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869年11月4日的《自然》 (Nature) 杂志，与《科学》 (Science)、《细胞》 (Cell)并称科学界的三大顶尖期刊，即科研界所简称的NSC。自创刊之日起，《自然》所秉持的宗旨是 “给科学家和普通大众传递最新发现与发明的消息” (to bring news of the latest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o scientists and the public alike)①。人类许多突破性的重大科研成果都发表于该刊。譬如，1896年X射线的发现；1903年镭的发射性衰变；1927年电子波动性的发现；1932年原子构成的破解；1932年中子的发现；1959年 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1968年脉冲星的发现；1985年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发现；1997年克隆羊多莉的诞生；2016年AlphaGo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等。1999年，《自然》杂志在创刊130周年之际，开辟出 “未来” (“Futures”) 专栏，用以刊发原创性的短篇科幻小说。迄今为止 (2001—2004年暂未刊发)，《自然》杂志一共刊发了937篇科幻小说，年均51篇，其中刊发最少的是1999年，只有九篇；刊发最多的是2021年，一共刊发了70篇。2022年1—4月，一共刊发了19篇。作者群体覆盖了科学家、职业科幻小说家以及业余写作者，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家莫过于阿瑟·克拉克 (Arthur Clark)，年龄最小的作者是时年9岁的阿什利·佩莱格里诺 (Ashley Pellegrino)。佩莱格里诺于2006年1月在《自然》杂志发表了科幻小说《爸爸的小失误》（“Daddy‘s Slight Miscalculation”），主要涉及人类利用科技实现了对植物的感知。就创作类型而言，亨利·吉 (Henry Gee) 在其主编的《Nature杂志科幻小说选集》中将该杂志刊发的科幻小说大致划分为 “未来世界·反乌托邦” “机器人·人工智能” “脑科学” “克隆技术” “永生·吸血鬼” “植物保护主义” “环境·核电污染” “地外文明” “时空旅行·多重宇宙” “未来世界·科技展望” “虚拟现实·游戏·网络” “疾病·药物” 等主要类型。

穆蕴秋、江晓原在《 〈自然〉 (Nature) 杂志科幻作品考——Nature实证研究之一》《威尔斯与 〈自然〉 杂志科幻历史渊源——Nature实证研究之二》等系列论文中，对《自然》杂志的科幻作品进行了科学史意义的考察，指出《自然》从1869年创刊至今，从来就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科学”，它一直在刊登许多并不那么 “学术” 的东西 （穆蕴秋、江晓原，2013；2014）。回到科幻小说这一体裁本身，笔者赞同格温妮丝·琼斯 (Gwyneth Jones) 在《科幻小说的符号》 (“The Icons of Science Fiction”) 一文中的观点，即 “就某种意义而言，各类科幻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一个不同的世界，该世界可能是另一个星球 （甚至是另一个宇宙），或者可能是一个环境已经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未来世界，但是无论是怎样的新环境或者新条件，比如外星人入侵、火星人移民、长生不老药等，作家都要标识出这些变化，而读者则需要理解这些标志的意义，因此阅读科幻故事始终是一个积极诠释的过程。那么，以这些奇异的假象、场景、关系、产业和习俗作为媒介，故事究竟要告诉我们怎样的人物、政治和幻象世界的社会环境呢？” （Jones, 2003：163） 循着琼斯的思路，我们不禁要问，《自然》杂志的科幻小说旨在塑造怎样的世界呢？

实际上，《自然》杂志的科幻作品不仅讲述了人类在未来世界的故事，而且还讲述了大量关于非人类的故事。本文试图从非人类叙事角度出发，审视《自然》杂志的科幻作品中的非人类世界建构。在《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 （尚必武，2021） 一文中，笔者将非人类叙事界定为“非人类实体 (non human entity) 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在具体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主要存在于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在故事层面上，非人类实体以人物的身份出现；在话语层面上，他们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通过考察人物和叙述者的非人类身份，笔者试图将非人类叙事大致分为如下四种类型：其一，自然之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动物、植物、石头、水等各类自然界的存在物为核心对象的叙事；其二，超自然之物的叙事，譬如以神话、传说、史诗中的鬼神、怪兽以及科幻文学中的外星人为主体的叙事等；其三，人造物的叙事，主要包括以诸如钱币、玩具、布匹、线块等人类创造出来的无生命物体为主体的叙事；其四，人造人的叙事，主要包括以机器人、克隆人为主体的叙事（尚必武，2021：121-131）。本文延续笔者此前关于非人类叙事的分类，重点考察《自然》杂志科幻作品中的植物叙事、外星人叙事、器物叙事和机器人叙事。

在一般的叙事作品中，植物只是作为故事世界的背景而存在，但是在非人类叙事作品中，植物可以作为有感知的存在，成为 “会说话” 的植物。常言道，草木无情人有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们一般把是否具有感情作为区别人和植物的一个重要标准。譬如，欧阳修在《秋声赋》中写道：“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 意思是说，草木没有情感，到了一定季节就凋零飘落了；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又是万物之中最有灵性的，各种各样的忧戚刺激着他的心，无数事情劳累着他的形体，内心受到刺激，必然耗费精力。不过，在古人看来，世上也有有灵性的植物。《博物志·异草木》记载∶ “尧时有屈佚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意思是说，在尧在位的时候，有一种屈佚草生长在庭前，奸佞的人上朝时，草就弯曲指向他。所以，这种草又被称作指佞草。那么植物是否有自己的感知？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又何以洞悉植物情感的秘密？作为世界著名科学杂志，《自然》杂志如何以科幻小说的方式来回应上述问题？我们不妨通过解读《爸爸的小失误》和《163号未报道的伟大实验》 (“Great Unreported Discoveries No. 163”，2006) 两部作品，来加以探讨。

2006年2月16日，《自然》杂志刊发了题为《爸爸的小失误》的科幻小说。作者阿什利·佩莱格里诺彼时只有9岁。在作品中，叙述者以孩子的口吻抱怨自己的科学家父亲：“爸爸生活中除了我们，就只有他的工作。”  (Pellegrino, 2006：890） 与此同时，叙述者认为父亲既了不起，但有时又着实烦人。用她的话说，父亲 “让人乏味，甚至害怕” （Pellegrino, 2006：890）。不过有一个科学家父亲的好处是，如果遇到不会的作业，父亲可以给她解释得很明白，尽管有时父亲的解释又会让她犯晕，因为父亲始终从专业的科学视角来解释一切。比如关于 “为什么黑漆看起来是黑的” 的问题，父亲会回答道：“因为黑漆捕捉了所有其他的颜色，所以它看起来是黑的”，而关于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 的问题，父亲则回答：“那是天空反射的颜色。” （Pellegrino, 2006：890） 当然，叙述者主要不是为了说明父亲的与众不同，而是为了引入父亲众多科学实验中的 “一个小失误” (slight miscalculation) 给她带来的困惑。这个小失误事关人类对植物的感知，而这一感知的实现主要依赖一部 “骨头话机” （bone phone）。

在作品中，叙述者重点提及了她在某天早晨发现了父亲实验室里的一根可以捕捉植物感知的电线。关于这根电线及其所连接的骨头话机，父亲的解释是可以用它接收外面的植物发出的信号，这样他就可以感受到屋外诸如兰草和树等植物的感觉。问题在于，父亲的设计和发明是否真的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听完父亲的解释后，叙述者顿时疑惑房子周围的果树和青草是否也有自己的感知，联想到曾经看过的电影中植物的反应。她说：“我看看果树，看看长得高高的青草。我想到了《绿野仙踪》。想到了多萝西摘苹果的时候，果树是怎么对她吼叫的。”  （Pellegrino, 2006：890） 叙述者把电影中发生的场景联系到现实。如果电影中的多萝西在摘苹果的时候，树会感觉到疼，那么自己家房子外面的草和树是不是也有感知的能力？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当下，叙述者将话锋转向了弟弟凯勒的一个举动。

父亲对科学信心满满，总是不断地强调 “不会出错。如果你做足了功课，科学不会有问题。科学只会改善生活” (Nothing can go wrong. Nothing goes wrong in science, if you really do your homework. Science only improves life.)  （Pellegrino, 2006：890）。让叙述者费解的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院子里草坪上的草已经长得比自己还高了，哪怕已经引发了邻居的抱怨，父亲就是不同意割草。叙述者在报道这一事件的时候，加入了自己的感想，但并未做出最基本的阐释判断，而将这一问题的答案抛给了读者。显然，文本外的读者和文本内的叙述者对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年幼的叙述者困惑于父亲不同意修剪院子里的草坪，并就此归咎于那次失败的科学实验。实际上，隐含作者的真正含义则是父亲关于骨头话机科学实验的成功，而非失败。父亲设计的骨头话机成功地捕捉到草坪上的草在被凯勒切割时所感受到的痛苦，证明了植物和人类一样，也有痛感，而正是这种被捕捉到的痛感使得父亲决定从此不再修剪草坪。

如果说在《爸爸的小失误》中，叙述者讲述了关于植物痛感的一个 “失败” 的科学实验，那么在《163号未报道的伟大实验》中，叙述者受到艾奥瓦州的一个科研团队关于植物有痛感的科学发现的启发，对植物能否交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为了获取植物的感觉和反应，叙述者转入植物学专业学习，甚至在博士毕业后花费了14年时间来持续研究这个课题。其间，他尝试了各种办法与植物交流，譬如给它们演奏音乐，用人类知道的所有语言，甚至还邀请了掌握失传语言的教授以及心理学家来到实验室。叙述者还曾把蜜蜂和蝴蝶都运来实验室，试图以此来试探花朵是否有传授花粉的意愿。如果有的话，他表示会将昆虫放到实验室外，实现它们传授花粉的意愿，但始终没有收到植物的任何回应。叙述者最后把花朵连接到计算机上，因为 “这种功能极其强大的机器几乎可以把任何信号——不管多虚弱，多基础，多轻微，多怪异——转化成听得懂的语言。但等到的只有沉默”  （Resnick, 2006：906）。出乎叙述者意料的是，计算机和花朵的这种连接让他有了惊人的发现。

当时，叙述者正在疯狂迷恋一个名叫巴博斯·拉·图 (Bubbles La Tour) 的脱衣舞女郎。魂不守舍之际，他随手拿起实验室的一朵雏菊，一边摘其花瓣，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她爱我……不爱我……爱我……” （Resnick, 2006：906） 他的这一动作，却意外收获了雏菊的反应。

在上文中，叙述者突然发现实验室里的雏菊说话了。当叙述者在扯花瓣的时候，雏菊感觉到了痛苦，不断地向他抱怨。有趣的是，为了能够与植物进行交流，叙述者之前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当植物真的开口说话的时候，他又不敢相信，反复确认道：“再说一遍？” “谁在说话？” “是你？” 作为非人类的雏菊不仅具有痛感，被扯时感觉到痛；拥有敏锐的嗅觉，要求叙述者说话时不要靠得太近，因为有口臭；而且还具有超越普通人的语言能力，言辞中不乏讽刺和幽默。在叙述者看来，他之所以能与雏菊进行交流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通过电线把雏菊连接在电脑上。这是否意味着，只要通过电线把植物连接到电脑上，就一定能够和植物进行交流，获取植物的思想呢？作品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因为这最终还得看植物是否有交流的意愿。

其间，雏菊不断抱怨叙述者扯其被称为 “花瓣” 的胳膊，批评叙述者高傲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并最终拒绝再和人类有任何的交流。由于叙述者撕扯花瓣的行为，雏菊和叙述者之间发生了猛烈的争执。叙述者认为自己扯的是花瓣，而雏菊坚持认为他扯的是自己的躯体，甚至用他是否会扯妻子的胳膊或腿为例来倒逼叙述者致歉。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莫过于叙述者对雏菊可以说话这一发现的评价。在叙述者看来，这简直是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突破” (the most historic breakthrough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但是雏菊对此不以为然，颇为鄙夷地回应说：“这在雏菊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It's not the most historic breakthrough in the history of the daisy race) 雏菊继而表达了对人类的不满，不仅批评叙述者 “高傲自大，以自我为中心” (arrogant, self centred)，更称其为 “一个非常枯燥乏味的聊天对象” (a rather dull conversationalist)。鉴于和叙述者聊天实在是 “浪费时间” (a waste of time)，雏菊最终拒绝再和人类说话。就此，所谓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发现以失败告终。

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发现，叙述者为何最终选择 “未报道” (unreported) 呢？小说末尾处写道，叙述者对着雏菊滔滔不绝了半小时之久，但没有得到它的任何回应。他之所以没告诉其他同事，首先是因为自己对雏菊是否能够再次说话没有信心。因为科学实验最讲究的是结果具有可重复性 (reproductivity)。如果雏菊不再开口说话，那么同事肯定会认为他是疯子；如果雏菊当着其他科学家的面说话了，别人也会围绕这个课题去申请科研资助，而叙述者则很可能会在残酷的科研竞争中败下阵来。

《爸爸的小失误》和《163号未报道的伟大实验》以科学实验的方式证实了植物和人一样，也有情感。在遭遇伤害的时候，植物也会感觉到痛。由此，作品一方面引发了人类对于非人类的他者——植物的共情，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以科幻文学特有的想象方式激励科学家去探测与人类共存在这个世界的植物的秘密生活。

作为地球上万物之灵长，人类始终致力于地外文明的想象，对地外是否有生命充满了好奇。1950年，著名的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 (Enrico Fermi) 针对地外没有生命出现的现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地外生命在哪儿？(“Where is everybody？”)  费米认为，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他们应该已经出现了。(“If they existed, they'd be here.”) 这就是著名的 “费米佯谬” (Fermi Paradox)。费米佯谬引发科学界的热切讨论。在《假如宇宙中充满了外星人，那他们都在哪儿呢?》 (If the Universe Is Teeming with Aliens…Where Is Everybody?) 一书中，史蒂芬·韦伯 (Stephen Webb, 2015） 列出了关于费米佯谬的三个问题：① 地外文明已经在这里了；② 地外文明存在，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仍然没有和地球进行交流；③ 地外文明不存在。在穆蕴秋、江晓原 （2021：262） 看来，“尽管费米佯谬在科学和科幻领域都存在着诸多假想解决方案，不过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当谜底被揭晓时，它们都不是答案。某种意义上，费米佯谬更是一块神奇的 ‘精神狩猎场’，它给那些有志于此的研究者和幻想者留下了巨大的施展空间”。与科学家在现实世界中对费米佯谬的热切探讨相对应，文学家也在虚构作品中不断书写外星人的故事。如果在想象的文学世界中也存在外星人，那么他们在哪儿，又如何与人类进行交流？笔者试图以《在火星冰下》 (“Under Martian Ice”, 2005) 和《像神经元一样的海洋》 (“Oceans Like Neurons”, 2021) 两部作品为例，来探讨上述问题。

《在火星冰下》于2005年2月10日发表在《自然》杂志第433期。该小说直接回应费米佯谬，试图在火星的古老冰层下，以考古的方式探寻外星人的活动轨迹。叙述者是一名地质学家，之所以走上科学道路就是出于费米佯谬的兴趣。叙述者说：“想当初就是费米佯谬引领我踏入科学界的，但我从未奢望能找出这个悖论的答案——地球上没戏的话！答案有可能潜藏在火星古老的冰层下。” (Baxter, 2005：668)  叙述者与其他科学家一行登上了火星的南极，试图探寻费米佯谬中所指向的地外文明。他们的想法极简单：既然在地球上无法找到费米佯谬的答案，那就不妨在火星古老的冰层下看看是否有外星人留下的痕迹。那么叙述者苦心孤诣的考察，究竟能否证实有外星人存在呢？叙述者以复数聚焦的方式呈现出科学家们对火星下冰层的惊奇发现，基岩下的地貌呈现出 “高度非人类的设计” (a quite inhuman layout) （Baxter, 2005：668）。虽然科学家们无从知晓那些复杂的带有五角形和六角形的方形建筑群的用途与目的，但在他们看来，“冰下城” (the “city” under the ice) 就是 “一种智慧的象征” (a sign of intelligence) （Baxter, 2005：668）。倘若这种推测合理，那就意味着火星在几十亿年前已经有了生命活动的痕迹。

如果确实如叙述者推测的那样，在几十亿年前火星上就已经有了外星人的存在，那么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呢？问题再次回到了费米佯谬。叙述者说：

叙述者把目光投向了过去，巧妙地将费米提出的 “他们现在在哪儿？” (Where is everybody?) 的问题修改成了 “他们过去在哪儿？” (Where was everybody?) 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外星人不存在于现在，那他们存在于过去吗？叙述者通过对火星古冰层的考察，推测出外星人曾出现在火星，而且在更久远的古代就曾到访过火星。根据叙述者的解释，在50亿年前，火星具有比地球更适合生存的条件，如火星体积小，在大爆炸之后冷却快，不易成为宇宙中其他星体撞击的目标，而且火星的大气中富有氧气等。综合 “于地球上的生命来源于火星” 这个现有结论，叙述者认为自己解决了费米佯谬的难题，感慨地说 “最终，找到了费米问题的答案” (There's the resolution to Fermi, at last)。根据其对火星古冰层的考察，叙述者得出结论：外星文明确实存在，甚至在很早之前外星人就已经到访过火星。我们现在之所以找不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世界已经枯竭，他们的生命已经不复存在了。让叙述者感到遗憾的是，人类 “在这些星球中什么也没有发现，外星人只存在于枯竭的世界、博物馆和废墟中” （Baxter, 2005：668）。

尽管在《在火星冰下》中，外星人没有出现，和人类也没有任何直接的交集，但始终都是作品的核心叙事对象。问题在于人类为什么会认为存在外星人呢？对此，叙述者的解释是 “我们在一个充满了非人类的原始人种和其他种类的心智的世界中进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魔鬼和外星人来填充太空的原因” （Baxter, 2005：668）。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在讲述和形容外星人的时候，分别使用了 “智慧” (intelligence)和 “心智” (mind） 两个词汇。也就是说，在人类普遍的认知里，不仅存在外星人，而且还认为外星人有智慧、能思考。那么在外星人看来，人类也同样是智慧物种，具有心智吗？这正是杰里米·萨尔 (Jeremy Szal) 的小说《像神经元一样的海洋》所要探讨的问题。

2021年10月21日，《自然》杂志在线发表了萨尔的《像神经元一样的海洋》。不同于《在火星冰下》以人类视角来讲述外星人的文明足迹，该作品讲述了人类被外星人捕获的经历。叙述者弗雷西亚是一位被外星人俘获的女性。她和男友帕斯所在的船只被外星人击沉。帕斯和其他人已经不再拥有人类的肉体，只以意识和心智的方式存在，而且他们的心智已经完全被外星人的 “脑链” (mindlink) 所吸收。弗雷西亚是个例外，她不仅拥有自己的身体，而且还拥有自己的意识，被囚禁在 “维斯卡监狱船” (Viska Prison Ship)，被一个名叫Polity的外星人组织所控制。外星人不定时地把弗雷西亚投入大海，试图通过 “脑链” 来捕获她的意识。换言之，外星人不仅想要捕获人类的躯体，还要捕获人类的灵魂。在 “脑链” 这个设备最强的时候，外星人把叙述者投进脑链吊篮，并且把她死死地捆绑住，动弹不得。叙述者特别强调自己的人类身份，譬如她拥有人类躯体的所有特征，胳膊、腿、胸、腰、脖子以及银色的长发等。虽然外星人不允许这样对待人类囚犯，但是狡猾的他们给弗雷西亚注射了外星人科技公司生产的一剂生物药品。这样的话，她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都不再是完整的人类” (no longer totally human)，外星人就顺理成章地剥夺了她的人权。外星人控制弗雷西亚，把她投入大海，注射生物药品，投进脑链吊篮等，大费周章地试图捕获她的思维。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弗雷西亚是否真的可以与脑链之间建立联系呢？

根据叙述者的解释，外星人试图把弗雷西亚变成 “思维蜂窝的中转站” (a conduit for the hivemind)，让她透露 “打捞地点、遗物、历史——以及Polity觉得他们可以据为己有的其他任何东西” (the location of dig sites, relics, history—and anything else the Polity feels they can take for themselves) (Szal,2021）。让弗雷西亚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是，她果真与外星人的思维蜂窝建立了连接，而且还遇到了自己原本以为已经死去的男友帕斯。不过，她明显感到帕斯不再是那个她爱的人了。小说记录了弗雷西亚与帕斯之间关于外星人的脑链如何吸收人类意识的对话。

通过弗雷西亚与帕斯之间的对话，我们不难总结他们存在如下两点重要差异：第一，帕斯已经没有了人类的躯体，只是作为一种意识而存在，而弗雷西亚不仅具有人类的躯体，而且还拥有人类的意识；第二，帕斯的意识已经被脑链所吸收，几乎同化成了外星人的一部分，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他失去了关于打捞地点、人类遗物、人类历史等信息，但是弗雷西亚的意识还没有被脑链所吸收，尚未被同化，所以外星人需要在她和脑链之间建立连接，以获取她大脑里关于打捞地点、人类遗物、人类历史等重要的信息。也正是因为同时拥有人类身体和人类思维的弗雷西亚对外星人获取沉船信息和人类文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星人才不厌其烦地将她反复投进脑链吊篮，沉入大海。在这场与弗雷西亚之间争夺和控制人类意识的冲突中，外星人既成功又失败。外星人成功的是，他们在技术上确实让弗雷西亚与脑链之间建立了连接；失败的是，弗雷西亚拒绝向他们透露自己已成功建立起连接，反而利用脑链让她和男友帕斯的意识建立了联系。换言之，不是外星人利用了弗雷西亚，而是弗雷西亚利用了外星人。

在作品中，弗雷西亚不断强调：“他们只是俘虏了我的身体，而不是我的灵魂。”  (But only my body is imprisoned. Not my mind.) (Szal, 2021） 在同帕斯的对话中，弗雷西亚表达了她对帕斯矢志不渝的爱，哪怕被外星人发现也在所不惜。换言之，如果外星人要通过脑链捕捉弗雷西亚的意识，那么她所透露出的并不是关于打捞地点、人类遗物、人类历史等外星人志在必得的关键信息，而是外星人难以体会的人类爱情。弗雷西亚以这种方式，在反抗外星人对她的控制的同时，捍卫了人类的尊严。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始终与非人类共同进化，而且也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物体，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受到格雷马斯的启发，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提出了著名的 “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 简称ANT)。拉图尔说：“行动者网络理论借用了来自文学研究的技术词汇——行动元。” (Latour，2005：54) 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网络理论并非一种关于用物 ‘取代’ 人作为行动者的空洞论点：它仅仅指出，任何关于社会的科学都无法开展，除非我们先深入研究什么人和什么东西参与了行动这一问题，即便这可能意味着纳入一个我们因缺乏更好的术语只能称之为 ‘非人类’ 的因素” (Latour，2005：72)。换言之，在拉图尔的理论体系中，行动者或参与行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拉图尔强调检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 “非人类必须是行动者，不能只是悲哀地发挥着承载象征投影的作用” (Latour，2005：10)。在大量的非人类叙事作品中，非人类实体是作为行动者而存在，成为故事世界的主角，其行动也由此成为作品所要再现的故事内容，直接推动了作品的叙事进程。那么非人类的物体除了可以作为积极的行动者之外，也可以成为言说者吗？答案是肯定的。笔者之前指出，非人类实体除了具有行动功能外，还具有观察和讲述两大主要功能 （尚必武，2021：129-131)。在拉斯·贝尔纳茨 (Lars Bernaerts)、马可·卡拉乔洛 (Marco Caracciolo)、吕克·赫尔曼 (Luc Herman)、巴特·凡瓦克 (Bart Vervaeck) 四位学者看来， “通过赋予诸如布偶松鼠、一块煤或一条狗等这些非人类的物体和动物以声音，叙事作品可以强调，乃至挑战我们关于人类的概念” (Bernaerts et al., 2014：68-69)。那么《自然》杂志所刊发的科幻小说又会如何书写人造物？在主打科技牌的《自然》杂志看来，器物会因为科技而具有说话的能力吗？对此，我们尝试以保罗·斯蒂芬·米勒 (Paul Steven Miller) 的《满是算计的赛事》 (“The Computiful Game”, 2006) 和玛德琳·阿什比 (Madeline Ashby) 的《椅子》 (“The Chair”, 2009) 两部作品为例，加以探讨。

2006年6月8日，科幻小说迷和足球迷保罗·斯蒂芬·米勒在《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满是算计的赛事》的小说。作品叙述者是一只足球，以其非人类视角讲述了它被设计出来的原因、与众不同的运动能力以及所了解的人类体育赛事。那么它为什么会被设计成一只足球？它又是怎样的一只足球呢？叙述者解释道：

足球的创造者给它装上了耳朵和眼睛，但就是没有嘴巴，这样使它失去了言说能力。用叙事学术语来说，小说采用了典型的 “解叙述” (de narration)策略。在《非自然的声音：现当代小说的极端化叙述》 (Unnatural Voices：Extreme Narr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Fiction, 2006) 一书中，理查森将解叙述看作极端叙述的一个重要形式。他指出，所谓的解叙述就是 “一种叙事否定，叙述者否定了在其之前在叙事中所提供内容的重要方面” （Richardson, 2006：87）。一方面，足球的创造者强调足球 “永远不能说” （never tell），而且根本就没有给它设计用来说话的嘴巴。但在小说中，足球是作品的叙述者，承担了所有的讲述功能。

作品中，叙述者认为其创造者之所以设计出它，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本人喜欢看足球赛，小时候就看过球王贝利的比赛；其二，他看到了因兴奋剂滥用而导致体育赛事危机背后的无限商机。根据叙述者的讲述，在21世纪40年代末，兴奋剂在比赛中被运动员滥用，运动员大多以伤病结束运动生涯，进而向保险公司提出巨额赔偿。鉴于难以判断运动员是否因为服用兴奋剂而导致受伤，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结果就是，“没有保险意味着没有竞技体育。没有保护性质的赔偿政策，参加职业运动是违法的：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的官司” (Miller, 2006：784）。由此，体育赛事陷入了死循环，面临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足球叙述者的创造者抓住机会，及时推出了机器人运动员。他设计了机器人足球员。它们个个都是历史上伟大球员的化身。他甚至打破了性别成规，还设计出了女版的大卫·贝克汉姆、女版的迈克尔·乔丹以及女版的巴贝·鲁斯等。

让机器人运动员参加体育赛事并得到广泛支持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 “不再有造假” （no more cheating） (Miller, 2006：784）。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小说结尾处写道： 

莫大的讽刺是，叙述者的创造者背离了他设计人工智能足球的初衷，违背了 “不再有造假” 的承诺。他在足球中植入了一块微型装置，打算以远程控制的方式，在比赛中进行高科技造假。此时，叙述者也顿悟到了其创造者之所以没有给它设计嘴巴的一个最主要动机：让它严守造假秘密，万无走漏造假消息的可能。虽然足球承诺道：“不，我永远不说。” （Miller, 2006：784） 但在作品中，它以叙述者的方式讲述了所有的一切，揭示了人类的体育比赛如何从最初 “竞争的赛事” (competing game) 演变成当下 “算计的赛事” (computiful game)。作品以这种方式，讽刺了人类对科技的不当使用。这不仅是体育精神的堕落，更是科学伦理的缺失。

与《算计的赛事》类似，《椅子》也从人造物的视角对人类行为加以讽刺和批判。作品主人公是身患重病的物理学家的椅子。它在物理学家入睡后，从一个控制系统不断滑到另一个控制系统，对房间其他家具展开了一轮巡视。小说以椅子的内聚焦，呈现了具有行动能力的其他家具如何向它汇报关于物理学家一家的情况。

盥洗室。马桶嘀嘀咕咕地说了今天使用者的酮类和雌激素水平，药物和剂量的医疗流程，以及物理学家前妻最近的排卵期。椅子喜欢那位刚离婚的前妻，她签字转让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只剩下探访权，仿佛虚幻的自主权多少可以弥补她丈夫快要死去的脆弱躯体。她离开时对他已经失去所有兴趣，他的骨髓已经坏死，不能生育。椅子曾代替自己的乘客鼓励她，就像它一直以来做的那样——你曾经给予我这么多，亲爱的，你给我的比你知道的还要多——如果她知道了真相，情况恐怕会不太一样。

下水道报告了收集盘上的血液和唾液，还有从皱缩的皮肤上剃下来的干枯毛发。尽管椅子付出了最大的努力，物理学家的病情依旧持续恶化。

现在是厨房。冰箱把专用抽屉里的样本编入目录、标明日期，然后统计出即将过期的抗生素。洗碗机汇报了碟子和刀叉的消毒情况，然后询问可否下载推荐的补丁。（椅子允许它进行工作需要的更新，明天则由它的影子来完成这些任务。） 洗碗机报告下载成功后，椅子把注意力转到了保安系统。

（Ashby, 2009：290）

上述可见，家用电器在主人休息后，纷纷活了起来，而此刻椅子就成了它们的上司。盥洗室、下水道、厨房、保安系统，纷纷整理、汇报自己的工作，或请示下一步工作。每种家用电器都分工明确，并根据主人的使用情况和收集到的材料，分析主人的身体状况。譬如，马桶汇报了物理学家前妻的黄体酮和雌激素水平，推断她的排卵期；下水道根据收集的血液、唾液和毛发，分析物理学家持续恶化的病情；冰箱统计出即将过期的抗生素；洗碗机不仅完成了消毒，而且还申请下载新的软件补丁。从这些家用电器的汇报和总结中，椅子更准确地把握物理学家的身体状况。实际上，这些非人类的人造物不仅具有生命、行动和语言能力，甚至还试图替代人类。在上文中，椅子不仅替物理学家管理其他家用电器，而且还曾经代替物理学家向其前妻表达了鼓励和慰问，对她说：“你曾经给予我这么多，亲爱的，你给我的比你知道的还要多。” （Ashby, 2009：290） 当然，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妻子，都完全没有发现这一点。

在作品中，看着病情日渐恶化的物理学家，椅子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行动计划，那就是替代主人。讽刺的是，椅子如此计划的初衷却是：服务主人。椅子回忆起物理学家的幽默和滔滔不绝的言辞，譬如 “他谈起漂亮女孩的美腿、夏日晴空的深邃、长时间辩论的乐趣时，心脏忘记了跳动，嘴巴发干” （Ashby, 2009：290)。椅子可以成功替代这样的物理学家吗？椅子要做的替代并不是从外形上替代他，而是在人类世界中替他说话，不露破绽。早在物理学家还能自由地转动眼睛和动动手指的时候，椅子就已经为此做了准备，答应物理学家要给他 “安宁、自由和群星，一个超越了时间的地方” （Ashby, 2009：290)。由于坐在其上面的乘客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椅子首先要应付的就是一大堆蜂拥而来的记者。

椅子通过 “人工合成的声音” (synthetic voice) 来替物理学家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如既往” (as always) 一词，一方面暗示椅子不是第一次替教授回答问题，而且从来就没有人看出异样；另一方面也表示它的回答是物理学家的一贯作风。譬如，它对“为什么人类离开地球是一件重要的事”这一问题的回答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采用修辞式的回答，表示他和自己的同事们会更加努力，但显然把其他人都排除在外了，得到的只有礼貌性的反应。后一部分的回答把所有人都纳入其中，表示大家需要坚定信念，团结协作，去共同发现离开地球的意义，以这种共情的方式赢得了在场所有记者的喝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椅子显然又不完全是物理学家的替身。譬如，当被问到身患疾病的教授如何让寿命超出预期的时候，椅子想到的答案有酒、女人、音乐以及伟大的理论等，而物理学家会想到他的前妻们，想到她们曾因背叛自己、离开自己而忏悔。从文中看来，椅子显然与科学家在如何对待其前妻的态度上存在分歧，而它也曾背着物理学家劝这些女性离开，劝其他女性不要靠近。最终，椅子想到这些女性，给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回答——是她们让物理学家走到了这一步，他和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从内心层面来说，椅子认为，物理学家显然没有和其他人的思想保持一致，至少没有和他的前妻以及椅子保持一致。当被问及物理学家能否在太空中也找到 “思想一致” (like minds） 的人时，椅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使用的 “empty of irony” (听不出讽刺) 这些词汇，又分明暗示出椅子的回答带有反讽，只不过这种反讽语气没有被任何人识破。椅子还特别强调：它的这种语气 “从来就没人识破” (No one ever has) （Ashby, 2009：290)。作为人造之物的椅子，不仅在行动能力、情感和道德上超过了他的主人——一个病情恶化的物理学家，而且在语言表达和智慧上也超越了以记者为代表的人类，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傅修延教授精辟地指出： “叙事作品有许多围绕物来展开故事，有不少甚至以物为题，众所周知的有《桃花扇》《药》《项链》《月亮宝石》等，这种情况下的物具有某种超越其自身的意义。” （傅修延, 2021：161） 阿什比的小说以 “椅子” 为题，实际上也颇具反讽寓意。顾名思义，椅子从其功能和位置上来说就天然 “矮人一截”，“低人一等”，但是在阿什比的笔下，椅子显然在情感上、语言上和行动能力上都远超人类。如果说物理学家代表了人类中较为智慧的群体，椅子也具有至少相同的智慧，因此不仅可以替他管理其他的家用电器，替他答记者问，甚至能够有意背离物理学家的本意，按照自己的意图来作出回答，脱离主人的控制，即使语带反讽也不会被人识破。作品由此颠覆了 “人是物的主宰” 这一传统观念，讽刺了人类中心主义。

两百多年前，诗人珀西·比希·雪莱 （Percy Bysshe Shelley） 的妻子玛丽·雪莱 (Mary Shelley) 创作了被称为史上 “第一部科幻小说” 的作品《弗兰肯斯坦》 (Frankenstein)。小说中，科学家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对生命的原理能否延伸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调查生命的起源，研究死亡，研习解剖学，最终成功破解了生命密码。他说：“在经过多少个难以置信的辛苦和疲劳的日夜后，我成功发现了生命的演化与形成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我自己就成了可以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的人。” （雪莱，2016：46-47） 弗兰肯斯坦口中的“让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 ”几乎是关于人造人故事的一个重要动因。此后，人造人及其相关的人工智能也是科幻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人造人的科幻作品更是迎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譬如近来备受关注的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 2019)②、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克拉拉与太阳》 (Klara and the Sun, 2021)③，即是如此。随着人造人时代的到来，人类该如何与人造人共处？人造人会影响到人类的主体性吗？人造人会取代人类吗？人造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工智能话题，也是《自然》杂志科幻小说所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以《自然》杂志刊发的《杰里米·欧文斯的审判》 (“The Trial of Jeremy Owens”, 2006) 和《黑夜中的陌生人》 (“Stranger in the Night”, 2005) 两部作品为例，来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2006年9月14日，彼得·罗伯茨 (Peter Roberts) 在《自然》发表了题为《杰里米·欧文斯的审判》的短篇科幻小说。作品主要讲述一桩荒唐离奇的诉讼案，原告人类杰里米·欧文斯 （Jeremy Owens） 与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在法庭上争论谁是真身，谁可以最终拥有杰里米·欧文斯的姓名使用权。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律师答应在诉讼中帮助人类杰里米·欧文斯，甚至连审理案件的法官也是人类机器人。法官走进法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侧身对着椅子，把自己连接上电源。不过人类杰里米·欧文斯对自己的诉讼满怀信心，而其信心大涨的一个主要缘由是，审理该案件的是升级版的机器人法官。他言之凿凿地声称：“谁还想要人类的大脑来判案？人脑不仅太容易受骗，而且在理性和判断力上也很差。” （Roberts, 2006：244） 那么在机器人取代人类法官来审理案件的年代，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会赢得这场 “自己就是自己” 的诉讼吗？

小说呈现了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与其复制品之间关于谁是真正的杰里米·欧文斯的精彩辩论。

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做了直接而毁灭性的回击。

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与其替身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之间的辩论不是围绕遗传学和生物学上的自己展开，而是聚焦于 “人格” (personhood) 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记忆。人类杰里米·欧文斯认为自己经历了很多电子人从未体验过的事情，他历数了童年时代与学生时代中的所有经历以及长大后的初恋、失恋和滑雪事故等。在他看来，有关这些经历的记忆和情感都是人类杰里米·欧文斯所特有的，也是他人格的一部分。显然，在他看来，“记忆” (memory)、“经验” (experiences)、“思想” (thoughts)、“信仰” (beliefs) 和 “感情” (feelings) 只有人类才有，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无法拥有这些构成人格的区别性特征。作者用 “毁灭性” (devastating) 一词来描述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针锋相对的回击。它直接指出，原告人类杰里米·欧文斯所说的记忆和经历，它全部都有，因为它作为原告的复制品，直接复制和存储了他所有的记忆和思想。原告人类杰里米·欧文斯有可能会忘记一些事，即便记住的事情也可能是 “不完整的” (incomplete) 、“错误的” (false) 和 “零碎的” (partial)，但是电子人欧文斯的记忆则是 “完整的” (complete)、“可靠的” (reliable)、“彻底的” (thorough) 和 “真实的” （true）。有鉴于此，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试图以彼之矛，攻彼之盾，雄辩道，如果记忆和经验可以被认为是身份的基础，那么无疑它才是这个人格的 “真正拥有者” (true possessor)。

在小说中，电子人步步紧逼，从被告变成了实质上的原告，主动寻求自己对 “杰里米·欧文斯” 这一人格的占有权。而原告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似乎成了被告，只能被动防守。显然，人类杰里米·欧文斯被这一突如其来的逆转形势惊呆了，未曾料到其复制品竟如此能言善辩。最终，他只能无奈地回答：“但我一直都是杰里米·欧文斯，而你不是。” （Roberts, 2006：244） 关于人类本尊和复制品之间的关系，电子人以蛇蜕皮为例来说服法庭，希望他们支持自己的诉求。在它看来，人类杰里米·欧文斯就好比蛇蜕下的旧皮，而自己就是蜕皮之后的新蛇。众所周知，被蜕下的蛇皮显然不能再被继续称作为 “蛇”。同理，有了复制品电子人之后，人类杰里米·欧文斯已经不能再被继续称为 “杰里米·欧文斯”，这样既会引起混乱，也会限制自己发挥潜能。在文本外的 “作者的读者” (authorial audience) 看来，电子人显然偷换了概念，在人与蛇之间用了不恰当的比喻。蛇在蜕皮之后，被蜕下的皮是没有生命的，新蛇不是蛇皮的复制品，但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和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之间是复制品与本尊的关系，没有人类杰里米·欧文斯就不会有其复制品，而且在有了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之后，人类本尊并没有失去生命，依旧是一个鲜活的存在。换言之，真正引起混乱的是复制品电子人杰里米，而不是人类。在文本内，叙述者电子人杰里米·欧文斯有两个受述者——人类杰里米·欧文斯和电子人法官。对于电子人的巧于辞令，人类杰里米·欧文斯目瞪口呆，百口难辩。电子人法官最终判定人类杰里米·欧文斯败诉，从此以后他 “不得再冒用杰里米·欧文斯的身份；不得再在提及本人时以任何方式使用杰里米·欧文斯的名义；不得再声称和杰里米·欧文斯存在任何进一步的关系；不得再要求杰里米·欧文斯的任何权利和待遇” （Roberts, 2006：244）。如果人类杰里米·欧文斯不能再宣称自己的杰里米·欧文斯，那么他还是原来的自己，还是人吗？这恰恰也是法庭认为比较严肃的问题，所以比这判决更令人惊恐的是，法庭甚至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原告是否具有人的身份，是否还拥有人的合法权利” （Roberts, 2006：244)。至此，人类在与电子人竞争合法身份的官司中以完败告终。罗伯茨在《杰里米·欧文斯的审判》中，通过人类与人造人之间关于主体之争的案件，警示人们在人造人来临的时刻，及时反思科学和人工智能限度。抑或说，人类真的准备好去迎接人造人的挑战了吗？

如果说《杰里米·欧文斯的审判》是一则人类被人造人取代的故事，那么《黑夜中的陌生人》则重点讲述了人类如何希望机器取代自己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并遭到拒绝的故事。小说主要围绕航天工程师与其设计的航空探测器霍金之间的对话展开。经过多年的准备，霍金即将代表人类，乘坐火箭去往恒星半人马座阿尔法星进行实地考察，与那里可能存在的地外文明进行交流。让霍金感到不安和费解的是，迈克声称这将是 “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旅行” (the greatest adventure ever)，那为什么只有它一人去呢？迈克关于太空船容不下两个人的解释颇为牵强，不能让霍金信服。让霍金更加不能接受的是，迈克在对它完成最后一次检测后，暂时性地关闭了它的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s），直到抵达目的地的五年前才会重启。让迈克吃惊的是，霍金认为一旦自己的认知功能被关闭，它就会觉得孤单，而孤单也是其害怕和不愿意接受的一部分。虽然在与迈克的交谈中，霍金先是表示自己从未感到孤单，继而又说自己缺乏冒险精神，最后直接说 “也许我不想去” （Maybe I don’t want to go）(Nogueira, 2005：1936)，但终究未能改变自己要替人类乘载火箭、独自飞往太空的宿命。

就其机器人身份而言，霍金面对人类发出的命令，能否选择拒绝呢？这一问题涉及机器人与人类相处的法则。美国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2014：201） 在短篇小说《转圈圈》中，提出了经典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第一，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伤害；第二，除非违背第一法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第三，在不违背第一及第二法则的情况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霍金显然没有违背第一法则，因为它没有伤害人类，但是它如果服从人类的命令独自去太空，就意味着会伤害自己，因为它将备受孤独和恐惧的煎熬，而且可能永远无法回来。霍金最终选择与太空飞船同归于尽，拒绝做人类的替代者。小说结尾处写道：

除了霍金莫名地醒着之外，飞船上一切正常。太孤单了。这并不是它想要的。它能感知飞船上所有部件似乎都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它玩弄各种仪器，天线，机器人的手臂。它想终止这一切。他想终止这一切。然后，发出了最后一条指令，他最终停止存在了。反物质磁性约束立即失效，天空中出现一声剧烈的爆响。地球上的科学家百思不解。失败的缘由完全无从知晓。更令人困惑的是，所有的遥感装置在爆炸前两分钟全部失效。再也没有孤单，再也不会有恐惧。再也没有了。

(Nogueira, 2005：1936)

值得注意的是，在 “想终止这一切” （wanted to end it all） 的主语上，上文分别使用了两个不同的人称代词 “它” (it) 和 “他” (he)。从上下文语境来看，前一个 “它” 显然指的是霍金，后一个 “他” 则指向迈克。霍金要终止这一切，是因为迈克想要终止这一切。随着迈克发出的最后一条指令，他已经不存在了。那么既然迈克不存在了，霍克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最终，霍金选择与飞船同归于尽，由此终结了人类要登陆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的阿西莫夫项目计划。与科学家对飞船的突然爆炸感到困惑不解的情形相反，霍金所确定的是，飞船爆炸之后，它将再也不会感到孤单和恐惧。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最终促使霍金违背了机器人学的第二法则和第三法则，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拒绝服从人类的命令。

作为一份全球领先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为何要推出科幻小说？1999年11月4日，《自然》杂志在开辟 “未来” 专栏之际，这样解释其中的缘由：“一系列前瞻性的论文，其对现实的依赖与其对想象的依赖，至少是一样的。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类，除了具有娱乐性之外，还有其他目的。它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为作家表达对当下的关注提供一种媒介。此外，这些职业作家或许比科学家更有能力去理解和表达技术变化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不仅包括机械方面，还包括其他方面的所有方式。”④ 首先，就非人类叙事而言，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互为主体性，人类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对非人类他者的认知。《自然》杂志的科幻文学作品大多以硬科幻为主，其独特性突出体现在以科技连接人类与非人类，破解人类的诸多未解之谜。就如凯瑟琳·克莱默 （Kathryn Cramer）所说：“硬科幻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与科学的独特关系。” （Cramer，2003：190）

其次，《自然》杂志以科幻文学的方式，致力于探测想象、科技、人类/非人类活动的边界。在穆蕴秋、江晓原（2021：267）看来， “很多情形下，科幻可以被看成科学活动的一种组成方式”。用他们的话来说：“科幻作为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体现在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成果身上——由科学家撰写的科幻小说。把科学家写作的这些科幻小说当成是科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单单因为它们是科学家的一种行为结果，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这些科幻小说包含的主题和作者探讨过的科学问题是有关的，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些科幻小说是它们的作者进行相关科学探讨活动的一种延伸方式。” （穆蕴秋、江晓原，2021：273）

此外，《自然》杂志以科幻小说的方式搭建了两种文化的桥梁，有效地回应了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 “斯诺” 命题。1959年，查尔斯·珀西·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 (1994：4） 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全然不同，甚至在感情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 斯诺（1994：58）认为：“科学家和文学家这两个集团之间很少交往。非但没有相互同情，还颇有一些敌意。” 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弥合文化中的鸿沟不仅从最现实的方面看是必要的，从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样。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任何社会都不能明智地考虑问题” （斯诺，1994：46）。斯诺 （1994：95） 发出的警告是：“两种文化不能或不去进行交流，那是十分危险的。” 陆建德 （1996：66） 也曾说：“科学与文化物质的母体须臾不能分离，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科学，甚至还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科学思想的发展方向。” 由此说来，我们又回到了希拉·施瓦茨 (Sheila Schwartz) 关于科幻小说功用的观点，即科幻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连接两种文化。《自然》杂志通过 “未来” 专栏，以持续刊发科幻小说的形式，为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做出了回应和注解。

本文循着 “由非人类实体参与的事件被组织进一个文本中” 的非人类叙事之定义，分析作品所建构的自然世界、地外世界、人造物世界和人造人世界。在科技命题的外衣下，《自然》杂志的科幻作品所描绘的不仅是一幅幅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未来图景，同时也描述了人类何以借助科技走进非人类的世界，探究未知的秘密。借此，这些作品在凸显文学想象与科技命题之间内在关联的同时，加深了我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理解，进而使得人类具有更好地介入生物圈和建构更大有机体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