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曾与莫言有过一次对谈，当被问及创作与批评的关系时，他用屠格涅夫的故事作答：

其实，批评被污名化的现象在东西方均可见到。中国古人也说过“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这样的话。但许多时候，作家、艺术家的嘲讽却也情有可原，因为批评家太不争气了。这种不争气既表现在其知识匮乏导致批评的失准失效上，也表现为其诚意不足造成批评的率意与潦草。前者系乎学养，后者乃因态度。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两个让人诟病的毛病并未消退，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

就前者而言，批评有自己的本位需要实现，因此有相应的学术准入门槛，人们对它的要求，是能揭橥作者未必认识到的作品的精髓，以及这种精髓之于时代乃至人类的意义，并它的表达最好也能深刻生动。

那种只会作内容加形式的简单赏析，再扯上几句不痛不痒的时代背景，是绝当不得成熟的批评的。但我们眼见的批评恰恰如此，来去出入都有照例的文章，积久而成一种“路径依赖”，常常让人读罢气沮。

学养可以积累，批评质量可以提升，严重的是后者，不通读文本，不推敲细节，不深体作品的“精神前史”，只是迷信名家，屈从权威，凭作品简介、剧情梗概或作者创作谈就放言开谈，甚至将专业批评弄成话题批评和八卦贩卖，最令人生厌。有的批评家作年度盘点能笔含秋霜，落实到具体个案则换过笔墨，眼中看得分明，笔下讳莫如深，好处说得充分，不足轻轻带过，两者对看，真让人有一种错乱感。

等而下之者，为资本站台，向利益输诚，随机迎合多，恒定主见少，多重立场下的圆滑选择，使其常能在各种场合全身而退，尽享世俗供养，更使本来严肃的批评沦为“红包批评”和“旅游批评”。

至于写法上搬弄僻学，张皇门面，诘屈聱牙，满纸死气，什么都说到了，就是没说作品本身，又言不及义，语不及物，但有主义，没有立场，最是误人。

贾平凹无疑是新时期卓有成就的作家，但他每出一书，批评家都哄抬为迄今为止表现小说民族化最见功力的佳作，就明显过情。事实是，从《白夜》到《废都》，他对不甚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偷窥式反映，以及对都市女性的过时的偏见，从《古炉》到《山本》，他对人已离开、精神却从未告别的乡村原始的刻意张扬，对那些泼烦细节的无节制堆叠，及由此体现出的缺乏提炼与安顿的“零度叙事”，都有值得检讨的地方。但批评家很少谈这些，60万字的《古炉》刚出，颁奖式的研讨会马上登场。两年多前《暂坐》甫出，诸如“最能传递时代精神，最能表达现代人生活和情绪，最能揭示人生真相，最能代表贾平凹文学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一部长篇佳作”（史飞翔《日常生活的哲学表达——读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的颂辞如期而至。但包括本人在内，许多人的阅读体验并不如此，它固然可见作家新的努力，但借人物之口，铺排的还是那些似通非通的佛理禅机，总是乏味。

至于小说题名也不尽通。就“暂”言，汉语有“暂行”“暂停”、“暂来”“暂往”、“暂缓”“暂且”、“暂息”“暂劳”、“暂面”“暂欢”、“暂瞬”“暂刻”、“暂星”“暂云”；就“坐”言，汉语有“打坐”“预坐”、“独坐”“团坐”、“块坐”“端坐”、“危坐”“肃坐”、“大坐”“正坐”、“趺坐”“跏坐”、“踞坐”“跂坐”、“静坐”“安坐”、“徒坐”“闲坐”、“凝坐”“冥坐”、“幽坐”“晏坐”、“枯坐”“困坐”、“愁坐”“痴坐”、“跌坐”“瘫坐”，与“久坐”相对的应是“偶坐”“少坐”“小坐”，并没有什么“暂坐”。但遗憾的是，即使错得明显，批评家仍视而不见。凡此，都让人对批评的可信性产生怀疑。

上述种种批评的“失范”，显然与批评家自身的“失格”有关。而究其所以“失格”的原因，职业操守有亏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伦理问题。伦犹类也，理者分也，伦理即人伦分别之理，它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任何职业都有自己必须依循的规范与准则，是为“职业伦理”，它指向职业活动中的伦理关系及调节机制，既表现为“责任伦理”，又表现为“信念伦理”。前者基于维系生计的实用考虑，要人恪守本职，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因常落在实质层面，所以是实然性的，并体现为伦理；后者服从的是人自我实现的超越性目的，关乎人对行为的态度、心情和动机等，因常落在主观层面，是应然性的，所以体现为道德。

其中“责任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一种形式，反思并规定着人职业道德的内涵，又比后者广泛，因应近世以来职业生活日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方式，它要人在职业情境中养成以公共利益为基准的精神，故较之基于道德、面向个人的“信念伦理”，更关注群体，更具有现实针对性。

有鉴于此，在统摄人灵魂的力量日渐式微的当下，为警惕逐利过程中社会价值链条断裂而重提“责任伦理”，就绝非是对批评家的道德绑架。它植基于文艺自身的特点，意在寻找可使“社会重组”的价值纽带，有用职业伦理拯救社会道德的热烈的诚意。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市场化的凸显导致中国人的职业观念空前发达，意味着人们需要以全新的姿态，去面对专门化之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职业伦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从业者提出的总体性的价值要求。它要求人奉此为社会化规范，并用以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对社会主导性价值的敬畏，对专业规范性标准的依循。

文艺批评作为社会化分工体系中一种特殊的角色活动，是社会巨系统中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有必须遵奉的价值追求，以防范职业伦理的失范与混乱。尤其是，随着文艺的建制化发展和文艺批评日渐走向组织化、职业化，批评家从其他社会角色中分化出来，承担着越来越固定的社会角色，进而集合为有形无形的职业共同体，人们对这个共同体的评判就不能再仅仅看其提供了什么新的见解，还应看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言论既自由又有边界。质言之，批评可以质疑和否定，但其特有的公共性决定了这种质疑否定的目的在建设，而这构成了他对外捍卫自身的前提。如果放弃了所应承担的公共义务和社会责任，批评家就没有资格向大众主张自己的权利。

准此，我们真切感到重建批评家“责任伦理”的迫切与重要。伦既犹类，意味着它联通的是世情与人伦；理既犹分，意味着它必须体现为规则与秩序。作为人对彼此及自身的规范与评价，它固然只有人才能制定，也唯有人才有能力自觉地达成。并且，如前所说，由于它与指向个体应然的道德不同，指向的是整体的实然，故尤须、并且能够从实质论层面制定出一系列准则，以及这种准则的具体内涵与落实步骤。

文艺批评没有资格许可准入制度，在建立整体实然的准则与规范方面因此就更有必要达成共识，然后靠批评家的自律蔚成风气。有形的是资格，无形的才是伦理。没有职业伦理，文艺批评就会成为没有自觉意识的裸奔，必将慢散无归，甚至误入歧途。

而要执此伦理为约束，批评家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多作努力。

首先要真诚地对待作家和艺术家，如赫尔德所说，既不当其“友人”，也不当“仆人”；既不与之结成“死党”，也不弄成“冤家”，努力成为一个“超然的评判者”。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临文以敬，衡文以恕。

那种毛举细琐，见树忘林，居高临下，摘瑕掩瑜，是有批而无评的刻酷，“将使从事风雅者唯谨守老生常谈，为不刊之律，但求免于过，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叶燮《原诗》），实无益作者，还有害创作。那种不看对象，整天说过年才说的讨喜的话，是有评而无批的乡愿。他“似忠似廉，无非假面孔”（王宜山《围炉夜话》），足以“乱德”（徐幹《中论考伪》），尤需摒弃。盖因中国人自来好面子，顾人情，以随机应变为老成练达，以虚与委蛇为藏身有计，乃至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乡愿与大盗》），惟此，许多正直之士虽过门而不欲其入，甚至不愿“遽以人类视之”（李贽《与耿司寇告别》）。欲这样的批评家能够“超然”特立，不沦为“文艺的寄生者”或让人讨厌的“毛毛虫”，太难！

其次要率直地讲真话，提真问题。既潜精积思，慧眼独具，又宅心仁厚，与人为善，尤其善于易地而处，推心置腹，既无私于轻重，又不偏于憎爱，并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向内转”和“向外翻”兼顾。

“向外翻”是为了放眼广大的人生乃至世界，就文艺论文艺，从来是批评家不受大众待见的原因之一；“向内转”是指要努力提升批评的学理性，消化吸收传统文论和各种外来主义为己所用。20世纪，批评的独立性日显，它再不寄身于创作，更无需仰赖创作的鼻息。批评家既然“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器而后识器”，就应该能接引和摆渡，更能引领和提升，因为当下的生活，种种乱象有时并不起于是非不清，恰恰在于美丑不分，这些尤须批评家有奥登所说的“卓越的洞察力”，并能提供以下服务：向人介绍其未曾注意到的作家、艺术家，给出阅读与欣赏的方法，阐明不同时代文化与艺术的关系，以及创造过程与生活、科学、经济、伦理和宗教的关系。

21世纪是伦理自觉的时代，历史境况和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都在讨论人精神世界发生的伦理自觉问题，并努力为走出碎片化的现代化困境提供方案，其中就有旨在为人重新确定言说基准的“话语伦理学”。文艺批评也有自己需要建构的“话语伦理学”。正是基于此，我们强调，正如任何职业面对的都不是“自由市场”，都需要一种机制的约束和支撑，为避免文艺批评沦为“自由意见市场”，规范职业伦理，提升伦理觉悟非常有必要。

虽说文艺经典化常由大众和时间决定，但也因好的批评成就。故一个有情怀的批评家应坚持文艺的超越性质和价值理想，不怕因说真话而被人误为悖情，无惧因为坚持真理而被人视同落伍，并拒绝向世俗投降，作精神撤防，拒绝消费时代“注意力经济”的裹挟，既重学理，又重操守，如此一定能使批评免于成为寄生的冗余，使自己免于沦为食干草的傻瓜。

本文首发于2023年11月9日《文汇报》文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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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涌豪 (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