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旭春，张旭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导师为乐黛云教授），剑桥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现任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分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西方文论和比较文学。
本文原载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1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摘要：《迈克尔》的副标题 “一首牧歌” 一直困扰着华兹华斯学界。在梳理西方《迈克尔》批评史基础之上，本文认为，《迈克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牧歌，也非农耕美德的赞歌，亦非哀悼北方小自耕农消亡的挽歌——而是一首追问生死、丧失，以及存在之终极意义的哲学牧歌。作为超然的牧者-诗人，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美学策略将悲苦的原始素材和严峻的社会问题熔铸为审美沉思的对象，进而将《迈克尔》提升到 “万物一体” 的哲学-美学境界。华兹华斯的伟大诗歌给予读者的 “疗治功能” 即在于此。
关键词：《迈克尔》；哲学牧歌；牧者-诗人；“万物一体”；“疗治功能”
一、《迈克尔》的牧歌问题
《迈克尔：一首牧歌》(“Michael：A Pastoral Poem”) 是1800版《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最后一首。该诗以第一人称（诗人-我）的视角，转述了一个发生在湖区 “青源溪” (Green-head Ghyll）的羊馆老迈克尔与妻子伊莎贝尔的故事。与早些时候写成的《毁坏的村舍》(“The Ruined Cottage”）一样，《迈克尔》的主人公出身微贱，故事悲苦，叙述风格徐缓平静，结尾自然无声的轮回覆盖了人间种种怆痛悲情。与《毁坏的村舍》不同的是，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似乎刻意地为《迈克尔》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首牧歌。” 那么，华兹华斯何以要特意为《迈克尔》标识出其 “牧歌” 文类？在何种意义上《迈克尔》是 “一首牧歌”？
E. C. 诺尔顿（E. C. Knowlton）率先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华兹华斯〈迈克尔〉之作为牧歌的新颖性》一文中，在梳理欧洲和英国牧歌-田园诗发展史基础之上，诺尔顿指出，《迈克尔》是一首独具特色的英格兰农民-基督教牧歌，它在题材和形式上都完全摆脱了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53-1599）和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的牧歌传统；迈克尔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英国牧羊人：他生活艰辛、语言质朴、情感自然而深沉、珍爱家庭，尤其是具有坚忍不拔的基督徒道德感——这一切都是非常写实的、栩栩如生的。因此，《迈克尔》是华兹华斯 “在微贱中见高贵” 诗学思想之核心（Knowlton 432-446)。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1912-2015）也认为《迈克尔》是一种不同于古典牧歌的新型牧歌，该诗 “副标题显示华兹华斯将 ‘牧歌’ 这种文类从贵族的矫揉造作转向了他称之为 ‘微贱的农村生活’ 和农民-牧人的悲苦生活 ” (Abrams 172)。
诺尔顿和艾布拉姆斯的观点其实来自华兹华斯本人。在1805年版《序曲》(The Prelude）第8卷中，华兹华斯自己就花了不少篇幅专门论述牧歌问题。他说，他最喜欢的不是古代诗人所吟唱的阿卡迪亚山谷中的牧人，也非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1599）“阿尔丁森林” 中牧羊女菲比与假甘尼米的爱情故事，“更不是/斯宾塞美化的羊倌”，而是那些祖祖辈辈艰难、艰辛而坚韧地生活在湖区山谷深处的那些英国牧羊人：“那里，牧人在冬季随时/准备迎接暴风雨……他要在拂晓时/离家，而当太阳初将如火的/光焰射在他的身上，他会/立刻在光洁的石块上躺下，与爱犬/共进早餐。他俩常从严厉的/时间老人那里多窃得一点/收获，无故多歇片刻，或是/为交流情感” (Wordsworth 276-287)。看来，华兹华斯的确是有意识地想要通过《迈克尔》等作品的写作创造一种崭新的牧歌文类。
那么，华兹华斯何以生发出这样一种牧歌革命冲动？换言之，促成华兹华斯写作《迈克尔》的动机和触媒是什么？我们注意到，华兹华斯在1801年1月14日写给査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的信（以下简称《福克斯信札》) 一直被认为是解读《迈克尔》的关键，许多《迈克尔》研究学者都倡导将《迈克尔》与《福克斯信札》进行对位阅读，以揭示华兹华斯写作《迈克尔》的真实目的。那么，《福克斯信札》究竟透露了哪些与《迈克尔》有关的重要信息呢？
在该信中，华兹华斯请福克斯尤其关注1800年版《抒情歌谣集》中的《兄弟》(“The Brothers”）和《迈克尔》两首作品（Selincourt 1967：313)。 为什么呢？华兹华斯从写作背景方面进行了解释。华兹华斯指出，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和国家济贫制度的改革 “引发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北方小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兄弟》和《迈克尔》两首诗当中，我试图描绘出一幅家庭关爱的画卷，我自己知道这一类人现在只生活在英国北部。他们都是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在当地被称为自耕农（statesmen）这些小土地拥有者（他们的土地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有的家庭关爱之情所蕴含的力量巨大，不可想象。他们所拥有的那一小块田地就是维系这种家庭关爱之情的永恒纽带……但是，这个阶层却在迅速消失” (Selincourt 1967：314-315)。《福克斯信札》传达出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史料信息：第一，北方小自耕农是英国传统农耕美德（家庭关爱）的保存者；第二，但是以迈克尔为代表的英格兰北方自耕农在18世纪却在不可挽回地溃散——这个阶层的溃散预示着那个古老的、淳朴的、农耕-有机的（agrarian-organic）的英格兰社会正在崩溃；第三，这个令华兹华斯忧心如焚的社会危机的渊薮是新兴的英国现代工商业势力以及18世纪英国的济贫政策。因此，在《福克斯信札》所提供的历史框架中，《迈克尔》作为 “一首牧歌” 的 “新颖性” 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迈克尔》是献给北方小自耕农的赞歌；第二，《迈克尔》是哀悼北方小自耕农的挽歌。然而，并非所有《迈克尔》研究学者都认可《迈克尔》作为 “一首牧歌” 的 “新颖性”。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开始介入华兹华斯研究，《迈克尔》作为 “一首牧歌” 的 “新颖性”——不管它是赞歌还是挽歌——都遭受到了猛烈的政治批判。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一书指出，《迈克尔》仍然设立了堕落的城市与淳朴的乡村之间的对立，所以《迈克尔》仍然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 “浪漫牧歌”。威廉斯指出，牧歌总是伴随着怀旧之情：牧歌总是试图把我们带回到一个 “美好的过去”——如老英格兰惬意的田园生活和 “农耕美德”，以此来抨击或逃避现实（Williams 12)。威廉斯指出，工业革命对自然的掠夺使得18、19世纪的英国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乡村、自然和城市的关系。这种思考所引发的就是一股浓厚的自然风和乡村风——从自然中疏离出来的心灵企图重新在自然中找到 “庇护与安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迈克尔》的副标题为 “一首牧歌”：因为该诗将湖区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将湖区农夫-牧羊人坚忍不拔、克勤克俭的农耕美德进行了理想化、浪漫化，甚至神秘化。这个观点已经预示着赛尔斯对《迈克尔》“伪牧歌” 的定位了。
罗杰·赛尔斯（Roger Sales）在占有大量稀有史料基础之上，延续并深化了威廉斯对《迈克尔》的政治批判：《迈克尔》在本质上是一首排除了真实历史的、矫揉造作的浪漫牧歌，“华兹华斯玩弄的是伪牧歌主义者” (crooked pastoralist）的老把戏（Sales 55)。赛尔斯指出，华兹华斯虽然描绘了迈克尔和他的妻子遭受的艰辛，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这个艰难困苦的来源，也没有对这些悲剧进行透彻的社会-政治分析，尤其是对主宰湖区的真正的 “经济力量” 故意视而不见，即使在《福克斯信札》中，华兹华斯对这些问题也是语焉不详，甚至有故意误导之嫌。因此，《迈克尔》以一种做作的审美悲怆置换、压抑，甚至歪曲了湖区真实的景象，而《福克斯信札》 提供的误导信息强化了《迈克尔》的审美置换和歪曲。
赛尔斯认为，在《迈克尔》中，两个关键问题——迈克尔土地的租期问题以及犁过湖区平静土地的、搅动了湖区宁静生活的犁铧主人的身份问题——都语焉不详。华兹华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避并非出自一时的疏忽，而是他精心设计的结果：侄儿的破产以及路加的堕落暗示的是，摧毁迈克尔祖产的是一个外在于湖区农耕社会的遥远的商业世界；后来买下迈克尔田产的人不是湖区居民，而可能是一个在堕落的城市里发了财的陌生人。也就是说，华兹华斯非常巧妙地在《迈克尔》的文本中构筑起了一个拥有农耕美德的湖区与堕落的城市-商业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这个二元对立掩盖了湖区真正的土地问题，掩盖了掠夺了迈克尔田产的真凶，因为它使得发生在山区农村的变化看起来似乎是外部商业势力入侵以及自然过程变迁的结果（Sales 56-57)。
那么谁才是攫取迈克尔田产的真凶呢？仔细考察湖区的农史资料，赛尔斯发现，这个真凶就是主宰湖区经济生活的封建庄园贵族（lords of manors）以及从中世纪继承而来的 “土地保有习惯法” (customary tenure)。大量史料清楚地表明，当时湖区大部分像迈克尔那样的自耕农其实并不真正拥有祖传的土地，他们只是在 “习惯权” 的名义下拥有其土地——根据后者规定，一旦他们不能够履行他们对领主的 “封建义务”，他们就必须把土地归还给领主。也就是说，最后攫取了迈克尔田产的并非湖区外面的某种工商业势力，而是湖区内部的封建领主。那么华兹华斯为什么要在《迈克尔》中掩盖这个事实呢？这就需要将《迈克尔》与1818 年华兹华斯发表的两篇演讲进行对位阅读。1818年威斯特摩兰郡举行议会选举，华兹华斯以小册子的方式发表了两篇帮助湖区贵族劳瑟（Lowthers）家族竞选的文章：《致威斯特摩兰自由持有农的两篇演讲》(Two Addresses to the Freeholders of Westmorland，1818)。在第一篇演讲中，华兹华斯说：“为了维护英国的繁荣富强，大城市和工业制造中心的那些民主活动必须受到英国一些大贵族家族（他们拥有大量田产和世袭权力）的制衡……在我们这个地区有些极具影响力的人士非常重要，通过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力，他们能够促成有利于威斯特摩兰人们福祉的任何法案的通过。我们必须承认，劳瑟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家族” (Owen and Smyser 160)。在湖区，劳瑟家族不仅财力雄厚、名声显赫，而且还拥有华兹华斯这样高明的吹鼓手，难怪劳瑟兄弟最后轻松击败 了他们的竞选对手——辉格党的亨利·布罗曼（Henry Brougham，1778-1868)。那么华兹华斯为什么要如此尽心尽力地支持劳瑟家族呢？原因很简单：后者是华兹华斯的恩主。华兹华斯的父亲曾经是劳瑟家族的政治代理人；劳瑟家族曾经在1806年帮助华兹华斯在威斯特摩兰购置了一小块田产，而且还帮助华兹华斯还清了一笔债务；1813年劳瑟家族利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为华兹华斯谋取到了威斯特摩兰税务官的职位。华兹华斯竭力支持劳瑟兄弟就不奇怪了。正是基于上述史料，赛尔斯指出，如果说1818年华兹华斯针对湖区自由持有农的两篇演讲是为劳瑟家族所做的明目张胆的竞选广告，那么早些时候写成的《迈克尔》则可以被看作其为劳瑟家族所做的隐晦的竞选广告：两者所表达的观点和用意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区别——《迈克尔》呈现出的是一幅幅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美好图景，但是这些图景却非常巧妙地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即以劳瑟家族为代表的湖区庄园贵族才是造成迈克尔悲惨遭遇的元凶。赛尔斯的解读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尤其是他强调最后攫取迈克尔土地的力量是湖区内部的封建土地制度而非外来的工商业势力入侵，这 一点颇具新意（虽然也是批判，但是赛尔斯消解了威廉斯所设立的堕落城市-淳朴乡村的二元对立)。但是他将华兹华斯对劳瑟家族的谄媚联系起来有点牵强：《迈克尔》写作于1800年，当时劳瑟家仍然没有支付老劳瑟拖欠华兹华斯父亲的那笔薪水，1800年时华兹华斯似乎没有必要为劳瑟家族站队。但是，赛尔斯从湖区的封建田产问题入手解读《迈克尔》却仍然有其价值：影响华兹华斯写作《迈克尔》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并非他自己在《福克斯信札》中说的那么简单，至少《致威斯特摩兰自由持有农的两篇演讲》对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华兹华斯的政治思想及其在《迈克尔》中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上述《迈克尔》研究学者或遵从华兹华斯本人的 “微贱诗学论” (诺尔顿和艾布拉姆斯)，或注重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影响并提出 “农民美学论” (麦克林)，或致力于挖掘华兹华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和个人隐秘私心（威廉斯和赛尔斯，从而对《迈克尔》的 “一首牧歌” 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独特的基督教-英格兰农民牧歌、哀悼北方小自耕农消亡的挽歌、展现爱、悲怆和永恒的 “农民美学” 颂歌、维护湖区封建土地制度和谄媚劳瑟家族的 “伪牧歌”。这些解读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不乏洞见。然而，这些解读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迈克尔》首先是 “一首牧歌”，即，一首诗歌——它有历史-政治指涉，但并非历史-政治的注脚。一言以蔽之，《迈克尔》是文学经典，其经典性已经为许多华兹华斯权威学者所认可，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认为包括《迈克尔》在内的 “华兹华斯的悲苦而崇高的牧歌给予我们以经典记忆” (Bloom 253)；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29-2016）认为该诗是 “华兹华斯关于坚韧的最为伟大的作品之一” (Hartman 261)；詹姆斯·埃夫里尔（James H. Averill）认为该诗是华兹华斯关于人类悲苦的 “最为素朴” 的作品（Averill 231)；戴维·辛普森（David Simpson）则断言：“《迈克尔》是英国诗歌中最伟大的杰作之一” (Simpson 141)。从现存史料看，《迈克尔》并非对某个真实羊倌 “迈克尔” 遭遇的客观呈现，而是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美学策略对多种原始素材进行熔合加工的产物。笔者手上所掌握的关于《迈克尔》创作素材和创作过程的最早信息来自《多萝西日记》(Journals of the Dorothy Wordsworth)。从1800年10月11日到1800年12月9日，多萝西多次在日记中提到青源溪的羊圈废墟：以及《迈克尔》(多萝西用的是“羊圈诗”) (Selincourt 1967：65-75)。H. D. 卢旺斯勒（H. D. Rawnsley）在1882年回忆说，当时青源溪 对岸有一座被称为“乡村之钟” (Village Clock）的坍塌茅屋依然屹立着，“曾经有一个羊倌住在那里” (Knight 100)。在《芬尼克笔记》(The Fenwick Notes，1843）中，华兹华斯自己提供了关于《迈克尔》创作更为详细的信息：《迈克尔》“大约与《兄弟》同时写成。这首诗中所提到的那座羊圈，或确切地说是羊圈废墟，仍然还在。路加这个人物及其遭遇都取材于多年以前（湖区）一个家庭……但是 ‘晚星’ 这个名字所指的却不是那座房舍，而是山谷另一面以北方向更深处的一座房舍” (Curtis 6)。对于这一 条材料，欧内斯特·德·塞林科特（Ernest de Selincourt）进行了更详细的补充：“1836年，华兹华斯告诉贾斯特斯·柯勒律治（Justice Coleridge) 说，‘《迈克尔》部分取材于一对老夫妇的儿子，这个年轻人日渐放纵堕落，最后背弃父母离家逃跑了；另一部分则取材于一个老羊倌，他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谷中花了7年时间修建羊圈’ ”(Selincourt 1965：479)。这些材料看似比较凌乱（比如《芬维克笔记》里提到的 “晚星”与卢旺斯勒所说的 “乡村之钟” 是否是同一座废墟？)，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基本上理出头绪。《迈克尔》一诗素材来源多元：羊圈废墟以及“晚星”（或 “乡村之钟”）废墟是真实存在于华兹华斯兄妹居所附近的，老羊倌花了7年时间搭建羊圈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不成器的路加及其父母亲的原型也是真实的。然而，这些素材却彼此不相干，华兹华斯将这些素材熔铸在一起，虚构出了《迈克尔》这首作品，而熔铸这些材料的黏合剂则是湖区农民托马斯·普尔（Thomas Poole)。在1801年4月9日写给普尔的信（以下简称《普尔信札》) 中，华兹华斯说，他写作《迈克尔》的目的是 “尝试着呈现 一幅人物肖像，这个人心智强健、感觉敏锐，内心深处激荡着两种强烈的情感……我知道，这首诗已经使不少人热泪盈眶……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希望这首诗能够让您满意，因为在创作该诗时，我眼前浮现的是您的形象，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就是在临摹您自己”（Selincourt 1967：322-323)。将这些材料与《福克斯信札》、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麦克林）以及18世纪残存于湖区的封建田产制度（赛尔斯）等史料放在一起逐一对比分析，我们就大致可以拼贴出《迈克尔》一诗比较完整的历史语境和素材来源。湖区封建田产制度以及农业革命引发的圈地运动对小自耕农的伤害，使得农耕共和主义者华兹华斯悲伤不已；农民普尔则激发了华兹华斯对北方小自耕农所代表的英格兰传统农耕美德的敬仰；格拉斯米尔山谷中的羊圈废墟（以及某个花了7年时间搭建羊圈的老人)、“晚星” 或 “乡村之钟” 废墟、湖区某一堕落的浪荡子离家出走的真实事件则促成了《迈克尔》的创作冲动——总之，这些历史大背景和具体小事物共同催生了《迈克尔》。但是，作为诗歌的《迈克尔》却并非这些素材和社会问题的简单堆砌呈现，而是以三种美学策略将这些素材进行了加工处理：第一是开篇前39行华兹华斯借叙事者 “我” 之口对《迈克尔》写作目的的奇怪表述以及叙事的循环；第二是将现实历史化（故意往前推到一个遥远的年代)；第三是 对《圣经》故事的挪用。《迈克尔》开篇前39行以第一人称叙述者和 “我” 的口吻交代了 “青源溪” 一带 “牧歌般的山川” 风貌：群山环抱的幽谷杳无人烟，只有奔涌的溪水、零星的羊群、峻岩、飞莺。然后 “我” 逐渐引出了溪水边 “一堆粗朴未凿的乱石”，以及该石碓 “牵连着” 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个关于 “深居于山谷中的牧羊人” 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却并非 “我” 亲眼所见，而是 “我最早听到的一个故事气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接下来24-39行：“我本来已挚爱着这些牧羊人，/但我真正所爱却并非那些牧羊人，/而是爱他们劳作栖居的田野山川。/……这个故事就以自然物的那种/温和的力量，引导着我，引我/去体会不属于我的情感，/使我想到人，人心，人的生命……/所以，尽管这故事朴素简单，/我下面还是要原原本本将它讲述，为了/能愉悦几颗不失天真的心灵，/我还有更深的爱意——为那些/将身处这些山中的年青诗人们，/当我离开人世后，他们将是另一个我。”这一段对于《迈克尔》写作目的的解释与《福克斯信札》所透露的心态显然是不同的。首先，我们没有看到 “我” 对北方小自耕农美德有任何表达的欲望——“我” 甚至根本就不是真正、真诚地爱着那些牧羊人；其次，“我” 转述这个朴素故事居然仅仅只是为了 “愉悦几颗不失天真的心灵”，尤其是为了那些 “将身处这些山中的年青诗人们”。这与《福克斯信札》《普尔信札》所说的悲悼湖区自耕农及其美德的消失、捍卫土地贵族制度的目的完全不同——在这里，“田野山川” “人，人心，人的生命” 成为《迈克 尔》的主旨，而目标读者则是 “天真的心灵” 尤其是后世 “年轻诗人们”。这是一种独特的诗歌-美学策略，这策略成功地将现实图景（牧羊人）转化为历史沧桑感，并引领读者和后世诗人随他一起去体悟这种充满哲学意味的历史沧桑感。而这种沧桑感又通过叙事的循环（从石头堆开始，又从石头堆结束）在结尾处被转化为一种宁静的悲剧美感：一个悲苦的家庭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泥土之中，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任何的悲悯和哀伤——目睹遒劲古老的橡树、依旧奔涌不息的溪水、荒凉的羊圈废墟，我们思考的不再是迈克尔一家人的悲苦，而是生死、盛衰、枯荣这些哲学问题。其次，我们来分析《迈克尔》对现实的历史距离化处理。从以上《迈克尔》的素材来源我们其实可以看出，羊圈废墟、“晚星” 废墟、堕落的湖区浪荡子，尤其是普尔——这些事件应该都不是在发生在离华兹华斯写作《迈克尔》之前很遥远的过去，尤其是普尔这个人物，更是华兹华斯所熟知的朋友。但是，我们在《迈克尔》中读到的却是：这个故事却并非 “我” 亲眼所见，而是 “我最早听到的一个故事”。辛普森追问道：“华兹华斯为何要在《迈克尔》一诗中将故事时间回推到遥远的过去?”（Simpson 145）辛普森的回答是，这种叙事策略一方面加强了《迈克尔》的悲剧感，另一方面则弱化了迈克尔悲剧的当代指涉。但在华兹华斯写给福克斯的信中我们又看到，迈克尔的故事其实就是当时湖区社会正在发生的情况。但是信中所描绘的那些城市化、王业化等造成北方自耕农消失的问题，在《迈克尔》一诗中仅仅是非常隐约地出现（Simpson 145)。那么华兹华斯何以要这么做？辛普森认为这是因为华兹华斯想要在诗歌中获得一种 “距离和控制”，从而化解他目睹到的真实社会惨状和内心冲突与矛盾（Simpson 146)。因此，《迈克尔》给我们展现的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样式：目睹 “物质意义上的丧失”、人世的沧桑、聆听着人间的悲曲，我们最后得到的却是山风给我们带来的 “无欲心境” (apatheia)。迈克尔最后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土地，更没有能够留住儿子——他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迈克尔（以及伊莎贝尔）流出一滴眼泪，迈克尔依然每天到山崖中去，“他仍然抬起眼睛，望着太阳，/听着风的声音……他时不时到那一 条山谷之中，/垒筑他的羊群所需要的羊栏……有时，有人看见他在那羊栏旁边/独自坐着，带着那条忠诚的狗……” 华兹华斯就是以这种方式，将迈克尔从现实生活中一个对生活有无限美好憧憬的具体羊倌转化成了一个来也悄然，去也默然的自然人。玛乔瑞·列文森（Majorie Levinson）指出，与其说迈克尔失去了物质意义上的一切，毋宁说他从对 “物质的牵挂” 中被 “解放” 了出来，从而使他获得了精神的 “羽化” (apotheosis) (Levinson 60)。综上，华兹华斯以其独特的美学策略将各种原始素材以及社会-历史问题熔铸为《迈克尔》这首独特的牧歌，华兹华斯本人则是藏身于羊倌-自然人迈克尔背后那个超然的牧者-诗人，从而实现了从政治到审美、从历史到哲学的 “羽化”。在《1815 诗集〈序言〉补遗》(“Essay, Supplementary to the Preface”) 那篇长文中，华兹华斯对蒲柏的新古典主义牧歌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华兹华斯认为蒲柏的 “田园诗（Eclogues）幼稚粗浅，因为他远离了人性…… 他坚信自然是不可靠的至少在牧歌中是如此” (Owen and Smyser 72)。不仅蒲柏如此，华兹华斯指出，事实上，从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到汤姆森（James Thomson，1700-1748）的《四季》(The Seasons，1726)，英国诗歌中根本找不到自然，因为这个时期的英国诗人们从不 “凝视外在自然”，而且也不以 “真挚的想象精神来促使他们对自然寄予深刻的情感”。更加糟糕的是，诗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力也都枯竭了（Owen and Smyser 72)。此外，华兹华斯还专门论述了天才问题，天才 “就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艺术领域里的天才就是……拓展人的情感领域” (Owen and Smyser 82)。因此，他的工作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诗歌品位，这种品位的核心就是真挚的情感，尤其是一种沉思而悲怆的人类情感，只有这种悲怆情感才能够唤起人类心灵深处的崇高（Owen and Smyser 82-83)。这篇文章为我们解读《迈克尔》的牧歌问题乃至华兹华斯诗学的哲学-美学内涵提供了重要路径。人性、自然、想象、情感、沉思、悲怆、崇高——这一系列核心词汇清楚表明了华兹华斯对生命意识的哲学-美学思考。笔者以为，肯尼斯·麦克林（Kenneth MacLean）论述华兹华斯的一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华兹华斯的这些思考：“诗歌是情感的科学……华兹华斯农民诗的核心是探讨农民的情感世界”；作为诗人的华兹华斯关注的是两种情感，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 “作为对自然意象之想象性反应的情感，我把这种情感称之为形而上的或哲学的情感”，第二种情感是 “爱”——北方小自耕农代代相传的温馨的家庭亲情之爱（MacLean 95)。在这里，麦克林也基本上触及了华兹华斯诗歌的美学-哲学核心，但遗憾的是由于麦克林过分关注农业革命对华兹华斯创作的影响，未能够将这个问题深刻地挖掘下去。对自然意象的想象性反应情感与对作为爱的农民的情感两者并无需区分开来：它们都仅仅是华兹华斯哲学-美学沉思的触媒——华兹华斯注重源自自然景物和现实悲苦的情感和爱，但是最终却以 “形而上的和哲学的” 方式超越了情感。正是在此意义上，笔者认为，《迈克尔》在本质上是一首哲学牧歌（philosophical pastoral)。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笔者得到了邓肯·吴（Duncan Wu）教授的启发。华兹华斯在《毁坏的村舍》第513-524行中写道：“我还清楚记得，那些羽毛，/那些杂草，那堵墙上高高的针茅，/雾和无声的雨点将它们镀上银光，/我有一次经过时，它们向我心中/传递了一种如此平静的形象，/在我纷乱的思绪中，它们这样安宁，/这样寂静，看起来是这样美，/我们从废墟与变迁中感到哀痛、/绝望，人间转瞬即逝的种种情景/所留下的全部悲伤，都仿佛一个/虚妄的梦。有沉思存在的地方，/这个梦就不会存在”(秦立彦 46—47)。邓肯·吴教授评论说：这是华兹华斯诗歌的核心思想，“尽管坟墓中的玛格丽特已经融入了针茅和野草之中，融入了大自然的荒野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对此感到悲伤的话，那种悲伤仅仅只是 ‘虚幻的梦’。(因为她死了）她的尘世生命因此而融入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洪流……悲伤是华兹华斯诗歌的强大驱力，然而，在1797-1798年之间写成的伟大诗歌作品中，悲伤在一种万物一体（cosmic unity）的感知中获得了慰藉” (Wu 422)。胸怀 “万物一体” 的 “沉思” 意识或 “睿智的消极” (wise passiveness）意识，尘世中芸芸众生的脆弱、悲苦、怆痛、消亡都不会在具有 “形而上或哲学” 思想的诗人心中引起任何悲伤之情，因为这样的诗人不会以 “平庸的目光阅读万物形态”（秦立彦46)。《迈克尔》结尾处那一株古老的橡树、青源溪依旧喧闹的溪水以及 “未垒就的羊圈废墟”——这一切给我们（如果我们是不失为拥有 “天真心灵” 的读者）以及后世的 “年轻诗人们” 带来的就是 “愉悦” 如《毁坏的村舍》结尾处那西沉的夕阳、柔和的斜晖、红雀与画眉鸟清亮的歌声、温和的空气、高大的榆树以及茅舍废墟让 “我们” 感到的不是悲伤，而是 “美好的时刻正在降临” 一样。邓肯·吴提出的 “万物一体” (cosmic unity）论颇似宗白华先生对中国古典艺术核心之 “宇宙意识” 的论述——体现这种宇宙意识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张孝祥的 “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 之名句（宗白华 150-165)。宗白华先生在中国古典艺术中所发现的 “宇宙意识” 被冯友兰先生表述为中国古典哲学的 “天地境界”：“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至大至刚。他有最深的觉解，以 ‘游心于无穷’。从 ‘无穷’ 的观点看实物，则 ‘人世间’ 中底利害，都是渺小无足道。在他的眼界中，‘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 (冯友兰 643)。因此，“对于天地境界中的人，生是顺化，死亦是顺化。知生死都是顺化者，其身体虽顺化而生死，但他的精神上是超过死的”（冯友兰 643)。以笔者对西方华兹华斯学界的有限了解，真正悟出了华兹华斯美学-哲学思想的西方学者至少目前为止只有邓肯·吴一人。他的 “万物一体” 论与宗白华先生的 “宇宙意识” 论和冯友兰先生的 “天地境界” 有很多相通之处，本可以将西方的华兹华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惜邓肯·吴教授对此仅仅一笔带过，未能够深入拓展下去。综上所述，《迈克尔》是 “一首牧歌”，但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牧歌，也非赞歌，亦非挽歌，更非谄媚之歌——而是一首哲学牧歌，一首追问生命终极意义的哲学牧歌——其中，诗人华兹华斯（以及他笔下的迈克尔）是超然的牧者。他以独特的美学策略将现实编织为诗歌，将人间悲苦升华为 “无欲心境”，将譬如朝露的脆弱生命融化在 “万物一体” 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之中。他是牧者-诗人，我们是他的牧群-读者。他引领我们以坚韧与冲淡来阅读这尘世中万种悲苦，从而给予我们怆痛累累却又不失天真的心灵以巨大的 “疗治功能”。同时，他也通过《迈克尔》这首哲学牧歌教导后世年轻诗人如何写作，如何成为他的另一个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