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家访谈 || 东亚科举与教育史研究的交融——高明士先生访谈录

高明士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

刘海峰

刘海峰，浙江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名誉馆长。

先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就开始研究唐代教育与贡举制度，在唐代教育与科举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尤其是《隋唐贡举制度》一书，在科举学界影响很大。您觉得唐代科举有什么特点？

《隋唐贡举制度》

我是从唐代教育史研究开始，然后再扩大至贡举制度。就制度而言，教育与贡举是两件事，教育在教导为人处世，也就是养士；贡举则经由考试以求入仕，也就是取士。贡举与察举之别，在于贡举是士子“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限身分，自己准备相关资料，到州县报名；察举则受制于门阀及身份。实际施行结果，贡举仍以官学学生为主体，学生通常志在入仕，所以贡举与官学两者成为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其一。由于唐朝尚属门阀社会，因此求学不一定都要在官学，入仕亦非都循由贡举。唐朝入仕途径甚为多元，如荫附、军功等，即连贡举，除常举外，尚有制举，科目甚多。以贡举常举而言，到唐朝后半叶，又增加颇多科目，表面上是用以吸引更多人才。整体官僚机构的官人身份，循由贡举入仕并无过半，这一点与宋代以后不同，当然与门阀社会的保守性有关。此其二。贡举制度创制于隋代，尤其创制“宾贡”科（即其后的进士科），亦当与中央官学增置四门学有关，其目的均向民间取才，用以抑制门阀，有利于集权中央。就藉由官学教育与贡举来取才，有利于集权中央而言，隋唐以迄明清是一致的；惟其实施内涵，如官学教育之分科，贡举设科以及透过贡举入仕方式而言，宋以后迄至明清，已与唐制很不相同。此其三。贡举制度初创，当在开皇七年(587)，先设秀才、明经以及“宾贡”三科，前两者在察举时代既已存在，其新意当是创制“宾贡”科，至炀帝即位，改为进士科。以后进士一科独盛，直至晚唐穆宗长庆年间，再增置“宾贡”科，用以优待外国士子，尤其是韩土士子，所以又称为“宾贡进士”。至明初，始废“宾贡”科，实为东亚科举史上独特的一章。此其四。后者是我个人所提出，虽然学界有些质疑，但迄今仍未改变此说。

先生是最早深入研究隋唐贡举制度对韩国、日本的影响的学者。以往多少中国人，甚至许多日本人都不知道日本历史上曾经实行过两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您的研究让人们了解到日本借鉴唐代科举制度的情况，对我本人也很有启发，正是通过您的论著，我才逐步了解日本科举的史实。您认为隋唐贡举制度对韩国、日本主要有哪些影响？

隋唐贡举制度对韩国、日本主要的影响，当然是藉由考试制度取才，并与官学教育相结合。但实施结果，韩、日均与中土不尽相同。韩国在统一新罗时期所实施的“读书三品科”（或谓读书出身科）配合其社会制度，参照唐朝的明经科而设。基本上是开启藉由考试而取士的途径。高丽王朝贡举诸制度亦模仿唐制，兼取五代、宋、元制度。朝鲜王朝时期，除因袭高丽王朝外，亦仿自明制，并设计符合其政治、社会结构，而分文科、武科及杂科三类。太宗以后更有所谓谒圣试，其对孔圣之尊崇，视中土犹有过之。

日本在八世纪前半叶，施行大宝、养老令，已规定贡举诸制度，基本上是模仿唐制，名称亦曰贡举，贡与举有别，唐日皆同，只是实际施行的结果，唐朝以进士科为盛，日本则以秀才科为盛。秀才科到十世纪时，差不多成为文章得业生应试科目，而进士科在十世纪时已经废绝，通过方略试的文章得业生，一般是补为文章博士，九世纪后半以后也逐渐走向世袭化。十世纪前半制定的《延喜式》，虽是努力重建律令制度，但是在氏族垄断、学官世袭化的情况下，诸科任官考试已经流为形式化，遂使考试选才、考试公正的目标尽失，遑论其于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江户时代以后，方略试已无所闻，乃至被认为日本无实施科举，这是误解。

《延喜式》

1973-1976年，您在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进行的研究，主要成果是后来出版的《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当时您为什么会选定这个题目？

我就读台大历史系时，毕业要写学士论文，当时就选唐代的学制撰写。因为我是读师范学校毕业，教过小学，也就是进大学之前，已先从事教育工作。所以选择论文题目时，自然就以教育史为优先考量。讲授“隋唐史”的傅乐成老师（傅斯年先生侄子）对我影响甚大，所以请傅老师指导。其后，我留在台大历史系当助教，晋升讲师后，在许倬云老师推荐下，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赴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进行研究。此时最直接的思考方法，就是选取唐朝同时代的日本学制进行比较研究，并透过日本古代学制，进而探讨日本古代史。因为日本的学术环境，不论在师资，抑或资料的搜集，均非台湾所能比。

《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高明士著

拙书出版時，自信已掌握当时详细的研究成果，尤其批判久木幸男先生的《大學寮と古代儒教》专书(1968)。后来久木氏改写其书，书名改为《日本古代學校の研究》(1990)，并在〈序说〉指出接受我及其他人的批判后改写此书，其第九章章名即针对我批判的答复。另外，日本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与拙书最接近者，厥为多贺秋五郎先生的《唐代教育史の研究──日本學校教育の源流》一书(1953)，受其启发甚多。多贺先生是日本在二战后研究东洋教育史的泰斗。拙书出版后，亦寄请多贺先生指教。1980年秋，我再度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研究时，拜访多贺先生，在其府上，享受丰盛的午宴。多贺先生之古稀、喜寿纪念集，均邀我撰文，前者，只有我是日本以外的学者。此处所以加笔《儒林外史》这一段，旨在说明透过拙书进而与日本学界结缘，是意外的收获。治学之道，本为孤寂，但若有成果展现，又能得到同好或长辈之护持，确实倍感温馨。

科举与儒学关系密切，您对唐代儒学及儒学教育作过深入的研究。你认为唐代贡举对儒学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隋唐实施贡举考试，初期是以明经科较受关注，高宗武则天以后，进士科逐渐抬头，至玄宗时期，进士科已成为一枝独秀。虽是如此，考试科目中，都包含儒家经典，多寡的问题而已。论儒学的发展，南北朝时，学风南北有别。隋及唐初，南学较盛。随着国家的统一，在教学及考试的需求下，对于教本的注解、学说，乃至版本、字样，的确有规范化的必要。自太宗至高宗时期，遂有《五经正义》的颁行，九经义疏的撰述，甚至有玄宗御注《孝经》《老子》的颁行。至文宗开成年间完成石刻十二经（简称唐石经，此即九经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这种统一教本的做法，其作用是一事两面，此即方便学习者阅读及审批者评审，但另一方面，则抑制思想的发展，古学散亡，则为正义之过。中唐以后，儒者对《五经正义》的批判，即是统一经说的反动，间接促使宋代理学的发展。

《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高明士著

庙学制研究是您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之一，您曾专门研究过贡举与教育尤其是庙学的关系。您认为中国古代科举与教育关系是否主要集中在科举与礼仪，如乡饮酒礼和谒庙礼方面？

自汉以来，教育有官、私学之分。至隋唐建立贡举制度以后，官、私学生多循由贡举出身，尤其是官学生。不论官学或私学，儒教的礼，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内涵，所谓“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先秦礼经是有“学礼”篇目，只是秦汉以后已经散佚。今传《礼记·乡饮酒义》《仪礼·乡饮酒礼》以及《周礼·地官乡大夫》等典籍，仍可见到有关乡饮酒礼仪等规定，即是其例。就周代的乡饮酒礼而言，是行之于乡学，由乡大夫主持；但也有天子在国都的辟雍举行，并非常态。此礼实源自先民共食，进而讲求尚齿、尊长、养老等秩序。所以探讨乡饮酒礼之起源，其实也就是探讨礼的起源。初民社会重视经验的传承，老人、巫者成为具有知识与权威者，礼仪的设计也就环绕这类人物而生。

《东亚传统教育与学礼、学规》高明士著

到汉代，此礼无闻。东汉始见天子举行养老、飨射礼于辟雍；而在地方郡国学校则有举行乡饮酒礼。西晋以后，辟雍作为举行大射、乡射、养老、乡饮酒等礼之地，而太学已专成为释奠礼（含四时之祭）的场所。隋唐时期，将学校所举行的乡饮酒礼纳入礼典，成为学校学礼之一，但与自古以来至汉晋时期所实施相较，除礼制化而外，更着重宾贤能与尊长老两义，此事当与隋唐实施科举制度有莫大关系。自此以后，直至清代道光年间，把行礼经费拨充粮饷，明令废止，此礼之存在可有三千年，隋唐之礼则充分表现承先启后之特色。隋唐在学校所举行的学礼当中，是以乡饮酒礼作为生徒业成向中央贡士的礼仪。也就是将乡饮酒礼与贡举制相结合，在礼仪形式上，不论与古礼或汉以来的行事，确实产生莫大变化。但透过学校教育而作为建立尚齿、尊长、养老等秩序，以及在野向君主荐举人才的仪式，则无二致。

至于武则天晚年（长安二年，702）所创立的武举，到玄宗开十九年于两京及诸州各置太公庙（即武庙）一所后，武举人上省前须先谒太公庙，并准“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通典》卷五十三〈礼典·沿革·太公庙〉、《唐会要》卷二十三“武成王庙”条）武举人上省也是要与计偕同行。由于武举人举行乡饮酒礼是准“明经、进士之法”，其时间当与文举同在仲冬前举行，然后仲冬与计偕而行。

《中国中古礼律综论法文化的定型》高明士著

此外，唐朝乡贡随朝集使于十一月一日到京师户部报到完毕后，须到国子监孔子庙举行谒庙礼，学官并为之开讲，接受质问。朝臣清资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均前往观礼，场面隆重浩大。其正面的目的，在于互相切磋琢磨。但更重要的在于强调“重学尊师”，这才是实施科举与教育结合的本意。不意后来科举反而打击学校教育，考试领导教育，愈陷愈深，以迄今日，竟不克自拔。到宋代，进士发榜唱名、谢恩后，须赴国子监，诣先圣先师，行释奠礼。此制与唐代谒庙礼之差异，在于后者举行于考试前，除举行祭礼外，更重要的是有学官讲义及学子质问活动；宋以后所见的谢恩、谒庙，是指及第以后的活动，已不见在国子监的讲学活动，其谒庙礼的教育意义全失，走向礼仪的形式化。唐制那种考前谒圣、听讲的礼仪，从此不见实施。明初是行用宋制，但改用释菜礼。清代沿袭明制，并规定拜诣孔庙行释菜礼毕释褐，乃诣彝伦堂拜谢祭酒、司业等学官。

在第七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作了题为《圣域与谒圣试——由下马碑文化谈起》的专题演讲。请问韩国历史上如何将孔庙圣域与科举考试结合在一起？

韩国方面，《高丽史》卷七十三〈选举志序〉虽曰高丽的贡举制度，“大抵其法颇用唐制”，但是关于谒圣礼、谢师礼，史无明文。但从实例看来，直至丽末犹用宋、明礼，也就是新及第进士须参谢学官、谒文庙。李氏朝鲜以后，其礼当同丽制，仍然采用宋、明之制。但另有一重大的发展，此即国王在幸学谒圣后，同时开科取士，也就是所谓的谒圣试。谒圣试分为文、武科。文科试法是在国王谒文庙、行酌献礼之后，试以对策、表、笺、诏、制、论、赋、箴、铭、颂中之一篇，录取员额临时决定，无初试，即日发榜，有读券官十员，对读官二十员，考试地点在成均馆明伦堂。及第者，赐鞍马袍，游街三日。谒圣试是以国君幸学、谒庙为必要条件，但与每年春、秋二仲月定期释奠之礼不同，采不定期举行。此制不见于同时代的中国，诚是东方盛事。不论唐朝以后所见进士及第后的谒圣礼，乃至韩国李氏朝鲜的谒圣试，形式上是藉由尊崇孔圣，以彰显崇儒重道，实际上均已丧失“切磋琢磨”的教育意义。

韩国首尔成均馆明伦堂

您在研究中尽可能多地用韩国、日本的史籍来比照印证隋唐贡举资料，因而常能发出新论。您认为应该如何利用韩国、日本的史料来弥补中朝史料的不足？

在隋唐时期的韩国、日本，经常派遣庞大的朝贡使节团（包含留学生、留学僧等）到中国。这些朝贡使节团除进行政治上的交流礼节任务外，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尤其是搜集中朝图籍文物。此后历史的发展，日本较少发生重大战役，韩国则战祸绵绵，加以日本善于保存历史文物，因而迄今日本国内尚保有唐朝已丧失的图籍文物，如正仓院所见者。就以贡举资料而言，规定此制的最基本文献，在隋唐为律令中的令典，但今日隋唐的令典都散佚，而日本以唐《永徽令》为蓝本的《大宝令》（701制定、702年颁行）虽也散佚、但《养老令》（718年编纂、757年颁行）则大致都保存至今。同时期韩国统一新罗王朝的资料，则几无保存。其第一部正史，即《三国史记》，则要到十二世纪中叶的高丽王朝时代才编成，史料价值也就有限。因此，有关贡举制度的研究，从文献资料而言，首先必须藉重日本现存的《养老令》及其注释书（此即《令义解》及《令集解》）。例如何谓贡举？贡与举有别，在隋唐典籍中无解，必须藉由《令集解》才能了解。此外，文人的文集，如新罗名儒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此书记述他即赴唐参加贡举，（宾贡）进士及第的佳例。高丽崔瀣的《拙藁千百》、朝鲜王朝编成的《东文选》等，均是记述贡举实例的重要文献。日本方面，贡举制度虽模仿自唐朝，但实施结果，多流为形式化，基本资料，除六国史外，文集如《经国集》《菅家文草》《正续本朝文萃》《类聚符宣抄》等，透过《群书类从》《续群书类从》等可搜集到古代至中世文献，均是重要参考资料。至于金石文、木简等出土文献，较少发现。

《桂苑笔耕集校注》

您认为将来应如何进一步推动这个系列的科举学研讨会？如何才能将科举学不断引向深入？

科举是东亚地区（中、韩、日、越），自六世纪以后至十九世纪间，一千数百年非常重要的共通考试取才制度。以它作为一门学术研究领域，而称为“科举学”，自是允当，刘海峰教授在这方面的推动，厥功甚伟。今后如何推动科举学研讨会，使科举学不断引向深入，看似两个问题，其实也可当一个大课题来思考。以下三项，似可作为今后再加强的课题：

（一）科举与社会生活。过去的研究，比较偏向制度层面，今后若能透过参加科举的个案研究，从其家庭背景、学习生涯，到参加科举考试之交通及应考过程，说明家庭经济条件、教养程度等对科举考试的必要性。制度上虽人人可报考科举，事实上并非人人可应考，科举所产生的社会流动仍有一定的限度。虽是如此，科举人及其家庭，对当地的社会活动，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包括辞官之后的社会生活。这种影响力，正负面皆有，笔记小说有不少负面流传，但如何从正面去观察科举人及其家庭的举止，塑造教养社会，敦风厉俗，进而绍承优良传统文化，也是探寻中华传统文化能够绵延不绝的重要思考方案之一。

《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

（二）科举与科学。过去评价科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包括闭固思想、妨碍科学发展等。但日本京都学派有宋代以后的“近世”说，英国有“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均肯定中国传统时期在科技方面有其先进的成就，只是后来停滞，到19世纪中叶，在西方强势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才不堪一击。其实中国自隋唐以来，一向重视医学教育，分科甚细，科举科目亦有医举。天文、历法、算学，着重官方的师承传授，成就非凡。历史上也有循由科举出身的科学家，如宋代的沈括（进士）、明朝的李时珍（秀才）、徐光启（进士）、宋应星（举人）等大科学家。理论上而言，一个制度能够存在百年，即是好的制度，何况科举制度行用达一千数百年。因此，如何再评价科举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亦是重要课题。以成败论英雄，是一般常识性判断，能否换个角度来思考，例如近代科学革命发端于意大利半岛，但意大利并没有立即发展成为最先进的科技文明国家。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检讨，有必要从该时代及个别需求入手，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才有正面意义。就社会生活而言，最应重视的是公平与正义价值，科举制度正有此优点。是故，不能以近代中国的挫败，而一味抺煞科举制度的贡献。

徐光启

（三）科举制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科举制度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也是东亚文化圈的特征之一。当然各地区在推动科举制度时，配合该地区的需要，采取修正吸收，是很正常的事。例如唐朝时期，科举诸科目中以进士科最受崇重，但在同时期的日本，秀才科是一枝独秀。唐朝举子到中央报到后，需要到国子监孔庙举行谒圣礼，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改为及第以后。这种礼仪，亦见于韩国高丽、朝鲜王朝，但到朝鲜王朝更进一步在孔庙举行谒圣试，及第者直接授官，这是韩国特有的发展。另外，北京孔庙可见到自元朝以后至明清的进士碑，总共198块。在越南，自15世纪中叶的黎朝以后，到18世纪后半，在河内总共建立82块进士碑。1802年，阮朝迁都顺化，亦建有32块进士碑。更重要的是自唐朝晚期，允许东亚诸国士子到中朝参加贡举，及第后可在中朝任官，亦可凭此资格返国任职。可考的国家，以来自朝鲜半岛诸国王朝为最多，其次还有渤海国、长期居留于中土的大食人、波斯人，以及独立后的安南、占城、琉球等。

越南河内文庙进士碑林

东亚诸国士子，在本国业已先完成基本教养，其学习内容以汉文、儒家经典等为主，虽不一定通晓汉语、但到中土，或者东亚诸国士子相互间的交往，透过笔谈是可以交流，诗词应酬，则为常见。这种现象，并不见于其他地区的历史世界，实是东亚文化圈当中特有的教育圈特质，正如中华法系（或曰法文化圈）的存在一样。因此，作为研究课题，有必要对文化传播所出现的共相与殊相，予以更深入的探讨。

《中华法系与儒家思想》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更多精彩阅读：

投稿邮箱：ksyj2007@126.com

点击下方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