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苏晖  教授

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资源与对外传播研究” (21&ZD264)。

摘要：从文学伦理学批评之人类文明三阶段论视域出发，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的由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过渡的时期可被称为 “后伦理选择时代”。通过对《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神经漫游者》《羚羊与秧鸡》《别让我走》《克拉拉与太阳》等科幻文学作品的研究可以发现，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究其实质仍是伦理选择，不仅由于科学选择的主体仍是伦理的人，基因编辑技术、克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仍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而且科幻作品对科学选择的想象性描绘亦在伦理选择的视域中展开。同时，科学选择亦对伦理选择主体提出了诸多挑战，不仅违背了伦理选择主体的自然禀赋，可能侵犯其自主权、知情权和隐私权，而且也有可能构成对其生命和尊严的伤害，加剧伦理选择主体的分化与不平等，导致科学人与伦理人的关系发生异化并动摇人类的主体性地位。面对一系列科学选择带来的挑战，人类应坚持以真和善为伦理价值取向引领科学选择，以人类为主体建构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这既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作为伦理选择主体的必然抉择。

关键词：科学选择；伦理选择；“后伦理选择时代”；人类文明三阶段论；文学伦理学批评

 引  言

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 “自然选择 (natural selection)、伦理选择 (ethical selection) 和科学选择 (scientific selection)” 阶段 (聂珍钊、王松林 1)。人在经历了自然选择和伦理选择之后才拥有 “人” 的形体与本质，具备了伦理意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即伦理的人。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将进入科学选择阶段，“科学选择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科学选择强调三个方面：一是人如何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二是如何处理科学对人的影响及科学影响人的后果；三是应该如何认识和处理人同科学之间的关系” (聂珍钊 251)。

目前人类正在经历由伦理选择向科学选择过渡的时期，本文将这一阶段称为 “后伦理选择时代”。这里的 “后”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 “后期 (later)”，即指后期伦理选择阶段 (the later stage of ethical selection)，是与前期伦理选择阶段相区别的；二是 “之后 (after)”，即伦理选择阶段被科学选择阶段取代的时期，或称为 “前科学选择阶段”。“前科学选择阶段” 以现实中第一个科学人的出现为标志，直到多数人都已成为科学人，才真正进入科学选择阶段。

后伦理选择时代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直至未来的某个时间社会中多数人均已成为由科学选择而产生的科学人，便结束后伦理选择时代，正式进入科学选择阶段。为什么后伦理选择时代是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呢？因为自20世纪六十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不仅在创造科学、发展科学，也同样在接受科学的影响及科学对自身的改造。基因编辑技术、克隆人技术、神经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和争议，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科幻文学作品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关于对人类进行各种科技改造或重造的想象和描写。未来随着科技的高歌猛进，科学选择的步伐会逐步增快，科学对人的改造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通过外科手术实现的对人身体的改造，如对病变部分的切除、对部分病变器官的置换、对不符合自身愿望部分的美化等，而且已经扩大到对人的生命的制造，如试管婴儿；或者对人的肌体的复制，如基因克隆；或将自然人与智能体嫁接，使人变成科学化的现代人，最终伦理选择阶段的现代人会逐渐被科学人所代替。

因此，在由伦理选择阶段向科学选择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后伦理选择时代，科技伦理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文学批评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而真正进入科学选择时代后，我们再谈论文学和批评或许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性了。

本文拟结合《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1968)、《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羚羊与秧鸡》(Oryx and Crake, 2003)、《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 2005)、《克拉拉与太阳》(Clara and the Sun, 2021) 等科幻文学作品，针对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予以分析，指出此时期的科学选择究其实质仍是伦理选择，剖析科学选择对伦理选择提出的诸多挑战，阐述人类面对这些挑战所应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举措。

一、后伦理选择时代科学选择的

伦理限度

“科学选择” 和 “科学人” 是文学伦理学批评用以阐释人类未来发展阶段特征的独创术语。如何界定 “科学选择” 和 “科学人” 呢？聂珍钊教授指出：“科学选择将解决人的科学化即现代人变为科学人的问题，从而使人能够从科学技术上同伦理的人区别开来。在科学选择阶段，科学技术将不仅极大地影响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及生存方式，并导致现有的伦理道德逐渐被技术标准所取代” (聂珍钊、王松林 18)。

由此看来，科学选择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科学选择阶段 (scientific selection)，这是继伦理选择阶段之后人类文明进程的新阶段；当科学人能够成批量地生产并成为人口繁殖常态时，科学选择就真正开始了。二是指具体的科学选择活动 (scientific choice)，人类由伦理选择阶段过渡到科学选择阶段的过程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科学选择活动构成的。

对于具体的科学选择活动 (scientific choice)，我们还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加以理解，狭义是指对于科学人的选择即用科学技术方法克隆人、改造人、制造人，以便使人更符合科学；广义是指人类面对涉及到人类改造和再造的科学技术时所采取的具体选择行为。为什么要分为广义和狭义呢？因为科学人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尤其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的繁衍和发展，从而促成科学人的出现。所以研究科学选择，必须面对人工智能、克隆技术、基因编辑等科学技术及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既然科学选择阶段以科学人的大量出现为标志，那么，如何界定科学人呢？“科学人不同于自然选择阶段结束后出现的原始人，也不同于通过伦理选择进行自我道德化的现代人，而是在科学选择过程中借助科学技术而高度科学化的新人类” (聂珍钊、王松林 29)。

科学人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通过基因复制、编辑或增强而产生的科学人，包括克隆人及其它人造人。“克隆人是科学人的初级阶段。科学人不仅仅是对人的复制，而且包括对人的DNA的改造、重组、重造或者通过基因技术制造人” (聂珍钊、王松林 32)。另一种类型是人和机器一体化的智能增强人，即将人工智能体嫁接到人身上，不仅与人的肉体而且与大脑密切地乃至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这类科学人不同于一般的赛博格 (cyborg)，是自然人和人工智能组合而成的统一功能体，其与非人或一般意义上的赛博格的区别在于有人脑器官和脑文本，而且脑文本能作为伦理意识的载体发挥作用。

为什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人的出现是必然的呢？除了不可阻挡的科技发展趋势为科学人的出现提供技术支撑以外，科学人的出现是与伦理选择阶段现代人的减少相联系的。由于伦理选择阶段人的生育能力的大幅降低、婚姻和家庭观念的改变，通过正常婚恋而自然生育的人越来越少，未来的人口来源问题必须借助科学才能得到解决，因此克隆人等各种以科学手段产生的科学人在伦理上的障碍就会消除并被伦理社会接受，科学人数量会越来越多。到了前科学选择阶段，科学人将逐渐成为人口的主要来源，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大大提高，整个社会也就进入科学选择阶段。经过科学选择，现代人要么转化为科学人，要么被淘汰。

在文学领域，美国作家菲利普·迪克 (Philip K. Dick，1928—1982)、威廉·吉布森 (William Ford Gibson，1948—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英国作家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1954— ) 等塑造的克隆人、机器人、仿生人、赛博格等形象，对科学选择给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带来的可能性予以了展现和思考。虽然机器人、仿生人并不在我们所谓 “科学人” 之列，但从广义的科学选择来讲，我们在关注赛博格的同时，也有必要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尤其是强人工智能，如机器人、仿生人等的发展。机器人、仿生人在不少科幻文学作品中有着大胆的想象和描写，除了本文将重点探讨的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和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之外，还有英国作家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1797—1851) 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1818)、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890—1938）的《罗素姆万能机器人》(R. U. R, 1920)等诸多经典科幻作品。

比较典型的描绘克隆人、赛博格等科学人形象的作品亦有很多，如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以克隆人凯西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一群克隆人作为人体器官捐献者的悲惨遭遇。他们的器官被人类肆意取走，尊严和生命遭到了极大的漠视和摧折。小说谴责了人类利益至上的狭隘思想，倡导在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必须体现出伦理的诉求，要善待生命、敬畏生命。还有的科幻文学直接以克隆人命名，如美国作家罗维克（D. Rorvick）的小说《人的复制》(The Cloning of a Man, 1978)，德国小说家夏洛特·克纳（Charlotte Kerner）的《我是克隆人》(Blueprint, 1999) 等。阿特伍德的小说《羚羊与秧鸡》，则对基因编辑等科学技术可能为人类带来的灭种之灾进行了想象性描述。小说中的科学狂人、科学家秧鸡有两项发明，一是研发了传播病毒的喜福多药片，结果消灭了绝大多数由伦理选择产生的人；二是借助生物基因技术，创造了一群添加了各种环保和自我保护基因的新人类—— “秧鸡人”。他的两项发明没有达到净化人类的目的，却几乎毁灭了全部人类。小说反映了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引发了关于人类增强和基因编辑试验的合法性及对人类生活影响等相关问题的讨论。至于对赛博格形象的描绘，美国作家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就非常有代表性。这部小说不仅塑造了将有机体与智能机器相融合（人机共生）的赛博格，而且还打破了人与其它生命体、物态与非物态的界限，前瞻性地展现了后人类的多种形态及其生存处境。小说中的 “平线” 是一个思想盒，储存的是一个已经死亡的人类上传的意识，但是作为一个 “物体” 无法主动与外部世界互动；而 “冬寂” 是一个纵横赛博空间的人工智能，却生成了自我 “意识”，可以操控外部世界。拥有赛博格身份的小说主人公凯斯，察觉到 “平线” 的状态和自己进入赛博空间之后的相似性，他 “想到 ‘平线’ 是一个思想盒，一个只读硬件，一盒磁带，里面有那死去的人所有的技术能力、爱好和膝跳反射……他就觉得很不安” (91)。这种不安也同样存在于他面对 “冬寂” 的时候，这反映出后伦理选择时代科学人伦理身份的复杂性。这些都促使人们思考人类在技术主导的环境下该如何生存和发展等问题。

实际上，科幻文学与科技现实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的，正是科技的高速发展，为科幻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科幻作品中的科技想象，又反过来激发了科学家的灵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科技的进步。无论是科幻文学抑或是现实科技的发展，科学选择和伦理选择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

无论是科技现实还是科幻文学作品都向我们显示，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实质上仍是伦理选择。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从科学选择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的科学选择实际上是伦理的人面对科技作出的选择，伦理的人仍是选择的主体。科学选择首先是人自身对于科学的选择，“无论制造者自己还是被复制出来的人，都是在伦理主导下进行的科学选择 (scientific choice)。从本质上看，这类科学选择并没有摆脱伦理选择” (聂珍钊、王松林 19)。现代科学技术是有动机、有目的、有建制的价值选择，伦理的人作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的主体，在科学研究的方向选择、技术手段的利用等方面都必然作出符合人类伦理道德的价值选择。“无论是自然选择、伦理选择还是科学选择，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生存、改进、优化、繁衍” (聂珍钊、王松林 22)，总体来讲，就是追求人的生存意义、自由平等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从科学选择的可行性来看，此时期的科学选择仍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随着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各国政府、国际组织、民间机构纷纷制定各种规则条例乃至法律条文，对基因编辑、克隆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研究、推广或应用予以限定。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既有政府监管，如2018年欧盟25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人工智能合作宣言》；也有业界声明，如2017年在美国加州举行的人工智能会议上业界签署的《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等。关于基因技性科学研究的普遍伦理原则，国际人类基因组织理事会1996年3月21日批准的《国际人类基因组织（HUGO）关于遗传研究正当行为的声明》特别强调应 “承认和坚持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54)。就克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来讲，2002年，联合国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的国际公约特委会会议通过决议，旗帜鲜明地禁止克隆人。中国代表团严肃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场合、任何条件下，都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生殖性克隆人的实验” (转引自李醒民 291)。以上这些宣言、声明和规章发布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尊严、权利、自主性，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等，维护生命伦理和科技伦理。

第三，从科学选择的文学呈现来看，有些科幻作品体现出超越时空的想象，但严肃作家创作的科幻作品往往通过展现科技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寄托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其对科学选择的想象性描绘亦在伦理选择的视域中展开。

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往往蕴含着人文关怀和思考，其中对技术滥用的深切担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预测，都反映出作家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忧思。“优秀科幻小说的典型手法，即其认知，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和思索。优秀科幻小说既非未来学，也非科学至上论，确切而言，它是批判性的” (苏恩文 40)。前文提及的科幻文学作品都是如此，集中表现了作家对科学技术的人文关怀。在这些科幻小说中对克隆人等新型人类的描写，往往凸显出其被制造、被主宰和被边缘化的地位，以此揭示科技对人的异化，对伦理道德观念的冲击。因此，这些作品仍是从伦理选择的立场和视角对这些形象进行塑造的。而那些塑造了机器人、仿生人的作品同样反映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忧思。如《克拉拉与太阳》虽然是以机器人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但并不着眼于对于科技的想象，而是延续了石黑一雄一贯的人文立场。小说中的机器人克拉拉形象只是一个隐喻，整部小说充满了反讽。首先，作品表现了正常与反常的倒置：在一个将基因改造视为必要的社会里，没有条件接受基因升级的普通男孩里克便成了 “异类”，正常变成了反常；而正是这个遭人蔑视的男孩，在克拉拉参加聚会被一名男孩羞辱之时解救了它，而参加聚会的其他孩子作为经过基因提升的所谓 “优秀” 人类，却在品质高尚的里克面前显得极为胆怯、野蛮与粗鲁。其次，作品的反讽还表现在机器人克拉拉与人的反差上：虽然克拉拉是机器人，但石黑一雄显然是想将它塑造成为真正的人，它不同于通常意义上冰冷、没有情感的机器人，反而是爱与奉献精神的象征，正是机器人克拉拉凭借她的信念、坚持和爱，拯救了濒于死亡的乔西。小说在第六部开始前的描写颇具深意：克拉拉拉开百叶窗帘，“让太阳尽他的全力”，“太阳用一个耀眼的橘黄色半圆形照亮了她 (乔西)” (石黑一雄 357—358)。正是来自大自然的太阳的能量最终使乔西恢复了健康，而不是先进的科技和医疗技术。以上种种反讽都是有隐喻意义的，反映了作家对于科技社会异化现实的人文主义反思，希望重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科学选择对伦理选择主体的挑战

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在为人类发展提供诸多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对作为伦理选择主体的人类提出了挑战。伦理选择指的是人完成自然选择之后所必须经历的获取人的本质的过程。经过伦理选择，人才有了善恶的观念，才最终成为伦理的人。因此，伦理选择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选择，是人通过教诲和学习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过程。伦理选择以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既体现着人作为选择主体存在的权利，也 “在选择中显示出人类主体的自由和创造”，即 “选择的主体虽然会受到客观规定性的限制，但选择还是主要取决于主体自身，取决于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伦理选择又是价值实现的过程，其取舍的标准就是 “真、善、美”，由此构成了伦理选择的价值所在和道德所指，从而确立了伦理选择主体的权利和责任 (苏晖 103)。

科学选择对伦理选择主体的本质、权利、价值和尊严发起了挑战，产生了诸多伦理困惑和伦理危机。“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在进入科学选择阶段之前或者在伦理选择阶段结束之前，科学伦理将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重要问题” (聂珍钊、王松林 22)。从总体上说，科学选择从四个方面对伦理选择主体进行了挑战，引发了其困惑、担忧甚至恐惧：

第一，科学选择是否违背了伦理选择主体的自然禀赋，并动摇人之为人的基础？

科学选择迫使人思考人类的本性是否将会被改变，人是否有权利通过科学选择改造自身的自然禀赋，而非通过自然进化的过程。现代生命技术直接深入人类物质形态的最基本层面，动摇了人类既有的情感与伦理基础乃至繁殖方式。如克隆人技术的应用使人由有性繁殖转为无性繁殖，“人们恐惧无性繁殖会使人类种系生物进化中的多样性及其选择性消失” (高兆明、孙慕义 201)，进而担忧无性繁殖可能对人种进化乃至人类未来命运造成颠覆性影响，亦给人类的伦理道德和思想观念带来巨大冲击。塑造克隆人形象的科幻作品往往蕴含着作家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思。“从现有的克隆叙事来看，没有作家明确表达对克隆人技术的赞美，小说总是带给读者对克隆人技术的伦理判断与思考” (郭雯 51)。科学选择所关注的伦理道德问题都集中在现代人与科学人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要求上，如克隆人在自然人/现代人社会中的身份困惑、确认或转化，克隆人与自然人的分歧、较量和冲突，克隆人与人类未来之关系等，这些都是克隆题材作品关注的主要问题。令作家们担忧的是，科学选择对人类进行自我改造不一定是正向的进化，也有可能出现因伦理失序而导致的道德退化和人性失落现象。如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L. Huxley，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描绘了距今五百多年的未来世界，那时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生活得幸福而健康，但一切都被标准化、统一化，人不再是自然繁衍，而是通过生物技术利用试管进行胚胎培育。人成了技术的产物，如同机器一般毫无自由意志。显然该书表达了对文明退步的反讽，成为反乌托邦文学的经典之作。又如美国作家凯特·威廉（Kate Wilhelm）的小说《迟暮鸟语》(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 1976)，描写人类在自身技术导致的诸多灾难之下 (包括丧失生育能力)，为了延续人类这一物种，开始制造克隆人，但克隆人却几乎成了一个新的物种，在诸多方面与人性并不相通。正如作品中第一部的核心人物戴维所说：“对高等生物而言，克隆是延续种族的最糟糕的手段之一”，“它扼杀了多样性”，人类面临 “退化和灭绝” (威廉 57)。为了找回已失去的人性，年轻的马克带领克隆人重建新家园，以拓展人类新文明。以上作品对科学选择的描写必然引发如下思考：一旦大量的科学人出现，人类社会的传统观念、道德、伦理、法律、制度等是否会被完全颠覆？这便是科学选择带给伦理选择主体的严峻挑战。

理论家们同样表达了对于科技发展将会给人类自身发展带来的种种困境的忧思。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2002) 这部著作中，对快速发展的生物工程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警告，强调人的权利、人的本性、人的尊严的重要性。福山自述写作该书的 “目标是论证赫胥黎是正确的” (10)，他认为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写的人 “已经不是人类”，“他们已不再需要奋斗，不敢去梦想，不再拥有爱情，不能感知痛苦，不需做出艰难的道德选择”，因此也就 “再也没有了赋予我们人类尊严的特征” (9)。他认为，“正是人类所独有的全部情感，让人产生了生存意义、目标、方向、渴望、需求、欲望、恐惧、厌恶等意识，因此，这些才是人类价值的来源” (169)。在福山看来，现代生物技术最大的威胁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人性并因此将我们领进历史的 ‘后人类’ 阶段” (10—11)。

第二，科学选择是否会违背生命伦理，侵犯伦理选择主体的生命权、自主权、知情权和隐私权？

随着生命科学的长足发展，改造生命形式从一种幻想变为了可能，许多新的伦理问题由此产生了，传统的生命观念和伦理观念受到了挑战。为规范科学技术，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了。汤姆·比彻姆（Tom L. Beauchamp）和詹姆斯·奇尔德里斯（James F. Childress）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说，及恩格尔哈特（Hugo Tristram Engelhardt, Jr.）提出的允许原则，是最富有代表性的生命伦理学原则。四原则即尊重自主、不伤害、行善和公正 (Beauchamp 57)。但四原则仅关注公共道德，而允许原则关注的是如何解决不同道德传统的人们之间存在的道德差异，强调只有经过他人的允许或同意才是道德的，未经允许则是背离道德的。四原则和允许原则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强调尊重生命，重视人的自主权和知情权。这些原则已成为衡量所有涉及生命的生命科学技术是否符合伦理道德的基本判断标准。

从科幻文学对科学选择的想象性描绘来看，上述生命伦理原则均有可能被动摇甚至颠覆。首先从尊重生命的原则来看，技术不成熟的科学选择有可能会构成对伦理选择主体生命和尊严的伤害。如美国小说家丹尼尔·凯斯（Daniel Keyes，1927—2014）的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Flowers for Algernon, 1966) 中，32岁的主人公查理智商只有68，在接受了一场脑部手术以后，逐步变成了一个顶尖的天才。然而由于实验的不成熟，他又被重新推向智力障碍者的世界，经历了由白痴到天才又变成白痴的命运捉弄，生命和自尊遭受了重创。其次，从主体的自主权和知情权看，科幻文学作品揭示了科学选择对主体 “自我决定权” 及隐私权的侵犯和剥夺。《克拉拉与太阳》中，母亲希望以机器人克拉拉延续女儿乔西的生命，但作为 “延续计划” 受试对象的乔西，对整个计划的目的和步骤全然不知，她的自主权、知情同意权和隐私权显然没有得到尊重。就克隆人题材作品来看，克隆人作为复制品先天就失去了自主性，仅仅被作为工具，只能承受被人主宰的命运。如《别让我走》中，生活在寄宿学校的克隆人孩子们对自己的身世和未来作为器官捐献者的命运一无所知，“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在黑尔舍姆时就初次听见过 ‘可能的原型’ 这个说法，但我们感觉到不应该谈论此事，所以我们都绝口不谈” (Ishiguro 139)。小说中克隆人的第一人称叙事，唤起了读者对这些完全没有自主权、无法左右自己命运和未来的克隆人的极大同情。

第三，科学选择的价值目标是否出于善的目的，是否会加剧伦理选择主体的分化与不平等？

首先，科学选择代价昂贵，可能成为特权阶级的专利，由此引发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由于改造、再造人类的技术非常昂贵，大权在握者和富可敌国者通过基因增强完成科学选择，或与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变成赛博格，变成身强力壮、智力超群、寿比南山的强人或超人，而普通人只能成为人类进化中的弃子。这样一来，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特权阶级和特殊阶层，加剧社会的撕裂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正如福山所说：“如果富有的父母突然有机会能提升他们孩子以及后代的智力，那么我们面临的不仅是道德的困境，同时也是一场全方位的阶级斗争” (19)。很多科幻文学作品都表现出对这一可能未来的忧虑。比如《克拉拉与太阳》中，乔西的母亲有条件为两个女儿进行基因改造，而且认为只有接受基因改造才能使女儿过上好生活。她不惜冒着失去女儿的严重后果铤而走险，在大女儿因基因改造的副作用而被夺去生命之后，竟然还让小女儿乔西也接受基因改造，结果使乔西深陷疾病中，生命岌岌可危。与之相对照，乔西的朋友里克家比较贫困，没有能力和 “提升过的” 孩子们竞争，因为大学里比比皆是接受过基因改造的学生，里克连入学的资格都无法得到，走上了一条和乔西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由此可见，在科学选择过程中，有可能由于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而引发生物学上的不平等，这势必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对人类文明构成致命的威胁。

其次，科学选择被怀有不良企图之人甚至是邪恶社会力量所利用，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令人担忧。阿特伍德的 “疯癫亚当三部曲”，即《羚羊与秧鸡》(2003)、《洪水之年》(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和《疯癫亚当》(Madd Addam, 2013)，都描绘出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文明末日景象，向人们昭示了走向极端的科学技术给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带来的灭顶之灾。其中《羚羊与秧鸡》揭示出未来世界中一些彼此严酷竞争的高科技生物公司如何制造疾病在社会上散播，然后高价出售药品以牟取暴利。“他们在根据市场定制了这些病毒后，也研制出了相应的抗生素，但他们囤积居奇，用短缺经济来保证高额利润” (阿特伍德 219)。最后秧鸡研发的含有致命病毒的春药 “喜多福” 在全世界传播，直接导致了人类的大灭绝。

第四，科学选择是否会动摇人的主体性地位？科学人与伦理人的关系是否会发生异化？如何确立科学人的身份和地位？

科学选择不仅迫使人们思考人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问题，而且，随着人与智能技术物之间异化关系的逐步升级，人类是否有可能被机器奴役甚至取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目前的科技发展来看，人工智能已经在诸多方面具有优越于人的能力，而且其发展势头大有取而代之之势。这必然会引发人们的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与人的存在价值和主体地位发生深层次的、难以调和的本质性冲突？随着人造智能物的不断技术升级，人与物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与物的差异混逐渐缩小，是否会导致科学人与伦理人关系的异化，人格和人性遭到亵渎甚至颠覆？

在众多科幻作品中，那些通过科学选择而产生的科学人，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最终都会导向人类对自我道德性的反思。因为那些人造生命，往往都是因为人类的私欲而创造的产物，人类赋予他们情感和思考的能力，却剥夺了他们社会性的基本权利，这期间产生的矛盾，只会让人造生命更加困惑，从而走向叛逆和反抗的道路。菲利普·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着眼于表现仿生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揭示出科学选择对人的生存造成的威胁，反映了人类对于高逼真性的仿生人既利用又忌惮的矛盾心理。作品中，“聪明绝顶、才华无双，但待人冷淡” (迪克 101) 的几乎与人一样的仿生人想要摆脱奴仆身份，以人类的身份生活。小说中用来甄别仿生人的 “沃伊特-坎普夫心理测试 ”实质上是针对同情心的，正是被认为缺乏同情心的仿生人的叛逃与混迹人群引发了人们的恐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里克等赏金猎人开始追杀仿生人，这进一步激化了人与仿生人之间的冲突，加重二者之间的信任危机。如何弥合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主体的冲突，是作品提出的引人深思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选择之所以有可能造成科学人与现代人关系的异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科学人的身份和地位很难确定并得到认可。比如克隆人题材作品中的克隆人，往往因身份不确定而产生诸多困惑。因为被克隆的孩子 “会与他或她的父母形成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他/她既是给予他/她基因的母体的小孩，也是母体的孪生兄弟或姐妹”，而与父母中的另一方 “没有任何关系” (福山 207)。因此，克隆人与其亲本的关系，他们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他们的身体、思维、情感、道德等，都将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夏洛特·克纳《我是克隆人》便描写患了绝症的女作曲家伊丽丝与她的克隆女儿丝丽伊之间的复杂关系，她们既是母女又是孪生姐妹。丝丽伊作为母亲的克隆，惟一的使命就是使母亲的天才永生，但她非常希望 “改变自己”，认为 “自由意志是一种伟大的生物成就” (103)，因此与母亲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冲突和心理差异。正因为如此，福山认为生殖性克隆 “整体上对人类有害”，应当 “直接完全禁止”。他倡导对此类生物技术进行政府管控，建立相关机构区分 “治疗” 还是 “增进”，如果用于治疗基因疾病是允许的，但如果将它用于使孩子变得更聪明更高大则要 “严格限制” (206—208)。

三、以真和善引领科学选择，

建构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人类一方面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同时也必须面对科技发展引发的各种伦理问题。面对科技对伦理的挑战，学者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不同看法，主要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科技至上论，认为科技发展势不可挡，相信人类能够驾驭科学技术，前景是乐观的。女性主义哲学家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哈拉维提出，“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 (150)，并 “为动物和机器的非法融合而欣喜” (176)。在她看来，像赛博格这样的科技成果能带来对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冲击，推动人类物种的进化，虽然会导致人类主体的模糊不清，但也因此可以利用这种边界的混乱来重构自己的身份，从而迈向后人类。芒福德（Lewis Mumford）则纵观科技与文明的发展史，认为 “不管现代科学与技术如何缺乏内在潜力，至少仍教会了人类一课：没有什么不可能” (Mumford 435)，对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了信念。第二种立场是以人类为中心，认为科技带来日益深重的灾难，人类无法控制，前景是可怕的。除了前文提到的福山对科技带来危险的认识之外，还有提出控制论的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认为，“机器对社会的危险并非来自机器自身，而是来自使用机器的人” (Wiener 182)，在肯定技术的同时对人类使用技术的方式感到担忧。

面对科学选择可能带给人类的变化，过度悲观、过分恐惧固然没有必要，但也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应倡导科技与伦理的和谐统一，以真善的伦理价值取向引领科学选择。一方面应肯定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应以伦理引导科技发展和科学选择，从而能预防和避免科学选择的负面效应，从而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求善，即以伦理规范引导科技发展和科学选择。科学选择必须体现有利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和个体自我完善的目的。科技不会自动造福于人类，要使科技为人类服务，必须把它的使用置于正确的伦理引导和规范之下。科技的发展一旦失去了人文价值的引导，必然导致损害人的利益，从而从某种程度上抵消科技发展的正面效益。只有当科学技术的研究与运用有利于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生存和发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人自身价值的全面实现时，科技发展和科学选择才具有真正进步的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的良心是保证科学选择有利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健康发展的守护神。有些科幻小说就描写由于科学家的反人性行为，造成了人类的灾难甚至是毁灭。除了前文提及的《羚羊与秧鸡》，还有美国作家冯尼格（Kurt Vonnegut, 1922—2007）的《猫的摇篮》(Cat's Cradle, 1963) 也比较典型。小说中，霍尼克尔作为唯科学至上的科学家，制造出了原子弹这种威力极大的核武器，但他却丝毫没有以科技造福于人类的责任感，在原子弹爆炸那天，他竟然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玩 “猫的摇篮” 即翻绳游戏。他只关注发展科学，却毫不关心科技的用途，因此 “不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什么东西，到头来都会变成武器” (20—21)。即科技产物一旦被政客用来发动 “肮脏的战争”，无论是战争的发动者还是参与者，都会对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因此，科学家尤其应树立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牢记科技进步造福人类的伦理承诺，使真与善和谐共进，使科学选择与自然界、人类社会协调发展。

二是求真，即通过进一步发展科技本身来解决科学选择和伦理选择冲突的问题。

当今人类一方面必须以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待科技发展和科学选择，尤其是克隆人技术与基因重组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有效规避由于仓促草率应用而可能引起的重大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又不应当因为可能的道德风险而放弃对这些技术的研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来解决。人类的认识能力与认识程度有可能会随着对这种技术研究的深入而深化，至少对于由技术不成熟而引发的道德风险而言，只有通过技术本身的完善才能真正得到有效防范与解决。如果以强制性方法禁止对不成熟技术本身的研究，那么，既不能从根本上规避道德风险，也有可能妨碍人类认识的进步。其次，只要有社会需要就有技术进步的内驱力。在人类既往历史过程中，不乏囿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等原因对技术所设定的种种禁区，尽管这些禁区也曾事实上不同程度地阻扼了技术进步，但这些技术最终都冲破了宗教、道德等方面的既有禁区，获得了普遍发展，如人体输血、器官移植、试管婴儿技术等的研究与应用，最初均曾遭到来自于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否定，然而，最终都突破了种种限制。前文提到，随着现代人生育能力的大幅降低，未来的人口来源问题必须借助科学手段才能得到解决，这便是科学选择发展的内驱力。再次，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也应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而改变。人们的伦理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概念，而是随着历史发展不断得到提升和走向完善的。我们应紧密关注科技发展的动向并及时修正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历史上，伦理道德的多次更新变革和进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每一次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与进展，必然会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产生一些新的观念。当然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新的伦理道德问题，人们在处理这些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时，伦理道德观念就会得到提升。因此，现存的伦理道德规范不应成为阻碍科技进步的屏障，只要更加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使人生活得更加幸福，那么就应该发展科技，使之为人类服务。人们的种种担忧阻挡不了也改变不了科学选择的进程。

三是建构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

“后人类” 概念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所提出的 “科学人” 概念是有区别的。首先，二者的逻辑起点不同。“后人类” 概念的思想渊源是哲学后人类主义，其关键在于福柯的 “人之死”，与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人类文明三阶段论出发界定 “科学人” 有所不同。其次，“后人类” 的内涵和外延较之于 “科学人” 更加宽泛。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1954— ）划分了三种后人类思想派别①，其中第二种所涉及的后人类概念的出发点是科学与技术研究发展下的后人类 (42)，这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 “科学人” 的界定较为接近；但 “后人类” 的外延比 “科学人” 更加宽泛，后人类是指人类与科技的结合体，即凡是经过人工改造、人工设计过的非自然人都可以称作后人类，当然前提是他们的数量达到一个新群体的标准。

在后伦理选择时代，随着人的科学化程度不断增高，会逐渐形成各种后人类群体，直到大量科学人出现，才进入科学选择阶段。因此，在新的后人类不断出现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建构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一体” 就是以现代人/伦理人为主体，“多翼” 是指各种后人类群体以及各种技术创造物。在这个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中，现代人和各种后人类群体形成有机整体，各种生命体之间秉持平等与尊重的原则，在分歧中认同，在区隔中聚合。后人类共同体并非消弭现代人与各种后人类及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别，而是争取求同存异，并根据一定标准对成员进行类别区分，赋予不同类别的成员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形成不同的身份群体，构成后人类共同体的身份系统。

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中，“多翼” 并不等同于多元主义，如果片面强调后人类各个身份群体之间的差异，只会陷入无尽的对抗与纷争，不利于生命共同体的形成。多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异质性崇拜，提倡各自为政，拒绝团结一致，其结果只会加重不同群体之间的隔阂与分裂，甚至激化现代人与各种后人类及人工智能之间的矛盾。只有坚持 “一体” 即以现代人为主体的核心原则，才能保证 “多翼” 之间彼此尊重、共享平等。

结  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关于人类文明三阶段的理论，为研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尤其在伦理选择阶段向科学选择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后伦理选择时代，无论是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还是哲学、伦理学、文学的研究，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的关系都是无法绕开的话题。

本文认为，后伦理选择时代的科学选择究其实质仍是伦理选择，从科学选择的主体来看，此时期的科学选择实际上是伦理的人面对科技作出的选择，伦理的人仍是选择的主体；从科学选择的可行性来看，基因编辑技术、克隆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均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从科学选择的文学呈现来看，科幻作品大都体现出超越时空的想象，但严肃作家创作的科幻作品均体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忧思，其对科学选择的想象性描绘亦在伦理选择的视域中展开。

同时，科学选择亦对伦理选择主体提出了诸多挑战，在科学选择与人的本质和权利方面、科学选择主体的价值目标、科学选择的风险和安全问题以及科学人与伦理人的关系等方面，逼迫着人们思考人类与科学技术、科学选择与伦理选择、科学人与伦理人之关系等问题，并对人的本质、权利、尊严、生命、身体等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

面对一系列科学选择带来的挑战，人类应坚持以真—善的伦理价值取向引领科学选择，以现代人/伦理人为主体建构一体多翼的后人类共同体，这既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作为伦理选择主体的必然抉择。

封宗信 | 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的交集

龚刚 | 意象与意境该如何英译？

夏登山｜国家翻译实践史上的 “进译” 现象研究

陈江月 | 解读莎翁作品，大诗人奥登的《莎士比亚讲座》有何独到之处？

安婕 | 悲剧、知识、直言——非再现认识论与伦理治理的可能

杨枫 | 学术论文讲究逻辑，也追求美学

方红｜观鸟听涛与自然朝圣——观赏《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

朱振武 | 中学西传，需要汉学家，更需要有文化担当的中国双语学者

周计武 | 艺术社会学：问题与方法

王卓 | 在扬弃中创新具有中国思维的叙事学理论和实践——评申丹教授新作《双重叙事进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