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大变局形势下文学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改变并迎来了新的挑战：文学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文学的表现媒体以及方式发生了变化，疫情等突发事件给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些机遇与挑战，文学创作与研究应该如何顺势而为呢？我们认为：一、文学应正本清源，要扎根人民生活，坚持中国立场；二、文学呼唤崇高，作家和艺术家不仅要从历史伟人中发现崇高，也要从当代社会普罗大众的平凡生活里挖掘崇高；三、文学需要创新。独立的思考方式和独特的观察视角是文学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人类分享中国经验，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全球大变局；文学；中国；崇高；创新

早在一百多年前，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马克思（Karl Marx）敏感预测到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资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诞生的背景是资本主义正如火如荼扩张时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彼此交流和融合更加密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的脚步促成了地球村的形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世界，世界动荡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但随着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全球治理的话语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倾斜，世界文明多样性更加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深刻揭示了世界新时代特征。

文学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文学领域自然也随之变化，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文学的表现媒体以及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任何时代每一种传播媒介的兴起都会给人们的生活与认知方式带来巨变。文学传播媒介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经历了口耳相传、印刷出版传播、网络传播等各个阶段。如今世界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具有互动性、超文本、虚拟性、网络化等特征，可以构成复合型传播。它们在进行文字传播的同时，还能进行声音和视频的传播，并能将这些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在人们方便之时受用。新媒体不断衍生新文类和新形式，并催生文学存在方式的改变和文学主体接受与审美情趣的重新建构。新媒体时代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更为便捷，文学传播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如博客、贴吧、微信朋友圈等等。作家的头衔也不像以前那样光耀夺目，人人皆可以创作与发表，作者的队伍更加平民化和大众化，文学写作与评论的互动也更为频繁。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们的阅读媒介也在改变。过去人们以纸质文本阅读为主，现在更多地转为以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为主。由于新媒体的快速传播特点，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快捷，文学阅读也变得随机和碎片化。新媒体的信息丰富、有趣，可以缓解人们的压力，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获得新信息，越来越获得人们的青睐。但新媒体也给文学领域带来新的挑战：首先，新媒体在逐渐消解传统文学的经典性。当人们每天面对四面八方海量涌入的信息时，很少有人抽出闲暇去静心阅读严肃的文学经典著作。由于电子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产品倾向于批量生产，更易于复制和拷贝，文学的独特个性和先锋风格被大量复制的文化产品所消解。其次，新媒介的功利化使得文学创作庸俗化。新媒体自诞生之日，就与商业操作密切相关。它固然给文学创作带来新的活力，增添文学创作与研读的便捷、开放和多样性，但同时文学的崇高性和教化功能被逐步替代。

疫情等突发事件的不确定性也给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世界各国遭受极大的损失和创伤，现在全世界依然处于疫情的恐怖之中。这场大疫情不禁让人联想到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的黑死病。那场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损失，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许多大城市的死亡率超过50%。由于欧洲人口的大量死亡，劳动力的严重缺乏，农田缺人耕种，家畜无人看管，原来分散的游牧业发展成为牧场饲养，农牧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缺失使得农村土地租金大大下降，这导致了依赖农村土地租金的欧洲贵族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下降。欧洲一些城市中的商人和金融家却能较快地从瘟疫中恢复元气，凭借实力与契机从中敛财，开始进入国家各部门担任要职，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基础。黑死病还削弱了欧洲文化的稳定性，它使人们对宗教的信仰由狂热转向怀疑，因为他们发现笃信的上帝并没有让他们摆脱厄运。这次巨大的灾难，引发了人类深刻的自我反思。它不仅削弱了中世纪以来神学思想教育在大学的统治地位，促进了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还推动了一批新兴大学的诞生，进而影响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

这次新冠疫情波及面较中世纪的黑死病更广，横跨五大洲，全球目前已有几千万人感染，死亡人数已逾百万人，其后果难以预测。美国目前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疫情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重创，也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伤痛。这次疫情让人们进一步清醒认识到面对一些不确定的突发事件，人依然是那样无助与渺小。经过这次疫情，中国的制度优势得以凸显，中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道路。另外，新冠疫情使人们的环保意识、公共安全与卫生意识、公民的健康意识等自觉提升。一般说来，大难之后必有相关的文学作品诞生。欧洲黑死病之后意大利文学大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写出了文艺复兴的巨作《十日谈》，其中有关于欧洲黑死病的描写。现在的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它不仅给不同种族、年龄和国别的人民造成各种的伤害，它还令原本动荡不安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那么，作为人类情感传达途径的文学作品，该如何面对这种局势呢？在世界大变局的语境下文学工作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呢？我们认为，坚持中国立场是我们的必须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作为精神事业，文化文艺、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一是不能没有，一是不能混乱。” 习总书记的话深刻揭示了文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阐明了文学对于民族灵魂塑造的重要作用。

我们的文学事业要做到不混乱，首先要坚持中国立场。随着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展开，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大变局中，各种国际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的角力新阶段。伴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美之间的竞争也必将由 “局部” 走向 “全方位”， 由 “隐性” 变为 “显性”。2017年12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一些国家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和对手，给中国制造麻烦，竭力遏制中国，如：孟晚舟事件、香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等。中美之争既有经济利益之争，还有发展道路、制度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之争。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 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中美双方通过谈判还可以解决，但意识形态和国家主权是毫无妥协余地的。意识形态出现混乱，会导致国家混乱甚至瓦解。前苏联的解体就是惨重的教训。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前苏共主要领导人受西方势力的影响，价值取向发生变化，提倡内外政策的 “新思维”， 全面接受西方价值观，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最终导致国家解体。可以说，前苏联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是其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最早根源。文学领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领域。面对中美之争，我们文学工作者要冷静观察，批判思考，对一些真相未明的情况和网上传言，应该冷静客观地甄别，不急于表态或随波逐流。更不能迎合西方敌对势力的口味，不能发表不利于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的言论。我们应维护国家利益，不能充当西方反华势力的传声筒。国家之间的冲突、新冠疫情等突发事件是不可预测的，但它是试金石，能检测一个国家治理能力和民族向心力。我们文学工作者，在全球大变局的语境里，应该做到 “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中国立场，为中国利益而发声，为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平稳发展而贡献力量。

在文学领域，坚持中国立场，还要关注中国社会，深入中国广大肥沃的艺术土壤。“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习总书记所言是切中时弊的。在我国的文学领域，大家也不难发现一些文学作品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单纯记录现状、原始展示丑恶，有的陶醉在艺术象牙塔里玩弄技巧自我呻吟，有的仅迎合娱乐效果和市场效益，有的不顾意识形态的差异为西方势力当吹鼓手。一些专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这些现象大多源于对外国一些文学流派的盲目崇拜和模仿，是文学与艺术创作的误区。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人类活动的所有方面，只有那些和社会的要求保持活的联系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就会是萎靡的，苍白的，不但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而且它的本身，由于对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 历史上被人民大众喜爱的作品，大多都是从民间，从生活，从社会万象中挖掘出来的，大多都是能感动人心、鼓舞人心的作品。

我们的文学事业要做到不混乱，还要提倡崇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 “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总书记的话语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切中当代文学症候的一剂良药。这里尤其提醒我们文艺工作者彰显信仰之美和崇高之美。古罗马时期文论家郎加纳斯（Longinus）认为，崇高首先表现为一种大美和壮美，外界客观的宏大豪迈与内在主观的伟大心灵的结合，构成了崇高的基本内涵。崇高之美就文学而言，可以通过文学风格体现出来的，即崇高风格。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中列出了崇高的五种主要来源：第一，庄严伟大的思想；第二，强烈而激动的情感；第三，运用藻饰的技术；第四，高雅的措辞；第五，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在这五种来源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种，一种高尚的心胸。郎加纳斯指出，崇高就是 “伟大心灵的回声”。

崇高在过去历代文学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许多优秀的作品，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与批评家的自觉追求。但近些年来，由于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横行，人们物欲膨胀，娱乐至上，享乐与物欲消磨着人们的志向，理想与信仰在淡化消解。另外，在机器复制的时代，艺术原本具有的灵光逐渐消失，机器复制使得人的独创、灵感、激情不再张扬，前人所倡导的崇高不再令人敬畏。因此，在当下的文学、文艺乃至教育领域，许多人避免谈崇高，羞于谈崇高，其实这与我们建设真善美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在当今社会里，能感动老百姓、让普通老百姓能认同的崇高，并不是假大空和高大全的崇高，这种崇高是从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蕴含崇高。比如疫情期间勇于逆行的医务工作者和平凡的社区工作者，他们身上就有很多崇高的闪光点，如果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善于捕捉这些闪光点，将其发扬光大，使其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作品。疫情期间，在微信朋友圈里流传一首歌颂钟南山院士的诗歌朗诵视频——《钟南山是一种精神》。该视频点赞多达33万人次，许多网友表示被这首诗歌感动得落泪。诗歌中写道：“钟院士你可知道/你是百姓心中的一座山哪/连同武汉在建的/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构成天上之 “雷” /地上之 “火” /人间之 “山” /天地人三才合一/三座大山誓将阻断疫情/……” 抗击疫情，需要凝聚人心，弘扬正气，鼓舞精神。84岁的钟南山院士，一个本该颐养天年的耄耋老人，在新冠肺炎肆意蔓延之时，人们纷纷逃离疫情重灾区的时候，他却义无反顾地率先去了武汉，为抗击疫情出谋划策。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这首诗歌引发了大家的共鸣，鼓舞人心，是一首有生活质感、温暖人心的诗，所以深得老百姓的喜爱。许多网友认为，文学应该发挥心灵守护神和精神加速器的作用，这样的作品才配称之为文学作品。同样，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要有生活的质感和温度，立足中国，服务中国广大社会的精神需求，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和激浊扬清，有效担当起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能保持这样锐利和细致的触觉，更多地关注弘扬正气的作品，提倡崇高，这对提倡积极健康的文学创作风气将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创新意味着对过去和现在的超越，是对未来的构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能立足于世界关键在于其创新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需要创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也需要创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所面对的世界发生了改变，文学所表现的媒体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的取向日益受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外部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文学创作与批评需要进行创新，以适应世界的变化，获得新的生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所谓 ‘为时’、‘为事’，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发声作为，文学的创作与批评需顺势而为，创新而就。一个民族和国家，没有文学的独创性，就不可能诞生伟大的文学作品。而没有文学批评的独创性，就不可能鼓励与催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因此，文学批评的独创性在机械复制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中外学者对文学批评的独创性有不少论述，中国学者吴弦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他说：“文学批评的独创性是指人们的文学评价中存在的用于把握一部作品具有不可重复性，一个作家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判断性概念。” 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的独创性，除了前面说的把握一部作品具有不可重复的原创力之外，还要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的时空坐标体系中来评价其独创性。在把作品置于世界文学的图景中进行评价的同时，还要融古今为一体，具有历史意识。正如英美著名批评家、诗人T.S.艾略特（T.S. Eliot）所说：“首先，它含有历史的意识，我们可以说这对于任何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人，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在艾略特看来，文学创作只有在古今的历史长河中对照方能看出创新。我们的文学批评也要有这种历史的整体观，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我们要放在整个文学史里考量。

这些年来，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在翻译和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和观点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效，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以开放的胸襟，吸收西方文学批评的前沿成果，将他们介绍到中国。但在这输入和传播西方文学的热潮中，我们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我们的学者在与西方的交流对话中，容易跟着西方国家学者的腔调走，缺乏独创性，没有话语权。如何使我们的文学批评获得更多的话语权？我们认为中国研究视角便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不同民族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味是有差异的，但人性的相通使得人们能够超越时代和文化界限对人类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进行欣赏和判断。我们所说的世界文学，并不是消除文学的文化差异，去追求所谓全球文学一体化，而是历史地客观地充分展示人之为人的普遍理想追求。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话是有道理的。正因为不同民族和国情的差异，我们彼此要尊重各自的文化选择，在参照西方文献的同时，要有中国学者的分析视角和价值判断，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样也才能吸引西方学界的注意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2020年9月，湖南师范大学成立了 “洪堡跨学科研究中心”。亚历山大·洪堡是德国著名的科学家、旅行家和作家，其著作《中亚》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论述。“洪堡跨学科研究中心” 主任欧洲科学院院士奥塔·尔特（Ottar Ette）认为，现在西方国家有关洪堡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源自中国的研究特别少，他特别期待能看到中国学者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研究分析洪堡，来研究洪堡与中国的关系。奥塔·尔特指出，成立洪堡中心的目的就是让年轻的中国学者有机会学习洪堡，同时让更多的德国乃至欧洲的学者学习中国智慧。由此可见，中国学者从中国视角来研究外国文化，也是西方学者们所期待和感兴趣的。中国视角是我们进行外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创新点，也是我们为世界文化贡献中国智慧的增长点。

在有容乃大和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面对世界之大变局的形势，我们一方面吸收外来新的先进理论与观念，丰富与壮大我们中国文学批评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超越西方的藩篱，为我所用，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创作出适合中国国情并有利于世界共同进步的文学作品。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只有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方能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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