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掌握着政治上的权力，而文人士大夫们掌握着文化上的权力。“《礼经》谓，称扬先祖之美，以明著于后世，此孝子孝孙之心也”，范仲淹在一篇墓志铭里引述的《礼记》之言，道出了子孙后代为先人访求名家书写墓志碑文的真意所在。为了让父、祖有个好名声，子孙们往往不惜花重金请文坛大手笔写作墓志。

仁宗前期曾当过参知政事的程琳，为人比较贪财，据《宋史》记载，程琳曾乘人之危，千方百计地巧取他人的宅第，连皇室宗亲的产业都被他算计——“故枢密副使张逊第在武成坊，其曾孙偕才七岁，宗室女生也，贫不自给。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开封府吏密谕媪，以偕幼，宜得御宝许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宫见章惠太后。既得御宝，琳乃市取之。”张逊为太宗当晋王时的亲信，官至枢密副使。仁宗时，张家家道中落，程琳看中了他家的豪宅，教唆他家的乳母把张家的大宅卖给了自己。更过分的是，他还让开封府的吏人，“市材木、买妇女”，其后“吏以赃败”，他被御史“按劾得状”，被贬官出知颍州。

程琳贪赃枉法，罪证清楚，在当时名声不佳。但在后世，程琳的官声竟还不错，据邵博所说，这是因为程琳的墓志帮他“洗白”了。此事因为当事人都是当时的重臣和名人，邵博只能不点名地说：“自某公死，某公为作碑志，极其称赞，天下无复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润笔帛五千端。”这篇墓志之所以吹得如此天花乱坠，原来是因为某人拿了程家多达五千匹绢的天价润笔。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宋代的绢价。王安石在仁宗后期任舒州通判，曾与舒州的司理参军李冕发生争执。事情的起因是，李冕断案的时候经常高估绢价，王安石诘问李冕为何老是如此。李冕回答说：“诚知市卖一绢钱七百，然必高之为千二百者，以计赃难满匹，可以缓穷人之死故也。不然三绢杀一人矣。”原来李冕这么做是故意的，为的是救犯了盗窃罪的穷人一命。不过，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绢价大概在七百文到一千两百文之间。五千匹绢的价值，大概有三四千贯。

仁宗后期，当时一个大县的县令，其月俸也才不过十八贯，小县的知县才只有十二贯，翰林学士的月俸为一百二十贯，宰相的月俸为三百贯。给程家写这篇墓志的润笔，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县令十五年的收入，即使是翰林学士这样的中高级官员，也要两年多才挣得到这么多。甚至哪怕是工资最高的宰相，靠月俸，也要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赚得这么多钱。

在宋代，墓志碑记的文章因本身所具有的“广告属性”，是所有文体中润笔价格最贵的了。当时文艺圈“顶流”的润笔价格，大约在五百贯到一千贯之间。前面已经讲过的王珪为高琼、高继勋撰写神道碑所获的润笔，光银、绢就各五百（两、匹），再加上金腰带和名贵的衣服套装，当不下两千贯，这在当时的碑志润笔中已算是天价了。但这是一个特例，大部分的墓志碑记，哪怕是知名文人士大夫的手笔，肯定不会这么值钱。

因为这篇墓志的“丧家”，不是高家，而是神宗。高继勋的孙女，是英宗的皇后，神宗的母亲，也是当时大宋王朝的皇太后。不过话说回来，因为神宗所给的价值两千贯的润笔，包括了高氏父子二人的碑文，这是两篇碑记的润笔啊！平均下来，每篇碑记的润笔，只有千贯而已。

一篇碑记值一千贯，这大概是皇家为润笔而出手最大方的一次了。哲宗时，翰林学士范祖禹奉命为神宗的同母弟魏王赵頵撰写墓志铭，赵頵的儿子怀州防御使赵孝诒，给范祖禹的润笔是“银二百两，绢三百匹”。魏王墓志的润笔，约值五六百贯，比前面高氏父子碑记的润笔又便宜了一半，这大概是因为，付这笔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室近亲。

赵孝诒与哲宗算是堂兄弟，他并未继承其父的魏王爵位，只是一个挂名的防御使而已，虽然按元丰改制后的新规，防御使的月俸钱高达二十贯。事实上，防御使虽然无实权，但也是出名的工资好、待遇高。其月俸，仅次于三公、使相、宰相，而与知枢密院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等“执政”级高官相同。可即便是拿着高薪，赵孝诒要凑齐这笔五六百贯的润笔费，仅靠俸钱，得不吃不喝存上两年多才行。

王珪和范祖禹都是翰林学士，在文坛和官场的名声也不小，如果说像欧阳修、苏轼这样的算“天王巨星”的话，那王珪和范祖禹至少可以算是“三线明星”了吧。加上，他们的“客户”还都是皇室中人，上述故事中，他们的润笔费在整个宋代社会中肯定是金字塔顶端般的存在。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应该可以更真切地体现宋代润笔收入的一般状态。据说，宋初南唐亡国的时候，徐铉作为降臣，从江南到开封定居，买了城中一处宅子。一年后，徐铉碰到原来房子的主人，发现他“贫困之甚”，因而把他叫来，问他为什么搞成这样。在一番言语之后，徐铉大概是明白当初买房时，自己占了房主的大便宜。徐铉是个厚道人，于是决定补偿一下这位前宅主，此时正好碰上他发了一笔大财，于是他得意地说：“予近撰碑，获润笔二百千，可赏尔矣。” 1 北宋前期的徐铉，当时在文坛的风采和名气，大概不输后来的欧阳修和苏轼。从这个故事可知，他一篇墓志的润笔可达两百贯，所以正常情况下，欧阳修一篇墓志的润笔，也应该在两三百贯左右。

事实上，跟士大夫家比起来，皇家的润笔一向算是出手阔绰的了。对比一下可以发现，程家“帛五千端”的出手，似乎比皇帝还要大方。事出反常必有妖，程家为什么肯花这么多的钱来求“某公”写一篇墓志呢？

因为收这笔钱的某公，不是别人，正是文坛大佬欧阳修。欧阳修驰名文苑数十年，《醉翁亭记》刚写完时，“天下莫不传诵，当时为之纸贵”。欧阳修业务能力强，门生故吏遍天下，宣传效果好，自然成为当时墓志碑文写作圈的“顶流”。就连跟他合作的书法家，在他的照顾下，都能发家致富。

欧阳修的朋友陆经，因为经常给墓志碑铭书丹，“颇得濡润”。按理说，陆经的字，水平一般，现在基本上任何一本讲书法史的书，都不太可能提到他，那为什么他的书丹生意那么好呢？因为欧阳修搞捆绑销售，欧阳修跟人约定，他所撰写的墓志碑铭，必须一律交给陆经来书丹上石。据魏道辅所著《续东轩笔录》记载：“陆经学士坐责流落，欧阳文忠公怜其贫，每与人作碑志，必先约令陆子履书，欲以濡润助之也，自是子履书名亦自此而盛。”

不过，如果仅仅是从欧阳修的名气，以及他的文学水平这些角度来看，欧阳修收程家五千匹绢帛的润笔，也实在是有点太多了。但欧阳修还有一个身份，使他不仅值这个价，而且对程家来说，还简直是赚了。那就是，欧阳修还是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文心雕龙》有言：“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有史才，当然是墓志碑记作者的加分项。名列二十四史的《新五代史》，就是欧阳修的杰作。《新五代史》最大的特色，就是仿效“春秋笔法”，在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事过程中，进行臧否褒贬的操作。正所谓，“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 （《文心雕龙·史传》）。掌握了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的能力，无疑掌握着历史人物的生杀之权。如果可以花钱就买得到这种评价，买家绝对是赚到了。

欧阳修在程琳的墓志铭里，反向使用“春秋笔法”，以其如椽大笔，掩恶扬善，将程琳塑造成了一个刚直敢为、大公无私的贤臣。邵博说，程琳在章献明肃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曾秘密地把《唐武氏七庙图》献给刘太后。武则天是唯一一个由太后成为皇帝的人，而所谓七庙，也是天子所专有，此举无疑是在劝诱刘太后效法武则天篡位称帝。刘太后听后，“怒抵之地”，立即严正表态道：“我不做负祖宗事。”此事性质极为恶劣，程琳因此也为士论所不耻。当然，在欧阳修所写的墓志里，这事儿自都略去不表了。

更有意思的是，《宋史》里记载的程琳贪赃枉法而被贬官的事情，也被欧阳修轻描淡写地说成了是一场误会。欧阳修在墓志里说，程琳为官坚持公义，得罪权贵，又被小人中伤，所以才被贬官——“宰相有所欲私，辄以语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语。而小人侥幸，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贬光禄卿、知颍州”。

欧阳修的这篇墓志，对程琳的形象有脱胎换骨的效果，的确有助于其留美名于后世，程家写墓志的这笔钱花得很值。不过，宋代文人流行的这种只说好话，不说坏话的谀墓之风，也连累到后人对宋代各种史传类著作的看法，后代文人对包括墓志在内的宋代名人故事的隐情洞若观火。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就曾说：“盖宋人之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流传于世者甚多。皆子弟门生所以标榜其父、师者，自必扬其善而隐其恶，遇有功处，未有不附会迁就以分其美，有罪则隐约其词以避之。修史者固当参互以核其实。”因此，我们对于宋人所宣扬的种种“美好”，应有基本的警惕。

（本文摘自黄博著《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