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遵义：一个深度参与中国改革的华人经济学家

不激不随 2019-12-31

The following article comes from 财智与生活 Author 康思勤

上周推送中，我们分享了一段趣事，是劉遵義教授的《天塌不下來：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火到被盜版，盜版書還被讀者誤以爲是正版，特意寄給劉教授簽名的故事。（這個令人心疼的故事請見：中秋，作者給我們寄了兩本盜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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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朋友買到盜版書的經歷讓人心疼，也引起了留言區朋友們瞭解劉遵義教授的興趣。今天我們轉載微信公衆號「财智与生活」（Fortunelife2013）刊登的採訪劉遵義教授的文章，深度介紹這位深度參與中國改革的經濟專家、「第一個為中國創建經濟模型的人」。

天塌不下來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係劉遵義著 · 余江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01

导语

在大中华地区，刘遵义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并非计量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专家。在经济研究的圈子里，他最显著的声誉则是“第一个为中国创建经济模型的人”，这不是在2000年，甚至也不是在1980年，而是早在1966年。

刘遵义，1944年12月出生于贵州遵义，建立第一个中国计量经济模型，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投国际（香港）集团主席。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全国政协委员，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投国际（香港）集团主席，而这些仅仅是刘遵义教授众多头衔的一部分。1944年出生于贵州遵义，在香港长大，负笈海外，从斯坦福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物理学学士到经济学博士，再到执教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成为一代计量经济学名家和中国经济的资深专家，刘遵义教授的经历不可谓不传奇。然而，在经济研究的圈子里，他最显著的声誉则是“第一个为中国创建经济模型的人”，这不是在2000年，甚至也不是在1980年，而是早在1966年。

这个经济模型厉害在哪里呢？根据这个包含了10个要素的模型，刘遵义在1979年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率做出过一个预测，只要我国处于长期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并坚定不移地执行经济改革政策，到2020年会长期保持在8%左右。对于一个当时深陷计划经济泥潭、GDP总量不如阿根廷和墨西哥，刚刚开始改革但还未开放、尚不清楚路在何方的经济体，8%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然而，他的预测被后来的历史完美验证了。1978年到2018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是9.5%。前述经济模型今天仍然适用，只需经过小的调整，它就能适应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经济模型，其实只是刘遵义教授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小成果而已。刘遵义发表的论文，全部打印之后垒起来能有一人多高，这也是为什么他只用了9年时间就在斯坦福大学从助理教授做到正教授。对此，他显得非常谦虚，被追问时只是说，“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是的，能比肩的恐怕只有像肯尼斯·阿罗又或者斯宾塞和克莱因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了。

刘遵义教授（左）与吴敬琏先生（右）会面

刘教授自2010年6月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之后，就专注于他的全球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几乎每天都在这里工作和接待来访者。研究中心占了中文大学新修建的郑裕彤楼的整整一层，然而，教授的办公室并没有很大，十来平方米的房间中间是拼在一起的两个大书桌，桌子上堆得满满的全是资料，除了一些文件，大部分是中国经济数据的报告。桌子的另一侧摆了两张给客人的凳子，只剩下窄窄的一条过道。窗外远远可以看到一线海，我们的对话就隔着两个桌子进行。

改革年代

在大中华地区，刘遵义教授更广为人知的身份并非计量经济学家，而是中国经济专家。这不仅仅是因为他首先建立了关于中国的经济模型，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身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访华的10位美国经济学家之一。时间退回到1979 年，上一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在政治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起点。然而，当时的改革仅限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包产到户，自负盈亏”。下一步该怎么改？城市怎么改？市场制度如何建立？开放应该怎么搞？这些没有人知道。就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实际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访问美国，甫一回国，北京就迎来了美国经济学家访华代表团。访华代表团的组成可谓星光熠熠，团员中有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阿罗和克莱因，还有时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家德怀特·铂金斯。

在这次来访的学术交流中，刘遵义列举了生产、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投资、积累、外贸等方面的27个模型，综合概括了中国的经济模式，为预测中国经济前景提供了一个基准参照。后来，代表团的报告被总结成文章，发表在1980年的《经济学动态》上，成为官员们广泛阅读的学习材料。不少论者认为那次访问对后来的中国改革产生了很多影响。回顾那段经历，刘遵义笑着说，其实那次访问的作用被夸大了，后来总结的一份建议并没有直接起到作用，但是，访问团最大的意义在于向中国当时的领导人们展示了外面的世界。回顾历史，1979年是改革起步也争议巨大的一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团是邓小平请回来的“说客”，扩大了支持改革的精英群体，坚定了中央高层对市场经济的信心，推动了改革的进程。

刘遵义教授受邀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

阔别中国数十载，那一次，刘遵义第一次重新踏上大陆的土地，放眼望去是无处不在的计划经济元素，因为没有粮票，他想在街上买份豆浆、油条而不得。由于官方的固定汇率是美元兑人民币差不多1：1，就算换到了人民币，算下来街上的商品比美国还贵。但一般商店没有东西卖，外来访客只好到友谊商店买些纪念品和生活必需品。即使专门接待外宾的酒店，服务品质也好不到哪里去，翌年来访的经济学家邹至庄老先生还在回忆录里抱怨过友谊宾馆的浴室地板不干净，甚至要自己买砂粉动手刷洗。好在，计划显然已经渐渐压不住改革的春风了，刘遵义发现，所有人都穿着一样颜色的蓝布外衣，然而，已经掩藏不住蓝外套里面自己做的漂亮衣服了。自打美国经济学家访问团成功访华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以改革为目标的经济学交流开始逐渐频繁起来，刘遵义成为沟通中西的领军人物之一。

访问团来访后的第二年，刘遵义又来到北京讲学。得益于这些经历和华人身份，刘遵义成为少有的能够在政策上对改革开放起到直接影响的外国专家。1986年，同邹至庄先生一起，刘遵义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体改委) 开始进行密集的关于改革的合作。不久，中国就遇到了改革以来的第一个重大门槛，即价格闯关，也就是把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和计划体制内的商品价格统一起来。由于1985年到1987年间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1988年突然合并价格引起了通货膨胀。情况危急，连刚刚来访过的经济学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悲观预测中国将陷入经济混乱与高度通货膨胀之中。刘遵义建议推行保值储蓄存款政策，得到当时中央高层的赞许，这项举措迅速得到推行，不出3个月，通货膨胀的势头就得到了遏制。

刘遵义教授在香港欧洲商业论坛上做观点交流

1992年，刘遵义敏锐地察觉到来年会发生经济过热，后来的发展果然验证了他的猜测，CPI物价指数一度上涨高达24.1%。1994年初，他应周小川、楼继伟的财税体制改革课题组的邀请来京，讨论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改革措施与步骤，会后他建议以提高银行存款利率、制定指数化的利率机制来从根本上控制通货膨胀。针对认为此举会对深陷困境的国企造成更大压力的观点，他指出，改革就要提高投资效率，而提高利率作为一个积极信号能产生比实际利率更大的影响。中国其后果然逐步提高了银行存贷利率，减少了货币供应，3年之后终于安全度过了那次危机。

执掌中大

作为学术圈的“明星学者”，又有多年亲历改革的经验以及同两岸三地的良好关系，这些后来让刘遵义成为香港诸多大学选择校长时的青睐对象。21世纪初，面临校长换届的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三所名校无一例外伸来橄榄枝希望他出任校长，纷纷开出极其优厚的条件。斟酌再三，刘遵义选择了香港中文大学。有传闻称，香港回归之后大学校长的工资其实远不如斯坦福讲座教授的薪水高。对此，刘校长一笑置之，他觉得“其实差不太多，学术圈的工资都不会太高”。言下之意，和业界的收入没法比。确实，一个投行合伙人的年薪可能高达校长薪水的10倍之多，留在学术界多数都是因为理想和追求。但是，这依然没有阻碍刘遵义回到香港。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他没有选择曾经贵为亚洲第一的百年老校香港大学，又或者是势头更劲、排名世界年轻大学中第二位的香港科技大学，而是选择了当时处在困境中的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对大学排行榜一向不感冒，他曾直言，《泰晤士报》的排名太多主观因素，做不得准。他觉得，科技大学名曰科技，科学或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比如朱经武先生就比他更适合，果不其然，后来科技大学选了朱经武先生担任校长。香港大学是老字号，有大量的政府资助，学校规模大，内中关系复杂，反而不如虽然正处于困境却有很大的变革空间的中文大学来得有挑战性。他特别提到了钱穆先生的新亚书院流传下来的人文精神“艰险奋进，困乏多情”，中文大学会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理想目标。

上任之后，刘遵义的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中文大学的国际化。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合并香港高等学校而成立，其一大特色是中文教学，曾经成功掀起香港1970年代的“中文运动”。然而，随着大学国际化潮流的蔓延，基于中文的教学和研究对学生的就业以及教师研究与国际接轨产生了不小的障碍，英文教学成了中文大学国际化的第一个目标。“有老师不愿意改，我就说，那你可以保留中文教学，上课讲粤语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中途再修改课程大纲。”刘遵义说，“很多老师认为用中文授课会让人觉得自己是不是英文能力不行？会不好意思。”英文教学就这样推动下去了。刘遵义觉得，中文大学国际化的另一个得意成果是交换生制度，鼓励学生出外交流，“学生需要多出去看看，见识和能力都会长进，这非常重要”。在任内，他还成为香港大学里第一个推动了大学院长遴选、任免制度改革的校长，把原本由教师推举的投票制度变成了经遴选后由校长任命，这也为进一步的改革做了铺垫。“可想而知，如果是投票制，原来的院长是教授投票，那教授一定投要求低、管理宽松的院长。”而校长任命的院长，则更能更好地推行政策变革。

刘遵义教授在担任中大校长后，首要任务就是推动中文大学的国际化。图为毕业生和家人在香港中文大学合影留念

聊到内地的大学改革和国际化，刘遵义表示，现在内地很多高校也都开展了交换生的项目，这点很好。但是，对于对海归的青睐，他则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学术水平是唯一的标准，如果能力强，没有理由特殊优待海归。但是，内地的大学招聘存在严重的近亲繁殖问题，“很多自己的毕业生直接就留下来了”，有的则是出去转了一下就回来，都腐蚀了以能力为标准的贤能选拔制度。“在美国学术圈有一个非正式的规定，就是你不能直接在母校任教，一定需要先在其他学校任教，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同时有资格拿到终身教职之后才能回来，”刘遵义说，这就避免了近亲繁殖对贤能选拔制度的危害。如他所说，过去10年内地的大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改革，虽然仍然存在不少“浸咸水”（留洋）、在国外短暂做了个博士后或是访问学者就回母校执教的情况，但是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上已经有很大改善。

老骥伏枥

2010年卸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一职之后，刘遵义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自己的老本行——经济研究，尤其是中国经济研究。去年底，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新书《天塌不下来：2018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一家内地领先的出版集团正在积极筹划引进。这本书用长期的视角对中美贸易战进行了冷静的经济分析，破除了不少甚嚣尘上的迷思，一时之间在香港洛阳纸贵。当被问及为何要选择成本更高的图表彩页印刷时，刘遵义笑称， “因为图表看得清楚啊”。

刘遵义教授在新书《天塌不下来：2018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发布会上做主旨演讲

紧随着《天塌不下来：2018中美贸易战及未来经济关系》的热销，很快又有几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即将出版，刘遵义对于展望中国未来经济很健谈。他认为，格雷厄姆·艾里森的《通往战争的命运：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犯了严重的样本选择的错误，因为以往的战争和现时是不一样的。经济体之间高度的互相依赖，亦使得战争的损害提高了很多。因此，中美未来对抗的焦点不会是贸易，而是科技领域。他认为，未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应该把注意力从应用转移到基础研究上。中国已经有很多很出色的应用研究了，从微信到高铁和网购，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创新。中国可以把现在流行的高铁做到全世界成本最低，但是1200公里时速的hyperloop高铁就造不出来。在淘宝之前Ebay 就已经流行很久了。微信转账倒是真正的应用创新，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流行全国，是因为中国几乎没有个人的银行支票户口，微信可以起到大量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

刘遵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出口拉动已经到顶了，未来增长的动力是国内消费，因此提高收入水平很重要。中国以前依靠政府是唯一或最大的雇主，压低非农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整体储蓄率，但是也因此压抑了消费。专访中，刘遵义也谈到了最近很热门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问题，近几年芬兰开展了一个广泛的基本收入实验，韩国也刚刚宣布对全国的新生儿提供基本收入——大约相当于600元人民币，日本也有类似的针对学生的计划，参与总统候选人竞争的Andrew Yang也大胆提出了美国版的基本收入，这些引起了巨大讨论。刘遵义认为，在中国实施基本收入的政策是不太现实的，如果等到机器人普及的那一天，也许可以通过对高科技公司征收所得税来实现。目前对中国来说比较现实的，是提供更完善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刘遵义举了个例子，环保是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如果把环保的资金分配给每个人，他们不会用于改善环境，有些人可能花很多钱给家里购买空气净化器，只有国家集中资源才能实现有效率的公共物品提供。对于现有的环保政策，刘遵义认为，国家应该加强环保指标的设定，不能依赖近年来流行的环保市场机制（比如碳排放），因为环保不应该用于交易。但是，利用提供公共物品来增加实际收入的思路是值得鼓励的。当下应该做的就是调整中国的税制结构，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负，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分配税后收入。

图 / 视觉中国、IC PHOTO、刘遵义提供

本文作者

康思勤，香港科技大学哲学硕士，现为香港大学政治系博士生，研究兴趣主要为中国的政治经济，长期关注中国人才政策和海归群体。英文论文“The true north–strong and full of energy: 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and Canada-US relations（《能源富足的发达国家：中国的能源外交与美加关系》）”，被收录在“Sino-U.S. Energy Triangles: Resourcediplomacy under hegemony”（《中美能源的三角关系：霸权下的能源外交》）一书中。曾在澎湃新闻网和财新网发表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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