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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在流亡伊斯坦布尔时期，奥尔巴赫将自己的东方观内隐于学术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一是重申《旧约》的宗教文化地位，强调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二是有意淡化穆斯林世界影响，强化他的欧洲整体观。这种矛盾的东方观起因于奥尔巴赫流亡的现实处境，也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有关。本文从伊斯坦布尔与奥尔巴赫流亡间的关系谈起，重点分析奥尔巴赫矛盾的东方观及其形成原因，并深入探讨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进而驳斥美国学者艾米丽·阿普特认为奥尔巴赫只关注欧洲文化而忽略了东方文化的观点。

关键词

奥尔巴赫；东方观；文化整体性

作者简介

王晓燕，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理论。

Auerbach’s View of the East in Istanbul Period 

While in exile in Istanbul, Auerbach concealed his view of the East in his academic studies, mainly in two ways: first, he affirm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status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Judeo-Christian tradition in Western culture; second, he intentionally plays down the influence of the Muslim world and strengthens his view of Europe as a whole. This contradictory view of the East originates from the real situation of Auerbach’s exile, but it also has a lot to do with his contemplation on the hol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U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tanbul and Auerbach’s exile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analyzing Auerbach’s contradictory view of the East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its formation, further exploring his contemplation on the hol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during his stay in Istanbul, and thereby debunking the argument from American scholar, Emily Apter, that Auerbach only dwelled on European culture, but ignored Eastern culture.

Auerbach; view of the East; the integrity of culture

Wang Xiaoyan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the Institute of Cross-Cul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Email: 2633209091@qq.com

20世纪著名德国罗曼语文学家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于伊斯坦布尔时期撰写的《摹仿论》（Mimesis, 1946），该作不仅赢得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 1903—1995）的赞叹，称其有“如此之多的方法，如此巧妙的相济为用”（206），而且还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称为“迄今为止最令人惊叹、最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著述之一”（《世界·文本·批评家》8）。萨义德对奥尔巴赫推崇备至，一方面缘于同为流亡知识分子的相似命运；另一方面则对奥尔巴赫将流亡“转换成一种积极的使命”进行“文化活动”感到敬佩。在萨义德看来，奥尔巴赫的流亡之作并非学术任务，而是通过对普遍人类的研究来超越民族界限的文化研究（《世界·文本·批评家》10）。他强调，奥尔巴赫在流亡时期“积极介入自身文化之外的某一文化或文学这一人文主义传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一事实与东方学直接相关”（《东方学》331）。萨义德将奥尔巴赫作为其东方学理论的重要例证，意在说明：一、东方学家应像奥尔巴赫一样在异质文化的疏离中“获益或者更好地理解自身文化”，而不是加剧东西方的冲突。二、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应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关注人而非民族或国家，这也是萨义德世俗人文主义的重要观点。

美国学者艾米丽·阿普特（Emily Apter, 1954— ）也对奥尔巴赫及其流亡给予关注。她在《伊斯坦布尔，1933，全球翻译》（“Istanbul, 1933, Global Translation,” 2006）一文中认为，萨义德将奥尔巴赫作为“东方主义学者抵牾欧洲中心论文学批评的内部结构的基石”，主要因为《摹仿论》的问世恰恰归功于东方而“非西方的放逐和无家可归这一事实”（141）。她从20世纪三十年代伊斯坦布尔复杂的学术环境出发，认为流亡与政治是造成奥尔巴赫“推崇德语且专注于欧洲语言与文学”、在《摹仿论》中始终保持他的欧洲边界不被“外国”渗透的重要原因（143、145）。奥尔巴赫虽在伊斯坦布尔流亡11年之久，但并没有像萨义德所要求的知识分子那样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也没有主动学习土耳其文化，而是专注于罗曼语文学，对西方文学史的发展进行总体描述。她由此认为，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只关注欧洲文化而忽略了东方文化，并对奥尔巴赫将自己塑造成“孤独的欧洲学者”、把伊斯坦布尔描绘成“贫乏的流亡之地”进行了质疑（144）。事实上，奥尔巴赫虽专注于罗曼语文学，但并没有完全忽略东方文化，而是将其隐于学术研究中，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重申《旧约》的宗教文化地位，强调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二是有意淡化穆斯林世界影响，强化他的欧洲整体观。这种矛盾的东方观起因于奥尔巴赫流亡的现实处境，也与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有关。本文从伊斯坦布尔与奥尔巴赫流亡间的关系谈起，重点分析奥尔巴赫矛盾的东方观及其形成原因，并深入探讨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进而驳斥阿普特认为他只关注欧洲文化而忽略了东方文化的观点。

01

伊斯坦布尔与奥尔巴赫的流亡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 1952— ）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Memories and the City, 2018）中，曾这样描述伊斯坦布尔：“夹杂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居住着少数的富豪和多数的穷人，为一拨拨外来移民所侵占，族群众多分歧而始终分裂，过去一百五十年来，伊斯坦布尔是个谁都不觉得像家的地方”（169）。但在 20 世纪，伊斯坦布尔却成为欧洲学者重要的“避难所”之一。这首先与伊斯坦布尔身处欧亚交界的独特地理位置及多元的民族文化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土耳其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欧洲认同需求。

伊斯坦布尔地理位置特殊，横跨欧亚大陆，这不仅使它具有连接东西方的重要区位意义，而且还形成了它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与开放性特点，为20世纪流亡于此的欧洲学者提供了文化环境。而奥尔巴赫流亡伊斯坦布尔的真正契机却是20世纪三十年代的土耳其现代化改革。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并出台了一种“双重文化”政策，“它要求公民，无论其种族或宗教背景如何，都必须符合统一的土耳其文化和语言。与此同时，它还实施了一项同样具有同化作用的西方化计划，旨在获得欧洲核心国家的文化认可，像法国、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应该赋予初生的土耳其政权合法”（Konuk 83）。事实上，土耳其文化的西化计划早在19世纪便已开始。

19 世纪初，当欧洲各国均已显现出他们在军事和商业上的优势时，土耳其却还处于一个“遭受失败和耻辱的时期”（刘易斯 338）。为寻求国家发展，当时土耳其改革派试图通过制定立法来使土耳其“具有一个欧洲国家的形式和结构”（刘易斯382）。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探索，到了 20 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奠基人齐亚·高卡普（Ziya Gökalp, 1876—1924）对土耳其改革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其中强调了欧洲化与世俗化对于土耳其新国家建立及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伊斯坦布尔大学作为土耳其文化改革的重要基地，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采取的改革措施有：

一是在教学师资上，大量引进欧洲学者。为进一步推动土耳其文化的欧洲化目标，1932年，土耳其从瑞士聘请了著名教育改革家阿尔伯特·马尔什①（Albert Malche, 1876—1956）教授。马尔什在其教育改革中提议，土耳其要建设世界性的大学，需要聘请一系列来自欧洲的教授。此时被纳粹德国放逐的一大批“德国或讲德语的教授接受了邀请”（阿普特 145），成为土耳其文化改革的重要欧洲资源。

二是在教学内容上，注重文学中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思想,并对所聘请欧洲学者的专业提出了要求。马尔什在其报告中强调欧洲人文科学对于“提高智力”的重要性，设想要建立一个“包括法国文学、普通语言学和比较文学，重点是思想史”（Konuk 65）的文学院。他还建议大学聘请能够胜任多种语言的语文学家来实施这一计划。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德国语文学家移民土耳其，成为推动土耳其国家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奥尔巴赫自称为“有犹太信仰的普鲁士人”（qtd. in Nelson Jr. 313），也曾为保住自己在马尔堡的工作被迫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但他始终难逃犹太人被迫害的命运，并于1936年流亡伊斯坦布尔。在此期间，语文学家列奥·斯皮策（Leo Spitzer, 1887—1960）对奥尔巴赫顺利流亡伊斯坦布尔起到了助推作用。斯皮策早在1933年就任职于伊斯坦布尔大学西方语言与文学院。三年后，斯皮策在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曾举荐奥尔巴赫继任他的职位。②奥尔巴赫也因自身的学识、素养及深厚的语文学功底，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现代化改革的“关键人物”（Konuk 38），最终获得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职。

奥尔巴赫的流亡代表着欧洲文化的高标准，他身上的“欧洲性”被放大，成为伊斯坦布尔大学“欧洲转向”的重要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奥尔巴赫流亡既是被纳粹放逐这一现实，也是由于土耳其文化改革的主动接纳。同时，奥尔巴赫的犹太身份、流亡经历及其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文化代表地位，也使他在此时学术中有意淡化穆斯林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他虽然在著作中公开谈论《旧约》，但并未深入研究东方文化，而是较多地专注于罗曼语文学，这便形成了他在伊斯坦布尔时期矛盾的东方观。

02

奥尔巴赫矛盾的东方观

在伊斯坦布尔，奥尔巴赫虽然离开了欧洲文化圈，书写欧洲文学史，但东方始终是他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中绕不过去的地方。其矛盾的东方观主要表现为：

第一，奥尔巴赫在其学术中重申《旧约》的宗教文化地位，强调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旧约》作为犹太民族及文化的核心所在，从其产生背景和流传区域来看，属于东方文化范畴。③作为一名德裔犹太人，奥尔巴赫出生于德国，但他的犹太身份及信仰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学术研究。《喻象》（“Figura,” 1938）是奥尔巴赫流亡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该文从词源学角度考察喻象（figura）一词的起源及发展，系统性梳理了喻象“如何在其语义发展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历史情境（historical situation），并产生深远的影响”（76）。他强调古代先贤们在喻象历史化过程中的贡献，指出喻象在基督教世界里是由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约160—230）首次使用的。奥尔巴赫以此为切入点，在喻象的词源学基础上介入《旧约》与《新约》文本，认为喻象“是真实的和历史的，它预示着另一个同样真实和历史的事件，这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致或相似性来揭示的”（29）。他进一步强调，“《旧约》中的人和事是《新约》及其历史的预表”（30），《旧约》中的历史事件“不仅意味着自身，而且意味着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又包含并完成了第一个事件”（34）。奥尔巴赫通过喻象对《旧约》中的历史事件及重要性进行重申，意在表明《旧约》及其存在代表着“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被保存下来，而不是被取代”（Dawson 186）。他通过《旧约》与《新约》间的关联来强调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既捍卫了《旧约》的宗教文化地位，也对20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借宗教来抵制犹太人的系列举措进行抨击。在四十年代创作的《摹仿论》中，奥尔巴赫在其开篇比较《荷马史诗》与《旧约》时，也对后者有所偏爱，指出“荷马风格是使事件展现在画面的前景，他的诗里虽然有大量的前后跳跃，但他每次都把正在讲述的事情作为目前的唯一而不与其他事情相混淆，没有讲述人视角的出现”，而《旧约》则“只突出对于行为目的有用的现象，其余的一切都模糊不清；唯一强调的是情节的重要高潮，〔……〕整个文章朝着一个目标发展并充满了引人入胜、连续不断的紧张氛围，因此更显的一气呵成、神秘莫测而又难以捉摸”（13）。与《荷马史诗》完整的、面面俱到的说明相比，奥尔巴赫更欣赏《旧约》简约、含蓄的叙事风格，并在《摹仿论》中进一步对《旧约》的素材及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予以赞扬，认为《旧约》对真的要求“远比荷马作品迫切” （16），《旧约》的素材“随着故事的发展越来越接近历史”（22），而其对人物的塑造不仅注重展现人物多层次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突出人物的“历史感与个性”（20）。他也因此认为犹太作家能够成功展现人物“相互交织的思想感情及冲突”（14），并流露出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豪感。表面上看，奥尔巴赫并没有公开谈论犹太大屠杀或当时的一些政治情势，但却以罗曼语文学为研究内容，对西方文化的犹太起源进行了探讨。他关注西方文化中犹太遗产的存活，强调“德国犹太人，无论种族多么不同，都是德国人，因为他们共享一种继承了犹太－基督教遗产的德－欧文化”（Hacohen 606）。奥尔巴赫深信，纳粹民族主义的兴盛及“‘血与土’所宣传的、可怕的不真实性和纳粹的种族等级制度，将犹太人排除在欧洲文化之外”（qtd. in Barck 82）是导致西方四分五裂的重要原因。因此，《旧约》是他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东方观的直接表现。

第二，与前期研究相比，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的学术中有意淡化穆斯林世界影响，强化他的欧洲整体观。1929年，奥尔巴赫在其首部学术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Dante: Poet of the Secular World, 1929）中，以但丁为切入点，分析了但丁及其所处中世纪欧洲文化的统一性，对但丁所受东方文化影响给予肯定。奥尔巴赫指出，但丁作品中关于神话的总体想象源于“地中海流域沿岸国家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东方和西方神话的丰富宝藏”，这是他“呼吸的空气”（Auerbach, Dante 82）。他强调但丁创作中的世俗主题及其所受东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尤其是贝雅特丽齐身上所体现出的“东方基督教关于神完美化身主题的转变”，对“欧洲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uerbach, Dante 61）。但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奥尔巴赫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主要有：《17世纪的法国公众》（1937）、《让·雅克·卢梭》（1939）、《16世纪欧洲民族语言的形成》（1939）、《但丁》（1940）、《文学与战争》（1941—1942）、《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1942）、《孟德斯鸠与自由国家》（1945）。这些讲座内容主要涉及欧洲文学和文化史。其中，奥尔巴赫在谈到但丁及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时，解释了十字军东征是为了统一欧洲而对抗伊斯兰教，指出了东方贸易对像佛罗伦萨这样的欧洲城市的重要性，却有意忽略了《神曲》中关于穆罕默德的描述。事实上，奥尔巴赫在之后的《喻象》和《摹仿论》中关于但丁的篇章都很少提及穆斯林世界的影响。作为但丁研究学者，奥尔巴赫显然对他所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筛选，选择了伊斯坦布尔大众容易接受的话题。众所周知，奥尔巴赫对但丁极为推崇，这除了他与但丁相似的流亡经历之外，还在于但丁在《神曲》主题、结构及人物塑造中所体现出的完整性与统一性是他认同的。在奥尔巴赫看来，但丁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其《神曲》以“一种更加纯净、更加真实的形式”描写了“神的秩序的整体”（奥尔巴赫 221），并对整个人类及其精神进行了描述（奥尔巴赫 225、231）。他有意淡化穆斯林世界影响，一方面与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受众有关，另一方面意在强化他的欧洲整体观，体现他复归欧洲的心愿。再者，土耳其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改革及其对传统伊斯兰文化的抛弃也使他意识到在此时学术中淡化穆斯林世界的必要性。无论如何，奥尔巴赫矛盾的东方观始终是因其流亡所致。作为犹太难民和伊斯坦布尔的局外人，奥尔巴赫虽然很关注局势动态，也曾参与土耳其文化的现代化改革，但他对纳粹十分敏感，尤其是随着纳粹分子及其文化在伊斯坦布尔的渗透，奥尔巴赫逐渐意识到：“很明显，‘他们’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把我们赶出这里”，“然后这里也会有很多敌人，〔……〕他们现在只是保持沉默”（Konuk 115）。从德国到土耳其，奥尔巴赫在流离失所的现实面前，越来越明白在这个陌生环境中活下来的重要性。他虽小心谨慎地活着，但每一次不经意的行动与落笔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无论是《喻象》对《旧约》宗教文化地位的捍卫，还是《摹仿论》对人类精神史意义的探讨，奥尔巴赫的东方观虽点到为止，却又暗含深意，实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03

奥尔巴赫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

奥尔巴赫矛盾的东方观起因于其流亡的现实处境，也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有关。作为一名罗曼语文学家，奥尔巴赫虽置身于伊斯坦布尔，但“西方是他的视野”（Costa-Lima 490）。他对西方文化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其罗曼语文学研究中。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奥尔巴赫始终恪守语文学家的本分，严守罗曼语文学阵地，一方面因为“语文学涵盖了一切事关历史的人文学科，〔……〕它几乎完全等同于德意志的精神史概念”（Auerbach,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9），而“语文学学者继承的最珍贵、不可或缺的传统仍然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264）。因此，他坚持德语创作，并在《摹仿论》附论中指出该书“是一本德国的书”，其创作“源自德国的心智史和语文学的主题和方法；与其他任何传统相比，只有在德国的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传统中，它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如果不是我青年时代在德国的耳濡目染，这本书是绝不可能完成的”（688）。奥尔巴赫强调《摹仿论》的语言、内容及阅读中的德国学术背景，既表明其欧洲学者身份，也突出《摹仿论》的欧洲文化主题，以便于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对奥尔巴赫而言，罗曼语文学有着无与伦比的前景，是因为它“有潜力展示欧洲文化的基本统一”（Auerbach, 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 xvi）。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奥尔巴赫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的衰落，这使他意识到“欧洲文明正在接近它的极限，它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历史似乎结束了”（Auerbach, Dante xvii）。尽管如此，他依旧相信西方文学传统中存在着一种基本的统一，而语文学是实现这种统一的有效途径。④从《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到《喻象》和《摹仿论》，奥尔巴赫始终将西方文化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基础，并将自己定位为“泛欧洲人，是欧洲文化的参与者”（Landauer 88），试图在其著作中建构一个“包含他自己在内”的西方世界。他在《喻象》中探讨西方时间和历史观念的真正来源（Zakai 26），在《摹仿论》中“以欧洲作为整体呈现其历史图景”（张辉 55），这些既是他罗曼语文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西方文化的深刻思考。即使在离开伊斯坦布尔之前，奥尔巴赫依旧致力于推动西方学术的发展，他恢复了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的杂志《西方语文学杂志》（The Journal of Western Philology），强调其办刊宗旨是“服务于土耳其的知识发展，继续为国际语文学的研究作出贡献”（Konuk 131），并以此希冀他的研究“能够使那些对我们西方历史仍保留着热爱之情、而不是对它进行破坏的人重又聚首”（奥尔巴赫 656）。

不过，虽然奥尔巴赫试图通过罗曼语文学重建被纳粹摧毁的西方文化，但他并非如阿普特所言忽略了东方文化，而是在其《旧约》和但丁研究中强调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在奥尔巴赫看来，《旧约》“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与世界历史及对世界历史的诠释有关”（奥尔巴赫 19），而但丁及其创作则揭示了“欧洲历史文化的统一性” （Auerbach, Dante 177），且这一统一性包含着密切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奥尔巴赫很少用东西方二分法来局限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区分人类精神史边界，而是通过研究普通大众的世俗日常及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来观照人类整体命运，这也是其世俗人文主义的核心观念。

东方在奥尔巴赫整体的学术研究中所占分量较少，原因在于：在德国的学术体系中，东方早在浪漫派那里便具有了“专门功能”，“是世界的起源，是腐败欧洲的精神对照，也是文明之外的蛮族”（范劲 76），从19到20世纪，德国对印度和伊朗古文献中“雅利安”（Aryan）一词的歪曲和利用，不仅编造了雅利安神话，鼓吹种族优越论，而且还为德国纳粹的反犹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作为一名被迫流亡的德国犹太学者，奥尔巴赫深知德国学术中对东方的“神化”及其危险，也明白土耳其政府通过 “否定现存所有伊斯兰教文化遗产”和聘用大量欧洲学者来“实现欧洲意义上的技术现代化”，只是其“利用欧洲自身利器来对抗欧洲”（qtd. in Barck 82）的一项预谋。与此同时，他所经历的土耳其现代化改革也正“与疏远伊斯兰教的习惯和传统并转而倾向于欧洲的这一运动联系在一起”（刘易斯 9）。这些都使奥尔巴赫意识到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东方对他而言显然是一个敏感领域。因此，他并没有系统研究东方文化，而是通过《旧约》和但丁研究来强调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而土耳其现代化改革也使奥尔巴赫意识到文化的标准化及其后果。他指出，“人类过去一千年来内在的、实现自我表达的历史”（Auerbach,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255）最终都会走向标准化。后来他似乎越来越悲观，认为“如今人们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性大大缩小了。各个阶层的人及其不同的生活方式已经相互融合，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异国他乡的民族了”（奥尔巴赫 650）。奥尔巴赫对于文化标准化的看法在其《世界文学的语文学》（“The Phil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1952）一文中有明确表达。⑤他反对文化标准化所导致的“个体传统的削弱”和“民族存在根基的衰退”（Auerbach, Tim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253），坚信“虽然历经重重危险和劫难”，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奥尔巴赫 650）依旧是这个时代所应有的重要内容。奥尔巴赫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肯定与尊重，也是其对东西方文化整体性的一种思考。

综上所述，流亡作为奥尔巴赫重要的人生经历，对其生活、创作及学术视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伊斯坦布尔时期，奥尔巴赫一方面在其学术中重申《旧约》的宗教文化地位，强调犹太－基督教传统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有意淡化穆斯林世界影响，强化其欧洲整体观。这种矛盾的东方观反映了他通过罗曼语文学建构西方文化统一性的信心和勇气，也蕴含着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整体性思考。从这个意义而言，阿普特对奥尔巴赫批判的局限性在于：她忽略了奥尔巴赫作为一名语文学家自觉的学术追求和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对人类整体精神史的关注。她认为奥尔巴赫只关注欧洲文化而忽略了东方文化，实则并未理解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忽略东方文化的真正原因，也没意识到萨义德多次援引奥尔巴赫的深刻用意。

责任编辑：杨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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