士比亚戏剧本源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爬梳、分类，进而组织精干力量进行翻译、整理，以期能为国内莎评研究积累一批详实、可靠的文献史料。其次，我们要写一本《西方莎剧源流批评史》。考察剧作家莎士比亚所受影响，本就是莎士比亚批评史当为之事。研究将对莎士比亚阅读史中涉及的与戏剧文本有关的故事进行原型、结构、主题解析，以期能将四百年莎评史下沉至莎士比亚所在的文化传统中，此举或将探寻到莎剧历久弥新的深层次原因。最后是探究莎士比亚的 “继往” 与 “开来”。研究将结合莎剧经典化的过程，从人物塑造、主题升华、意象选择、风俗延续、时空挪移、艺术传承等角度剖析莎剧和莎翁所接受的故事原型之间的关联，进而厘定莎翁如何去粗取精，在批判中继承，进而理解作为思想家、艺术家的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陈：谢谢您的慷慨，这三个方面都极具启发性，按照您的描述，这个选题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对莎士比亚戏剧本源已有研究成果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将极大丰富莎剧已有汉语研究文献，推进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走向纵深；这让我想起杨周翰先生40年前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它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莎评的基础和起点，也是研究的高峰，值得后辈效仿的榜样。您对莎剧来源文献的整理如能起到类似的作用，真是汉语学界莎评学人的福音，我们充满期待。您谈到的最后一点，研究将对莎翁借鉴的原型故事和戏剧文本进行比较，也将对西方莎评学者之间相关学术成果进行比较研究。我想，这势必能更好地呈现莎士比亚在哪些方面进行 “守成”，而又在哪些领域做了创新，进而将莎士比亚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独特性呈现出来。基于此，我们或许能够为莎士比亚在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重新评定。李：谢谢你的鼓励。我再简单补充一下，我们的研究将重读这些莎士比亚认真阅读过或可能阅读过的作品，努力解析这些文本和莎剧文本在主题、结构等方面的异同；研究亦将结合对来源文献的解读，对批评史上某些对莎剧随意解释的倾向和观点进行批评，进而厘定莎剧正确的读解方案和真切的主题内涵；研究的最终命意在于：通过对莎士比亚思想来源文献的分析、解读，去除批评史中遮蔽莎士比亚思想光芒的障碍，进而助力对莎士比亚思想的还原和重构，最终为在文学史、思想史中对莎士比亚进行重新定位做出我们的贡献。陈：其实从您的论述中，我注意到一个关键词，您多次提到了思想、思想史。不知您如此强调这两个词的用意何在？能否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回应。李：确如你所说，我非常重视 “思想” 一词。在我看来，能青史留名，为人类文明做出创造性、基础性贡献的文学家首先要是个思想家，他们通过故事虚构事件，以叙述的方式提出问题，并通过情节展示（预演）事情的结局或者可能性，这结局就是作家对问题的回答与思考。荷马、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司马迁、但丁、吴承恩、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托尔斯泰、汤显祖、索尔·贝娄等人莫不如是。应该说，史学家、 哲学家也用自己擅长的语言，借助个人喜好的形式，呈现自我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或者回应自身对世界的叩问与观察。无论他们进行了怎样的提问和思考，他们的回答都是语言的。所以语言至关重要。或许形式本身无所谓高低，但是观察是否准确，思考是否深入，答案是否可行却是值得细细思量的事情。问题有时比答案还要重要。所以审查文人、史家、哲人的问题以及探究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就成为研究要面对的目标。陈：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我们在确立研究对象时，要选择那些重要的、一流的，可称得上思想家的作家来研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具备非常高的知识水准、充沛的储备，甚至高远的眼界呢？李：大体是这个意思。阐释学中有一个道理，也算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识，即低的无法理解高的，但是高的可以理解低的。初三的学生看六年级的习题，觉得很容易，但是看高一的习题则不然，而高三的看初三的又会觉得是小儿科。我们初读小说，能够准确地把握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恐怕需要待涉世较深，有社会经验、历史知识、阅读方法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对这些大书有所感悟。换句话说，对于学者而言，没有学术视野，研究是无法深入进行下去的。陈：也就是说，要做研究，我们必须立足更高，开阔眼界。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接着谈莎士比亚。李：接续前面所说，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近年选择研究莎剧、关注雨果等人的深层原因。我们看到，在20世纪，很多文论家或者研究者借助种种方法，比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新批评、解构主义等等，来对莎剧，甚至同一部莎剧进行解析，但我们并未对他们的结论产生心悦诚服的感受，或者说确立我们对某部莎剧的认知。比如迈克尔·莱恩（Michael Ryan，1951- ）的《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Literary Theory: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1998）用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十多种理论来对《李尔王》进行解读，这些视角在当下是被鼓励的，是先天正确的。但是我在看这本书时，总有隐隐的心痛和不安，为什么呢？一部经典莎剧，甚至在我内心深处很神圣的一部文本，躺在手术台上，被人动了刀，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如被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我期待的莎剧研究，或者说作家研究，是研究者带着尊重、爱戴，甚至朝圣的心态，认真研读作品，既读表面的字句，也体味字里行间的深意。实际也就是要与作者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当然，客观、理性、审慎的态度是不可少的。阅读和研究就是我们和作者间的礼尚往来，在对话过程中，作者的意图得以呈现，我们的见识得到扩展。研究本身是我们对研究对象进行还原的过程，今天的研究有些过于强调重构而忽略还原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莎剧来源批评的原因。陈：通过李老师的讲述，我对您的研究思路和指向有了更深的理解，非常佩服您的想法和抱负。但我觉着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试图让莎士比亚和其他的史家、哲人进行对话的时候。李：学术研究本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严密的逻辑思维、敏锐的直觉，甚至良善的内心，追求至善的心性，等等。当我们有这种认识和指向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应该紧盯着莎剧文本，要透过故事去看文本后隐匿的莎翁，要还原莎剧的问题，要找出莎翁创作剧本的意图。还原或者说探寻出这个确定的东西后，我们再拿它和柏拉图、普鲁塔克、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雨果，乃至孔子、韩非等进行对话，或许此时我们才能真正获取学术研究称之为真理或者智慧的东西。陈：李老师将这个东西讲得很透彻，这是一个研究理路，甚至是学术何为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告一段落，进入下一个我特别关注的问题，能否请您简单谈谈英语文学研究的问题。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也很难简单谈谈，我甚至担心自己对此发言是否会引起同行的非议，因为讨论英语文学研究的问题，似乎更多是外语学院教授们的工作。我这里的谈论也仅仅是宏观的论述，请方家们多多批评。英语文学研究这个称谓本身摒弃了通常的地域概念，比如我们常讲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大利亚文学，等等。将语言本身、语种作为研究对象似乎包含着客观描述、中立化的倾向，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地域、地理要素不重要，或者可以忽略。它们恰恰是无法回避的。就英语文学而言，它应该由几部分构成，首要的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然后可以是非洲英语文学、澳洲英语文学，等等。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加之历史、文化的因素，同样是英语文学，它们的风格和表现却并不一致。就中国的研究者而言，我们在有了宏观认识后，应该加强对不同区域内英语文学的研究。这里的加强，既指研究的广度，也包括研究的深度。就以英国文学研究为例，我们对历史更为久远的《贝奥武甫》更应给予关注，它是英国文学的开山巨著。《贝奥武甫》对于英国文学就像《荷马史诗》对于希腊文化一样重要。我们应加强对这些具有奠基意义的经典文本的研究，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我们的文学史写作中。在这方面，冯象的论文《“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1993）以及王春雨的博士论文《英雄史诗〈贝奥武甫〉与英国文化传统研究》(2014）值得肯定。对这部诗作，我们的研究其实还远远不够，我们译介了哪些关于这本书的权威论文及专著？关于这本书在西方的接受史，我们又做了怎样的研究？这都是有待填补的空白。再比如苏格兰文学，伴随着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开展，国内学者才开始关注英国政治版图存在裂痕的问题，或者说开始认真关注英国的历史及民族问题。2014年以后，以宋达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研究 “现代苏格兰文学问题”，并发表了几篇代表性论文，出版了关于苏格兰文学研究的专著《英国文学框架下的苏格兰文学汉译问题研究》。应该说，研究论文及专著的出现相比于以前的缺失是很大的进步，但很难说这些研究关注到的是苏格兰文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王佐良先生在1990年就曾指出，苏格兰文学的特性有待重申。其实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挺伤感的，仅凭这句话，我们就需要向王佐良先生致敬。但是，从学界当下对苏格兰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我们都应向王先生致歉。类似像《苏格兰文学》《苏格兰历史与文化》《苏格兰大思想家》这样的书，我们要抓紧时间甄别版本，精选译者，尽快出版；此事刻不容缓。陈：我明白您的意思，学界对前辈的话，既没有很好地理解，也没有很好地实践。王佐良先生在英国文学研究如《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如《论契合》中的很多论断依然发人深省，其本身就值得研究。李：我们今天对前辈学人的纪念太流于表面了，最好的纪念是对前辈研究成果的传承。王佐良先生一生醉心于英国文学的研究，在英国诗歌、英国散文流变方面成绩斐然，实是我辈学人当效仿的榜样。当前，朱振武教授专注于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而拉丁美洲英语文学等其他区域英语文学研究尚无代表性学者出现，相应的，也就没有代表性成果出版。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说明我们很多学者在眼光和格局方面略有欠缺。学者的研究既要追随自己的兴趣，也要跟随时代的步伐，考虑人们的需求、国家的需要。陈：很明显，李老师对这些问题有自己的思考，能否请您谈谈在这些领域开展研究的思路。李：对这些内容，个人精力有限，我仅仅有一些设想，空中楼阁，并未付诸实践。所以肯定会有不合适的地方，敬请学界批评。首先，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要深化每个领域的研究，重视已有成果的搜集和翻译、整理工作。就像前面提到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以及陈众议先生现在在做的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系列，都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的工作。有这种积淀，我们的研究才是厚重的，它们是我们学术研究前行的压舱石和指南针，有这些成果作为路标，后续的研究不可能偏离正轨，只会越来越好。其次，我们需要关注英语文学内部的关系网络。比如说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的关系，英美文学与非洲英语文学的关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与拉美英语文学的关系，等等。既要关注它们的影响和传承关系，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变异，尤其是在非洲、拉美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决、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他们对英语语言本身有怎样的理解和反思，他们对英美国家有怎样的认同和反省（反抗)，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些内容的研究需要巨大的时间投入，也要注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发现和译介。如果没有，或许我们应该加强理论指导和国际合作，引导相关国家的学者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文化自信的当有之意。陈：您上面谈到的这些是英语文学内部的研究，研究的是使用英语创作的地域之间的关系，而我们使用的是汉语，我们多数人是在用汉语思考，用汉语叙述这个世界。李：是的，我们是中国人看世界，中国本位，因此，研究每个地域内的英语文学文化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比如葛桂录的《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介绍了不同时期英国人对中国文化接受的实际情况，很有价值和意义。这样的研究值得提倡，也很有意思。“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的部分专著其实属于此类研究。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领域值得关注，海外汉学家、作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比如四大名著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中国古典四大名剧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以及四书五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这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现象。这些我们就不一一展开了。陈：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访谈，我受益匪浅，收获满满。李：也谢谢你的问题，我的很多想法在你的引导下被唤醒了。有时间我们可以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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