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等：近代汉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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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涌泉，浙江大学文学院

韩小荆，武汉大学文学院

梁春胜，河北大学文学院

景盛轩，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原载《历史语言学研究》2022年第2辑）

提  要  近代汉字研究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在研究理论、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突破。在充分总结近代汉字研究现状、客观评价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近代汉字理论建设，加强对各类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加强古今汉字的流变研究，加强近代汉字研究人才的培养。

关键词  近代汉字  研究综述  研究展望

近代汉字，也称“隶楷汉字”，是以隶楷阶段的汉字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的学科。“近代汉字”这一名称的使用，见于费锦昌《汉字研究中的两个术语》（1989）一文，我们这里采用这一术语。

汉字史可以大致分为古汉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三个阶段。古汉字习惯上称为古文字，指小篆以前的汉字，包括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和秦系文字。近代汉字指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五四”以来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则称为现代汉字。可见近代汉字是指现代汉字之前的隶楷阶段的汉字，这就是近代汉字的范围。

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秦至西汉早期的隶书，处于古汉字和近代汉字的过渡阶段，目前主要由古汉字学者进行研究，所以往往被划到古汉字的范围。实际上这部分文字资料对于探讨近代汉字的来源至关重要，近代汉字研究者不能忽视。二是近代汉字以隶楷为主，但这一时期的草书和行书对于隶楷文字有较大的影响，理应纳入近代汉字研究的范围。三是汉代以后的传抄古文，一般作为古汉字研究的辅助材料，但其中一些字形以隶楷形式出现，对于隶楷文字也有一定的影响，也可以纳入近代汉字的范围。

根据文字资料载体的不同，近代汉字的研究资料主要可分为简帛、石刻、写本、刻本四类。

简帛文字资料时代较早，一般是秦汉魏晋时期的，主要有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北大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简帛、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张家山汉简、定县汉简、尹湾汉简、三国吴简、楼兰汉晋简等。

石刻文字资料从秦汉直至民国时期历代都有，大致可分为碑碣、石阙、摩崖、墓志、造像记、画像题字、塔铭、经幢、地券、镇墓文、石经等。

写本文字资料也是从汉代以来历代都有，且时代越近发现得越多，大宗的写本资料主要有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域外汉籍写本、宋元以来契约文书、宋元以来小说戏曲写本、明清档案等。

刻本文字资料指宋代以来雕版印刷的古书，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按时代可分为宋刻、辽刻、金刻、元刻、明刻、清刻等，按刻书地域可分为蜀刻、闽刻、浙刻等，按刻印者可分为官刻、家刻、坊刻等，按印刷方法可分为初印本、后印本、朱印本、蓝印本、朱墨本、套印本等。

简帛、碑刻、写本三类文字材料一般由当时人写定后，未经后人改动，所以最真切地反映了书写时代的文字面貌，对于近代汉字研究而言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而刻本文字资料虽然数量最为庞大，情况却比较复杂：写本时代的文献在进入刻本时代后，其字形和用字往往随着刊刻时代的先后在不断地规范化和当代化，时代较早的宋刻本还较多地保留了写本时代的文字特征，时代较晚的刻本则往往离手写文字面貌越来越远。所以要研究刻本时代之前的文字，刻本文字一般只能作为辅助资料使用，并且使用时要考虑到刻本文字资料的复杂性。当然，宋代以后产生的与著作年代同时代的刻本，如宋词的宋刻本、元曲的元刻本、明传奇的明刻本、清代小说的清刻本等，也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代文字的第一手资料使用。

朱德熙先生（1988：15-16）说：“汉字有悠久的历史，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要。但是过去太着重于古文字的研究，总认为后代文字变化不大，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从宏观上讲，可以这样说，……但仔细一看，变化还是不小。就说从汉朝到现在，许多字都经历了很复杂的演变过程，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古文字的研究不是不重要，但近代文字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与我们关系更密切，就像古代史跟我们的关系不如近代史密切一样。所以我们应花足够的力量去研究近代文字的历史。现在的常用字里有许多字的历史我们不清楚，譬如说‘抛弃’的‘抛’，40年代唐兰先生曾写文章专门考证这个字的来历。这种字过去人不研究是不对的。我们应提倡近代文字的研究，俗字的研究。现在我们对古文字知道的比较多，近代文字反而知道得比较少，有点厚古薄今，这是不对的。”

正如朱先生所言，近代汉字上承古汉字，下启现代汉字，在汉字史上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

1.有助于构建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只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才能勾勒出古今汉字发展演变的完整脉络，建立起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

当前，学界通常把古文字理解为小篆以前的古代文字，从纯粹的文字学研究角度来看，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古文字的概念产生于汉代，“古”与“今”相对，今文字指的是隶书，古文字自然不包括以隶楷为主体的近代汉字。但如果以今人眼光看，我们把现行汉字称为当今文字，就可以把清代以前的文字一并称为古代文字。只有加强包括近代汉字在内的广义“古代文字”的全面研究，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有助于建立每个汉字演变的谱系。传世的汉字大多数是近代汉字阶段产生的，这些汉字是怎么来的？后来又是怎么演变的？比如茶叶的“茶”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花”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赔”字是从哪变来的？“娘”“孃”是什麽时候混用的？“國”字古今有哪些异体？等等，我们有必要对每个汉字的产生、孳乳、演变的过程进行精细的描写，探索它们的前世今生，勾勒出每一个汉字渊源演化的谱系。这是一项“摸家底”的工作，对汉字文明的传承与弘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有助于大型字典的修订与完善。宋代以来的大型字典收字宏富，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材料。但这些字典也存在贪多求大、重收字而轻考辨的问题，所以其中收入了大量形音义有问题的疑难字，给现代的大型字典编纂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加强近代汉字中疑难字的考释和字形演变研究，则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促进大型字典编纂质量的提高。

4.有助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古书历经传抄和刊刻，其文本文字也在不断被当代化，字形的变迁、用字习惯的改变、有意的篡改和无意的讹误等，都会造成古书面貌逐步被改变。要想尽力恢复这些古书不同历史层次的本来面貌，就必须具备一定的近代汉字学知识。至于出土文献和写本资料，在字形和用字等方面都和现代汉字有很大差异，要整理和研究这些材料更离不开近代汉字学知识。利用近代汉字研究的成果，不仅可以发现并解决古书文字方面的问题，而且可以为文本的断代和辨伪提供重要参考。①

5.有助于对汉字简化的正确认识。简化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简化字古已有之，今天的简化字大多数在历史上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对近代汉字研究不够，当前社会上对简化字存在很多错误的认识。通过对近代汉字资料的充分发掘和系统研究，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描绘出每一个简化字发展演变的历史，从而为今天的汉字简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近代汉字在总体简化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繁化现象，这对于在汉字简化中一味求简的做法也是一种警示。

6.有助于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汉字异体众多，不仅在历史用字方面如此，而且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社会用字以及汉字文化圈用字方面同样如此。文字的不统一，不仅给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流带来了不便，而且也不利于信息时代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的传播。目前的汉字异形现象，大都是近代汉字阶段的产物。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把每一个异体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可以科学地选择和淘汰字形，从而为汉字的规范和统一提供重要参考。

此外，近代汉字的研究，对于语言、历史、考古、书法等相关学科也有一定的借鉴和促进作用。事实上，正如每个古文字一样，每一个近代汉字的产生，都有自己的“身世”和传说，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反映，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真实记载，值得我们珍惜和认真研究。

传统的汉字学研究以《说文》为中心。宋代金石学兴起以后，古汉字学日益发展壮大，民国以来更成为汉字学领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部门。近代汉字的研究则一直以来就很薄弱，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情况才渐有改观。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敦煌文献整理的需要，敦煌俗字开始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进而带动了各种俗文字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近代汉字研究开始兴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对“近代汉字”名称的确定和近代汉字时段的划分逐步明确。虽然唐兰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提出用“近代文字”指称隶书以后的汉字，但这一名称具有歧义，且其对汉字史的三分法也不够明晰和准确。后来又有“今文字”“现代汉字”“隶楷文字”等称呼，但都没有通行开来。费锦昌《汉字研究中的两个术语》（1989）一文，首次提出把汉字史分成三个阶段：秦代小篆和小篆以前的汉字为古代汉字，秦汉隶楷直到“五四”以前的汉字为近代汉字，“五四”以后的汉字为现代汉字。此文定名准确，分期明晰，从而奠定了科学划分汉字史的基础，其意见逐步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其后许长安（1990）、张鸿魁（1994）、张涌泉（2003）、刘金荣（2005）等都对近代汉字的概念、分期、上下限、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等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其次，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学界认可。1949年，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强调近代文字的研究，他说：“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所厘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西陲所出木简残牍，敦煌石室所出古写本经籍文书，也都是极重要的材料。”1959年，蒋礼鸿发表《中国俗文字学研究导言》，该文以敦煌写本俗字为基本材料，对俗字与正字的关系、俗字研究的现状和俗字研究的意义、以及俗字研究的步骤和方法等都作了独到的分析和阐述。这是汉语俗字研究方面的一篇具有导夫先路意义的重要论文。可惜限于当时的整个学术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积极开展起来。

继唐兰和蒋礼鸿之后，著名学者朱德熙、裘锡圭等都曾呼吁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但近代汉字研究真正受到重视，还是在俗字研究兴起之后。张涌泉的《汉语俗字研究》（1995），对近代汉字的核心——俗字的方方面面作了系统阐述，被誉为不仅是俗字学，同时也是近代汉字学的奠基之作。此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俗字研究的进步，此后二十几年间，几乎每一种重要的俗字材料都开始有学者加以整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张涌泉（2003）又提出，近代汉字研究与古汉字研究一起，构成汉语文字学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从而真正明确了近代汉字研究在汉字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近代汉字的理论探讨日渐展开，理论体系初现雏形。李荣的《文字问题》（1987）以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等五种晚明刻本小说用字为研究对象，不仅对很多俗字的源流演变作了深入的分析，而且对与俗字有关的字形分化、简化、繁化、类化、改换偏旁、增减笔画、同音替代和音近替代等问题作了独到的阐述，对近代汉字的理论研究有开拓之功。

在近代汉字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张涌泉（1995）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俗字研究的诸问题，奠定了近代汉字学的理论基础。杨宝忠的一系列论文，对疑难字的考释方法有了更加多元的探讨，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汉字的研究方法。曾良（2006）侧重总结了俗字书写和演变的通例，并利用这些通例来释读文字，为近代汉字字形演变研究做出了积极探索。梁春胜（2012）从字形角度对楷书部件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试图把楷书部件放到整个汉字形体源流演变的大背景中去，力求对楷书部件的源流演变作出更加精确的描述，同时对楷书部件的演变途径和演变规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总结楷书部件演变的通例，并应用于疑难俗字的考释工作，其研究成效卓著。

李运富（1997）、王贵元（1999）、陈淑梅（2005）、刘延玲（2004）、齐元涛（2007）、王立军（2003）、易敏（2005）等，运用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首次对近代汉字的构件和构形系统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描写，探索了汉字演变的过程和规律，为建立科学的汉字构形史提供了依据。李运富提出汉字的本体研究包括形体、结构、职用三个平面，其中形体、结构层面的研究较多，而职用层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因而倡导建立“汉字职用学”，加强对汉字职用方面的研究。受其影响，字词关系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先后于2019年10月在浙江大学召开了首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2021年10月在中山大学召开了第二届汉语字词关系学术研讨会。

最先受到重视的是敦煌写本上的异体俗字，进而扩展到字书、佛典、石刻、契约、医书、明清小说、域外汉籍、方言字等方面。下面按照研究资料载体的不同，分写本、刻本、石刻以及字书疑难字研究四大类评述。字书主要是刻本文献，也有少量写本字书，近年来针对字书疑难字的考释成果极其丰富，故而这一部分独立出来专门介绍。其实很多成果所使用的研究资料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种载体，而是在偏重于某一种的基础上，综合使用多种载体的资料，本文只为论述的方便，才采取了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

此外还有简帛文字，虽然这部分文字资料对于探讨近代汉字的来源至关重要，近代汉字研究者不能忽视，但是目前这批资料主要由古汉字学者进行研究，往往被划到古汉字研究的范围，有鉴于此，本文对其研究现状不再评述。

1.写本文献文字研究

首先来看有关敦煌文献的文字研究。如前所说，敦煌写卷中有大量异体俗字，给敦煌文献的整理带来很大的困难，从而也推动了俗字研究的开展。1978年，台湾学者潘重规偕弟子王三庆、曾荣汾、郑阿财等十余人编辑出版了《敦煌俗字谱》，该谱取材于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敦煌卷子和日本神田喜一郎编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包括敦煌写卷178种。该书收录了大量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俗字异体，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写本的整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取材过于狭窄，难以代表敦煌文献俗字的全貌；加上缺乏简择，印刷不清，影响了实际使用效果。稍后金荣华为此书编制了《敦煌俗字索引》(1980)，查检较原书便捷。至2005年，黄征的《敦煌俗字典》出版，这是第一部采用字形剪切技术编制的敦煌俗文字编，为近代汉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字形资料。2019年，该书第二版出版，采集的写卷有不少增加。

八十年代后期，郭在贻和他的学生张涌泉合作，以敦煌俗字研究为中心，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张涌泉先后推出《汉语俗字研究》(1995)、《敦煌俗字研究》(1996)两部专著。《敦煌俗字研究》的下编《敦煌俗字汇考》把见于敦煌辞书中的俗字和敦煌写本中可以用作偏旁的俗体汇为一编，“每个俗字下酌加考证，其中包括书证、例证、按语等项。按语中既有字形的辨析，又有其他传世古籍的旁证，上串下联，力图勾勒出每个俗字异体的来龙去脉”（张涌泉2015：222），对古籍整理尤其是敦煌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2008年，张涌泉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出版，把含括韵书、训诂、字书、群书音义、佛经音义在内的敦煌经部写卷全部类聚在一起，整理过程中非常注意文字辨识，故而在近代汉字研究方面很有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敦煌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如朱凤玉（1997）、曾良（2001，2010）、蔡忠霖（2002）、叶贵良（2007，2009）、张小艳（2007，2013）、赵红（2012）、于淑健（2012，2017）、高天霞（2018）、陆忠发和李艳（2019）、赵家栋（2020）等，这些著作质量上乘，在敦煌俗字研究的方方面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外还有很多与敦煌俗字研究相关的论文（见参考文献），在敦煌俗字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文中涉及大量典型字例的考证分析，对近代汉字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方面，以王启涛、张显成的成绩较为突出。王启涛（2012，2013）对吐鲁番文书中的大量异体俗字作了辨析，尤其注意秦汉简牍、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用字的比较分析，有不少新见。张显成（2020）对吐鲁番文书文字字形进行了系统梳理，字头以《说文》为序，每一个字头下有字频、字形、辞例和出处，字形收集较为全面。赵红（2019）采用字形剪切技术采集吐鲁番出土文献字形，不易失真，但所收并非都是“俗字”。此外张涌泉（2020a，2020b）也以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文字资料为主对个别典型字例进行了考辨，研究方法值得参考。

写本文献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契约文书，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辑录整理契约文书的专著，针对契约文书中的文字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对文书俗字研究价值的探讨；对文书俗字类型的总结；对文书中特殊俗字俗语词的个案考释，这个方面成果最多。这些研究为识读、校理和研究契约文书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整体而言，契约文书文字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不断被发现被整理出版，后续成果会不断增加，研究深度也应该继续推进，比如某地文书俗字的整体特色，与其方言的关联度，个别方言俗字的产生原因，流行范围等，都值得深入探讨。

明清档案虽为官方文书，但大多为纸本手写，文字分歧的情况也很严重，近年来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研究侧重点也以个别特殊俗字的个案考证居多。此外，与写本文献文字研究相关的还有龙宇纯（1968）、徐前师（2008）、肖瑜（2011）、蔡永贵（2016）等著作。

2.刻本文献文字研究

宋代以后，随着版刻书籍的盛行和流传，以正楷为主的印刷体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字体逐渐趋于一尊。人们的书写有了可遵循的范本，从而大大减少了俗字产生的机会和存在的市场。但历代新出的各类民间通俗作品中，异体俗字数量可观。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刘复、李家瑞（1930）就曾编纂过《宋元以来俗字谱》。后来对这类资料中的异体俗字进行研究的主要有张鸿魁（1999）、周志锋（2006）、曾良（2009；2017；2018）等。这些研究探讨了刻本俗字的研究意义、类型和特点，对个别疑难俗字进行了考释，对俗字的产生和演变规律以及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的研究很有指导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君敬（2020），此书虽不以“明清小说”字样冠名，但利用的材料多为明清小说材料；虽然只考释了20多个近代汉字，但切入视角富有启示。

传世刻本中的佛教文献对于近代汉字研究来说举足轻重，近年来，研究佛经及佛经音义中的文字问题的论著层出不穷，代表性成果有徐时仪（1997；2005；2009；2012）、姚永铭（2003）、郑贤章（2007；2010）、韩小荆（2009）、谭翠（2013；2021）、梁晓虹等（2014；2015）、王华权（2014）、耿铭（2016）、吴继刚（2021）等。其中韩小荆的书采用截图方式编制了《可洪音义》文字表，对近代汉字研究尤其有用。韩国李圭甲主编《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2000）收录高丽藏异体俗字较为丰富，然此书字形系排印，难免失真。

古书刻本大多源自写本，由于所据底本不一，不同刻本间异文的存在自然不可避免，其中大多数异文的产生与字形演变有关。郭在贻（1982，1983）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真大成（2020）则对中古刻本文献异文的成因、来源、类型和性质进行了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所举例子大多为作者本人探索所得，颇具创见。

如前所说，古书刻本可按时代、地域、印刷方法等分成不同类别，研究这些不同版别古书的用字问题，自亦应在近代汉字的研究范围。但见闻所及，只有前面已经提到的王立军（2003），其他成果少得可怜，研究需要大大加强。

3.石刻文献文字研究

石刻文字方面，出版了一批石刻录文汇编之作，如赵超（1992）、毛汉光（1983-1995）、周绍良等（1992，2001）、吴钢（1994-2007）、王其祎等（2007）、毛远明（2008）、周阿根（2012）、王连龙（2013，2017）、罗新等（2016）、朱明歧等（2019）、何新所（2019，2020）、张铭心（2020）、周峰（2021）等，收集材料很丰富，但释文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文字编有秦公（1985）、马向欣（1995）、吴钢（2004）、臧克和（2011）、毛远明（2014）等，收录石刻异体俗字甚多，但误释、漏收等问题也不少。

研究石刻异体俗字的专著，主要有曾良（2007）、陆明君（2009）、毛远明（2012）、何山（2016）、董宪臣（2018）、王立军（2020）、梁春胜（2021）等，此外还有大量论文。这些成果在碑刻疑难字的考释或字形资料的汇集方面，多有建树。尤其是梁春胜（2021）还通过文字研究对若干碑刻的真伪作了辨正，研究思路富有启示。

4.字韵书及疑难字研究

作为文化学习辅助工具的字韵书编纂古今都非常发达，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古今汉字的桥梁，之后吕忱《字林》、顾野王《玉篇》是当时隶楷汉字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乃至整个汉字文化圈都影响深远。到了唐代，字韵书编纂进一步繁荣，现存于世的有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字样书和各种版本的《切韵》系韵书。宋代有《宋本玉篇》《广韵》《集韵》《类篇》，辽代有《龙龛手镜》，金代有《四声篇海》，元代有《古今韵会举要》，明代有《洪武正韵》《字汇》《正字通》，清代有《康熙字典》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代字韵书的收字越来越多，但问题也陈陈相因，很多字头或形或音或义存在问题。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出版了两部大型字典——《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二书在承袭古代字书的基础上，又从古今文献中搜辑出大量字形，对汉字形音义做了系统的整理，前者代表了当今汉语大型字典的最高水平，后者则是迄今为止收字最多的汉语字典。尽管如此，二书还是承袭了前代字韵书中的很多错误，并且还增加了新的错误。

于是，对上述大型字韵书中各类文字问题的研究考辨，成为新时期近代汉字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其中胡吉宣、张涌泉、杨宝忠、郑贤章、李国英、邓福禄等成绩最为显著。胡吉宣（1989）在《玉篇》文字校订、字义梳理和疑难字考释等方面均有大量收获，代表了目前《玉篇》研究的最高水平。张涌泉（2000）首次系统运用俗文字理论对大型字书疑难字加以清理和考释，创获极多，是字书疑难俗字考释的开创之作。杨宝忠（2005，2011，2018）注重对字书贮存领域疑难字的清理与考释，首倡从字书源流关系考释疑难字，也创获极丰，是继《汉语俗字丛考》之后的又一典范。郑贤章（2004）利用佛教文献研究这部佛教字典，例证确凿，多为定论。李国英的一系列论文，对疑难字考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推进。受郑贤章的启发，邓福禄等（2007）也更加有意识地广泛利用佛教文献研究《汉语大字典》和《中华字海》中的文字问题，收获亦丰。

此外，陈飞龙（1974）、葛信益（1993）、蒋礼鸿（1996）、周志锋（1998）、孔仲温（2000）、吕浩（2007）、余迺永（2008）、柳建钰（2011）、赵振铎（2012）、张磊（2012）、张青松（2016）、熊加全（2019，2020）等著作，在近代汉字研究方面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张文冠（2014）和李军（2018）在研究《汉语大字典》中的同形字方面很有建树，并为《大字典》补收了一大批同形字，大部分字头都与近代汉字相关。

5.其他

不管是简帛的还是写本、刻本的古代医学文献，在近代汉字研究方面都有特殊的价值，这已被很多专家学者发现。研究医书中俗字现象的有马继兴等（1998）、冯利华等（2006）、沈澍农（2007）、李书田（2008）、陈增岳（2008）、彭馨（2008）、范登脉（2009）、孙孝忠等（2009）、段晓华等（2013）、方成慧等（2014）、杨艳辉等（2014）、李烨等（2016）、刘敬林（2017）、王兴伊（2021）、张献方等（2021）、周艳红等（2021）。这些成果揭示了古代医学文献所特有的文字现象、某些汉字特殊的文字职能，以及近代汉字知识在校勘医籍方面的重要作用，并考释了一大批医籍中出现的疑难杂字，极大丰富了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

还有对方言俗字的关注。各类文字材料中都难免出现方俗字，传统研究主要侧重于方言本字的考求和现代方言字的释读，如章炳麟（1907）、陈伯辉（1998）、翁寿元（2015）等。新式研究如陈源源（2017）则在详尽考释了21组方言字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方言字的特点和类型，指出了方言字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方言字的认知理据，分析了方言字研究的难点，对汉语史、汉语文字学、历史方言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除了上述专著外，研究方俗字的论文还有董绍克（2005）、周志锋（2011）、陈源源等（2012，2020）、王建设（2015）、陈日芳（2017）、林伦伦（2020）、董思聪等（2021），这些成果不管是在研究理论方面还是个案考证方面都对方俗字研究有积极推进。

汉字在历史上很早就已传入邻国，因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主体，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和新加坡在内的汉字圈。近年来，关注汉字文化圈近代汉字历史状貌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他们在汉字圈汉字的受容状况、研究价值、文字特点以及个案考证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主要成果有方国平（1992）、郑阿财（1993，2002）、裘锡圭（1994）、张涌泉（2003）、河永三（2005）、费锦昌等（2005）、聂鸿英等（2008）、何红一等（2012）、吕浩（2013）、韦凡州（2018）、何华珍等（2019）、刘正印等（2021）。其中何华珍（2004）在日本汉字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对日本汉字、汉字词作了溯源与考释，匡正了中日辞书和相关著述中的一些谬误。他的“中日汉字比较研究系列论文”（2001，2003，2005，2006），从中日文化背景的异同出发，讨论了日本国字、简体字、俗字之源流，探究了中日近现代汉字之传承与变异。之后研究视域扩大到整个汉字文化圈，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其中何华珍（2018）综合比较汉字圈俗字发展的共性和个性，揭示通用俗字与国别俗字的关联和类隔，从东亚汉字圈的广阔视域探求俗字域外传播规律，尝试创建域外俗字学理论体系。

近代汉字学会是中国文字学会下属的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一个）二级学会，2018年11月成立，其宗旨是推动近代汉字研究的发展，加强近代汉字学界的交流，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促进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推动语言文字的统一而贡献力量。其成立顺应了近年来近代汉字研究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近代汉字学界积极争取的结果。近代汉字研究会的成立，对于整合学术资源，加强学术界的分工与合作，促进近代汉字研究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16年8月，全国首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顺利召开，大会决定以集刊的形式创办本学会的会刊，于是2018年6月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近代汉字研究（第1辑）》，收录专业论文20篇。2018年11月，第二届近代汉字学会于浙江财经大学召开，2020年9月出版《近代汉字研究（第2辑）》，收录专业论文24篇。2020年11月第三届近代汉字学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收到近百篇论文，即将结集出版。

从2016年举办近代汉字研究第一届学术年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价值，近代汉字研究的队伍持续壮大、发展良好，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的不断加入，极大促进了近代汉字研究的发展。

纵观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近代汉字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日益扩大，涉及简帛、写本、刻本和石刻等各类资料。二是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其中有关敦煌俗字和大型字书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此外，碑刻文字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三是研究不断深化，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论探讨和现实价值，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ａ.从历时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汉字，把每个汉字放到汉字史的框架中进行研究；ｂ.注意了近代汉字的系统性，从文字体系的角度分阶段来考察汉字的构造和演变；ｃ.注意进行比较研究，从汉字圈的大视野来考察汉字。ｄ.加强了和现代汉字的联系研究，特别注重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

但是，近几十年的近代汉字研究也存在着力不均衡的现象，主要体现为较多关注疑难字的考辨，而对常用汉字关心不够，缺少系统性的观照和理论建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近代汉字的字体、构形、职用，探讨近代汉字与古文字、与现代汉字的关系，总结近代汉字字形演变的规律，归纳近代汉字研究的方法，进而编著一部具有条理性、系统性、科学性的近代汉字概论性著作，并创建一门真正的近代汉字学，使近代汉字研究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以指导今后的研究工作。所以，今后近代汉字研究需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

近代汉字的理论建设，主要包括字源、字形、结构和用字等方面的研究。

字源方面，汉字字量增加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形体的孳乳分化，从而形成了一组组内部关系复杂的汉字字族谱系。字源学的研究，就是要研究每一个汉字的形体来源，以及汉字字族谱系形成、发展与演变的规律。汉字的源流分化是贯穿古今的，所以字源的研究，不仅限于古汉字领域，在近代汉字领域也同样需要。近代汉字中有大量的字头来源不清楚，这是字源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字形方面，近代汉字异体俗字的字形，往往经历了剧烈的演变，主要有讹变、讹混、糅合、简化、繁化、类化、草书楷化、变形音化、变形义化、改换偏旁、偏旁易位、全体创造等多种情况。近代汉字字形的研究，需要在大量搜集各时期、各种文字材料的基础上，排比字形演变的序列，总结字形发展演变的途径和规律，并且反过来利用这些规律分析疑难字的构形，为疑难字的考释提供理论支持。字形研究是目前近代汉字研究的重点，但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单个或某一类字形，缺乏综合和系统的研究，这也影响了字形理论方面的总结和提高。

结构方面，近代汉字的结构研究包括两个层面：共时的结构类型的分析，历时的构形方式的研究。结构类型是在共时层面上进行静态分析而归纳总结出来的汉字结构类别，包括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四类。构形方式则是从汉字的发生和创造机制角度总结出来的关于汉字构造的各种方式，揭示的是随着汉字体系的发展，不同结构类型的汉字分布情况的消长变化。目前近代汉字结构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无论是对共时的结构类型的分析，还是对历时的构形方式的研究，都因材料占有不充分而有明显的不足。今后需要在尽可能占有不同时期、不同类型文字资料，并加以正确释读的基础上，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字方面，近代汉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宗教、不同阶层等不同层面，用字也往往有一定的差异，所以用字研究也应是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内容。用字研究包括对用字习惯的研究、字词对应关系的研究、文字规范化的研究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较多，今后需要重点加强。

汉字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但目前的近代汉字研究，存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从事近代汉字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在文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实践不够，掌握的字形材料有限，文字考释的水平有待提高，在此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探讨，也就必然缺乏深度。从事文字整理与考释的学者，则往往忽视文字学理论修养的提高，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在具体问题的考证当中而不能自拔，因而研究成果也就是琐碎而不成系统的。今后必须解决好这种理论与实践两层皮的现象，从事文字整理与考释的研究者要加强文字学理论修养，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也要加强具体字例的整理与考释实践，以理论指导实践，同时从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理论。只有这样，近代汉字研究才能不断进步。

目前，敦煌文献用字研究和字书文字研究已经取得较大成绩，但是其他文字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还不够充分。今后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展开：

首先是要加强文字编的编纂。编写文字编是汉字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同古汉字研究相比，近代汉字文字编少得可怜，严重制约了研究的发展。今后这方面的工作十分繁重，可以考虑从比较重要的文字资料开始，每一种文字资料都编写出尽可能详备的字表，这样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后，就可以将这些材料整合成专题和断代的文字编，并最终整合为一部比较完备的近代汉字文字编。

其次是继续加强疑难字的考释。目前的疑难字考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然有大量的疑难字待考，今后的考释任务同样繁重。要全面总结已有考释成果和考释方法，从中抽绎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今后的疑难字考释工作提供指导。以前的疑难字考释常受制于材料，在举证方面困难较多，所以很多疑难字的考释结论因为缺乏文献用例的佐证而难成定论。今后要在各类文献文字资料的整理和搜集方面狠下功夫，唯有如此，疑难字考释的举证工作才能逐步改善。

古今汉字是一脉相承的，近代汉字的一些字形和用字特征，在古汉字和早期隶书当中就已经出现。所以汉字研究也理应贯通古今，源流并重。但在目前的汉字研究中，古汉字研究与近代汉字研究之间常常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古汉字研究有着深厚的学术积累，涌现出很多一流学者，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近代汉字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薄弱，虽在近年有显著进步，但就整体成绩而言，仍然远远落后于古汉字研究。目前的近代汉字研究主要研究汉隶以下的文字，而对于古汉字和早期隶书关注不够，所以近代汉字研究者往往很难及时、充分地吸收古汉字学界的研究成果，而古汉字学者也往往忽视近代汉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但要想建立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构建完整的汉字史，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古今汉字的源流演变研究，应是今后一个时期汉字学研究需要重点加强的一个领域。这就要求古汉字学界与近代汉字学界通力合作，加强沟通与交流，这对于双方面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近代汉字学者尤其要开阔视野，培养历史的观念，从汉字史的角度来研究汉字，力求做到每一个字形的梳理和疑难字的考释，都能放到汉字史的大背景下来展开。经过这样的长期的积累，有朝一日，编写科学完整的汉字史就会成为可能。

我们现在习惯把古文字研究看作冷门绝学，其实从文字学研究的人数和成果而言，头重脚轻，真正“冷”的是对于近代汉字包括现代汉字的研究。我们不妨用广义角度来看待古文字，把它理解为清代以前的古代文字，这样不但有利于构建完整的文字学学科体系，也有利于为强基班学生打牢基础，培养根柢厚实、上下贯通的文字学研究全才。目前，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正在组织全国的专家编写《近代汉字学》本科生教材，希望这项工作能对近代汉字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有所推进。我们只有将数量特别巨大的近代汉字研究透了，才能勾勒出汉字由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原来的独轮车才能变成双轮车，汉语文字学研究的两翼才能趋于协调。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一套完整的汉语文字学体系，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总之，近代汉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汉字研究的格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近代汉字学将和古汉字学、现代汉字学一起，共同构建起汉字学的完整大厦。

（本文据作者原稿推送，引用请据正式出版物）

注释

* 本文的主要参考论文有：费锦昌《汉字研究中的两个术语》，《语文建设》1989年第5期；景盛轩《二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综述》，《汉语史学报》第十三辑（2013年）；梁春胜《“近代汉字学”刍议》，《近代汉字研究》第一辑（2018年）；杨宝忠《疑难字考释的现实意义》，《中文自学指导》2008年第2期；张涌泉《大力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张涌泉《近代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6月11日，谨向各位作者致谢。

①例子可参李运富、李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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