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薛丹岩，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化、非洲英语文学。
祝平，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英语文学文化。
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如何 “破圈”：
以朱振武《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为中心
本文原载于《文学跨学科研究》2022年第6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是朱振武多年来深耕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自觉实践新文科理念的学术产物。全书从九个方面对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小说的主题意蕴与美学风格进行了专题式探讨，提供了诸多具有跨学科思维的批评实例。这部著作是跨界融通、突破学科桎梏、具有宏大视野和包容精神的学术创新之作，是依据原典、探讨当下问题、结合文本细析和现实关怀的入时入世之作，还是一部平视西方、立足本土视角、展现批评自觉和本土情怀的文化自信之作，为新时代语境下的外国文学研究贡献了 “破圈” 之策。
关键词：《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新文科；跨学科研究；话语创新；文化自信
“新文科” 是如今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关于何谓新文科、为何新文科、如何新文科的文章著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事实上，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者早已将其运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之中。《新文科理念下美国文学专题九讲》(以下简称《新文科》）便是朱振武多年深耕美国文学研究领域，自觉实践新文科理念的学术成果。这部著作从多维考察、经典新释、跨界关怀、现实观照、纵横考论、理论审视、彼域探究、交叉融合、个案聚焦等九个方面出发，对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小说进行了专题式探讨，为我们理解美国小说的美学风格和主题意蕴提供多维参照。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它突破单一知识的局限，为我们提供大量具有跨学科视野的批评实例，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里，外国文学研究迎来了立足于新基点上的高潮时期〔……〕在成绩面前，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外国文学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研究者对所涉领域浅尝辄止，将西方理论奉若圭臬，缺乏话语创新意识等方面。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朱振武提出“当下的文学批评特别需要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学术内省，亟待摆脱盲目跟风的无我之境，亟待进入有我之境”。如今我国所倡导的新文科正是一剂摆脱固化思维、实现学术创新的良方。
何为 “新文科”？所谓 “新” 自然是相对 “旧” 而言。传统文科是学问分而治之的产物，“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重新分割了这个世界，重新构成了这个世界。甚至可以说，世界因学科而断裂”。在这种分工思维的影响下，专治某一领域的文学研究者往往拘囿于一定的学科范畴，鲜少再关涉与研究对象无关的知识，最终将研究做成了所谓的 “一本书主义”。这类研究看似专精，实则丢失了文学批评应有的高度和广度，终究会画地为牢、故步自封。打破学科壁垒是近些年国内外提出的博雅教育、通识教育、大人文素养等概念的核心内涵，也是我国新文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文科》正是这样一部跨学科、跨学界、跨领域的破圈之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综合文化语境中探讨国别文学的发生与嬗变。朱振武指出，如果只从文学层面出发对美国文学的各种文学样式进行发生学上的阐释，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多元谱系形成的国家的文学来说，难免会显得捉襟见肘，有时甚至力不从心。鉴于此，朱振武借鉴美国学的研究成果，在系统考察美国文化的本土谱系、族裔谱系以及文本外谱系的基础上，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美国小说的本土化历程进行了学理考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立体多维的发展图景。另一方面，运用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作家作品进行立体分析。例如，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阐释威廉·福克纳的创作发生和艺术特色，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探讨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Winesburg，Ohio，1918）的深沉关怀和现实意义，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探讨丹·布朗系列小说的叙事优长和当下启示，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海明威的现代派创作等等。此类研究都实现了学科跨越，以宽阔的学术视野对文学经典进行了新阐释。《新文科》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学科或许可以作为某种知识分类的依据，却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边界。这首先是因为文学本身是蕴含丰富、与时俱进的。作家用或朦胧或犀利的笔触捕捉隐秘的人性，用或温情或冷峻的笔调描绘多元的生活，用字里行间的灵感闪现揭示历史的永恒，以各自独特的风格成就了经典的无穷魅力。面对如此鲜活的研究对象，研究者若是储备不足或视域狭窄，不仅难解文学之妙甚至有可能背道而驰。再者，如今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复杂的新情况。生态环境、人工智能、新冠疫情等带来的生存难题和伦理困境都在文学中留下了深刻印记，要探讨这些新问题，仅仅依靠单一学科知识是万万做不到的。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研究，《新文科》 一书都突破了单一的文学知识，在学科交叉和知识交互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想火花，赋予经典作品新的生机活力，为读者带来新的发现和启迪。这样的新文科理念拓展了文学批评的边界，为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破圈探索固然重要，文学研究却不能脱离文本这个核心，否则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走入另一个泛化甚至异化的极端。研究者要在充分尊重各学科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拓展批评方法和视角，做出恰如其分、入时入世的阐释。这也是《新文科》带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
不难发现，无论是作家作品研究，还是对某一文学思潮的学理性阐释，《新文科》都是在文本逻辑的层面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的许多作品都是对其早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进行二次修改而成的，这是福克纳创作生涯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新文科》以福克纳两个版本的《熊》(“The Bear”)为研究对象，对中篇小说增益的文本细节进行了考察辨析，最终洞见福克纳的思想嬗变和生态伦理观念。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是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的效果美学大师。《新文科》立足爱伦·坡的创作实践，从作家本人关于创作的著述中挖掘相关资料，并辅之以其他评论家的评价，立体多维地论证了爱伦·坡小说和诗歌创作的宗旨，阐明新与奇的结合、和谐的统一和理性的掌控是他实现效果美学的主要手段。这些立体多维的论证都是围绕文本展开，也是为文学研究本身服务，而非从某种先验结论出发，更不是为某种既有理论服务。与此同时，《新文科》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力图挖掘经典文学作品的当下意义。文本与创作语境密切相关，越是卓越的作品越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忧思和关怀。对现实的观照不仅是作家创作品格的试金石，也是衡量研究者学术格局的重要参照。《新文科》并非就事论事，而是旨在从文学经典中吸收有利于当下社会及本民族发展的养分。例如，在探讨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时，《新文科》以小说中的城市移民问题为核心，提出男性主导的工业化造成了女性城市移民的信仰崩塌和道德迷失，使她们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由此引发对当下物质繁荣的反思。在揭示《一只白苍鹭》(A White Heron，1886）的主题意蕴时，《新文科》提出作品所展现生态忧患意识对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探究 “丹·布朗热” 的旨归则是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寻求可资借鉴的策略方法。“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文科》中此类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文温度的批评实例不胜枚举。“新中国60多年的外国小说研究中，英美小说一直受到较多关注。尤其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英美小说的研究成果成倍超出其他国家和地域的小说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美国文学作品都值得拿来阅读和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应当有自身评判和遴选的标准和机制，而其中一条就应当是这部文学作品是否能给当下的文学文化和现实问题带来启迪。与此同时，在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获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捷和便利。当代中国学者不能仅仅将自己定位为知识的搬运工，扎入故纸堆中做完全形而上的文学研究，而应当以问题为导向，将学科内外的知识统摄起来解决新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赋予文学研究以时代价值，使之成为能够回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的有用之学。
20世纪以降，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冲击，在思想启蒙、政治变革、文化心态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与西学东渐相伴而生，在西方话语的影响下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如今我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但对西方理论顶礼膜拜的盲从心态却仍旧残存。有学者认为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概念是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 College）率先提出。事实上，希拉姆学院的新文科改革 “只是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根本上仍是从技术的应用角度着眼”。我国所倡导的新文科是在 “新学科” 的总体推进下进行的，“本质是要建立培养21世纪所需人才的新模式，而不是简而化之的所谓 ‘教学改革’ ”。“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顺理成章的当然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新文科是我国学科建设的创新实践，引领和昭示着中国学术转型的新趋势。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期，在21世纪步入了理论批评的时代。理论的运用为解读文学作品打开了新的大门，重新挖掘了许多曾经被忽视的文本，也赋予经典作品以新的生机。但运用西方模式也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和学术范式；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一些缺乏思辨精神的研究者一头扎进西方文学理论的汪洋大海，用理论强制肢解文本，又用文本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到头来丢失自我，为西方理论做嫁衣。朱振武提出：“研究外国文学，我们首先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要有中国文学文化的视角。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视角，光是从英国（美国）文学到英国（美国）文学，我们就很难跳出西方人思维的窠臼”。《新文科》正是这样一部具有本土视角的学术著作，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和话语自信。首先，研究者可以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文学术语进行自主阐释和生发，而不需要套用西方理论。“范式（paradigm)” 是文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却经常被滥用或误用的术语。朱振武用精当的语言对 “范式” 的内涵进行了创新阐释。他提出“任何作品都可经由一定的辨认方式将之看成是两种形态构成的，其一是呈现于作品表面、可具体察视的现象形态，其二是隐蔽于现象形态之后，因而难以在创作与阅读中发现的范式形态”。其中，“范式形态” 起着组织表面材料的主导作用，始终是评论家们关注的对象，尽管种类繁多、名称不一（诸如 “结构” “形态” “典型” “原型” “母题” 等)，但都可以用 “范式” 一词概括。这一细节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话语自信。在分析海明威小说的美学创造时，朱振武没有套用固有理论，而是用本土话语对海明威的美学风格进行阐释，提出含蓄、隐身法和简约法是海明威独特的美学创造，这些手法使海明威创建了不同于任何 一个现代主义流派的小说理论。这无疑是在充分融通中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做出的独立判断。这种话语自信和理论创新意识贯穿《新文科》之中，构成了著作的一大亮色。这种敢于定义的批评自觉与朱振武学跨中西、涉猎深广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朱振武是一位具有深厚中国文学文化功底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他在威廉·福克纳、爱·伦坡、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非主流” 英语文学、非洲文学等多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但事实上他还是一位在古典文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学者。朱振武曾出版专著《<聊斋志异> 的创作发生及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且在《文学评论》《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研究》等重要杂志上发表多篇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论文。双重文化积淀使得朱振武能够用中国学者的视角看待外国文学，清晰辨识西方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批判性吸收域外文学的优秀养分，而不盲从西方评论家已有的评论。朱振武还是卓越的翻译家和文学创作者，他翻译的丹·布朗系列小说在国内引起轰动，他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等文辞精巧、恳切动人。正是这样的多重角色和跨界身份使得朱振武对文学有着独到而深入的见解，从而阐发深入腠理、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话语。西方文论是西方文学研究者在长期批评实践中形成的对于文学的大致看法和观点。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可以拓展我们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帮助我们形成深入的文学批评观。但是我们更应认识到，每一种既有理论都生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并非放之四海皆准，更不能生搬过来肢解所有文学作品。朱振武提出：“中国的学术研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人云亦云，唯西人外人之马首是瞻，不是要仰人鼻息，做人家的传声筒或注释人，而是应该走进世界，特别是英语世界，与国外学界特别是英语学界直接对话”。而这也正是新时代外国文学研究者的担当与使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走过了70多年的发展历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作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分支，美国文学的相关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与之前已有的研究著作相比，《新文科》的新颖之处在于这是首部从新文科理念出发，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当代外国文学研究新路径的学术著作。它考论结合，深入浅出，旧题新解，体现了作者横跨中西、融通百家的深厚学养，展现了关怀现实、服务当下的责任担当，是新时代语境下构建中国学者的话语体系和批评机制的有益尝试。
好书推荐：
说明
1. 本文推送时未加注释，引用时可参考原文。
2. 本文经授权推送，未经授权不得转推。
往期文章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