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高卫泉，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毕业，现为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十九世纪英美文学与文化，目前专注于漫长十九世纪凯尔特学的文学文化政治影响研究。曾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社会人类学系开展联合培养博士项目 “沃尔特·佩特宗教与艺术的文学人类学进路”，现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维多利亚晚期小说中的凯尔特帝国话语研究”，论文见于《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王尔德与凯尔特 “帝国话语”
——从 “画像三部曲” 中的厄斯金谈起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被冠以苏格兰氏族姓氏厄斯金的人物，为何一再出现在王尔德1887至1891年间创作的三部小说中？对照阅读王尔德的这一 “画像三部曲” 与其创作期间撰写的书信、书评与散文，可发现兼容了帝国政治与民族自治政治的 “格莱斯顿自由主义” 让厄斯金这一新旧詹姆斯党的文化政治符号借由王尔德的凯尔特认同走入其创作视阈，《百万富翁模特》与《W. H. 先生的画像》便分别借这一符号表达了王尔德的帝国认同与民族认同；但书籍版《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厄斯金仅是一个次要角色，这种设定源于王尔德对凯尔特种族参与帝国政治的道德审视。“三部曲” 再现了王尔德对凯尔特 “帝国话语” 从盲从到省思的意识转变，尽管其批判意识最终并未超越其阶级、种族与民族意识。
关键词：王尔德；格莱斯顿自由主义；詹姆斯党；凯尔特种族
1887至1891年间，王尔德连续创作了三部画像题材的小说：《百万富翁模特》《W. H. 先生的画像》与《道林·格雷的画像》(下文分别简称《模特》《W. H.》《格雷》)。本文称这三部由短至长的小说为 “画像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以厄斯金为姓氏的人物接连出现在这三部作品中。罗斯曾提出，三个人物的姓氏均取自苏格兰第四代罗斯林伯爵罗伯特·厄斯金，但这浮光掠影的一笔，并未道明其论从何而出。
小说中的厄斯金姓氏源自何处？王尔德与苏格兰厄斯金家族有何关联？三部曲中一再出现的厄斯金姓氏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潜文本？王尔德研究专家斯莫尔曾在2000年将王尔德研究归纳为三种范式——“作为同性恋者的王尔德” “作为爱尔兰人的王尔德” 和 “王尔德与消费主义”，然而，这里的 “苏格兰姓氏问题” 似乎不宜用这三种范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讨论。本文将 “画像三部曲” 与王尔德创作期间撰写的书信、书评与散文进行对照阅读，首先揭示三部小说生产时所处的 “自由帝国主义” 文化政治环境以及王尔德民族政治立场的复杂性，进而分析《模特》《W. H.》两部作品与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及苏格兰氏族厄斯金的密切关联，最后探究王尔德在书籍版《格雷》中加入 “次要角色” 厄斯金的原因以及王尔德写作《格雷》时的意识转变，即其对凯尔特种族参与帝国政治的有限道德审视。
亲爱的格莱斯顿先生，近来我出版了一本名为《快乐王子》的小书，现奉上一册，若您肯接受它，将是我无上的荣光。这只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实际上是专门为孩童而作，但我想将它献给一个我以及所有血脉里流淌着凯尔特血液的人都必须敬仰和尊重的人，一个对我的国家有着如此之深的恩情的人。谨致，亲爱的格莱斯顿先生，您忠诚真挚的朋友奥斯卡·王尔德
这是王尔德1888年6月写给英国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领袖威廉·格莱斯顿的一封信，也是王尔德写给他的第四封信。在此之前，王尔德曾于1877年5月15日和17日，两次向格莱斯顿写信献诗，以示自己对他的小册子《保加利亚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1876）的崇敬之情。1876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巴塔克起义军的镇压既涉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政治问题，又涉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宗教纷争。该事件的双重性质自然会让王尔德想起自己的祖国爱尔兰曾面对的来自英格兰的政治压迫与宗教迫害，而格莱斯顿的上述小册子站在弱势一方，也因此引起了王尔德的深刻共鸣。1881年7月20日，王尔德第三次写信向格莱斯顿献上自己刚出版的《诗集》，并在信中称赞他是 “理想的古希腊式的政治家”，落款也由之前 “顺从的仆人” 改为 “最顺从的仆人”。王尔德此信对格莱斯顿的赞美与膜拜事出有因：再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刚刚提出了该年度第二项爱尔兰土地法案，以满足帕内尔领导的土地联盟所提出的 “三项要求”，而王尔德本人正是帕内尔的拥趸。这项土地法案4月份甫一提出即在内阁引起极大争议，约瑟夫·张伯伦曾对它大加挞伐，之后在格莱斯顿1886年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案》后与其 “分道扬镳”。毫无疑问，王尔德对格莱斯顿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却深表赞许，这也是他1888年写出前面那封感激涕零的第四封信的原因。然而，如果真的像此时的王尔德那样认为格莱斯顿的做法是出于对爱尔兰人毫无私心的保护，那就大谬不然了。“每一个不列颠人都天生具有帝国的情感，如有例外，那就像我们中间天生就有一些瞎子和瘸子一样。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遗产，它随我们出生而降临，也只随我们死去而消亡，构成我们知识的第一元素，融入我们思考公共事务时的思维习惯中。” 格莱斯顿这段发表于1878年的自我辩护文字表明，其立法施政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帝国的稳定，而非爱尔兰单方面的利益。王尔德 “不离不弃” 的景仰恰好证明了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政策的效能。1888年，王尔德母亲史波兰萨申请皇家文学基金时，王尔德曾请求格莱斯顿签名支持其母亲，但未能如愿。不过王尔德依然在11月2日的信中向格莱斯顿表达了自己的忠心：“我要承认，没有您的签名是一桩憾事。但尽管如此，我向您保证，这一分一毫都不会改变我以及我祖国的同胞们对您这位英格兰政治家的深深钦佩。您理解我们，同情我们。我们现在声称您是我们的领袖，我们深知，亦是您将会带领我们走向这个时代最伟大、最正义的政治胜利。亲爱的格莱斯顿先生，我永远是您忠诚的朋友。”格莱斯顿1886年所提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是其在 “自由帝国主义” 思想框架内创建 “更伟大的不列颠” (Greater Britain）的重要尝试。对 “自治” 民族政治的容纳与该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局势以及流行的经济与政治思想密不可分。首先，自由贸易思想得到了政治权力的加持。资本对国家政权的塑造以及对全球秩序的重构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日益凸显出来。《1832年改革法案》颁布后，代表工商业阶层的议员得以进入英国议会，其中的激进自由党议员科布登与布莱特认为目前的压制性殖民政策不利于自由贸易的开展，英国在大部分殖民地驻扎军队所耗成本大于最终收益，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格莱斯顿；这些下议院激进派后来与从保守党中脱离出来的、支持自由贸易的、以格莱斯顿为首的 “皮尔派” (Peelite）以及上议院辉格党议员于1859年共同组建了自由党；1862年，由格莱斯顿担任财政大臣的巴麦尊政府最终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将爱奥尼亚群岛归还希腊。1886年的《爱尔兰自治法案》也是格莱斯顿“稳健财政”原则下非常现实主义的权衡结果。其次，格莱斯顿的上述举措受到了当时兴起的联邦主义思想的影响。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若问1848至1870年代的国际秩序是什么，传统的西方编年史家会毫不犹疑地说：创建民族国家的欧洲。该时代的创建民族国家的面向与追求经济进步、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等其他面向是紧密关联的，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许很难说清楚，但民族问题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联邦主义思想借着创建民族国家的浪潮进入英国知识界。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1861）第十七章 “联邦代议制政府” 中分析了联邦制在美国、瑞士、德意志的施行特点，以及苏格兰与英格兰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之所以最终形成联盟的原因。他指出：“那些不宜或不愿在同一国内政府下一起生活的人，以联邦的方式联合在一起就对外关系来看是有好处的，双方既可以避免内部战争，又可以共同抵御外部强国的侵犯。”《联邦政府史》(1863）是一部有关联邦主义思想的更为重要的作品，也正是它的作者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使格莱斯顿相信，“更伟大的不列颠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松散的准自治国联盟存在，在共同利益、共同的盎格鲁中心文化和共同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实现自由结盟”。格莱斯顿最终借由《爱尔兰自治法案》“第一次将联邦主义思想作为解决英国国内宪政问题的方案郑重地提了出来”。哈维曾援引德国学者克莱因克内希特（Thomas Kleinknecht）的《帝国与国际秩序》一文中的观点指出，格莱斯顿与苏格兰的詹姆斯·布莱斯等人的 “分散式主权” 思想来自他们的古典学修养。哈维认为，弗里曼的《联邦政府史》正是从古希腊 “亚该亚同盟” (Achaean League）出发来谈论联邦主义的。该思想主张主权需在维持和平的 “绝对主权” 与民族、地方或宗教等下属政治单元之间进行分割，神圣罗马帝国、美国、建立于1884年的英帝国联邦同盟以及爱尔兰自治等均体现了这样一种联邦主义；此外，它还在苏格兰自治运动者那里产生了强大共鸣。换言之，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自治运动和苏格兰自治运动与英帝国内部的联邦主义宪政思想密不可分，因而站在苏爱百姓的立场上，自治运动或有反内殖民的性质。但在更大的全球史视野中，自治运动并不具备反帝属性，例如，王尔德在1882年就曾表示其本人支持爱尔兰自治，但同时也支持爱尔兰成为自由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斯塔福德看来，1801年爱尔兰王国与不列颠王国的政治合并，本质上是欧洲各方争霸状况下英国维护帝国稳定以及与爱尔兰分享帝国利益的经济举措：对于约书亚·塔克和大卫·休谟等思想家而言，遏制爱尔兰商业发展是英国施行 “嫉妒贸易” 的极端政策以致破坏帝国稳定的有力证据。对于查尔斯·奥康纳、埃德蒙·伯克、阿瑟·扬和亚当·斯密而言，惩戒法案（Penal Laws）将大部分爱尔兰人与财产和国家疏远开来，毁灭了爱尔兰 “变好” 的愿景。最终，斯密将两个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不列颠议会与爱尔兰议会实现联合的新主张。带着促使英爱联合的因素反观苏格兰和爱尔兰自治运动，会发现自治运动正是苏爱分割帝国利益受阻的政治反应或英帝国为维护帝国稳定而做出的内部调整，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维系和睦关系的重要手段。因而，尽管爱尔兰民族自治政治在王尔德看来是 “最正义的”，但其背后同时隐含着非正义的帝国政治。中国学者或更易看清这一点。所谓第一使节马戛尔尼、英国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鸦片战争英军全权代表璞鼎查、英国侵华军陆军总司令郭富等均是爱尔兰人，鸦片战争侵华军中有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福枪联队，英帝国的先行军中有闯关东的奥尼尔等爱尔兰传教士，又有赴台湾的甘为霖、必麒麟、陶德、余饶理等苏格兰传教士。十九世纪爱尔兰民族政治的思想与实践大致分为三种路径：第一种是主要由爱尔兰劳工阶层革命派形成的 “爱尔兰共和传统” (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即芬尼亚勇士团为代表)，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第一次提出彻底脱离英帝国、以武装暴动的方式争取完全独立的主张。第二种是主要由阿尔斯特地区盎格鲁-爱尔兰人形成的 “联合派” (重要组织是 “奥兰治兄弟会”)，这些占据 “新教优势地位” 的地主阶级主张与英联合以及以暴力反对爱尔兰民族运动。第三种是王尔德所在的爱尔兰中产阶级 “温和派” (重要组织是由伊萨克·巴特和帕内尔先后主持的 “自治联盟”)，他们主张以 “自治” 的方式与英格兰人实现霍布斯鲍姆所谓的 “适度调解”。1882年5月，一个自称 “不可战胜者” 的爱尔兰兄弟会小组在都柏林凤凰公园刺杀了英格兰委派的爱尔兰布政司卡文迪什勋爵与爱尔兰事务次官托马斯·伯克，当时正在美国演讲的王尔德面对《费城问询报》的提问做了如下回应：什么？托马斯·伯克被暗杀了？他是我父亲的朋友，而且经常在我们家吃饭。卡文迪什勋爵也被杀害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害普通人，因为他只是一个随和、愉快、平凡的绅士，人们不应该对他有怨恨……这些暗杀事件无疑是爱尔兰人沉醉于所谓彻底胜利的幻想的结果。他们把自由当成了特权，但当自由的双手沾满鲜血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和自由握手了。英格兰确实罪孽深重，七个世纪以来收割着不义的果实。接下来会有一堆麻烦，或许会颁布戒严令，保守党肯定会重新上台，这是我不愿看到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少数人的行为而指责整个爱尔兰民族，但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遗憾，希望这不是真的。
王尔德政治态度的复杂性就在于这种 “适度调解”：既希冀爱尔兰摆脱英格兰的 “不义”，但又不主张通过革命与英格兰 “彻底” 划清界限。此外，同时代的其他爱裔作家中声名卓著者多居于伦敦，其中“联合派”占多数，乔治·莫尔曾撰写《帕内尔和他的岛屿》(1886年出版法文版，1887年出版英文版）公开反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出生于贝尔法斯特的大诗人萨缪尔·弗格森也在自己的诗歌中公开反对爱尔兰自治。从不与金钱为敌的王尔德极少以文字或口头的方式公开谈论自己的政治立场，这对一个意欲走向伦敦上层、充满艺术商气质的中产阶级爱尔兰作家来说实在是非常务实的选择。那些 “只为艺术” 而发的看似中立又充满激情的书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为他得到更多的拥有不同政治立场的受众。正因此，尽管其私人书信中留下了诸多可以佐证其 “温和派” 立场的证据，但在王尔德公开发表的小说与散文中，更多的是晦暗的政治隐喻以及极易受人忽视的政治符码。对于这种 “适度调解”，十九世纪特立尼达的约翰·雅各布·托马斯有过直截了当的论述，他在那部为驳斥英国历史学家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的《西印度群岛的英国人》(1888）所写的《弗劳德的厚颜》(1889）中说：“众所周知，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在加勒比群岛以一种不曾破损的和睦合作着。” 同时代的霍布森在《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中进一步指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的 “最大成就” 在于 “多民族的联盟”，爱尔兰人 “强有力的民族情感爆发于避免受制于更强大邻国或谋求与其联盟的斗争中”；而这背后的直接动机是 “各帝国主义政权中出口阶级与金融阶级对市场和有利投资的需求”。《模特》开篇便充斥着市场投资的规劝味道：“一个人除非腰缠万贯，否则再有魅力也没什么用处；浪漫是有钱人的专利，不是无业游民的行当。穷人就应当讲求实际，而不是大侃浪漫。浑身散发迷人气质，不如坐拥一张长期饭票。” 苏格兰人休吉·厄斯金丝毫不具备贸易经商的头脑。股票交易，卖茶售酒，俱是亏损。然而，他还是得到了两份财产：一份来自富有到 “可以阻止俄国参战”的百万富翁，厄斯金在朋友画室中向这个乞丐模样的富翁模特施舍了身上唯一的一个金镑，后者回报了他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另一份则来自他的岳父，一位曾殖民印度、如今退役在家的上校，他向厄斯金提出只有拥有一万英镑才可以娶他的女儿，富翁模特帮厄斯金实现了梦想。所以这里的 “Model” 既有 “模特” 又有 “模范” 之意。王尔德的写作目标很明确，他要让这个不谙世俗成功学的苏格兰穷小子在英格兰婚姻市场里变得腰缠万贯，就像他本人在伦敦文化市场中谋得巨额财富一样。
那么，厄斯金为何是苏格兰人？王尔德让这个苏格兰穷小子变得富有的那种冲动来自何处？为何身为爱尔兰人的王尔德会在身为苏格兰人的厄斯金身上寄予一种跨民族的认同？首先，与詹姆斯党人相关的文化运动在这一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重新活跃起来，这促使王尔德关注到厄斯金这一姓氏。詹姆斯党在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拥护者颇众，但诚如海耶斯所分析的那样，不同的拥护者有着不同的目的。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詹姆斯主义者中，不少人是类似王尔德的 “温和派”：既追求民族自治又支持自由帝国。霍布斯鲍姆分析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民族主义时曾说，对于该时期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商人而言，“不论他们对于自己的苏格兰性多么自豪，都会把那些建议取消1707年联合法案的人视作感情用事的傻瓜”。深深影响了王尔德的苏格兰作家史蒂文森便在这 “聪明人” 的行列之中。王尔德在写作《模特》的前一年，史蒂文森出版了《诱拐》(1886)。这部王尔德入狱以后依然向友人索要阅读的小说，以詹姆斯二世的孙子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领导的174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为背景（see Built: 234)。迈克尔·肖说，这是一部 “试图颠覆高地-低地二元裂隙” 的小说。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Scottish” 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诚然如是，但远非止此。小说最后一句——“上帝之手把我带到了英国亚麻公司银行的门口”——表明，一个苏格兰少年争取财产、险些被拐卖到美洲做苦力的故事，归根结底是英帝国经济框架之内的故事。这样的写作恰源于史蒂文森追求民族自治又支持帝国联合的政治倾向。他所要弥合的不只是苏格兰高地-低地之间的裂隙，还有英苏之间的裂隙，因而是一种将詹姆斯主义话语与帝国话语结合在一起的文学尝试。就这一点而言，《模特》与《诱拐》异曲同工。1886年出版的《诱拐》这部小说有着另一层并生的历史背景，《模特》亦与其密不可分。1715与1745年两次詹姆斯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尽管詹姆斯主义的抗议声被融入日常祝酒词和以手稿形式流传的盖尔语文学中，但詹姆斯党人已被 “逼入黑暗之中”。1886年，詹姆斯主义萌发了新的生机，一个新的詹姆斯党人集团 “白玫瑰集团” 成立，其成员就包括171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领导人马尔伯爵约翰·厄斯金家族的后代斯图亚特·理查德·厄斯金，即所谓的 “马尔家的鲁瓦拉伊德·厄斯金” (Ruaraidh Erskine of Mar)。这位厄斯金担任了1886年成立的 “苏格兰自治联盟” 的副主席，还在1890年同王尔德的友人赫伯特·维维安共同创办了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Neo-Jacobite Revival）运动刊物《旋风》，又在次年成立了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正统派詹姆斯党联盟” (see Scottish: 16，202)。王尔德对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颇为了解。1887年王尔德接任《女性世界》主编职务，上任之初撰写的约稿信即可见出他的詹姆斯主义倾向。1887年6月，王尔德写信给辛普森夫人，建议她写一篇 “爱尔兰詹姆斯党人后代” 玛丽·克拉克的文章。1888年3月15日王尔德写给维奥莱特·法恩的一封信表明了他对正在发生的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运动的热情：“无所不在的青年詹姆斯党人再次回到苏格兰，对此我也十分开心，他们成功点燃了我。要周五约我喝杯茶吗？” 1889年1月15日王尔德写给法恩的另一封信显示出他参观了新詹姆斯党人于1888年12月31日在伦敦 “新画廊” 举行的斯图亚特王朝展。王尔德说，相较于1889年1月5日的皇家艺术基金展，“那天下午的詹姆斯党人显得十分落魄”。这一 “落魄” 的神情正是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政治在艺术界的表征：在允许詹姆斯党人公开活动的自由中，暗含着与格莱斯顿拒绝在史波兰萨皇家基金申请书上签名相类似的限制。英格兰皇家文化中心对凯尔特文化人的态度非常微妙，既绝不允许詹姆斯党人或凯尔特激进分子过分攀附，但又绝对需要他们紧紧围绕着它，协助它为实现帝国霸业而营造团结的文化氛围。总之，詹姆斯党人复兴的自由是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政治下的 “有限自由”。再如1895年《雅典娜神殿》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回顾了格莱斯顿政府对新詹姆党人活动的立场：1892年末 “正统派詹姆斯党联盟” 多次向政府相关部门写信请求装饰查林十字路上的查理一世雕塑，遭到拒绝以后联盟不顾政府警察阻止为雕塑进献花环；格莱斯顿或许召集内阁讨论了这一问题，次年一月政府开始装饰雕塑。格莱斯顿本人有着苏格兰血统，对詹姆斯党人起义本就持有开放态度。174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之后，英政府通过了《解除武装法案》以限制苏格兰高地的詹姆斯党政治活动。格莱斯顿读大学时，辩论社曾以此为辩题，他在1826年6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辩论社的辩题是——解除高地人武装值得称赞吗？哈勒姆、芒迪和皮克林跟我们站在反方；法尔则与多依尔站一边。” 但存在于十九世纪初的辩论活动中的詹姆斯主义与存在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的武装起义中的詹姆斯主义已经不是一回事了。由于约翰·厄斯金伯爵曾领导1715年詹姆斯党人武装起义，可以说詹姆斯主义本是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力量；但到十九世纪末，鲁瓦拉伊德·厄斯金的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则仅发起了组织斯图亚特王朝展、创办刊物、装饰雕塑这类文化活动，这昭示着旧詹姆斯主义到新詹姆斯党人这里已经基本被去政治化和浪漫化了。从1889年斯图亚特王朝展的名录看，展览中除了有来自约翰·斯密创作的约翰·厄斯金铜版雕刻，亚历山大·厄斯金（1832—1907）收藏的约翰·厄斯金的书信，以及其他斯图亚特王朝的遗迹外，与之共同展出的还有汉诺威王朝维多利亚女王出借的收藏。至此，“厄斯金” 原有的民族独立政治内涵已被收编为一种怀旧的文化符号。新詹姆斯党人在展览中追慕的另一位对象，就是那位曾带领英国皇家海军打败荷兰，改新阿姆斯特丹为 “新约克” (纽约）的约克公爵，即后来的英格兰和爱尔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或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七世。尽管被从坟墓中挖出来当成自治运动的文化元素，但他身上不可抹除的帝国功绩与英、爱、苏三王国共同首领的身份象征，恰恰为十九世纪冀望维护帝国稳定的英国政客树立了一个瑕不掩瑜的典型。在这之前，凯尔特文化已在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内得到充分发展，移居伦敦的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如伯恩-琼斯、威廉·莫里斯等已在英国社会文化层面发起了前拉斐尔派和装饰艺术运动，这些 “唯美主义” 运动的先声为新詹姆斯党人复兴运动与王尔德的登场做了足够的铺垫。正是在王尔德热心于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的这段时间，他完成了《模特》，“厄斯金” 也从展览馆走进了他的小说。其次，厄斯金幸运地继承财产这一情节是对兰沃西夫人的《兰沃西的婚姻：或一个百万富翁的无耻》的反写。《模特》最早发表于1887年6月的《世界报》，从王尔德信件推断，这部鲜受学界关注的小说的创作应始于1887年5月末。在一封1887年5月末写给约瑟夫·哈顿的信中，王尔德提到：“我一定要再读一下《泼墨杂志》，文学抵制行为是可恶的，简直不能相信斯蒂德会这么做。《兰沃西的婚姻》无聊透顶！你觉得呢？这是左拉的诉讼笔录外加一桩复仇故事的拼贴，彻头彻尾的失败。” 王尔德这里所批判的是1887年5月25日刊登在《泼墨杂志》上的兰沃西夫人所作的《兰沃西的婚姻：或一个百万富翁的无耻》。主编斯蒂德推举的这部类似非虚构的作品旨在以真人真事讨伐英格兰富翁兰沃西对其爱尔兰妻子所做的赶尽杀绝的无耻行径。兰沃西夫人笔下的富翁们与王尔德小说里的富翁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是靠着帝国殖民事业发家的，兰沃西及其家族在墨西哥和阿根廷发家，兰沃西夫人的哥哥则在印度。对此，王尔德视之为理所当然，默默因袭了这样的情节。不过，与兰沃西夫人截然不同的是，王尔德在《模特》中把爱尔兰贵族的悲剧改造成了苏格兰穷小子的喜剧，把无耻的英帝国富翁换成了模范的英帝国富翁，并让英格兰的富翁拯救而非迫害 “凯尔特边缘区” 的穷人。此外，这种拯救是厄斯金凭借其慈善的道德品性从同样慈善的英格兰人那里赢来的，而非像兰沃西夫人那样试图以乞求或报复谋得。这种改编恰恰可以体现出王尔德容纳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联邦主义帝国思维：帝国内部财富上的共享与互助也曾是亚当·斯密们追求的理想帝国状态。问题是，王尔德何以会在苏格兰人身上寄予这样的民族主义的帝国情结？这就要谈及王尔德的凯尔特种族/民族认同。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王尔德称自己是 “血脉里流淌着凯尔特血液的人”，那么，在十九世纪的语境中，什么是凯尔特人？“凯尔特人” 是一个随着时间变迁而不断被旁观者和凯尔特人群体自身改变和重塑的概念。到十九世纪末，随着日渐增多的大规模移民的发生，达尔文进化论加上遗传学形成的 “伪科学” 理论建构出更加细化的具有高低之分的 “种族” (race）概念，“此时流行的观念是把 ‘种族’ 看作 ‘民族’ 的同义词，把 ‘种族’ 特征等同于 ‘民族’ 特征”。正因此，尽管在当代人看来，王尔德选用 “厄斯金” 这一苏格兰氏族姓氏表达其民族情感或许不如选用爱尔兰人姓氏更加直接，但对受当时种族/民族观念影响、具有凯尔特认同的王尔德来说却是一种 “同义词” 式的选择。十九世纪末英格兰对 “凯尔特人” 的兴趣与马修·阿诺德密切相关。阿诺德先是在《康西尔杂志》上引介了恩斯特·勒南的著作《凯尔特种族的诗歌》(1857年出版法文版，1896年出版英文版)，后又撰述出版了《论凯尔特文学研究》(1867)，并在书中提议在牛津大学设立凯尔特文学教授讲席。在自己的著作中，阿诺德基本沿袭了勒南对凯尔特种族的界定：“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伟大的原始种族所剩不多的遗迹吧。它们都属于英帝国，除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外，布列塔尼不属于我们。爱尔兰、苏格兰高地、威尔士、马恩岛、康沃尔都是我们的。” 此处可看出阿诺德的文化倡议含有与格莱斯顿一致的自由帝国主义立场：将凯尔特人与凯尔特文化吸纳为自由帝国内的一部分，让他们的从属于 “我们” (see Scottish: 27)。上文所述新詹姆斯党人复兴的苏格兰高地政治文化传统也被无缝接合进了这一文化框架。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敏锐察觉到的，“阿诺德竭力所要展现的是，英国人是日耳曼人、诺曼人、凯尔特人等不同 ‘血统’ 的混合”。所以，王尔德的詹姆斯主义倾向和凯尔特认同看似是单方面的种族与民族认同，但却同时应和了凯尔特人乃帝国内 “血统” 之一的自由帝国主义策略。不过，阿诺德对各个 “血统” 有优劣之分的默认恐怕并不值得特里林引为同道。暂不论勒南的划分出于何故，阿诺德欣然接受他的观点，认为苏格兰低地人，也就是因地缘关系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血统上颇有联结的人群，并不属于凯尔特种族而是撒克逊种族，这种划分契合了当时流行的撒克逊人高贵、凯尔特人野蛮的种族理论。阿诺德所谓 “伟大的原始种族” 是一种矛盾修辞法，一部分是带有蔑视意味的 “原始”（primitive）这一启蒙思想家克莱姆所谓的 “蛮荒” (savagery）的同义词，另一部分是 “伟大的不列颠” 中的 “伟大” 一词。阿诺德之凯尔特人定义的一种重要影响是这样的划分使苏格兰被分成了凯尔特高地和撒克逊低地两个部分，这自然招致苏格兰低地作家、学者的不满，约翰·斯图亚特·布兰奇、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约翰·维奇和帕特里克·格迪斯等爱丁堡的凯尔特复兴运动者均试图否定爱丁堡与撒克逊主义的关联，强调其与凯尔特主义的近缘性（see Scottish: 38，50，247)。对王尔德而言，一方面，他曾在1885年的书评中赞誉阿诺德的文化主张，他看到牛津大学戏剧俱乐部表演的《亨利四世》很好地还原了凯尔特元素：“多亏牛津大学的凯尔特讲席为她［《亨利四世》的女演员伍兹夫人］带来了艺术现实主义的动人对话与歌谣”；另一方面，他对爱丁堡的凯尔特复兴运动者维奇教授的作品也很熟悉，曾在1887年10月24日的《泼墨杂志》上撰写书评称赞其《苏格兰诗歌对自然的感受》一书中的爱国热情。从王尔德的书信看，他同时又站在低地文化复兴运动者一边。他在1884年12月16日写给布兰奇的书信中说：“我来爱丁堡已经三日，来到苏格兰的人，若不去山上闻一闻石楠或在您的书堆中跟您交流一番，等于错过了这块土地上最美好的东西。我在山上未寻得蒂牡丹，不知您是否有一小时的空闲时光，可让我拜望您？因为所有的凯尔特人都吸引着彼此。” 可见，王尔德不光认为低地人亦是凯尔特人，他还认为所有苏格兰人和他的爱尔兰同胞一样都是 “吸引着彼此”、有着共通命运的凯尔特人。两种立场带来两种情感，一方面，王尔德会在《模特》中循着阿诺德式的有关 “伟大” 的思路在苏格兰的厄斯金身上寄托自己的帝国梦，而同时，有关 “原始” 的贬低又迫使他寻找民族梦的情感寄托，这就是为什么王尔德会在《模特》之后紧接着又创作了《W. H.》。按王尔德的书信推断，《W. H.》约在1887年10月至1889年4月之间创作完成。在1887年10月的一封信中，王尔德提到：“我在写另一部小说……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关。” 1889年4月王尔德给苏格兰出版商威廉·布莱克伍德写信，为《W. H.》投稿：“小说名叫《W. H. 先生的画像》，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所致对象那个青年男子的身份问题，小说提出了一桩新论。” 这桩新论，即 “威利·休斯论”：威廉·休斯是莎翁十四行诗开头所致对象——“W. H.”——的真实身份。小说中，西里尔·格雷厄姆为威廉·休斯伪造了一幅画像，他的苏格兰朋友厄斯金怀疑画像的真实性，格雷厄姆随后以自杀的方式向厄斯金保证这幅画像是真实的。叙事者 “我” 从厄斯金这里了解了格雷厄姆的 “威廉·休斯论”，四处求证其真实性。这时，厄斯金患病去世，并在死前向 “我” 寄了一封书信，告诉 “我” 他要和格雷厄姆一样，为这一 “事业” 献出自己的生命。小说中，格雷厄姆和厄斯金均把为一幅伪造的画像辩护当作一种 “事业”。如何理解这种略显荒唐的辩护？在《W. H.》的开篇，厄斯金与“我”在他的藏书室里谈论 “文字作伪的问题”：“我俩就麦克弗森、爱尔兰和查特顿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我坚持认为，查特顿所谓的伪造行为不过是艺术冲动寻求完美呈现的产物……所有艺术都是一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尝试，目的是在某个超越时势束缚和现实局限的想象层面实现自我。指责艺术家作伪，等于把审美问题错误地当成了伦理问题。” “麦克弗森、爱尔兰和查特顿”，这三个伪造大师中最有名的是詹姆斯党人麦克弗森。这位在文本中被置于前景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曾从爱尔兰神话中 “偷来” (阿诺德语）一部具有史诗气象的苏格兰诗集，这一行为既受到詹姆斯党支持者的青睐，又符合建构“英国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王尔德《W. H.》中伪造画像的故事是对麦克弗森伪造苏格兰民族史诗的仿写，同时也在文本层面对詹姆斯党人运动做了第一次微妙的回应。威廉·莱特曾指出王尔德的名字与麦克弗森《芬格尔之子莪相诗集》之间的关联以及王尔德对于麦克弗森作伪之合理性的认识（see Built: 12-25)。王尔德全名奥斯卡·芬格尔·奥弗拉赫蒂·王尔德，其中 “奥弗拉赫蒂” 为爱尔兰一个以勇猛著称的氏族，“芬格尔” 是麦克弗森在《芬格尔之子莪相诗集》中给爱尔兰诗人、勇士、国王芬恩·麦克康黑尔取的化名，“奥斯卡” 为芬格尔的孙子，莪相的儿子之名。青年爱尔兰运动成员史波兰萨为自己的儿子取这个名字，寄寓了她深厚的民族情感。麦克弗森的《芬格尔之子莪相诗集》借爱尔兰英雄言苏格兰民族之情，王尔德母亲为其子取名时借苏格兰英雄人物言爱尔兰民族之情，同样，王尔德创作《W. H.》时有着与前两位一致的来自凯尔特种族的民族政治默契。在《W. H.》中，王尔德借苏格兰英雄厄斯金言说自己的民族之情，因为小说中的厄斯金曾遭到格雷厄姆的养父这样的训斥：“当时他［格雷厄姆的养父］冲我大吼大叫，塞给我一个金镑，还叫我别学我父亲的样，变成 ‘一个该死的激进分子’。西里尔［·格雷厄姆］对他没有什么孺慕之情，大部分的假日都是欢天喜地跟着我们去了苏格兰。” 这里的苏格兰的老 “激进分子” 厄斯金与小 “激进分子” 厄斯金，与前文所描述的1715年詹姆斯党人起义领导人老厄斯金与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中的小厄斯金遥相呼应。这是正热心于 “新詹姆斯党人复兴” 的王尔德在文本层面对詹姆斯党人运动做的又一次回应。因而，《W. H.》中厄斯金对于格雷厄姆作伪之辩护，实际是王尔德／“我” 对于麦克弗森作伪之辩护，同时也是对以不受 “真伪” 限制的文学书写建构民族性的正当性的辩护。而 “麦克弗森、爱尔兰和查特顿” 中的 “Ireland” 既是十九世纪伪造莎士比亚佚作的威廉·爱尔兰，也是王尔德的祖国爱尔兰。创建爱尔兰民族国家自然需要 “超越时势束缚和现实局限”，“为艺术而艺术” 成了 “超越时势束缚和现实局限” “为民族而艺术” 的重要迂回策略。格雷厄姆以生命捍卫它的合理性，病重的厄斯金亦意识到它的合理性，将威利·休斯画像遗赠于 “我”／王尔德。一种英雄主义的守护与传承捍卫的是建构爱尔兰或苏格兰民族性的合法权。
《模特》侧重表达王尔德对帝国事业的默许态度，《W. H.》则侧重表达其詹姆斯主义的自治诉求。两部短篇纾解了 “伟大的原始种族” 这类自由帝国主义修辞在王尔德的凯尔特认同中引发的两种情感，但都不曾显示王尔德对爱尔兰或苏格兰陷入的帝国意识形态有任何不安。“三部曲” 第三部《格雷》与前两部存在一定差异，透露出王尔德对凯尔特种族参与帝国政治的道德审视，尽管由于其阶级、种族、民族意识的局限，其中应有的批判意识被大大消解了。
从王尔德书信推断，到1890年初，作家完成了发表于《利平科特杂志》上的杂志版《格雷》。1891年4月出版的书籍版《格雷》增加了序言与第三、五、十五、十六、十七章等全新内容。书籍版《格雷》中多处可见前两部短篇小说的影子，如 “画像” 情节，以及再次出场的 “厄斯金”。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格雷》之画与《W. H.》之画有所不同，后者为伪画，影射的是麦克弗森的伪作，带有民族主义内涵；而前者却是符合英格兰贵族沃顿勋爵趣味的画作——“巴兹尔，这是你最好的作品，迄今为止的巅峰之作”，因而带有英格兰文化中心主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格雷》中，王尔德对 “画像情节” 做了道德化处理，这与《W. H.》截然不同。《W. H.》中的厄斯金对W.H.先生画像的捍卫没有伤及任何无辜，小说中画像的另一守护者格雷厄姆亦被描绘为 “有史以来最年轻、最了不起的文学烈士”，这是天真淳朴的民族主义情绪下的笔触。但在《格雷》中，“守护” 画像秘密的格雷却被描绘为罪人——他接连犯了三宗罪：第一宗：抛弃了莎剧演员西比尔·范恩，致使后者自杀，并招致欲为其复仇的弟弟詹姆斯·范恩的死亡；第二宗：为掩护画像变老的秘密，杀死了画家巴兹尔·霍沃德；第三宗：要挟化学家阿兰·坎贝尔帮他毁尸灭迹，致使坎贝尔自杀。至此，道林·格雷为捍卫帮他实现青春永驻的画像所做的事，可谓毫无道德上的合理性。在给爱裔苏格兰侦探作家柯南·道尔的一封信中，王尔德曾提及自己对该小说的认识：“我看那些报纸文章是一些谄媚腓利士的人写的，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认为这部作品缺乏道德。” 可见，王尔德对格雷护画之道德瑕疵的设计有着自觉的创作意识。莫利恩·奥康纳等学者曾指出，道林·格雷希望永葆青春的故事隐写了 “提尔纳诺” (Tír na nóg，意为 “青春之地”）的爱尔兰神话，不老的格雷是追求 “自治” 的爱尔兰的具身（see Built: 25)。除却小说文本与 “提尔纳诺” 神话文本的契合性之外，对小说创作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可进一步发现该政治隐喻阐释的合理性：王尔德去美国演讲时认识了一位名叫斯多达特的出版商，1889年8月30日，王尔德在伦敦与他见面并接受了后者关于《格雷》一书的约稿，当时在场的还有柯南·道尔，以及英国下议院议员、代表南劳斯选区的爱尔兰自治分子帕特里克·吉尔。参加这次聚会人员的种族身份昭示出他们彼此相近的 “自治” 民族政治取向。王尔德在增补的第三章中主要通过人物闲谈引出道林·格雷的身世——出自富家女与穷小子跨越阶级的结合——他俨然是《模特》中的厄斯金的子嗣（see “Picture”: 26)。这一章中，厄斯金以一个年迈的形象第三度出场，与众人闲谈。王尔德似乎在通过这段身世描述呼应《模特》中的厄斯金，以赋予格雷一种凯尔特身份。此外，格雷着迷于天主教仪式，似乎也是拥有爱尔兰身份的象征（see “Picture”: 92-93)。那么，如果格雷是爱尔兰的具身，王尔德为何还要为向往着成为 “青春之地” 的爱尔兰加上三宗罪呢？是否可以说，王尔德创作《格雷》时已然意识到了英帝国主义框架内的自治民族主义让爱尔兰在道德上陷入了困境？在第三章中，厄斯金对沃顿勋爵的享乐学说大加赞赏：“您的谈吐让书本相形见绌，为何不著一本书呢？”（“Picture”: 32）这与《模特》中的厄斯金并没有质的区别，他依然在依附、恭维着英格兰文化中心的思想，正如《模特》中的厄斯金，王尔德本人也是受此诱惑来到伦敦，并以牛津大学美学家沃尔特·佩特为师。再次出现的厄斯金是格雷之英格兰中心主义倾向的分身与外化，也是前文所述移居伦敦之凯尔特人的缩影，是英帝国资本权力中心影响阶级流动而带来的社会现象的写照。但厄斯金此时已经是小说中的边缘角色，他只是格雷的多重面相之一。王尔德要着重探讨的似乎是他在前两部小说中尚未意识到的道德问题，在《格雷》中，王尔德把这些新认识赋予了一个全新的人物格雷。这种新认识首先体现在王尔德对格雷的联合谋杀的情节刻画上。多位学者指出，《格雷》从史蒂文森《化身博士》(1886）那里因袭了人物分裂的写作手法。笔者认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不限于此，它还体现在王尔德对化学家坎贝尔这个人物的设定上。坎贝尔是典型的苏格兰的氏族姓氏（前述赴台苏格兰传教士甘为霖即姓坎贝尔)，与《化身博士》中热爱化学的杰基尔博士遥相呼应。1830年代，爱丁堡已经是 “科学帝国的中心”，培养了大批服务于帝国事业的科学家；柯南·道尔笔下谙熟化学、法医学的福尔摩斯就是以爱丁堡大学的约瑟夫·贝尔为原型创作的。因而，对坎贝尔与格雷合作毁尸灭迹之犯罪行为的刻画隐喻性地透露出王尔德为苏爱参与谋杀而产生的道德焦虑。那么，这种谋杀意味着什么？可以看到，《模特》中隐藏在巨额资本背后的帝国图景以更具象的方式出现在了《格雷》中：“波斯地毯”；“突尼斯人” “黑人” “印度人”；“德里细纱” “爪哇布料” “中国幔帐”；“鸦片窑” (see “Picture”: 33，94，97，128)。这些构成了格雷／爱尔兰所处空间的不可或缺的帝国元素，表明王尔德在小说中着意审视的谋杀问题是爱尔兰帝国主义。除此以外，王尔德还着意描写了詹姆斯·范恩的海外殖民的水手身份，后者曾计划杀死格雷后继续去印度工作（see “Picture”: 132)。那张不断追杀着格雷的 “水手的脸”，让格雷无比惊慌（see “Picture”: 138)，这似乎隐写了爱尔兰对英帝国殖民之罪的恐惧。对于这一系列隐喻的初步阐释中，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模特》中对分享帝国利益的沾沾自喜，《W. H.》中的自杀与死亡背后的英雄的民族主义传承，在《格雷》中已然让位于不具道德性的谋杀与阴郁的苦楚，这无疑是王尔德思维意识中值得探讨的变化。就此我们可以从小说晦暗的隐喻回到其书信表明的更为清晰的现实中。尽管王尔德对于1888年格莱斯顿拒绝在母亲史波兰萨皇家基金申请书上签名表示理解，但自此之后他再未跟格莱斯顿通信或向其献书。这种不满同时流露在《格雷》中巴兹尔对皇家学会所做的一番讽刺中：“我们这些穷画匠必须隔三岔五地在社交圈里亮亮相，无非是为了提醒公众，我们并不是不开化的野人……跟一些衣着夸张的老妇人和一些了无趣味的皇家学院院士谈天。”（“Picture”: 8）字里行间透露出因无法靠近权力中心而产生的怨尤。遭受拒绝的经历让王尔德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政治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与之对应的是，《格雷》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有关爱尔兰与帝国及其成员之关系的充满道德焦虑的谋杀隐喻。问题是，王尔德对爱尔兰帝国主义的批判意识缘何如此含糊不明？《格雷》中多处探讨“奴隶”问题。第一处：“东区的问题是奴隶制的问题，我们是试图以娱乐奴隶的方式解决奴隶制。”（“Picture”: 31）这句出自沃顿勋爵之口的话实际是王尔德自己的见识，他在书籍版《格雷》面世前两个月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一文，同样探讨了这个问题：“利他精神妨碍了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这一目标的实现，正像最恶毒的奴隶主是那些善待他们的奴隶的奴隶主，利他精神让那些正深受制度之苦的人认识不到该制度的恐怖，让那些思考该制度的人无法理解该制度。因而，现如今在英格兰，那些行最多善的人做了最多的恶。” 这里的利他精神与英格兰内部殖民爱尔兰的自由主义形式——娱其以有限度的自由，桎之以无限度的枷锁——何其相似。要知道，三年前的王尔德还在《模特》中赞扬英格兰慈善的施舍，因而这两处对压迫者以伯克式 “仁慈” 麻痹被压迫者之启蒙意识的自由帝国主义行为的揭露是王尔德重要的意识转变，极具批判性甚至革命性。然而，王尔德的保守主义思想占了上风。通过分析支配者对于被支配者的 “不可或缺”，他对 “仁慈” 殖民治理术最终采取了妥协而非革命的态度。《格雷》后文有这样一段描写：“恐怕女人最爱的就是残忍，彻底的残忍。她们葆有原始的天性。我们把她们解放了，但她们依然是寻找主人的奴隶，永远都是如此。她们喜欢被支配着。”（“Picture”: 73）这句依然出自沃顿勋爵之口的话中的 “消灭奴隶主不等于解放奴隶” 的逻辑也表达出王尔德自己的看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王尔德说：“毫无疑问，美国的废奴主义者是内战的始作俑者。有趣的是，他们从奴隶那里不但没有得到什么支援，反而连同情也几乎没有得到。战争结束后，奴隶发现自己自由了，自由到想怎么饿死就怎么饿死，他们对这一切后悔不已。法国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身为王后而被处死，而是旺代饿得要死的农民甘愿为丑陋的封建主义事业赴死。” 在此，王尔德认为杀死奴隶主不但没有解放奴隶，反而会让后者付出惨痛代价，这与其反对爱尔兰兄弟会制造 “凤凰公园谋杀案”、主张爱尔兰留在英帝国内的 “自治” 立场是一致的。按照他的逻辑，爱尔兰人不能 “饿死”，他们需要一个 “仁慈” 的英格兰宗主，尽管他曾指出 “最恶毒的奴隶主是那些善待他们的奴隶的奴隶主”，而且他也似乎忘记了 “大饥荒” 时爱尔兰人的 “饥饿” 现实。在写作《格雷》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之前的稍早一点时间，王尔德在写给格莱斯顿的第四封信中，将落款由 “仆人” 改为 “朋友”。这一改动中既有王尔德对格莱斯顿的冷落，又有对他的期望。诚然，爱尔兰不想成为英格兰的仆人，但一旦成为其对外殖民的朋友的时候，就又落到道德的枷锁中去了。这与王尔德在《格雷》中忽而对英格兰沃顿勋爵败坏格雷予以道德审视，忽而又化身沃顿侃侃而谈的精神分裂症相类似。威廉斯曾论及盖斯凯尔夫人对工人阶级暴动的恐惧心理对其创作《玛丽·巴顿》时的保守思想的影响，这类惧怕革命过后之不确定性的保守主义 “情感结构” 在中产阶级作家身上可谓屡见不鲜。但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王尔德《格雷》中的摇摆立场还与其特殊的种族身份密切相关。在格雷习得沃顿美学以后的第一次审美／政治活动中，格雷对沃顿勋爵说：遇见你以后的几天里，我的血管中涌动着什么，我会看一眼从我身边经过的人，有的让我着迷，有的让我恐惧……在我俩初次共餐的那个奇妙夜晚，你曾经告诉我，对美的追寻才是人生的真谛。我不知道自己在企盼什么，总之我走出家门，漫无目的地往东边溜达，周围都是乱七八糟的污秽街道和寸草不生的黑暗广场。大概八点半的时候，我路过一家俗不可耐的小剧院……门口站着一个丑陋的（hideous）犹太人……他一看到我就问：“要个包厢吗，老爷？”跟着脱下帽子，一副奴才（servility）相……真是一个十足的怪兽（monster)。(“Picture”: 36）在这里形容犹太人的几个词 “丑陋” “奴才” 和 “怪兽”中，有两个同时是格雷借以形容镜中自己的原词：“拿上一面镜子，站到巴兹尔·霍沃德为他画的那幅肖像跟前，一面看着画布上那张日益苍老的邪恶面庞……他会以一丝不苟的态度，有时还带着怪兽一样的（monstrous）狂喜，仔仔细细检查那些丑陋的（hideous）纹路。”（“Picture”: 90）作为爱尔兰具身的格雷游荡于贫民聚集的伦敦东区，却对同为边缘种族的犹太人充满恐惧，仿佛看到自己处于丑陋的低贱状态中一般。爱尔兰人的种族恐惧不仅受到前文所述的种族 “伪科学” 带来的影响，它还是十九世纪流行颇广的 “爱尔兰奴隶” 神话作用下的精神病理症状。在王尔德写作《格雷》期间，他的母亲史波兰萨于1890年出版了《爱尔兰的古方、魔咒与习俗》，其中便记录了这则神话：“爱尔兰人是被砍了枝、断了根的迦南人，只要还有一颗脑袋长在爱尔兰人身上，克伦威尔就要把它砍掉。成百上千的牧师被屠杀，贵族被流放，女人和孩子被卖给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做奴隶。” 王尔德必然熟悉母亲对爱尔兰屈辱史的叙述，它是自治民族主义者出现这一精神病理——因害怕为奴，而厌恶一切奴隶——的重要促成话语。然而，被克伦威尔驱逐的 “爱尔兰奴隶” 在历史中的真实面目却是可以被擢升为种植园主的 “契约工”，与黑人奴隶存在本质的不同，该叙事实际上是爱尔兰人害怕沦落到黑人境地的恐惧的产物，因而成了一种 “神话”。十九世纪虽有丹尼尔·奥康奈尔这样联合黑人废奴主义者道格拉斯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但支持黑人奴隶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却不乏其人，如青年爱尔兰运动成员米切尔（John Mitchel）就曾不止一次地强调黑人的低贱。上文所述的史波兰萨的作品中亦可以看到加勒比在其眼中的他者形象。随着克伦威尔的驱逐史被过分放大，爱尔兰民族意识亦增加了随时变形为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可能。根据十九世纪的种族理论，爱尔兰人不是盎格鲁人意义上的白人，但他们又不是黑人或黄种人意义上的非白人，而是恰处在两者之间。当查尔斯·金斯利1861年踏上爱尔兰的国土时，他把爱尔兰人称作可怕的 “白皮黑猩猩”：“我在那可怕的乡村行进了一百英里，沿途看到的人类黑猩猩困扰着我……看到白皮黑猩猩是很可怕的；如果它们是黑色的，人们就不会这么感觉。但是它们的皮肤，除了因暴露而晒黑的地方，和我们的一样白。” 王尔德1882年赴美演讲时，华盛顿邮报刊登的有关他的漫画形象是一个举着向日葵的、半猩猩半人类的黑人。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爱尔兰人被称作 “白皮黑鬼” 或 “翻面黑鬼”（niggers turned inside out)，黑人则被称为 “烟熏的爱尔兰人”。这种相互绑定的歧视性话语表明此时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被当成一等人，爱尔兰人和黑人则被一起贬低为二等种族。然而，王尔德本人在信件中却以同样的贬低性口吻描述他在美国遇见的黑人：“我有一个黑人仆人，他是我的奴隶，在自由的国度里没有奴隶是活不下去的……我还有一辆马车和一位穿制服的长得像猴子一样的马夫。” 爱尔兰人又在自己所在的二等人行列中，把黑人划了出去，从而使其被列入了第三等的行列。在关于 “犹太人事件” 的几段描述以后，格雷的另一种与种族恐惧并生的帝国情感浮出水面，这恐怕也是王尔德的心理写照：“想到自己真的可能在当代的伦敦享有尊崇的地位，与尼禄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萨蒂利孔》的作者享有同样地位，他还是会隐隐约约觉得欢喜。”（“Picture”: 91）与爱尔兰种族地位的中间性相对应的是爱尔兰民族在英帝国殖民扩张中的双重性。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既是英格兰的被殖民者，又是帝国殖民的参与者。爱尔兰脱离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成立共和国后，对本民族的帝国参与史以及殖民参与者身份讳莫如深。以前面提到的郭富为例，十九世纪著名的爱尔兰雕塑家约翰·弗利曾为这位爱尔兰名将塑像。弗利亦曾为爱尔兰民族运动领袖奥康奈尔塑像，但两座著名的塑像却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奥康奈尔铜塑如今还矗立于都柏林北城奥康奈尔街入口处，而那尊郭富骑马铜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它最早立在都柏林利菲河北岸的凤凰公园，但在1944年被爱尔兰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毁去了头颅，焊接修复以后的雕像又在1957年被爱尔兰共和军炸毁，爱尔兰公共财产管理部门最终不得不将这尊残破的雕塑卖给私人收藏者，并向购买者提出一个条件——塑像必须离开爱尔兰。这番波折的根源是郭富曾在鸦片战争与印度锡克战争中担任将领，因而备受二十世纪爱尔兰共和国民族主义者以及反帝国主义者的排斥。与此同时，毫不奇怪的是，郭富本人对爱尔兰却拥有无限的民族热情，他为自己是爱尔兰人而深感自豪，“不在海外作战时便居于爱尔兰”。他在征战印度时，亦深知爱尔兰大饥荒的恶况，在1846年写给儿子的信件中提到爱尔兰 “正处于可怕的境地”，并对爱尔兰的佃户表示关切。基于十九世纪爱尔兰人上述矛盾的种族身份与民族政治情感，阿什克罗夫特在《逆写帝国》中把爱尔兰排除在其后殖民主义研究框架之外。十九世纪爱尔兰人所呈现的精神病理颇似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对黑白混血姑娘的分析。她们渴望通过嫁给一个白人男子，“从奴隶的行列过渡到主人的行列”，就像格雷之父与《模特》中苏格兰的厄斯金渴望娶到英格兰的姑娘一样。此外黑白混血姑娘还对黑人嗤之以鼻，“她说‘我不喜欢黑人，因为她野蛮。不是吃人肉意义上的野蛮，而是他缺乏敏感。’ 而当人们反驳她说一些黑人在这方面胜她一筹时，她提出他们长得丑”，尽管她们身体里也流着黑人的血液；就像格雷面对犹太人时斥其为丑陋的怪兽，尽管他也有着同样 “丑陋的” “奴才一样的” 的种族属性，就像《格雷》的书籍版序言所说：“十九世纪不爱现实主义，像卡利班在镜里看到自己的脸。”（“Picture”: 4）王尔德对帝国虚假的 “仁慈” 感到愤怒，又对爱尔兰脱离其宗主可能陷入贫困流离的被支配状态深感恐惧；对爱尔兰民族参与帝国 “谋杀” 感到不安，又汲汲于摆脱 “爱尔兰奴隶” 的种族命运；其批判意识总为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 “国家理由” 或 “帝国理由” 所掣制，因而在《格雷》中在借助 “提尔纳诺” 的爱尔兰神话再现爱尔兰参与帝国事业所陷入的道德困境时含糊其词，引出如前所述的充满焦虑、不甚明晰的政治隐喻与相互矛盾的主奴之论。这种矛盾心理最终被无意识地以超现实笔法具像化为格雷既是谋杀又是自杀的死亡——试图毁灭英格兰 “享乐美学” 带来的丑陋，却发现不只自己的 “青春”，自己的 “生命” 也正寄生于丑陋之内。
无论是新詹姆斯主义，还是爱尔兰奴隶叙事，凯尔特边缘区域民族话语悉数被英帝国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话语捕获，变形为一种支持帝国扩张，且不与自治民族主义相抵牾的凯尔特 “帝国话语”。王尔德的凯尔特种族/民族认同恰好嵌入了凯尔特帝国话语之内，因而他在《模特》中让厄斯金分享帝国资产，在《W.H.》中让 “激进分子” 的后代厄斯金捍卫建构民族性的合法权，在《格雷》中让厄斯金与他的 “子嗣” 格雷寄生于英格兰美学/政治中，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笔触同时出现在这一创作时期。
随着王尔德对凯尔特种族之民族斗争的正义性与参与帝国事业之非正义性的思考日益深入，“画像小说” 亦从短篇延展为长篇，那个充满凯尔特民族主义象征意味的厄斯金最终变成了一个 “不起眼” 的小角色，王尔德开始在小说中对主人公寄寓一种道德批判，但他无法跃出其阶级、种族与民族意识的限制，无法对凯尔特自治民族话语的帝国主义面向进行彻底的批判。这种王尔德本人小说也参与其生成并最终使十九世纪凯尔特种族或爱尔兰、苏格兰民族蒙上道德污点的意识形态，还要在人类历史中存在很长时间。它将促使吉卜林在《麦克安德鲁的赞美诗》(1894）中赞扬那个殖民印度的苏格兰水手，在《基姆》(1901）中让一个爱尔兰男孩 “成长” 为英俄 “大博弈” 中的英国间谍；它也将继续培养一批于伦敦文化市场中声名鹊起的凯尔特艺术家与文学家；不止如此，它还将不断鼓舞着 “先行侵略军” 中的凯尔特传教士以及侵略军中的凯尔特名将和士兵：后者将怀着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二者 “毫不矛盾” 的政治热情继续向着他国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