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批评研究领域，蕾切尔·卡逊 （Rachel Carson，1907—1964） 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研究、赞誉敬重的对象。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被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 （Scott Slovic） 称作 “现代毒物质书写的元文本之一” （Slovic, 2020：156）；该书对人类企图控制自然的傲慢自大提出警告，认为所有生命体都相互联结在一张富有生机的网络里，这确立了她作为生态批评早期践行者的地位。随着生态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在当代的演进，学界对卡逊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化、多样化。研究卡逊的学者、《重访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Revisited） 的作者C. M. 詹姆逊 (C. M. Jameson) 认为，自这部著作问世以来，书名已经演化为一种长久萦绕在人们脑海里的末世意象，不仅如此，他还使用了 “被噤声的春天” （silenced spring）（Jameson, 2012：17）一语来暗示卡逊作为环境运动的预言者和先驱在话语使用上所遭受的压迫。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一个原本百鸟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里，除了鸟儿，还有哪些声音受到了压制，而我们原本都应该能听见？卡逊自己听见了吗？

当代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格蕾塔·加德（Greta Gaard）在研究卡逊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蕾切尔·卡逊主要是一位环境科学家，还是非虚构文学家，还是女性主义者？” （Gaard, 2012：199）加德的问题饶有意味，不仅站在今天的评判立场上对20世纪60年代这位环境运动的先驱的创作身份进行深入探讨，而且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新的命题。笔者在此想紧跟加德的思路继续发问：从生态女性主义立场上观察，作为环境书写的开拓者之一的卡逊是否表现出了更博大的关爱胸襟？除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挑战之外，她是否还关注其他的不平等现象？她在冷战时代里反战吗？

所有这些设问都表明，卡逊的写作已然超越了她的文学与科学训练所呈现的文字，甚至超越了她本人的预期。从当代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简称FPE）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问题归结成：卡逊从事的创作，是一种进步的左翼书写姿态吗？在笔者看来，《寂静的春天》 提出的问题，远不止于化学农药是否得到正确使用；卡逊也绝不仅仅是一个从事环境书写、首创 “毒物话语” （Toxic Discourse）的生态科学家。假如我们把她和她的写作置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总体政治文化语境中，那么引发的追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卡逊的传记作家之一M. H. 莱特尔 （M. H. Lytle） 所说的 “断层线”。

（Lytle, 2007：175-176）

卡逊的开拓性自然书写成就及其倡导的环境思想已广为人知，本文只略做简述。像许多自然写作的先驱如亨利·戴维·梭罗 （Henry David Thoreau）、玛丽·奥斯汀 (Mary Austin) 一样，卡逊在去世之后获得了人们更多的尊敬，她留下的文学作品有一个逐步经典化的时间过程，这与当代环境思想的不断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然而也很难说卡逊是抱憾离开人世的，因为她全身心地爱过这个世界，因为她促使了一系列环保法律的诞生，当然也因为她在病痛之中终于为后世留下了意义深远的《寂静的春天》。具有较高环境意识的前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不仅在办公室里挂着卡逊的画像，还将《寂静的春天》称为 “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 （卡逊，1997：9）。

卡逊在写作畅销书《海风之下》 （Under the Sea Wind） 时就决定回避早期的海洋写作所具有的 “人类的偏见”，意识到海洋世界本身应该是中心角色。这无疑就是我们今天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先声。在这本书里她称：“鱼和其他生物必须是中心 ‘人物’，它们的世界必须写得栩栩如生，可摸可触……不必让任何人类形象进入，除非是鱼儿们的观点视察到的那些掠夺者和毁灭者。” （王诺，2003：15）卡逊想要努力达成的非人类中心视野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有前瞻性的，这要求自然文学的创作者在尊重科学的前提下仔细体悟：在多大程度上非人类生物具有独立的情感和理智及其平衡关系，与此同时又必须区别于人的行为，以达到一种尽量模拟的真实性。如国内学者唐伟胜在谈动物叙事时所提出的，“‘谨慎的拟人化’ 正是这些叙事背后的运作逻辑”，以最终谋求 “一个人类和动物既相互独立，又完全平等的 ‘去人类中心主义’ 的世界” （唐伟胜，2019：32）。卡逊尽力要再现的，正是动物 “‘为自身目的去生活’，而并非为了人” （Lutts, 1998：1）。她描写小银鱼迂回游动，“或分散或汇集，或在惊吓中疾窜，如同银色的流星雨” （Carson, 1952：72）。但作为科学家，卡逊也体现出与这一 “拟人化” 同时具备的 “谨慎”，因为一旦让自己的主体性滑入观察客体，便又有了 “拟人论” （anthropomorphism） 之嫌，那么仍摆脱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套路，这就需要拿捏好表述上的分寸：“我谈鱼对天敌的恐惧……并非因为我认为鱼会像我们一样体验到恐惧，而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似乎表明他很害怕……假如鱼的行为须为我们所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属于人类的心理状态的语汇来描述。” （Lear, 1997：91 她一再强调拟人论绝不是亲近自然的成熟方式：“将人类的善恶赋予低等动物的做法，许多年前就已过时了。” （Lear, 1997：239）

可以说，卡逊是美国环境运动从资源保护论（conservationism）向自然保护论 （preservationism）过渡的关键人物之一。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早在童年时就开始形成，因为其母亲玛利亚·卡逊深受杰出的植物学家贝利（Liberty Hyde Bailey）的影响，并将后者的生物中心论灌输给她的子女。卡逊从1938年便开始关注野生生物资源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她日后写作的主旋律。她说：“我们忙于抽干沼泽、砍伐林木、翻犁覆盖茫茫大草原的草被，自然平衡横遭破坏。野生生物正面临灭顶之灾。但是，野生生物的家园也正是我们的家园呀。” （利尔，1999：86）在《寂静的春天》中，卡逊正是站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控诉了 “滴滴涕” 等农药对各种生灵进行海陆空全方位的杀灭，把一个有声有色的春天变成了荒凉死寂的人间地狱：“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 （卡逊，1997：2）西方人在认识到核武器的威力后，又一次领教了科学的恐怖和丑恶。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尖锐揭露起初使很多人都无法接受，经济利益受到重创的化学公司甚至恶毒地诋毁该书和卡逊本人。我们今天对有毒农药的危害多少都有了解，可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还沉浸在人战胜自然的喜悦之中，还为虫子终究逃不过人的掌控而洋洋得意。“滴滴涕” 的发明者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

了解了这些背景，就知道卡逊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顶着多大压力仗义执言的。但实际上，卡逊并不像后世的生物中心论那样激进到 “贬低” 人类的地步。人就是生物圈中的一员，与其他成员各司其职，各行其道。人以外的生物圈都是人类的基础环境的组成部分；除非其他这些资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否则便谈不上对其中一种的保护和有效利用：“水、土壤和由植物构成的大地的绿色斗篷组成了支持地球上动物生存的世界；纵然现代人很少记起这个事实，即假若没有能够利用太阳能生产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基本食物的植物的话，人类将无法生存。” （卡逊，1997：53） 由此可见，虽然卡逊与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保持着某种策略上的妥协，但她借助《寂静的春天》表明，人是无法游离出自然的，因而若贸然地、自以为是地与自然作战，便必然要引发一个人类戕害自己的悲剧：“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己使自己受害。” （卡逊，1997：2）卡逊在这里其实还颇具先见之明地暗示了当时右翼党派将环境问题无端政治化，把责任推卸给意识形态上的所谓 “敌人”，从而转移人们目光的恶劣做法。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寂静的春天》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的魅力，引起越来越多的共鸣。《寂静的春天》引起的轰动终于引出了就剧毒农药的使用所举行的白宫听证会。“滴滴涕” 等剧毒农药因此而寿终正寝。在文学界，它还成为西方当代生态文学的发轫之作。卡逊把如此复杂的题材将科学理解与文学技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该书的第一章“明天的寓言” （“A Fable for Tomorrow”）还以其优美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发人深省的警告而被选入了中国多种大学英语专业的教科书。有生态批评家就曾指出， “明天的寓言” 是对西方文学中悲剧模式的刷新，卡逊以环境启示录的形式重新运用了悲剧模式， “使得对人们悲剧性的盲目所有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预想转变为对眼下拯救环境行动的呼唤” （Rigby, 2002：156）。

综观《寂静的春天》，作为科学家的卡逊似乎对科学充满了质疑，她写道：“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在等待着。” （卡逊，1997：244） 她在书中反复指出，貌似强大的化学技术始终不能把人从虫害与污染的轮番侵害的怪圈中解救出来。整个过程好似一个没有尽头的上升性的恶性循环：“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卡逊，1997：6-7）。

在卡逊的科学与写作事业里，她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鼓励读者重新建构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她在一篇演讲词中指出科学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是关乎我们经验的如何与为何。科学因此不是孤立的中心，是嵌在生活中的。在她看来，科学的目的在于发现并照亮真理，而这个真理离不开科学以外的环境，包括自然与人文环境。

卡逊的科学家视角从来都是与人文视角重叠的。她本人在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地学习过解剖学、遗传学和生态学。她自称：“‘我是相对而言比较稀少的人才，既是科学家又是作家’， ‘实际职业是写作而不是生物学，而‘兴趣恰恰在海洋和海洋里的生命的海洋生物学家’。”  （利尔，1999：2）正是这样的双重视角，造就了卡逊这样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真理的探索者。事实上，《寂静的春天》的叙述是在极为严密而扎实的科学研究和深入的实地调查基础上进行的。读者为她所掌握的大量统计数字和案例所折服。卡逊的写作促使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去接受一个谦卑的角色，从而他们自己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物种有一个比较安全的未来。她给我们的启示是：科学是人的工具。科学本身没有破坏自然的意向。批评科学，首先应该批评人的文化。是人自己放纵了技术使之逾越了人的认识水平。

在《寂静的春天》之前，卡逊已出版了《我们周围的海》（The Sea Around Us）等几部生态学的畅销书。随着写作的日益成熟，她越来越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集科学的精确性和富有诗意的洞悉力和想像力于一身，令人信服地捕捉大自然永恒的循环、韵律和关系。” （利尔，1999：81） 她批评将科学和文学截然分割的观点，认为自然科学的物质就是生活本身的物质。自然科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回答我们生活经验中所有的 “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 的问题。对人的理解不可能离开对人的生活环境以及塑造人的精神和躯体的自然力的理解。

换句话说，卡逊把文学和自然科学都视为发现和解说真理的方法，二者殊途同归。如果文学关心对人的理解的话，那么卡逊把人的考察置入了人所栖息的生态圈中，而不是沿袭以往的文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模式。用科学阐释文学，用人文精神引领科学，这反映的不仅是她宽阔的跨学科视阈，还有先进的生态哲学思想。耐人寻味的是，生态学学科的 “颠覆” 性质，与进步的左翼政治观居然可以不谋而合。一个佐证是在50年代美国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当时由阿尔弗雷德·诺尔司·怀特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 领导的 “生态学小组” （the Ecology Group）不得不解散，因为个体服从于相互依存的群体的生态学观念被指有“共产主义”的嫌疑，而卡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坚持写作的。与下文论述的情形相似的是，卡逊环境书写的左翼性，很多时候都是在右翼势力的攻讦下 “被” 凸显出来。

主流生态女性主义反对认为女性与自然更亲近的本质主义观念，但 “生态学” 一语与家园在词源上的密切联系，又确实使女性对这门学科有着独特深入的理解。在美国，环境史学家将埃伦·斯沃洛·理查兹（Ellen Swallow Richards）同时奉为城市家政运动的创始人和 “生态女性主义之母”，因为她是第一个对河流逐条勘察的科学家，并且促进了家居和厂间通风条件的显著改善，还创立了 “家庭生态学” （Home Ecology）以及之后所谓的 “家政学” （Home Economics）。卡逊实际上也有相似的体悟，一方面，她在描述海洋时表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例如她在研究藤壶时观察到，这种低等带甲壳的软体动物死时，将空壳附着在岩石上，招来了其他各种新生命—— “幼小的海葵、管蠕虫甚至新一代的藤壶”，于是这一躯壳又成为 “躲避一个充满威胁的世界的天堂” （Carson, 1966：55）。在卡逊的笔触中，科学、生态、女性融合成对一切生命的热爱和关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点是，卡逊的环境书写在指涉化学公司、科学家、政府官员时，多用男性的代词 “he”，而在反映批评的声音时则常常提到 “家庭主妇”，这些女性不仅对杀虫剂等化学药物的危险更加敏感，而且也是其更直接的受害者。

有意思的是，对于前文所述卡逊书写所潜在的 “谨慎的拟人化” 特点，似乎更多地体现在女性的视角中。很多女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予以了类似的体察，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动植物自身的主体性。如荣获过诺贝尔奖的植物学家芭芭拉·麦克林托克 （Barbara McClintock） 就体验过一种与玉米的纽带关系，她的传记作家借此立书名为《感知有机体》（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此外不少灵长类动物女性研究专家乐于给猩猩起人类名字。研究科学、性别、技术的学者S.V.罗瑟（S. V.  Rosser） 从 “精神分析女性主义” 的角度发现：“女科学家更可能应用能够拉近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距离的途径，她们或能发展出一种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从而显得不那么客观。” （Rosser, 1990：135）不过罗瑟在此并非批评女科学家们的研究手段，而是认为这种女性主义方法论对于传统男性主导的科学研究是一种反拨：“世界是个有机整体，不应该使用二元论和等级化的手段。诸如理性/情感、客观/主观、心智/肉体、文化/自然以及理论/实践等二分法都是父权制观念，将有机的现实整体拆解得支离破碎……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则将所有的人类都视作与有生命及无生命世界紧密相连的。” （Rosser, 1990：137）

当代已有不少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注意到科学并非不偏不倚的公正学科，而是带着深刻的种族、性别统治的烙印。例如生物学在描述卵子和精子时所使用的词汇便是文化与性别刻板印象的投射：卵子 “漂浮” （drift）在输卵管里并最终遭遇“横扫” （sweep），而精子则充满了 “速度” （velocity）、 “能量” （energy） 和 “推动力” （fuel），使其能够 “攻击” （assault） 并 “激活” （activate） 卵子（Garrd, 2012：199-216）。可以想象得到，在这样的教科书熏陶下的学者，是如何自幼就在无意识之中根植了一种性别偏见的。从叙事学的角度上说，以卡逊为代表的女科学家在做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以自身接近自然的方式与语汇，书写出与男性主导的传统科学不同的话语表达。卡逊未必有意识地去追求那种 “反模仿成分” (anti-mimetic elements)，而是说，她特定的叙述方式使她能够自觉地以描述来关联伦理诉求。不过这种叙事学观察视角的背后应该还能看到女性主义自身的价值。当代新兴的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便以 “具身化” （embodied）作为其关键词之一来强调观察者与观察对象、观察对象与观察背景之间紧密的嵌合关系。占据主流的传统科学想当然地认为，研究者与自己的身体和社会身份是分离的，科学发现因而必然不会受到非客观因素的干扰。但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则认为：“知识是有偏向、有情境的，发端于具身化的社会方位。”  以性别维度为例，  “性别如被视为可测量的指标，并被剥夺了其多维度性和社会嵌入性，那么只会用于强化对女性的种种谬误的假定”。伯纳黛特·P.雷瑟莱克西昂 （Bernadette P. Resurrección） 对此总结说：“我们经常缺失，也经常忽视的便是这样一种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分析，它认可情感的复杂性、认知的具身化方式以及一种对地方的归属感。” （雷瑟莱克西昂，2021：73-86）

卡逊的写作黄金时期也正值美国战后的繁荣阶段。那时很多妇女热衷做贤妻良母，安心享受物质丰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对此，比《寂静的春天》晚一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的作者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有着深入的观察：“一位姑娘拒绝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研究奖学金，而去一家不动产办事处找活儿干。她说，她所追求的，也正是其他所有美国姑娘所追求的——结婚，生四个孩子，生活在环境幽雅的郊区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 （弗里丹，2002：4） 这才是当时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女性形象。而卡逊与此几乎正好相反：女科学家，终身未嫁，反对过度的物质消费，被别有用心地称为 “自然的修女” （Griswold, 2012），还因为与女性朋友交往密切受到指摘。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已经家喻户晓的科普作家，卡逊在创作《寂静的春天》之前的形象仍然没有大幅超出普通读者群的期待视野——一个温文尔雅、不乏传统美德的传统女知识分子。因此，《寂静的春天》的惊爆性效应，几乎让社会各阶层始料不及。这其中卡逊最大的敌人便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化学资本家，他们为了经济利益不惜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将她的警告贬为 “女人的歇斯底里” （Lytle, 2007：175），这正赤裸裸地暴露出性别歧视。更有甚者，艾森豪威尔政府农业部的一位高官——以斯拉·塔夫脱·本森 （Ezra Taft Benson） 竟怀着十足的恶意诋毁卡逊道：“为什么一个没有生过孩子的老处女要这么关心遗传学？”继而脑洞大开地下结论认为，她“大概是个共党分子吧” （Lytle, 2007：175）。

令他们恼火的还不只是卡逊僭越了女性的 “规定动作”，她的矛头直指他们引以为豪的整个战后美国文化的科学进步范式，包括对化学品的滥用。从麦克莱恩和其他化学工业的代言人的反应能看出，他们明白了卡逊的真正身份——一个颠覆分子，决计要打破化工行业赖以谋利的现有共识。当他们以傲慢的男权/科技统治者的身份诋毁卡逊的时候，当卡逊在被视为共产主义、左翼分子的时候，也使今天的我们看到了女性环境写作所天然具备的左翼品质。这样的攻击反倒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出女性的价值，即她因为观察自然时自带热忱和温度而被扣上的 “非理性” “感情用事” 的帽子，或许正是我们在一个生态时代理解周边环境所应具有的态度。

当代学者J. 西格（J. Seager）认为卡逊的书写在五个方面包含了生态女性主义元素，她的分析概括起来也可以总结笔者上述的分析，即，① 人类对自然的男性化控制；② 在农药使用问题上引起与性别意识形态有关的注意；③ 卡逊作为科学家对自然的主观立场；④ 首次引发对化学荷尔蒙的关注；⑤卡逊本人的身份成为资本家攻击女科学家的样板 （Seager, 2017：27-42）。

1886年是卡逊出生前21年，这一年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出版了为后世生态批评和环境运动所推崇的《白苍鹭》 (The While Heron)。虽然没有文献证明卡逊读过该传世名篇，但热爱文学和写作的卡逊在青少年时期受教于该短篇故事，是有很大可能的。卡逊的另一位传记作家K.F.斯坦恩（K.F. Stein）认为，故事中的小女孩西尔维在很多方面与卡逊都很像：喜欢行走在森林里，喜欢鸟儿且熟知其行踪，痛恨杀戮。西尔维最终拒绝了男青年的悬赏而保护了苍鹭；卡逊则央求过哥哥停止打猎行为。

因而斯坦恩的推断非常合理：“不论卡逊是否知悉朱厄特的故事，其中蕴涵的哲理对于年轻的卡逊而言都是很重要的，且将不断与她日后的生活和著作产生共鸣。” （Stein, 2012：1）成为科学家之后的卡逊在乘船科考途中，惊喜于海洋奇特景观的美丽时，也因船员们猎杀海洋动物的行径而感到痛心。可以说，她对猎杀行为一直持有坚决的反对态度，这与她的前辈资源保护论者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 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反对人猎杀动物与反对人类世界内部的杀戮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对权力暴政的拒斥。1952年她在荣获约翰·巴洛斯奖（John Burroughs Medal Award）时就曾警告过当时已经拉开序幕的核军备竞赛。在卡逊职业生涯最为活跃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冷战的全球总体语境中，号称 “西方民主堡垒” 的美国的政治气氛实际上对于进步人士而言相当压抑。对美国 “繁荣” 持不同看法的作家、科学家，即使与苏维埃阵营毫无瓜葛，也会被归于 “共产主义”，于是卡逊原本非常质朴的反战、提倡和平共处的主张也自然被赋予了左翼倾向（Lear, 1997：221）。而她所深恶痛绝的 “滴滴涕”，也成为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农药化合物。

“滴滴涕” 在二战中作为杀灭蚊子和跳蚤的特效制剂，在帮助盟军士兵对抗疟疾、黄热病、伤寒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并被称作 “战斗英雄”。因此在战后，“滴滴涕” 给人带来的深刻印象继续在民用领域内延伸，它的军工出身背景使得普通民众在用其灭杀蚊蝇时仍不无好感地称之为“气溶胶炸弹”。事实上，战后的美国人对政府和科学家以及 “保护” 他们的军事产业充满了乐观的信任，在这样的语境中理解一种农药及其战争隐喻，我们就能意识到 “滴滴涕” 与军事、科技、工业、资本主义统治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反对 “滴滴涕” 又意味着什么。卡逊在此挑明了—— “滴滴涕” 曾经是战争的手段：“这种工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儿。” （卡逊，1997：12）她在撰写《寂静的春天》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以及该著作出版后引发的论争都是可想而知的。但更重要的是，卡逊的关注与反战人士对核武器试验放射尘的强烈抗议，需要联系在一起加以思索——《寂静的春天》最知名的开篇 “明天的寓言” 在描述 “滴滴涕” 时 （ “一种白色的粉粒”，“像雪花一样降落到屋顶、草坪、田地和小河上” ）（卡逊，1997：2）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核放射尘，而第二章 “忍受的义务” （“The Obligation to Endure”） 更是将这一类比予以明确：“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同样地，被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 （卡逊，1997：4-5）为何卡逊要在一本研究农药的书里时时提示核武器的存在呢？因为卡逊对它们的并置，是对资本统治秩序下战争机器及其包装成民用目的的军事产业 （如化工） 的挑战。正如本书新中文版序言道出的真相：“《寂静的春天》在为我们进行灾难的预演。在20世纪中期，卡森告诉我们，人类除了用核武器毁灭世界，还可以用杀虫剂，以迟缓的暴力，让人类的世界灭亡。” （宋明炜，2021：？）

与卡逊同时代的很多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都在为自己所处的机构深深担忧，因为这些单位正在成为工业的前沿。卡逊也多次在公开演讲中予以揭露，农药、化学工业、资本、战争，甚至某些所谓的大学独立科学家已结成利益共同体。因此，卡逊掀起的反 “滴滴涕” 运动，与同时代的反战运动，在逻辑上具有紧密的联系。杰出的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视之为启示录式的隐喻，称其为：“当代环境想象最强力精深的隐喻。” （Buell, 1995：285）环境批评只有延伸到政治社会领域才能成为最深刻的见地，卡逊在这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她既是科普作家，又坚定地反战、反冷战，因为她明白战争从本质上说就是打造各种机器，以牟取暴利的资本家的产品。反战与反资本主义是一个姿态的两个侧面。也因为如此史学家D.金科勒 （D. Kinkela）才评价道：“卡逊大胆质疑了所谓的科技革新，正是这些革新支撑着世界上最强势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此时围绕着《寂静的春天》的一切喧嚣，其实只是一片寂静罢了。” （Kinkela, 2011：4）

至此，在对卡逊的自然书写的左翼定义过程中，我们或能推测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美国现当代左翼文艺力量的汇聚，很大程度上是各种自由进步分子在右翼势力对异见、异己者的高压下形成的。一家化学公司曾毫不讳言道，卡逊对化工产业的抨击，其目的在于 “降低本国及西欧的农业化学品应用量，使我们的粮食生产减少到铁幕以东国家的水平” （Graham, 1970：49）。于是只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就与支持共产主义画上了等号。今天我们再回首，不免觉得其不但反动，而且荒谬可笑，可在 “猎巫” 式的盲目反共思潮中，右翼政客的叫嚣压制了一大片公共话语。

然而具有高度讽刺性的是，资本家的丰富联想并非没有道理，这一压迫逻辑的背后却有着合理的内涵，他们无意间道出的真相在于：攻击卡逊的人其实在一遍又一遍地印证着包括环境运动在内的左翼政治的进步性，而右翼的这种 “努力” 一直延续到当代。直到20世纪90年代尚有一位所谓的政治科学家查尔斯·鲁宾（Charles Rubin）将卡逊贬为 “乌托邦式的改良家”，指其不但不乏 “左倾” 嫌疑，还算得上是打着绿色旗帜的红色激进分子：“随着 ‘红色’ 集权制的衰退，我们那些激进的改革分子的理想或愈发变为了 ‘绿色’ 。” （Rubin, 1994：30-31）

卡逊诞辰百年之际，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出版了《三体》，据学者宋明炜的介绍，小说原稿第二章标题就是 “寂静的春天”，写主人公叶文洁目睹兵团在大兴安岭以 “人定胜天” 的战斗豪情对原始森林乱砍滥伐。刘慈欣对卡逊的致敬再一次表明科学/科幻写作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其实在卡逊从事研究与写作高潮期的20世纪60年代，也是美国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1962年，即《寂静的春天》问世之时， “伯克利自由言论运动” （the Berkeley Free Speech Movement）在美国大学校园的兴起，标志着美国新左翼运动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此刻卡逊的生态思想有没有因为书房外的呐喊声而受到撼动？

从上文的解读中已很清楚，卡逊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没有停留在科学的层面上，而是引出了一个既属科学层面又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环境伦理并不仅仅是普遍伦理的一个子集，而应该就是后者的生态学面貌。这意味着解决环境问题的道德内驱力，要求我们不断地反躬自省：我们很可能因为存在盲区而忽视了对某些群体的关怀。实际上生态学的特性也在推动卡逊一直朝着整体主义的道德方向前行：“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命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的应有尊严。” （卡逊，1997：86）这一诘问表明，卡逊逐渐觉悟到问题并非简单出在科学认识水平上，而是出在人自身的道德约束上。

卡逊曾在关于《在海风下》的访谈中表达了透过自然现象看人类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些故事都不仅是对想象力的挑战，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较好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问题。……海洋里为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也象征着所有地球生命——无论是否为人类——的斗争。” （Lytle, 2007：51）

可见生态学叙事的功用并不仅限于对自然体系及自然与人之关系的分析，也能够服务于人类自身的问题，可惜卡逊或因兴趣及认知的局限，或因写作生命的过早结束而未能深入下去。因此，传记作家莱特尔一方面在对卡逊的记述中充满深情，另一方面他对这位可敬的环境卫士和生命的歌者也有着很客观的批评，即从青年时代起，她就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尽管卡逊的环境书写以及为此奔走疾呼的行动主义精神本身就是环境政治的实践，但莱特尔指的是她对社会内部的政治并没有足够的探究兴趣：“对于20世纪早期引起很多进步人士及理想主义青年关注的社会问题——贫困、腐败和社会不公正——蕾切尔保持了缄默。她对于增进人类福祉的方略就是个人奋斗，而非投身社会运动。” （Lytle, 2007：26）

也正因为如此，卡逊在1963年接受阿尔伯特·史怀泽奖（Albert Schweitzer Award） 时说：“如果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就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文明。重要的是人与一切生命之间的关系。” （Lytle, 2007：188）诚然，作为科学家和生态科学的先行者之一，卡逊关注的重点放在先前长期受到人类中心主义压制的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平等关系上，但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一种孤立化的环境问题可以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来而独善其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卡逊的写作方式也是深受美国传统自然写作的影响。这种传承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固然毋庸置疑，但也带来了两个显而易见的缺陷：①难以跨越人与自然的两分视域；②难以深入人群内部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同源性问题。

2019年著名的《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杂志刊出的新研究成果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作者D.K.赫克特(D. K. Hecht)在《蕾切尔·卡逊与革命的修辞》（ “Rachel Carson and the Rhetoric of Revolution” ）中考察了卡逊对儿童文学领域的影响。在一本插图版《蕾切尔·卡逊：守护惊奇感》中，他发现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无人的世界，这仿佛在告诉孩子们：第一，自然是隔绝在人类世界之外的；第二，人居环境里并没有我们应该去感受的自然：“正如《寂静的春天》的篇首寓言所示，这些图像忽视了人类。” （Hecht,2019：16）因而她所热爱的自然，是不涉人世的山川原野；当她揭露以 “滴滴涕” 为代表的人类对自然的侵害时，她将文字包裹在自然写作的怀旧气氛中。或许在她心里，现代化学工业玷污的不仅是自然，还有自然主义者对人迹罕至的荒野的那种绝对想象。

然而，劳伦斯·布依尔在批评传统的环境叙事时便谈到，传统的自然书写总是对样板化的景观施以浓墨重彩，而 “对社会正义问题即便不至于排斥，也是轻描淡写” （Buell，1995：54）。当卡逊把人类内部的问题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分开而没有打通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便停留在了这个用语本身的意义层面。然而当今的生态女性主义早已指出，一方面，真正整体性的生态思想将所有从逻各斯中心出发形成的不平等二元对立关系都联系在一起，形成合力以解决包括环境恶化、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在内的一切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只有将自身与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更全面地理解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人类生存困境：“个体经验的语境性 （contextuality）暗示了不同但不乏潜在有效的认知视角，这激励着生态女性主义脱离单一运作途径，走向有持续变革能力的解放运动。” （Rowe & Sellmann, 2003：130）

的确，这是卡逊环境书写的一个缺憾。卡逊的创作活跃期与美国民权运动的蓬勃反战期在时间轴上基本吻合，但从事环境研究与写作的卡逊似乎并不为之所动，尽管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权运动，特别是在早期，也并未向环保领域内延伸。两者均没有发生主动的交叠。

不过，站在今天的高度，用交叠化的整体主义叙事来看待卡逊左翼叙事的 “不彻底”，多少有些苛责的意味，只是作为当代批评者，我们在研究卡逊本人及作品的时候，不应视之为孤岛，而要将其放到所有事件都相互关联的时代巨网中去考察。事实上现代主流环境运动（Main Stream Movement，简称MSM） 的基本进化逻辑便是资源保护论 （conservation）——自然保护论（preservation）——环境正义论 （environmental justice） 的路线，从人类中心主义进化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再返回人类群体内部去探究真正的问题根源。以美国为例，在环境正义提出之前，环境运动的主要焦点是对原始自然环境及其非人类栖居生物的保护，而并不关心多样化的人类群体的生活和环境。即使是环境正义运动的初期，也因为缺乏了性别维度而实际并没有达成全方位的 “正义”，何况还有美国以外的世界需要关心。只有认识到环境史学家R.古哈（R. Guha）等人在《环境主义的多样类型》（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中所区分的 “饿肚式” （empty-belly）与 “饱腹式” （full-stomach）环境保护论的南北差异，环境叙事才能跨出原先偏颇的西方少数白人男性的话语，由“精英”的单数升格为 “大众的” 复数。

处在这个进程早期的卡逊，的确很难 “穿越” 到当代视野中去回望自己的生态观，但环境书写天然应具备的左翼性质，是可以拿出交叠式的整体性批判标准的。

此处指出的卡逊的 “不彻底”，或许可以用丁帆先生所说的生态主义作家 “深刻的片面性” 的一个注脚。他在《生态文学中的伦理悖论》中正是以《寂静的春天》为例，一方面肯定了早期生态文学的警示作用，另一方面也批评了此类作品对人文精神的背离。丁先生所说的伦理悖论，亦可以阐释为某些生态叙事的整体性的残缺，即未能将对各种 “中心主义” 的批判集结起来形成一个全景式批判视野。诚如丁先生最后的总结：“所有生态伦理前行的方向盘一定要掌握在具有真善美意识形态的人手中，它必须依照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建构起来的强大理论体系方向前进，开动一切现代媒体宣传机器，克服生态伦理悖论的困囿，通过教育和文学的渠道来输送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理念。” （丁帆，2021）

不过笔者的基本判断是，论卡逊的 “不彻底” 并不是在谈她写作生涯的终点，而是一种未竟性，一种更宏大的写作计划的起始而非完结。毕竟卡逊仍然起到了 “抛砖引玉” 的重要作用，毕竟在她那个时代，过于激进的姿态未必是一种能够博得更多关注的书写策略。有学者便认为：“《寂静的春天》正是凭其更为保守的元素才使之成为革命性著作。卡逊小心翼翼构筑的论说方式，让该书在问世伊始便广为读者接受。” （Hecht, 2019：1）斯坦恩就认为她并非不问政治，而是从环境问题本身介入政治。例如，《寂静的春天》便是对联邦及州政府提出了挑战，因其在居民区喷洒杀虫剂，却并没有告知民众喷剂的毒性：“虽然《权利法案》并没有保证公民免于私营个体或政府官员散播致命毒剂的危害，但毫无疑问那只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尽管不乏智慧和远见，却也想不到有此类问题。” （卡逊,1997：11）

卡逊的目光是深邃的，她认为杀虫剂其实就是 “杀生剂” （biocides）（卡逊，1997：6），这实际上已经表明她开始关注所有生命形式的可贵，而她也越来越意识到当科学产生并包裹于无时无刻发挥着影响力的政治语境中时，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因而《寂静的春天》的撰写只是她思考的开端。卡逊又是勇敢的，她同时对政府和势力强大的化学公司提出了挑战。她独立支撑起一个大家庭，而且没有任何机构作为后盾。假若遭到化学公司的起诉，那么诉讼费用会让她倾家荡产。但她承担的风险给了她回报：著作的成功出乎卡逊和好友们的意料，引发了公众的热议，直接推动了国会成立委员会调查喷洒杀虫剂事件，并间接使 “滴滴涕” 在美国遭到禁用，最终促成了环保局的建立。卡逊敦促人们行动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张应该由公众决定自己是否仍希望走现有的道路，并且让公众完全知情。她的目的正是在于让公民知情，并动员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她的书受众甚广，因为她当时已经是声誉卓著的畅销书作家，拥有三部文字优美、描写海洋的获奖书。

卡逊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因而她在传播言论时选择的平台并不是讲坛而是文字。不过实际上她也在一些演讲中表达过她的政治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卡逊 “将自己的著作置入了民权运动的语境之中”，从而保证公民免受私营个体或政府官员散播致命毒剂的危害。这 “正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Stein, 2012：11-12）。

卡逊的环境写作给了当时的政治左派力量很大的启发，他们在反对种族歧视、贫穷、越战、物质主义的同时，随着卡逊的笔触也将目光转向了环境问题，从而发现她对杀虫剂的批评，正是揭露资本主义贪婪本质的新证据。此外，卡逊对传统科学范式的质疑与同时代的其余 “反文化” 力量一起，引导出对现代美国的物质主义的反抗及回归自然的诉求。莱特尔认为这最终促成了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的社会生态学的诞生。可以说从卡逊开始，作为认识论的科学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学逐步走到了一起。她所提倡的 “赋权予人民” 的意义在日后的民权运动中得到了刷新。因此，卡逊的环境叙事的所有“缺省”，在后世的环境书写中得到了补足，她写作的左翼性的不彻底性，引导了更多环境作家走向了更为彻底的左翼事业。后世写出名篇《自然之死》 （The Death of Nature） 的卡罗琳·麦茜特 (Carolyn Merchant) 便深受卡逊的影响，她认为对环境科学的理解、生态问题的解决都无法撇开社会问题：“科学和文化作为有机的整体通过辩证性的互动而发展，在社会与知识间的张力与趋向之中进行拆解和重组。” （Merchant, 1990：xxii-xxiii）又如哈拉维在建构自己的生物政治学 （Biopolitics）时就已经很明晰地强调：“生物政治学如若脱离了对特定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心，其力量便无法为人所理解，因为这些不平等在新兴、全球化资本主义技术与生产关系中都得到了利用和承认” （Sandilands, 2017：229）。

而关注生态问题的著名作家芭芭拉·金索尔沃（Barbara Kingsoluer）在一次访谈中用文学的语言反映了同样的哲思，可以作为我们对卡逊的左翼性写作的总结。

（转引自Kendall, 1990：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