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是他文化蓝图的核心部分，而趣味则可谓核心的核心。

作为关键词的 “趣味”（taste)，常常出现在阿诺德的文学评论中。例如，他在评论格雷（Thomas Grey, 1716—1771)、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等人的作品时都讨论了趣味问题。至于他的批评理论，那就更离不开趣味话题了。利维斯在《作为批评家的阿诺德》中曾讨论他的《诗歌研究》（“The Study of Poetry”, 1880)，认为它 “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树立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趣味标杆”（Leavis 260)。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为进一步探究趣味跟阿诺德的文学批评/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以下将从他给文学批评下的定义说起。

阿诺德在其《批评在当前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1864）一文中，曾经这样界定文学批评： “可以说，我把批评界定为一种非常微妙而间接的行动，它拥抱印度式的超然美德，置身于实用生活领域之外〔……〕讲求实用的人不擅长对事物作细微的区分，而恰恰是在这些区分中，真理和最高层次的文化才能够体现其不凡价值。” 这一定义虽未直接使用 “趣味”（taste）一词，但说的就是趣味问题——强调 “非常微妙而间接的行动”，以及 “对事物作细微的区分”，并在真理和文化层次上体现 “不凡价值”，这其实就是强调文学批评中的趣味。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鉴别力就是趣味”，而文学创作 “在命意布局遣词造句上都须辨析锱铢，审慎抉择”。此处的 “辨析锱铢” 就是阿诺德所说 “细微的区分”。又如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所说，“趣味” 是指  “享受美的对象，判断它的价值的能力”，而阿诺德心目中的文学批评正是对批评 / 审美对象做出价值判断。

在《批评在当前的功能》中，阿诺德还给文学批评的 “任务”（business）下了一个定义，即 “了解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进而宣传它们，以创造真实而鲜活的思想洪流”。这个关于文学批评 “做什么” 的定义跟上面那个 “是什么” 的定义是紧密相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处 “是什么” 跟 “做什么” 是同一个定义的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斯通在总结阿诺德的批评观时做了这样的表述：“用阿诺德自己的话说，批评是一种行动的形式，即向公众展示 ‘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进而宣传它们，以创造真实而鲜活的思想洪流’〔……〕它的（笔者按：指文学批评及其机构）使命是提升英国人的趣味”（Stone 15)。此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 一语不仅多次出现在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作品中，还常常被他单独用作关于文化的定义。例如，他的名著《文化与失序》（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1867—1869）前言中就有一段涉及文化性质和功能的概述：

这一关于文化的定义中不仅反复强调了 “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 及 “最优秀知识”，而且强调要 “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这几乎跟前述文学批评的定义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在阿诺德心目中，文学批评就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核心部分。更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阿诺德的文化，还是他的文学批评，都是以趣味为轴心的。对这一点的理解必须结合阿诺德对机械主义的批判——上引文字中两次出现了 “机械” 一词：“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以及 “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而机械主义者显然是趣味低下的，甚至是毫无趣味的。熟悉阿诺德的人都知道，他一生都把批判矛头对准了信奉机械主义的英国中产阶级，并称后者为 “非利士人”（Philistines)，这一带有贬义的外号在《文化与失序》一书中俯拾皆是。英国学者琼斯曾经根据《文化与失序》中的阐述，指出非利士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 “趣味平庸低俗” （Jones 2-3)。换言之，文化的批评对象就是非利士主义，而后者的特征就是低级趣味。这在阿诺德的另一篇名作《海因里希•海涅》中写得更为明白：文中把 “非利士人”  描述为 “单调乏味、墨守陈规、与光明为敌的人；这种人愚昧成性，压制持不同意见者，但是势力很大”（“Heinrich Heine” 112)。令人回味的是，阿诺德把 “单调乏味” 用来作为英国中产阶级——光明/文化的敌人——的首要修饰语，可见趣味在他的文化考量中有多重要。

简而言之，要了解阿诺德的文学批评观，就须了解他的文化观。然而，他所说的 “文化” 曾频遭攻讦。例如，伊格尔顿就视阿诺德为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一类的 “精英主义” 文人兼批评家，并认为后者的 “文化就是帮助巩固英国统治集团的东西，而批评家则是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承担者”（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12)。基于这一立场，伊格尔顿断定阿诺德的文学批评使命是 “把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药剂裹上文学糖衣”（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26)，或者说是帮助没落贵族阶级向它的中产阶级新主人提供精神库存：“中产阶级自己无法炮制出一套丰富而精致的意识形态，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在阿诺德看来，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用 ‘希腊精神’ 来教化粗俗的中产阶级〔……〕”（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24）言下之意，刚从贵族阶级那里夺得政治、经济领导权的英国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急需进一步夺取文化领导权。伊格尔顿的下述定论至今还颇有影响：“安东尼奥·葛兰西为现代无产阶级所作的诉求——主张无产阶级不但要争取物质权利，而且要争取 ‘道德与精神领导权’ ——正是阿诺德为维多利亚资产阶级所作的诉求”（Eagleton, The Eagleton Reader 172)。情形果真如此吗？

假如伊格尔顿所述属实，那么阿诺德怎会用极其激烈的言辞来抨击 “非利士人”  呢？他眼中那些 “单调乏味” “愚昧成性” “与光明为敌的人” 即便能接受 “希腊精神” 的教化，恐怕也不配拥有文化领导权吧？换言之，只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死抠问题，无异于戕害阿诺德文化思想的精髓。任何作家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所处时代、社会和阶级的局限，但是出类拔萃者总会试图超越这些局限，阿诺德就是这样一位超越者。他的大量著述都表明，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由哪个阶级来掌握文化领导权，而是如何实现新旧社会之间的完美过渡；不仅如此，他还在许多场合表达了对各个阶级中 “异己分子” ——亦即各社会阶层中 “最优秀的自我” ——的欣赏。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他的 “精英主义” 意识，但是如果我们参考一下《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就会发现 “精英主义”（élitism） 这一词条的释义是 “提倡或依靠（社会或任何团体或阶级的）精英的领导”。换言之，这样的精英并非必然来自某个固定的社会阶层。如果我们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阿诺德曾在《伦敦东部》（“East London”, 1867）和《伦敦西部》（“West London”, 1867）等诗作中表明，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可以是精英。《伦敦西部》中就这样写道：一位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流浪女子 “拒绝来自大人物的冰冷的施舍，/ 因为大人物对无名小人物并不体谅。/ 她指引我们向往胜过这个时代的美好时光”（“West London” 566-567)。当然，小人物也好，大人物也好，都必须具备阿诺德所提倡的 “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而这里 “最优秀” 一词指的就是对完美的追求。

正是在对完美的追求中，阿诺德看到了文学批评的作用，看到了趣味的作用。这其中微妙的关系，在英国学者加里·戴的一段评述中可见一斑：

这段话有两处最值得留意：一是把 “研究有关趣味的事物” 看作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二是强调19世纪后文学批评的新增任务是 “预防社会的失序”。我们知道，“失序”（anarchy）正是阿诺德的《文化与失序》——他的文化蓝图最倚重的力作——题目中的关键词之一，也是全书的关键词之一。至此，我们已经看清了这样一层关系：阿诺德描绘文化蓝图，是为了预防社会的失序；他从事文学批评，也是为了预防社会的失序；描绘文化蓝图也好，从事文学批评也好，都需要趣味来发挥中枢作用。

一言以蔽之，欲熟谙阿诺德文学批评的精髓，须着眼于作为他文化蓝图中枢的趣味。

什么是文学批评的权威和标准？这是阿诺德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问题，而且又跟趣味有关。

前文提到，阿诺德的《诗歌研究》曾被誉为 “趣味标杆”。这篇长文中多次出现了 “试金石”（touchstone）一词，如在下面这段论述里那样：“让我们永远记住大师们的诗行和词语，并把它们用作检验其它诗歌的试金石，再也没有比这更有助于发现哪些诗作堪称一流了，因而再也没有比这更有益于我们了”（Arnold, Essays in Criticism 17)。然而，阿诺德的 “试金石” 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频遭攻击，以致加里·戴干脆责之为 “臭名昭著”（Day 34)。加里·戴等人主要是沿袭了艾略特的观点，后者曾这样给阿诺德定性：“与其说他是一位批评家，不如说他是文学批评的宣传家”（Eliot, The Sacred Wood  1）言下之意，阿诺德在文学批评实践方面还不够水准，或者说拿不出评价文学作品的具体标准。无独有偶，加里·戴也这么说：“阿诺德显然是一位文学的 ‘高级理论家’，而不是实践型的批评家。他和约翰逊和柯勒律治不一样，并没有批评方法”（Day 35)。当然，加里·戴承认阿诺德提出过 “优美格调”（the accent of beauty）和 “高度严肃”（high seriousness）等标准，但是在加里•戴看来，这些只是 “最武断的标准”，其基础是由 “雅趣之士”（men of taste）“建构起来的共识”，而 “由此得出的特定判断没有文本支撑，没有任何关于文学文本形式特征的展示”（34-35)。加里·戴还一再强调 “他（笔者按：指阿诺德）未能通过展示文本分析来做出判断”，因而 “只能依靠 ‘标准 ’‘感受力’ 和 ‘趣味’ 等强制性的、冠冕堂皇的辞令”（35)。可是加里·戴们这样的评价公允吗？

依笔者之见，对阿诺德的上述诟病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

其一，阿诺德生活在19世纪，不能用后世的眼光来衡量他。由上文所示，阿诺德的 “罪名” 是未能展示文学文本的 “形式特征”（the formal properties)，这显然是以形式主义或英美新批评为评价标准的。事实上，就在上引文字所在的同一段落中，加里·戴称赞了新批评代表人物瑞恰慈（I. A. Richards, 1893—1979)，肯定其 “含有分析方法的准科学语言”，并表扬利维斯传承了这一传统，“坚持对文本做艰苦而细致的解析，正是这种批评实践成了文学季刊《细察》中批评方法的主要基石”（Day 35)。诚然，瑞恰慈和利维斯在文本细读方面极大地丰富了文学批评方法（此前艾略特已经做了类似的开拓工作)，但是这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手段在阿诺德时期显然是不具备的，因而我们不能苛求他。

其二，阿诺德的 “趣味” 说也具有操作性，并且足以作为文学批评实践的一种标准，甚至是具有权威性的参照标准，而不是所谓 “冠冕堂皇的辞令”。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用 “艾略特之矛” 攻 “艾略特之盾”。在《诗歌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1933）一书中，艾略特对阿诺德有过如下褒奖：“然而，你只要读了他的论文《诗歌研究》，就会折服于他所引用的那些诗文，引用得那样精当妥帖：一个人趣味高雅，最好的证明就是能像阿诺德那样得体地引经据典。那篇论文是英国文学批评的经典：言简意赅，虽惜墨如金，却颇具权威性”（“The Use of Poetry” 188)。事实上，阿诺德从事文学批评最常用、最典型的方法就是引经据典，用所引诗文来对照手头的研究对象，让后者的优劣高低，在比对中得以彰显。他常用的 “试金石” 包括以荷马（Homer, c.800—c. 701 BC)、品达（Pindar, 518—438 BC)、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和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等人的作品为标杆。试问，用经典作为衡量标准，不厌其烦地比对，这何尝不是一种批评方法呢？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趣味，只是它有一个前提，即批评家须熟读 “经书”，其难度可想而知。也就是说，阿诺德不是没有批评方法，而是具有常人所难掌握的方法。根据安德森（Warren D. Anderson, 1920—2001）的考证，“阿诺德不仅是首位真正熟谙欧洲研究领域的英国文学家，而且率先掌握了古典文学知识，并把它作为一种连续体来运用”（Anderson 171)。此处所说的 “古典文学知识” 显然也包括了关于文本形式的知识，阿诺德在大量引用——引用即展示——经典文本时不可能不展示文本的形式特征。

可能有人会说，上述 ”展示” 只停留在不言自喻的层面，而没有指出具体的形式特征。可是情形并非如此。阿诺德曾经为自己1853年所出的诗集写序，其中列举了最优秀的古希腊文学技巧，对此，安德森作过总结：“布局清晰、结构严谨、风格简洁”，这些都显示了一种 “自我克制，可谓严格，一丝不苟”（Anderson 50)。这里，“自我克制”（self-restraint）显然是一种趣味，体现于严谨的结构。如安德森所说，阿诺德很关注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关注结构的整体需求，追求一种总体感，而非 ‘醒目段落’ 的随意聚合”（50)。当然，那些惯于挑剔的人仍然会觉得不够具体。例如，艾略特（就在紧接着赞扬阿诺德 “得体地引经据典” 那段文字之后）就批评阿诺德 “对韵文的音乐品质不那么敏感”：“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就不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强调诗体的这一长处，音乐性可是诗体的基本优点啊！他不擅长我所说的 ‘听觉想象’，即对音节和节奏的感觉〔……〕”（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188）这一判断显然有失公允，对此我们只消参照一下阿诺德的《莫里斯•德•格兰》（“Maurice de Guérin”, 1865）一文便知。该文一开篇就讨论了法国作家莫里斯·德·格兰 （Georges Maurice de Guérin du Cayla, 1810—1839）一个句子的韵律，接着通过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John Keats, 1795 —1821）、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和赛南库尔（Étienne Pivert de Senancour, 1770—1846）等人诗行进行的对比，一方面指出格兰的散文作品也能（因其音乐性）“无比优越地展示诗歌魔力”（“Maurice de Guérin” 14)，另一方面指出他的诗歌不如他的散文，其原因是采用了亚历山大格律（Alexandrine)。阿诺德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格律问题，仅摘录数句如下：

阿诺德所作的这些评述足以说明艾略特评价的谬误。这些评述说明阿诺德的趣味还体现于对诗词格律的甄别，这自然包括了他对音节和节奏的感觉。

上引（关于格律的）文字还说明了阿诺德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评价作品并非全凭个人的趣味，而更多地取决于作家所处时代，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之间的互鉴。正如斯通所说，阿诺德在趣味/鉴别作品方面 “维护的是集体标准和理想” （collective standards and ideals）（Stone 9）。此处， “集体” 指的是全世界，而这跟阿诺德的文化观十分契合——前文提到，他曾把文化界定为 “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其中自然包括了体现最佳文学趣味的思想和言论。斯通在论及上述文化定义时曾经指出：“此处，阿诺德对 ‘世界’ 的强调不亚于对 ‘最优秀’ 的强调”（3)。我们不妨加上一句：阿诺德对 “集体” 的强调不亚于对 “标准” / “权威” 的强调。也就是说，在阿诺德眼里，最具权威性的标准来自世界各国文学的荟萃。在上面那段鉴别诗歌格律的论述中，他不仅把眼光投向了英国和法国，而且投向了德国、古希腊和古罗马。事实上，几乎在所有批评实践中，他都博采众长，这意味着他的趣味和标准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像斯通所说，“永远有待于完善，有待于更新”（3)。从这一角度看，那种把 “武断” 这顶帽子扣在阿诺德头上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说到 “集体标准和理想”，阿诺德还有一个相关主张值得一提，即建立一个像法兰西学院（the French Academy）那样的 “趣味中心”：“要建立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以便为我们树立思想和趣味方面的高标准”（“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cademies” 235)。阿诺德是在《学院的文学影响》（“The Literary Influence of Academies”, 1865）一文中提出这一主张的，并一再称赞 “法兰西学院这个体现最佳文学观点的最高机构，一个思想格调和趣味方面的公认权威”（257)。在该文中，“趣味” 一词出现了十来次，而且都服务于 “集体标准和理想”。阿诺德这样主张，不仅是为了防止个人趣味的盲目性和武断性，更是为了防止整个国家妄自尊大。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直接起因是麦考莱（T. B. Macaulay, 1800—1859）的一句 “豪言壮语”：“现存英语文学的价值，要远胜于三百年前形成于全世界所有语言中的文学”（232)。阿诺德从中看到了 “一种小家子气”（a note of provinciality)，视其为 “正当趣味”（correct taste）的敌人，因此提出要建立一个 “趣味中心”：“要有一个正确信息、正确判断和正当趣味的中心，它对一种文学的影响越少，我们在这种文学里发现的小家子气就越多”（245)。可以说，阿诺德 “趣味中心” 论是一种悖论：它不是要建立一种君临其他国家文学的权威，而是要防止自己的同胞狂妄自大。

让我们援引《学院的文学影响》的结束语作为本小节的结束语：“像我在本文开头用麦考莱勋爵语录所示的那样，对我们自己或我们文学的一切简单称颂都是低俗的，低俗之余，还让我们停滞”（257)。阿诺德此处所说的 “低俗”（vulgar)，正是他所说趣味的对立面，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对权威/标准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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