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红红｜探微历史纵深与 “公正的旁观者”——评《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
【作者简介】
任红红，女，文学博士，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比较文学所所长，硕士生导师；民革甘肃省委会委员，民革兰州交通大学支部主委；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员。近几年在各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2部；参编外国文学类教材3部。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3项，主持或参与完成教育部、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重点项目、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等多项。获甘肃省高校社科课成果奖二、三等奖各1项，获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分会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
任红红 副教授
探微历史纵深与 “公正的旁观者”
——评《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本文原载于《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公正的旁观者” 是陆建德在《思想背后的利益》中提及的一个术语，是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引入的一个重要概念，意即 “把自己放到一个不同的位置——至少在想象中这么做，从而能从大致相等的距离环视远处那些巨大的对象和周围小的对象，并对他们的实际大小比例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即做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公正的旁观者”。《海潮大声起木铎：陆建德谈晚清人物》是陆建德站在 “公正的旁观者” 角度，通过对林纾、严复、梁启超等历史人物的再解读，在历史纵深处探微，以此重新反思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政治、社会，乃至国民性问题。书中收录了作者从2008年到2017年秋，近十年时间陆续公开发表的5篇文章。其中《再说<荆生>，兼及运动之术》登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最后1期，《不妨略剖卖文钱——“企业家” 林纾与慈善事业》于同年载于《中国企业家》第18期，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护国战争前后严复与梁启超的 “对话”》写的最晚，2016年秋告竣，于2017发表于《东南学术》第2期。《海潮大声起木铎——再谈林纾的译述与渐进思想》2011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文化交流中的 “二三流者” 的非凡意义——略说林纾翻译小说中的通俗作品》，2016年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虽然历史已然发生，不可能重来，但对于历史的深入认知和反思，是可以启迪今人，以史为鉴的。陆建德在探查和细致解读被很多学者忽略的史料、文献的基础上，从细微和纵深处再解读林纾、严复、梁启超等晚清著名历史人物，视角独特。他对于文献资料的挖掘，切入点与众不同。因而，他的研究，真的如他所说，拨开了笼罩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这对重新认知晚清历史和人物，以及对今人认识当今社会的问题，认知作为个体的自我本身，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对林纾的研究，视角多元。他选取史料的角度多元，从林译小说到其政治思想、国家观念，到对其先于鲁迅等 “五四” 时期的启蒙作家的启蒙姿态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探查，进而对林纾因深入理解中国文化而开的不同于康梁等革命派的改良药方的发掘，让尘封在历史深处的那位曾众人醉，而他却醒着，想以其小说创作和翻译的文字启蒙国人思想的用心良苦者，跃然纸上。此外，书中不仅重新定位作为翻译家、小说家的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指出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造诣。而对林纾小说《荆生》的再研究，回应一百年前知识分子、革命者等对这部小说及林纾本人的曲解，并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结合林纾生平，揭开尘封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这是深入认识林纾及其创作、国家观念不可多得的研究视角。
而他对林纾翻译的，被当时学界和知识分子称之为 “二三流小说” 与政治的跨学科研究，深入研究了林纾翻译的侠义、侦探小说中深刻的爱国思想，及其对中国当时社会问题的深入体认。书中对林译文字的再解读，呈现了这些文字有的放矢，和当时中国的时局、国族意识、法律意识、轻稼穑等传统文化的密切关联。《不妨略陪卖文钱——“企业家” 林纾与慈善事业》，“实业家” 和 “任侠尚气节”，热爱慈善事业，“遇人缓急，周之无吝色” 的林纾跃然纸上，和读者面对面。总之，陆建德在这些篇章中对林纾及其思想鞭辟入里的探究分析，凸显了林纾在中国现代社会曲折的历史进程中，以他个人的学识、涵养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文化、文学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在严复和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国家思想等的再解读中，陆建德利用其广博的阅读和扎实的文献积累，作为过去历史的 “公正的旁观者”，不但从对比的角度深入阐发严复和梁启超的国家观念、政治思想，并将他们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或肯定或否定，臧否有据，言之有物。而且以此为契机对民国时期 “共和” 失败的原因做了深层探析，动摇并质疑了康梁二人及他们的国家、政治观念和革命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正是通过这些文章，作者试图探寻历史真实，对后人走出 “应该” 衍生出来的过于人为和主观的历史，一睹倡导渐进思想的严复，和激进思想的梁启超，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有很大贡献。这些研究，无不呈现出陆建德与历史学家不一样的独特视角，将梁启超从神坛降格到人的层面，深入探查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得失。
当然，除了比较严复和梁启超在政见和思想上的冲突之外，作者也肯定了两人在私人交往中， 严复对梁启超见识的赞赏，认为其具有 “宏纲大旨”。而且还指出关于 “民品” 问题，梁启超和严复的看法也有相似之处。如他们两人都反思中国人不尊重规则的品性，及其和辛亥以来各种以民主政治的旗号，服务于私人派系的政治行为的关联，认为 “议员” 的问题，“根本责任，仍在国民”。而他们两人有关 “国民性” 问题思考，也影响了鲁迅对 “国民性” 的反思和批判。
书中的所有结论，都是在翔实的史料分析的基础上，娓娓道来。这种治学精神也对当代学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新历史主义理论所谓的，历史就是叙事，历史书写者记载历史的方式和价值判断，仍然摆脱不了作为个体的人的众多局限。那句 “真理始终掌握在大多数人手中” 的论断，现在也是应该质疑的时候了，毕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及其思维模式对学者们的耳濡目染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在这种语境下，历史于今人而言并非板上钉钉的无法质疑的事实，它有众多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也缘于历史的主要建构者是人的这一事实。既然历史由人写就，人的众多不确定性就决定了他们笔下历史的多元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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