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独特性格，是我1972年中国之行最深刻的印象之一。通过许多个小时的全体会议和非正式会晤，我开始认识他，并非常尊重他。

“恩来”译过来是“恩赐来临”的意思。这是一个简明地刻画出他的形象和性格的名字。周没有架子，却很沉着坚强。他通过他优雅的举止和挺立而又轻松的姿态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稳健。他忠实地保持着在个人关系和政治关系上从不“撕破脸皮”的中国老规矩。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

在全体会议上，他有意识地显得克制。他穿一身剪裁合体的灰色中山服，胸前口袋盖上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隔着桌子稳重地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身子稍许前倾，两只胳膊放在桌子上，双手交叉着，他的右臂显然是萎缩了，这是在长征途中受伤后留下的永久标志。他已73岁，可是往后梳着的黑发只略带花白。他那单波发式和那黑黑的几乎是地中海人的面部肤色，都不像是中国人的特点。

在正式会议上，他那轮廓鲜明的面貌一直保持着异常的安详。周一面倾听着我发言，稍稍把头偏向一边，一面直接盯着我的眼睛。基辛格有一次把周比作一条静静地待着、摆好姿态、伺机跃过来的眼镜蛇。有句过去常用来形容19世纪爱尔兰伟大的爱国者查理士·帕尔内的成语，对周恩来也是非常适用的：他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

周似乎未经翻译就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曾一度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并有实际知识。他甚至还纠正过他的翻译，更好地表达他思想上的细微差别。他讲话时不用稿子，只是偶尔要他的某位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富有逻辑性，很有说服力。为了加强他发言的力量，他微微降低声调，稍稍点一下头表示强调。

他虽然由于体瘦而可能显得虚弱，但是他的精力却超过了许多比他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繁重，他在兼任总理和外交部长时，就以早起和工作到深夜而闻名。他常常在凌晨前接见外宾，一直谈到旭日东升。谈话结束时，总是像开头时一样精神饱满，讲话还是那么透彻。

当我们在非正式的宴请和观光中更熟悉的时候，周的表情更加豪爽，面部更是显得兴致勃勃。他常常是背靠椅子坐着，并充分发挥那一双富于表情的手的作用。当他要扩大他发言的范围或进行概括时，就用一只胳膊在前面扫动一下；当他要把一个论据的各个要点组成结论时，就把双手的手指叉到一起。

正式会谈中，周对双关语发出低沉的微笑，但在交谈中对善意的笑谑，他却报以轻松的、有时是响亮的笑声。他的笑容加深了皮肤上的皱纹，又似乎显出一种真挚的愉快，那时，欢乐使他的双眼闪出了光彩。

在国宴上，周和我彼此用茅台来祝酒，而不是在这种场合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的、浓度很高的米酒。有人曾幽默地说过，如果一个人喝了过多的茅台，餐后点起一支烟卷就会叫他爆炸。周当场用一根火柴点着了一杯茅台，来证明这种酒的易燃性，酒立即就在火焰中烧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里同50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时，我注意到他向每一位客人祝酒，只让酒杯碰一下嘴唇，谨慎地啜饮一下他的酒。我们两人回到席位上，才把剩下的酒喝光。周告诉我，在长征的特殊场合，他一天之内喝过二十五杯酒。酒性如此之烈，我听后真是惊讶不已。现在由于年龄关系他只饮两三杯。我记得曾读到过，当红军在长征中经过茅台酒的发源地茅台村时，部队把当地的酒都喝光了。周用一种烈性酒推销员的眼光对我说，在长征途中，茅台是一种“灵丹妙药”。

我们谈话的题目从政治到历史、哲学。所有这些，在谈论中周始终都是游刃有余的。周是由学者转变成革命家的，他从未失去学者思维的敏锐和深度。不过，他的意识形态有时把他的思想引进某种框框。这种框框可能使他曲解了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把在美国革命战争中同殖民者作战的法国军队当成了“志愿军”。事实上，法国军队，除了像拉法叶特①1777年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华盛顿统帅的军队中担任过将军。那样极少数的人以外，都是真正受过训练的、在反抗英国的军队中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职业士兵。

周还对我说过，林肯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内战的，并由于“人民”的支持而取得了胜利。其实，虽然林肯是一位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巨人，而且中国人是以极大的尊敬谈到他的，可是他并不是为了解放奴隶才进行战争，而是为了把南部各州拉回联邦里来。他的《解放宣言》是一种策略，只在叛乱各州中解放了奴隶，并没有在仍然属于联邦的各州里这样做。林肯是坚定不移地反对奴隶制的，但是他最优先的目的则是拯救联邦。

周虽然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家，但是看上去他和古老的北京灿烂辉煌的皇宫并没有不协调的地方，他以皇朝时代的圣人所具有的那种沉静与优雅风度往来其间。没有一个人在这种环境里看到他之后会想到，他是这一场运动的领袖，其公开使命竟是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会见厅里的装饰令人惊讶，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宫殿是由名贵的中国风景画和古代金、银、玉制的手工艺品装饰起来的。这里看不到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

艺术和装饰巧妙精微，同周的性格和处理国务的巧妙精微很相称。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这也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这是由于中国文明多少世纪的发展和精炼造成的。这种精微之处出现在谈话中，周细致地区分词义的细微差异；在谈判中，他迂回地绕过可能引起争论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时通过看起来琐屑的事件来传达重要的信息。

周和所有同我谈过话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特别乐于提醒我，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是从乒乓球队的互访开始的。看来，他们喜欢这种为了取得结果而采用的做法，几乎就像喜欢这个结果本身一样。例如，毛就说过，中国曾经坚持所有主要问题都必须在关系改善之前得到解决，这是“官僚主义的”。他说，“后来，我看到你是对的，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

周还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在我们到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我们被带去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天已开始下起雪来，而我们按计划次日要去游览长城。周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盥洗室了。随后我发现他是亲自去落实清扫通往长城的道路的工作，第二天道路干净如常。这件事很有代表性。

我发现周还亲自集合机场上欢迎我们的仪仗队。他们看上去都很强壮，个子很高，而且装束无可挑剔。他挑选乐队在宴会上演奏乐曲。我晓得他事先研究了我的背景材料，因为他选出了许多我所喜爱的乐曲，包括在我就职典礼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此行之后，威廉·罗杰斯国务卿告诉我，有一次在同周会晤之前，一位年轻的妇女还给周送上过一份次日报纸的清样，他挑出一些文章放在头版刊登。

“伟大来自对细节的注意。”就周而言，这句箴言几乎确实有几分道理。然而，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

周还有着中国人另一种明显的品质，即坚定不移的自信心。这种自信是中国人在他们的本土上由于享有数千年文化的最高成就而获得的。不过国人也意识到，他们的文化遗产分割成了两部分。

一方面，由于中国过去两个世纪中所蒙受的民族耻辱，更加强了周对外交粗鲁失礼的敏感。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曾由我的已故朋友哈罗德·里(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和香港居民)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对中国和西方的心理的了解是异乎寻常的。我在1965年问过他，如果美国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人会有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格外地直言不讳。他说，他们会怀疑地问，“你们要承认我们?你们完全弄错了。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承认你们”。在1954年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周对藐视中国民族尊严的敏感程度。周代表着中国，约翰·杜勒斯国务卿代表着美国。杜勒斯对一个记者说，“只有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情况下，两人才会会晤。一天上午，恰巧双方都提前到达会场，他们彼此遭遇了。周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摇摇头，走出了会议室，完全藐视这位中国外交部长。六年之后，当他向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重提这件事时，还露出痛彻心扉的表情。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杜勒斯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朝鲜战争中的共产党中国的“志愿军”杀害，台湾蒋介石政府很快就要同我们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付美国。不过，我深知这件事伤害了周。因此，当我首次抵达北京走下飞机扶梯的最后一级，向他走去时，就主动伸出了我的手。我们的握手留下了此行最值得纪念的照片。

另一方面，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周在我们谈话中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他们的不足之处。在我们第一次会晤时，他把他们方面的平均年龄同我方的进行对比时说，“我们的领导层中上年纪的人太多了，因此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后来在访问中，他为我们在参观明十三陵时的一件事表示歉意。原来有位下级官员组织了一群穿着鲜艳的孩子，教他们在我们一行人到达时应该做什么。他说道：“有人让一些小孩子到那儿去美化陵墓，那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表现。你们的新闻记者向我们指出了这点，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自然不想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已经批评了做这种事的人。”我在访问中，不禁想起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与赫鲁晓夫相比，中国人的做法要高明得多。赫鲁晓夫粗鲁的自夸是明显地要掩盖他的自卑感。周的巧妙的自我批评却是成熟的自信心的一个证明。不过我知道这大体上是一种处事的方式。事实上，中国人坚信不疑地认为，他们的文化和哲学极为优越，确信到时候就会战胜我们的和其他任何人的文化和哲学。

摘选自尼克松《领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