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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苏格兰现代作家刘易斯·格拉斯克·吉本（莱斯利·米切尔）创作的小说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体现了其历史观的演进：从认为文明是由远古辉煌到现代不断衰败的“文明传播论”史观，到试图温和改良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史观，再到于斗争中变革历史、创造历史的人民唯物史观。这样的演进过程，既同步于现代苏格兰社会生产由农业转至手工商业、再到隶属大英帝国资本主义体系的工业化的变化过程，也展示了三部曲中女主人公、其第二任牧师丈夫，及其儿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演变过程。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和社会认知的演变，《苏格兰人的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探寻现代苏格兰人该何去何从、跨越三十余年的历史画卷，可为镜鉴。

关键词

莱斯利·米切尔；《苏格兰人的书》；文明传播论；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胡怡君，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苏格兰现代文学研究，文学与经济、艺术跨学科研究。

The Changing Concept of History in A Scots Quair

A Scots Quair, a trilogy of novels by the modern Scottish writer Lewis Grassic Gibbon (Leslie Mitchell), represents a progressive change in his concept of history, from the Diffusionist concept that believes in civilization’s steady declining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to the concept of Utopian Socialism that calls for a mild improvement of society, and finally to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regards people as the historical subjects to change and create history in constant stuggles. Such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coincide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Scottish social production from agriculture to artisanal commerce and then to industrialization as a part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within the British Empire. It also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s and behaviors of the heroine, her second husband, who is a priest, and her son in the trilogy. Through such a change in historical concept and social cognition, A Scots Quair unfolds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Scotland spann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nd explores the question, “Which way should modern Scots go?” In a way, the trilogy presents a compelling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Mitchell; A Scots Quair; diffusionism; Utopian Soc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 Yiju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specializing in modern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conomics, and art.

Email:zoe@suibe.edu.cn

小说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成书于1934年，自问世以来，学界的研究热情一直居高不下。因第一部《落日之歌》（Sunset Song）和第二部《云谷》（Cloud Howe）中明显的苏格兰方言使用和叙事风格，以及当时苏格兰民族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小说呈现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①第三部《灰色花岗岩》（Grey Granite）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学者聚焦之处，阶级斗争、左翼倾向、女性解放等是这类批评中常出现的字眼。②也有将其看作历史小说的，借其重述苏格兰由佃农集体到商业城镇再到工业城市的历史进程。③这种种批评话语，都未能全面概括三部曲中那种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连续的历史意识，也未能总结此历史意识可能反映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这一历史认识，对于理解三部曲、理解作者刘易斯·格拉斯克·吉本，都极为关键。

历史观即人类对自身历史发展规律的思考及总结，以期获得启发以观照将来的行动。吉本始终对历史及人类命运殚思极虑。他自幼喜爱考古，一战时随军去往印度、中亚、波斯、埃及等地，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类历史的浓厚兴趣（Munro 32）。而且，除《苏格兰人的书》及与人合著的杂文集《苏格兰场景》（The Scottish Scene, 1934）外，他的其他13部长篇作品皆以真名莱斯利·米切尔④发表，多与考古及人类早期史相关。按照他的传记作者伊恩·门罗的说法：米切尔的野心始终在“历史”写作，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是1934年开始筹划的那本25万字的人类历史专著（Munro 163-164）。由此看来，《苏格兰人的书》可以看做是那部巨著的先驱，是米切尔思考人类历史发展的又一次尝试，而写作此三部曲给了他梳理甚至重构历史观的绝佳机会。1935年，米切尔因病离世，读者未能一窥其皇皇巨著的风采，因此，探讨分析三部曲如何把20世纪初的苏格兰历史视为更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且反映了他的历史观演进，显得尤为必要。

01

“文明传播论”史观：退守的永恒

米切尔作为历史研究者，最广为人知、也最遭人垢病的便是他一直笃信的“文明传播论”。文明传播论，简而言之，即研究关于文明起源及传播的理论。其一般前提是，起源地的文明是一切后世文明的根源，文明传播的过程即根源文明不断向外输出的过程。“英国人类学的文明传播论思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里弗斯（W. H. R. Rivers）、佩里（W. J. Perry）和格拉夫顿·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的作品中。这一思想流派见证了自己在1910年代到1920年代初最辉煌的时刻”（Smith 11）。其中，最令米切尔信服的是史密斯的泛埃及主义。按照史密斯的说法，埃及文明是所有人类文明之起源，当时一切现存的欧洲文明都因远离文明中心埃及而日渐贫乏。自1930年5月始，米切尔与史密斯开始书信往来，从切磋玛雅文明到逐渐接受其传播论观点。二人的交情在1932年米切尔的《三人回归》（Three Go Back）出版时达到高峰，史密斯盛赞该小说展示了“原始生活的真相，代表了其良善及得体本质”（qtd. in Munro 67）。当时英国的传播论学者麦辛汉姆（H. J. Massingham）亦致信表示：“你写作小说时，我的‘黄金时代’和‘丘陵人’（Downland Man）概念起了点作用”（qtd. in Munro 67）。米切尔本人也毫不讳言，称自己为“史密斯学派的传播论者，是基斯⑤和达尔文主义者的头号敌人”（qtd. in Munro 70）。

《苏格兰人的书》的第一部《落日之歌》写于1932年，自然受传播论影响至深，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女主人公克丽斯对“土地”矢志不渝的热爱。小说历史背景为20世纪初，“良善得体”的原始文明早已荡然无存，但米切尔用“土地”这一意象取而代之。小说女主人公克丽斯出生在土地上，经历了农耕生活、牧师太太生活、市井生活后，最终选择回归故土。“除了她走过的土地，没有什么是永恒的。自最早的佃农在布拉威里湾旁竖起石碑，在圣日爬上那儿，望着梯田里的庄稼勇敢迎着风吹日晒，土地就在佃农的手中抛掷翻转〔……〕大海、天空和人们〔……〕它们转瞬即逝，如山间一缕薄雾，但土地是永恒的〔……〕她永远不能离开它”（Gibbon, A Scots Quair 97）。克丽斯的第一任丈夫，来自高地的农夫尤恩，因在一战战场上做了逃兵被判极刑，临刑前的遗言是：“是那阵风，那个太阳。我想念布拉威里，我醒来，似乎闻到了那气味。难以想象我居然站在战壕里，太可笑了”（179）。布拉威里的土地是生命的源泉和意义所在。

更具象的原始文明象征物是矗立在布拉威里土地上的皮克特石碑。皮克特人是公元3世纪到8世纪生活在中北部苏格兰的先住民，作为皮克特文明见证之一的皮克特石碑至今仍散落在苏格兰中北部地区。小说中，农田旁的山头上就是那些阴沉沉的大石块，那是克丽斯流连忘返、不时驻足之地。米切尔在散文《土地》（“The Land”）中曾描述道：“我，一个良善的皮克特人〔……〕我骄傲地望向远方，望着我的梯田作物，望着雨雪掠过我发酵的田地”（Gibbon, A Scots Hairst 68）。这正应和了克丽斯的形象。在《落日之歌》结尾，牧师罗伯特·卡珲将一块皮克特石碑用作纪念碑，以纪念当地一战阵亡士兵：“我们可以说，同他们一同逝去的是比他们更古老的东西，这些人是最后一代农夫，最后的古老的苏格兰人”（Gibbon, A Scots Quair 193）。这些坚固的石碑，任凭历史的风吹雨淋，久久屹立在土地上。此外，米切尔将克丽斯和尤恩的儿子小尤恩设计成皮克特猎人的形象，以延续克丽斯对永恒的渴望，他“看起来就像是从久远的黄金时代迷失的猎人”（285）。小尤恩天性尚古，儿时志向即成为研究皮克特人的考古学家，这无疑是作者本人及文明传播论思想的投射。米切尔试图通过土地和石碑构建一个不受外界变化影响，并能保持自身完整性的空间，而时间则封存在这亘古不变的空间中。

需要注意的是，米切尔笔下的“土地”与怀旧的田园牧歌不能混为一谈。尼克·哈勃认为小说是一次乌托邦式的探索，试图复兴城镇化前紧密的社会关系（Hubble 128）。蒂莫西·贝克则多次把小说称为追寻逝去的自由的阿卡迪亚式传奇（Baker, “Scottish Utopian Fiction” 93; “The Romantic and the Real” 54）。这些论述赋予农耕文明以批判资本社会的现实功能，言下之意，“土地”提供了一种重塑社会的可能性，而农耕文明似乎成为社会变革的模板。《落日之歌》中包括克丽斯在内几位农夫的“正面”形象也一直为研究者津津乐道。道格拉斯·吉福德认为“《苏格兰人的书》写的是缅因斯金拉第小佃农群体〔……〕如何失去那由歌曲、故事、话语和传统等表达的古老的生活方式”（Gifford 71），而克丽斯、尤恩、长腿罗布、查伊正是那些歌曲和故事的咏唱者（78-85）。这些解读都背离了“土地”最原始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即使米切尔的书写中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那对象也不是田园农耕。他反感农业，批判伪文学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农耕意味着乏味、贫困和不和谐的人际关系（Gibbon, A Scots Hairst 69）。“真正的土地并非那些萦绕我脑际的有生气的犁沟。这才是土地，未被人们触碰搅动过的土地，对犁耕、庄稼和将要落下的镰刀一无所知”（75）。他将犁地者比作“苏格兰忘我的贵族”。他们是“永恒的生命本身”（71）。这些能体会或体现人与土地那种原始永恒的密切关联、并在这种关联性中忘却了主体性的农夫，才是作者所谓的“土地的主人”。因此，若说米切尔有“田园构建”，那也是为了给他的“文明传播论”创造一个理想母本。

有流变方有永恒，有现代文明之恶方能彰显原始文明之良善。克丽斯把她所处的时代称为“冰川时代”，其中各种丑闻闹剧一一上演：有为蝇头小利而变卖土地的地方政府、为侵吞遗产而赶来奔丧的小城亲戚、与女仆偷情又酗酒的已婚牧师、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的亲兄弟、将死猪扔到床上假扮太太吓唬醉酒丈夫的匠人、殴打咒骂铁路工老父亲的寄生虫夫妇、好逸恶劳的工人、招妓挥霍的工厂主公子哥、为骗取高额保险虐待奄奄一息的老马的农夫，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米切尔字里行间以调侃语气隐含着看似对同胞的深深恶意，让诸多苏格兰读者和评论家难以接受。尤其是《灰色花岗岩》一书，恶评如潮，有质疑米切尔能否真正认识苏格兰工人阶级的，也有批评其在描写邓凯恩市时过于漫不经心的（Gibbon, A Scots Hairst 174-177）。而这些不过是米切尔对因远离原始文明而不断衰颓的历史的真实记载。

小说中流变而丑陋的历史在战争和资本剥削的刻画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战争最大限度地割裂了人与土地的永恒关联。作者眼中“永恒”土地上的贵族，查伊、尤恩和长腿罗布等人，他们“属于这片土地，却在法国的战场上阵亡”（Gibbon, A Scots Quair 192）。战争对尤恩伤害至深。在赴法前线前，已在高地军团服役的尤恩回乡探亲，却似改头换面般，原本温柔腼腆的他变得粗俗鲁莽，“这不是尤恩，不是她的尤恩，他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粗鲁烈性的陌生人，要来折磨她”（170）。克丽斯无法理解尤恩的突然转变，评论家们对此也攻瑕指失（Munro 86）。米切尔的回应是：“尤恩和战争对他的改变是真实的——不够艺术性，但都是事实”（qtd. in Munro 95）。作者本人曾两次参军，他对战争的残酷有切身体会。对米切尔来说，一战如果只是战场上的战士承受文明恶果，资本主义则把这恶的果实送到平民生活的角角落落。布拉威里的树林全遭砍伐出售，政府驱逐佃农、出售土地，中富农要么圈地养羊，要么从事禽类养殖业，“人人都在赚钱，一点儿也不在乎战争是否会比他们的生命更持久”（Gibbon, A Scots Quair 156）。战时，查伊曾回乡探亲，却发现故乡已变成一个陌生荒凉的地方，树林全毁，人口流失。人沦为金钱的奴隶和牺牲品，这是《落日之歌》结尾处记录下的历史变化，而当故事进展到城镇，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面到来，个体在资本的奴役关系中更是被动绝望。

米切尔用《云谷》里飘忽不定、变化莫测的“云”来表征“冰川时代”的衰颓历史。“效忠、爱国、爱情、那在石圈里曾被崇拜的逝去的上古神喃喃的颂歌、基督教、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所有一切——都是扫过世界之谷的云，人们视它们为神：却不过是云而已，它们飘散不见，消失殆尽。除了追云者自己，还有永恒的群山，什么都不会长存”（300）。“土地”和“云”的历史矛盾不断困扰着克丽斯，她通过土地触摸到永恒却同时深切感受到时间的飞逝。这一矛盾的实质是自希腊古典时代就开始的关于一与多的哲学争辩。在克丽斯看来，“永恒”的“一”中生出诸多“变化”的或曰“历史”的“多”，“没有方向，别无拯救，只有翻涌激荡的黑云”（339），黑云遮蔽了土地，历史终结了永恒。这繁杂的现实就如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的可感世界，不过是对可知世界的“一”的拙劣模仿而已（Plato 190-191）。

克丽斯试图在历史长河中逆流而上，坚守文明的种子，“她不追随云，无论它是否有名称”（Gibbon, A Scots Quair 322）。因此，除了在与土地建立亲密联系，比如劳作或郊游时，她常常是不作为的，冷漠无情，显得与周遭人群格格不入。在旁人看来，她是目中无人的高傲太太。尤其是在《云谷》和《灰色花岗岩》中，无论是八卦、游园会、大选，还是工厂罢工、革命游行等集体事件，她都置身事外。在《云谷》结尾处，克丽斯甚至幻想自己回到史前黄金时代，那“黄金人类在特如斯塔泽地的群山间狩猎的岁月”，“你在这世上身无分文，也毫无牵挂，只有生命，迅速、敏锐、慵懒、平静的生命”（333）。

米切尔通过克丽斯实现了某种退守或反启蒙的历史观。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传播论是自17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伴随存在的反启蒙思潮或曰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托马斯·卡莱尔和以赛亚·柏林等均为反思和批判启蒙及现代性弊病的代表人物。同样，“在很多方面，史密斯和佩里也开始对现代性产生反感〔……〕史密斯提议在思想上远离现代性的弊病，以便从古文明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他相信人们可以在古文明中找到方法来纠正他们在自己的时代目睹的一些弊病”（Smith 36）。启蒙史观建立在对人类理性与进步的信念基础上，往往具有历史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特点。而传播论的结论正相反，人类历史是个倒退的过程，现代历史腐蚀了原始的真善美。米切尔自称达尔文主义的头号敌人，也是因为把进化论等同于社会进步观、进步史学的缘故。对他来说，“变化”的历史不仅无法把捉，而且丑陋不堪。

不过，作为在变化中生存的个体，克丽斯无法实实在在地把握永恒，她的黄金时代只是梦想，“永恒”不会为之逗留。三部曲末尾，克丽斯回归故土，最后一次思索“变化”的实质：“她曾经不敢正视‘变化’的脸庞，他的右手是‘死亡’，左手是‘生命’〔……〕他像风一般不断经过，是拯救者，也是毁灭者和朋友”（Gibbon, A Scots Quair 496）。这种对于历史变化的新理解有种屈服或者说和解的意味，拉姆斯登认为结尾处很明显克丽斯已行将就木（Lumsden 51），“她仍坐在那，不久就再也感觉不到雨滴的触碰，也听不见凤头麦鸡飞过的声响”（Gibbon, A Scots Quair 496）。在土地上死去是克丽斯抵抗或是接受变化的最后努力，死亡意味着“变化”的终结和“永恒”的胜利，所以说“变化”是毁灭者也是拯救者。

02

变革史观的萌芽：空想社会主义

米切尔的历史观除了回顾黄金时代和批判现代文明外，也有积极向前的一面。针对现实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实现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人的普遍自由。在《格拉斯哥》（“Glasgow”）一文中，面对饿殍遍野的资本主义都市，他曾写道：“要拯救格拉斯哥、拯救苏格兰和全世界〔……〕只有靠彻底的世界主义，把世界变为上帝之城。〔……〕总有一天，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反常的文化产物，会远离人的心灵，那一天，人再获自由，毫无牵绊，整个大地是他的脚凳，人们用世上最好的语言塑成的语汇吟唱自己的史诗，描绘自己的英雄”（Gibbon, A Scots Hairst 92）。从“反常的文化产物”“大地”等字眼仍能看出传播论思想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介入。实现自由意味着摆脱那层层历史乌云笼盖的苛政猛虎、贫富悬殊、惨无人道的生活。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将以其能动性创造自己的未来。这种看似完全否定了克丽斯那种愈发悲观无望的历史意识的历史观，在《云谷》和《灰色花岗岩》中将得到全面深刻的展示。

这一历史观的转变有作者个人经历的影响。米切尔出身佃农家庭，自小生活贫苦，16岁即辍学去阿伯丁做初级记者，在其短暂的一生中（1901—1935），经历了一战、大萧条等社会危机，目睹了阶层更加分化、贫富更加不均的社会现实。《云谷》中塞戈特镇老城与新城泾渭分明，麻纺织工住在破旧阴暗的老城，工匠小店主阶层住在新城，新城西北角则是权贵住宅区。同样，《灰色花岗岩》里的邓凯恩市主要由三个阶层组成，分别是官僚、牧师、工厂主等权贵阶层，以寄住在克丽斯经营的旅店的记者、学生、职员等为代表的中产阶层，和帕尔迪教区及牛门街贫民窟里的工人阶层。因为相似的生活经历，米切尔对底层人民承受的社会压力感同身受。他在格拉斯哥工作时住在贫民公寓，目睹了当时格拉斯哥贫民窟的各种惨状，后因生活拮据伪造发票报销而遭报社开除，只能入伍谋生，1923年退伍后因贫困潦倒被迫再次入伍。1925年冬，新婚的米切尔夫妇因无法负担房租而居无定所，如此等等。所以小说中塞戈特镇纺纱工的非人处境，以及大萧条期间失业工人的凄惨状况都有现实依据.

一战给苏格兰带来的战时经济繁荣并未持续多久，“乐观氛围很快就让位于绝望无助，因为紧接重补库存的短暂繁荣期后，就是1920年的经济崩盘”（Knox 189）。经济急剧衰退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失业率的飞升。小说中曾提到“审查救济金发放法”。1931年下半年，因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英国政府救济金支出庞大，劳工部遂决定审查受助人员的需求和收入状况（Bushell 179）。此举实质上是政府转嫁公共支出到个人的做法。小说中，长期依赖失业救济金的纺纱工被告知，今后要靠自己的亲属生活，而仅仅就因为老祖母的那点退休金，所有失业救济都被取消，工人“三口之家一周靠10先令（0.5镑）过活”（Gibbon, A Scots Quair 341）。这种不顾百姓死活、堂而皇之称为“国家政府‘经济’计划”的做法，“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人的记忆中，都是英国两次世界大战间最遭人憎恨的制度之一”（McKibbin 783）。之后，老纺纱工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三周大的婴儿在猪圈被老鼠啃食拇指而亡，面对这般世事、这般令人寒心又愤慨的现实，如果再如克丽斯那样置身事外、将它们看作文明衰亡过程中人们必须承受的苦难，则否定了一切历史存在的意义。米切尔的历史观转向，不仅给他指明了解救众生于水深火热的道路，更弥补了其传播论历史观的不足。

在《云谷》中冲出永恒的太阳圈，试图卷起历史骇浪的是布拉威里新任牧师罗伯特·卡珲。在《落日之歌》末尾，克丽斯和罗伯特匆促结合的情节初读生硬，尤其之前她和农夫尤恩的婚礼盛况仍历历在目。从中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苏格兰婚姻法维持“双方自愿”的基本原则不变，“虽然要到教区教堂进行结婚公告，并由长老会认可的牧师主持婚礼，但正规婚姻不必在教堂举行，也不必取得父母同意”（Gordon 509）。在如此宽松的婚姻条件下，克丽斯和牧师以及第三部里和细木匠结合、前任牧师娶了英格兰富家小姐，镇长儿子娶了做女佣的单亲母亲，邮局局长女儿或女教师和工人子弟结婚，看起来都合乎法理。不过，认同“贵族农夫”和永恒史观的克丽斯对卡珲牧师的情愫从何而起，米切尔并没有交代，他反倒多次强调克丽斯对宗教救世观点的批判，牧师阶层在小说中也多是不堪入目的保守权贵。因此，罗伯特和克丽斯的婚姻可以看作是小说作者故意为之，是米切尔修正其传播论历史观的一次尝试。

《云谷》是献给苏格兰出版商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的，但汤姆森对罗伯特这一人物刻画并不满意。苏格兰小说家乔治·布莱克（George Blake）也有同感：“我认为你没有强调他精神危机的重要性——感觉你太草率、太随意地就把他打发了”（qtd. in Munro 119）。他们没有注意到，罗伯特代表的是米切尔在《宗教》（“Religion”）一文中提到的苏格兰年轻牧师群体，“他们大多是自由坦率、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肯定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对变革的信仰”（163, 171）。米切尔恰恰精准地呈现了罗伯特作为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危机，而整部《云谷》则成功呈现了一段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史。

罗伯特的姓氏卡珲（Colquhoun）并不常见。笔者推测，米切尔用此名也许是在影射另一位卡珲，启蒙时期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帕特里克·卡珲（Patrick Colquhoun,1745—1820）。帕特里克的朋友包括亚当·斯密、罗伯特·欧文、李嘉图等人，他本人因对19世纪初英国社会各阶层财富分配状况的精确统计而闻名（Beer 143）。虽然帕特里克·卡珲曾言：“贫穷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没有贫穷就没有文明状态下的国家和社会”（145）。但他间接揭示的贫富悬殊问题无疑给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以启示，尤其考虑到英国最闻名于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是其好友。罗伯特·卡珲也许可以看作是帕特里克和欧文的结合体，取了前者的姓和后者的名。他清楚地看到，塞戈特充满“仇恨、恐惧、不满，醉汉在街头争执，学校教育落后，房屋破败不堪”（Gibbon, A Scots Quair 240）。这是他发起社会变革的动因。“改变迫在眉睫，世界将改变，那些善良友好又信心坚定的人会把世界变得焕然一新，前所未有”（240）。

卡珲牧师有改良社会的理想，可因为牧师身份的局限，他注定会失败。原因之一是他对资本权贵的盲目信任。罗伯特一直期待在爱丁堡求学的塞戈特麻纺厂少爷回乡一同成立社会改良组织、实行变革计划。这与欧文的设想类似。受启蒙思想和功利主义思想影响至深的欧文坚信：“环境差，人就差；环境好，人就好〔……〕好环境的创造依赖于财富充裕〔……〕贫穷是差环境的一种，会导致无知、疾病和胆怯”（Beer 163）。⑥他之后在新拉纳克建纺织厂进行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实验，就是要创造一个远离资本剥削、能改造人性的良好环境。但相比欧文，卡珲牧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他把资本家等权贵看作“善良友好有信心坚定的人”，甚至麻纺厂的机器轰鸣声都被他当成“上帝之声”（Gibbon, A Scots Quair 279）。他不断纠缠镇长，建议召开镇议会的地点、议会成员如何选择、议会如何治理市政等等，比如夜间点灯、修理下水道、视察麻纺厂等事宜，得到的答复却是“让那些猪猡自食其果吧”（239）。⑦而麻纺厂少爷只是做着自己的地主复兴大业之梦，后来还加入变本加厉剥削底层民众的保守党。寄托于权贵阶层的希望落空后，罗伯特转而联合工会，计划举行罢工游行，却因对工人阶层缺乏了解而不了了之，这是他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比尔在评判欧文与工人的关系时称：“尽管他在工人中做了很多宣传，但他并不民主。他总是和他们在一起，但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可以成为做出自我牺牲的父亲或老师，成为他们的权威顾问和领袖，却从来不是同侪之首”（Beer 162）。这也可以用来形容罗伯特·卡珲与工人的关系。牧师一出场就带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他眼中的上帝（自我的投射）是“怜悯世人的朋友，善良的英雄”（Gibbon, A Scots Quair 236）。而他转向工人阶级的原因是自认为见到了参孙再世。圣经里的参孙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天生神力，只身对抗非利士人，是不折不扣的犹太民族英雄，另一方面，他又孤高顽固，贪图女色，因此失去神力，在向神悔改重获力量前，可以说他是顽劣之徒。更重要的是，参孙以悲剧收场。罗伯特自始至终都没把工人当作改革的主体，而是改革的对象，参孙的故事也预言了他的失败。

除了批判罗伯特，米切尔借他的失败也批判了英国工会和工党在社会革命中表现出的懦弱和妥协。小说记载了自一战期间以自由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到战后工党崛起取得执政权却又向保守党妥协的英国政治史。英国工党于1918年成立，其前身之一费边社对其思想路线影响至深。费边社“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它坚决站在那些想要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者一边”（萨松 23）。因此，英国工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伴随着改良主义目标产生的”（24）。而历史久于工党、与工党有密切党团关系的英国工会也持明显的保守倾向。“工会要通过长期的谈判过程使自己适应英国的资本主义，这需要强烈的阶级认同感。这种阶级意识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将工人阶级融合到国家之中”（47）。小说中的工会和工党形象与现实情况很吻合。在塞戈特游园会上，工会运动积极分子嘲笑雇农因农场主恐吓而退出农业工人工会，雇农反击说：“你们的工会替你们干了啥吗？我告诉你，这会儿我口袋里的钱比你的多得多”（Gibbon, A Scots Quair 251）。工会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生活，因为它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管理。罢工计划破产后，罗伯特才意识到“（工会）领导背叛了罢工行动，他们感到畏惧，害怕锒铛入狱，那些领头的，他们为保全自己出卖了罢工”（309）。同现实中一样，小说中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政府后来向保守党妥协，组建起国民政府。前文提到的审查救济金发放法，即是英国国民政府在统治初年的“政治成就”。所以工会和工党无法解决苏格兰的现实问题，尤其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它们反而会因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使问题日益激化。

米切尔通过《云谷》对罗伯特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反映在他长期以来对费边社社员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的仰慕上。小学时，威尔斯的作品总是他的最爱，后来他与威尔斯有了私交，后者甚至在他早期出版受挫时替他向出版社背书（Munro 12, 52），这些或多或少都说明社会改良思想一直影响着米切尔。但小说中牧师罗伯特罢工失败，同一时间克丽斯和他的孩子早夭，都证明米切尔已完全意识到以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来纠正或补充传播论历史观的不足，千疮百孔的苏格兰和世界亟需一种新型社会革命。

03

马克思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米切尔阅读过马恩的著作，但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历史感，米切尔逐渐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新婚后不久（1928 年），在与友人的一次交谈中，他曾预言“法西斯主义将席卷欧洲，共产主义势必紧随而上，以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革命”（qtd. in Munro 43）。而他本人与共产主义的渊源亦不浅。他曾回忆1918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他在采访报道时不由自主加入阿伯丁苏维埃的经历（Gibbon, A Scots Hairst 100）。1919 年，米切尔到格拉斯哥任《苏格兰农民报》（The Scottish Farmer）初级记者，又加入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治组织，甚至亲历了乔治广场斗争（Battle of George Square）⑧。米切尔成名后也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毫不讳言。他在《左翼评论》（Left Review）上多次承认自己是“革命文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政治宣传”（qtd. in Munro 134, 176）。临去世前米切尔构思的《宗教的故事》（The Story of Religion）一书的大纲，最后一章是“卡尔·马克思和地上的神之国度”（200），在他看来，马克思取代了罗伯特·卡珲幻想的神，将如救世主般拯救深陷20 世纪文明之恶的苏格兰和全世界。而《灰色花岗岩》中经历了重大思想转变的小尤恩延续着罗伯特的变革梦想，他将担负起米切尔心中的共产主义革命大业。

人的转变，尤其是思想转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从皮克特猎人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小尤恩至少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变。第一次是他认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 5）。小尤恩最初的历史观与消极的传播论历史观相契合，他架空了历史与个体的意义。相比克丽斯那种对一切明察秋毫却因无力改变现实而显得事不关己的态度，小尤恩更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味。他试图通过某种脱离现实的智识生活来逃避真实动荡的历史。童年时，他喜欢研究燧石，后来，他进入冶金厂当学徒，初衷也是要钻研更高产的冶金法。对小尤恩来说，生活的意义“在于一槽炽热滴淌的金属倒入铸具，那遵循公式不断解开数学招数的乐趣”（Gibbon, A Scots Quair 380）。紧接着，小尤恩的第一次转变出现在与英格兰教师艾伦·琼斯交往后。有意思的是，正是克丽斯促成了这一转变。在《云谷》末尾，她曾预言老城的失业工人“不会忍受，会爆发革命”（341），而小尤恩将“成为少数能拯救时局的人”（340）。到了《灰色花岗岩》，正是她安排新来的房客艾伦与她们母子一同郊游，给了两个年轻人深入交谈的机会。艾伦是社会主义者，她义正言辞地否定了小尤恩那套自私而虚妄的独善其身说辞：“你并非只是你自己，你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结果，一种产物。”“不要这么高高在上；你只有成为地位平等的人才能带领他人”（387, 388）。郊游后，小尤恩有了明显改变，他不再拒人千里，而是与工友打成一片。工友说：“那位纨绔子弟〔……〕到我们中间，衔着烟屁股，笑嘻嘻地坐下听我们讲话，不时点点头，他这人没那么坏”。“你喜欢和他一起回家。他喊你鲍勃，你喊他尤恩。他对你的一切都感兴趣，你在哪出生，在哪上的学”（389, 391）。小尤恩开始步入社会关系中，尝试把自己看作与工人平等的人。

小尤恩的第二次转变是他对无产阶级身份的初步认同。邓凯恩市的一次游行暴动把他往共产主义推近一步。冶金厂为降低成本大量购入机器，工人一大部分被裁员，少部分留任的工作时间大大延长，贫民的生活更苦不堪言，于是共产党人吉姆·特里斯组织失业工人游行。小尤恩并不在游行队伍里，可在目睹了警察的暴力镇压后，他加入抵抗行列，殴打警察，甚至与众人掀翻空酒瓶车（393-396）。但小尤恩并没有立即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他怀疑自己行动的意义，不信任工人群体，认为那些把工人铸成历史新工具的宣言都是胡话，一度要抽身而出。“他们与你无关。和一切一刀两断”（405）。接下来的博物馆之行改变了他的心意。“源源不断的关于你的同胞的画作，那些农夫、奴隶、平民和六千年来他们可怕的生活〔……〕就好像历史折磨、践踏、藐视、打倒的是你自己，好像你就是每一声尖叫，每一个伤口，他们的肉体是你的肉体，他们流的是你的血”（407）。米切尔在那一刻通过小尤恩表达了对所有受奴役人群的深切同情。正如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古希腊对我来说从不是帕特农神庙，而是雅典法庭下地牢里受折磨的奴隶〔……〕古苏格兰不是玛丽女王，而是一百多年前在法夫郡矿井中被铁链锁着的那些农奴”（qtd. in Silver 114）。这种基于共情的想象迅速将小尤恩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不过，要把想象中的认同变成真正的感同身受，则要在小尤恩亲自组织罢工、在冶金厂门口为工贼返工与警察大打出手而入狱时才实现，这也是他的第三次转变。尤恩在牢中遭受严刑拷打，让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被藐视、被践踏，也第一次真正认同了受压迫和奴役的底层人民。他“消失了，不再是尤恩·塔文达尔，而是那血迹斑斑散落在全世界的成千上百具备受折磨支离破碎的躯体，无论是苏格兰，还是英格兰，德国纳粹的行刑室，乌克兰人屠杀波兰人的深坑，折磨南京共产党员的牢狱中那具扭曲乌青的躯体〔……〕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Gibbon, A Scots Quair 451）。紧随身份认同的是暴力反抗思想的萌芽。小尤恩欣喜地认识到：“他就是那支军队本身——那支饱受痛苦折磨的大军，那最后的阶级群落、古老的贱民中最衣衫褴褛的先头部队”（452）。革命的大幕即将拉开，全世界无产者即将联合起来。

对米切尔来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思想最引人之处都在小尤恩的第三次思想转变中得以体现。其一是通过暴力革命进行历史变革。米切尔沉迷于对残暴行为的描写，比如《落日之歌》中雷雨夜触电身亡的马匹，火灾中未能幸免的家畜，《云谷》中被车轴刺穿身体的老马，拇指被老鼠啃食的婴儿，包括《灰色花岗岩》中遭受酷刑的小尤恩。这些暴力场景呈现出似乎不甚必要的细致笔触，令很多批评家极为不满。休·伊安森·福赛特（Hugh I’Anson Fausset）曾直言：“米切尔先生在这本书里没有展现残暴真实的一面，他只是利用了残暴引发的肉体恐惧而已。他着迷于‘施虐、残暴、把动物撕得或刺得血肉模糊’此类想法’”（qtd. in Munro 108）。事实上，米切尔对暴力的偏好与马克思主义的用暴力推翻所有现存社会制度的观点相关。在马恩看来，暴力是无产阶级实践历史的途径。十月革命的爆发更让米切尔深信以暴力革命进行社会改革的必然性。如麦克库洛赫所言：“对他来说，20世纪初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1917年俄国革命”（McCulloch 132）。米切尔对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十分认同（Munro 134）。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在国际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的不断革命论也强化了米切尔对于在世界主义意义上解放全部被压迫阶级的信念。小尤恩断言：“共产党人是正确的。我们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击垮暴力〔……〕必须组织大众，促使他们思考，让他们看到并明白除了通过阶级斗争赢得权力，把那些老爷们压垮，碾成浆糊，别无他法”（Gibbon, A Scots Quair 457）。接着，他正式入党，积极发展党员，坚定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米切尔的第二重影响则是唯物史观及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灰色花岗岩》中，小尤恩领导的罢工失败后，他给自己的历史观转变做了一次总结：“成为历史真是糟透了⑨——不是学生、历史学家，或是吵吵嚷嚷的改革者——而是活生生的历史本身（LIVING HISTORY ONESELF），成为它、创造它，成为盲人的眼、残疾人的手”（459）。学生和历史学家把历史看作冷冰冰的数据，吵吵嚷嚷的改革者在历史冲突中选择和平和保守立场，这正是米切尔批判的以早期小尤恩和罗伯特为代表的历史观。在不断的历史实践中，小尤恩清楚地看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世界主义意义上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倚赖于推翻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也正是在领导阶级革命、开创新历史的意义上，他可以说自己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本身。

但事实上，20世纪初共产主义在英国并未扎根。当时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数目众多，内部矛盾多于团结。党派之间对于是否革命、如何革命分歧不小。与苏联方面联系最紧密的是亲工党的社会主义党，所以有列宁后来关于英国共产党应隶属工党的指示（Northedge and Wells 204-205）。1920年7月英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内分裂集中体现在对工党和劳工学院运动（the Labour College Movement）的态度上。1922年，一些支持劳工学院的共产党员退党，“到1927年底，莫斯科改变态度，开始指责议会社会主义者（parliamentary socialists）为‘社会法西斯分子’”（205），英国共产党因此与工党决裂，与此同时，党员数量进一步锐减（206）。由此看来，20世纪初的英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工党、劳工学院运动等力量间缠夹不清，没有形成政治独立，也没有产生积极的政治成果。相应的，《灰色花岗岩》中刻画答案共产党人亦非尽善尽美。艾伦成为党员后因受不了颠沛流离、贫困潦倒的生活而背叛初心；尤恩多次为挑起阶级矛盾而故意制造骚乱斗殴；而且小说中的游行罢工无一例外都折戟沉沙。多数工人对共产党的印象是：“你很清楚那些赤色分子是什么样子，被俄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冲昏了头脑，一群叽叽喳喳的匪徒”（Gibbon, A Scots Quair 390）。他们普遍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未来持怀疑态度，“赤色分子给谁带来过什么好处？〔……〕那些什么所有工人党派齐心协力的废话〔……〕很多赤色分子不过是背叛劳工运动的该死的叛徒”（412）。

此外，苏格兰工人内部也未形成成熟的阶级意识。这其中有内在因素的影响。《灰色花岗岩》开头提供了一幅负面的都市失业者群像：“他们人数众多，打着哈欠，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们穿着平底靴，胡子拉碴，看见有骚动时就大吵大闹，要不就是对过路的姑娘说些碎嘴子脏话”（368）。懒惰、酗酒、卖淫是贫民窟生活三大主题（414-415）。工人们意志薄弱、自我沉沦，远未成为马克思所谓的“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他们寄望于工厂主以解决温饱问题，对社会革命毫无热情。冶金厂罢工失败后，因日本侵华战争和查科战争武器订单大增，工人们纷纷返工，为计件工资的微薄收入欢欣不已。米切尔对工人尚未形成阶级意识最惟妙惟肖的一次描写发生在救济金日游行途中。一个工人以第二人称视角全面展现了自己从无自主性到加入游行队伍后激发起改变现状的决心，再到因担心自己和妻儿而心生怯懦，再到因加入游行队伍的《国际歌》大合唱而再次坚定变革的信心，如此起伏反复的心态变化（394-395）。难怪特里斯向尤恩怒言：“只有我和你才是工人阶级，而不是那些回到冶金厂的可怜工贼”（459）。

阻碍工人萌发阶级意识的外部因素比较复杂。其一是自19世纪下半叶起有产阶级塑造的温良恭俭让的苏格兰平民身份神话。20世纪初，这一身份神话仍在发挥其影响力，本土工人阶级以“温顺、有节制且行为得体”（Young 165）为荣，羞于且耻于成为革命党。其二，苏格兰一部分有产阶级对自1707年以来苏格兰对英格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依赖仍深信不疑（174），他们肯定英帝国主义对苏格兰发展的积极作用，为了维护帝国乃至他们自身的资本发展，他们需要工人循规蹈矩。另一阻碍因素是与上面这种亲英倾向相对立的民族主义。小尤恩曾言：“资本主义还有一百种逃避自己结局的方法，比如法西斯主义、新政、道格拉斯主义、战争等等：其中最长久的也许要算法西斯主义”（Gibbon, A Scots Quair 473）。米切尔多次将民族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阻碍世界主义层面上无产阶级斗争和解放的分裂意识。同样的，列宁曾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制造平等假象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员应告诉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骗局，同时要强调，帝国主义竞争排除了资本主义下民族自由的可能性”（qtd. in Kristjánsdóttir 606）。因此，要让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制度有深刻理解，同时意识到无产阶级承担着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历史责任，道阻且长。尤恩承认，他已预料到变革不会在他的时代到来。

在三部曲末尾，当得知将带领邓凯恩的反饥饿游行（Hunger March）队伍南下至伦敦并在首都继续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不是自己而是小尤恩时，特里斯半嫉妒半揶揄道，“照顾好游行队伍，提防那些猪猡走丢或偷盗，或因和女孩上床惹麻烦”（Gibbon, A Scots Quair 493）。这一牢骚之言既说明以特里斯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够团结，也强化了工人的负面形象。米切尔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实现革命和自由的条件尚不成熟，资本主义仍然繁荣，工人阶级意识仍未觉醒，共产主义思想仍未得到普遍接受。但通过小尤恩，他至少让无产者看到了自己的历史角色和可能的未来。

回顾苏格兰的历史，自《1707 年联合法案》通过以来，她在大英帝国的阴影下时而婉转哀啼时而亢奋高歌了几个世纪。18 世纪，詹姆斯二世党复辟惨败，接着是侵掠如火的圈地运动，高地乃至苏格兰的经济和社会生态遭到彻底转变；19 世纪，凭借她自己的原创思想及技术革新，苏格兰紧随不列颠驶入国内工商业发展的快车道，亦成为帝国海外殖民扩张的排头兵；到了20 世纪，因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捆绑和依赖，苏格兰深受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重创，经济疲软，民不聊生。这三个世纪以来，对苏格兰来说，大不列颠是主宰者、庇护者，更是掠夺者、毁灭者，她似乎从未在精神和文化上真正融入不列颠帝国；时至21 世纪的今日，民族独立的合鸣在苏格兰更是渐奏渐强。

要选择“苏格兰性”还是“不列颠性”？该如何定义“苏格兰性”？这便是20 世纪初苏格兰作家面临的抉择和难题，米切尔也不例外。但不同于别人，他不拘泥于民族主义，而是选择以更宽广的历史视域来审视现实。在此意义上，《苏格兰人的书》不是一部探讨民族精神的作品，而是广义上人类现代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小说记录的从乡村到城镇再到都市的苏格兰历史，成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常规范例；而苏英关系也在两代人的历程中，逐渐变奏为人类现代社会中更为普遍的阶级关系。文本中，克丽斯代表了前现代文明对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徒劳反抗，而罗伯特和小尤恩则实证了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抵达自由的彼岸。借由主角的磨难、思索和探求，从“文明传播论”到空想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苏格兰人的书》见证了米切尔的历史观转变，也实现了民众创造历史的可能。“苏格兰性”和“不列颠性”孰是孰非的问题，也就转换为对现代人如何冲破资本社会的束缚，从而达至自由之境的思考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格兰人的书”可以说是所有现代人的书。

三部曲给我们的终极启示是：初生的个体，因与土地和自然的原始关联而获得的自由感和愉悦感，一朝失去，却最终只能通过联合受困的人们，一起“成为活生生的历史本身”，冲破现有社会生产关系强加的制约和束缚，而重新获得。正如米切尔所言：“人不单单是历史力量的受害者，不单单是被风暴吹过的不幸树叶。如果他们无法制造那场风暴，他们也可以给风暴引路”（qtd. in McCulloch 131）。诚如是。

责任编辑：黄 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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