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坤：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刘明坤
云南贡院至公堂旧影（1920年前后）
作者简介：
刘明坤，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4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获硕士学位，师从昂自明教授；2008年毕业于扬州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董国炎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指导教师刘海峰教授；扬州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在站，合作导师周新国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科举文化与文学、中国古代小说。在《河南社会科学》《当代文坛》等核心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关于云南科举的最早记载，《历代贡举征辟表》中有论述，“滇南自元仁宗皇庆二年冬十月甲辰始行科举，诏天下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贡，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1]”。又《选举志》：“选合格者三百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一百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各二十五人。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云南一人；色目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云南二人；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云南二人。”从这些零星记载来看，元朝时期，云南开始有科举，但从给出的名额，结合取中人数看，元朝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
一、关于明清云南科举概述
关于明朝时期的云南科举，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说：“洪武十八年（1385）诏令云南所属生员有成材者从便选贡。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诏云南各学生员不拘额数选取。洪武二十二年（1389）始命云南选贡送监，就应天府乡试[2]。”事实上，当时云南虽已开科，但乡试仍在应天府举行，云南本土并没有开科，真正意义上的云南科举是始于永乐九年。倪蜕说：“永乐九年（1411）秋八月，云南始行乡试，通省生儒取洪诚等二十八人[3]。”因此，云南大规模乡试开科是从这一科开始的。
明朝时期，云南从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1393）开始，至崇祯十五年壬午科（1642）结束，乡试共开科81科，录取举人2756名。进士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科开始，至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科结束，共开科75科，录取进士261名。
清朝时期，云南因为版图归入较晚，所以科举实施的时间相对拖后。因此，顺治十七年云南才在完整意义上归入了清王朝的版图。科举自然要比中原和江南地区晚些。有清一朝，举人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科终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云南共开97科，录取举人5757人，连同顺天中式者共5700人。清朝云南进士始于康熙三年（1664）甲辰科终于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科，共开科98次，录取进士681人。
明清云南各民族科举实施前与实施后的社会发展程度是不同的，科举实施前，除省会与个别大的府州外，整个社会相对比较保守，很多地方是残酷的农奴制，土司统治贯穿全省大部分地区，劳动生产力低下，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较大，文化教育不发达，民族矛盾严重，中央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也较为薄弱。科举实施后，各民族关系得到融合，教育较为发展，土司统治逐渐被中央王朝的流官治理所代替，社会得到进一步开发，逐渐全面进步，尽管在科举上一直是边疆小省的身份，但却促进了云南社会文化的发展，云南文学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也像民族关系一样，逐步与中原地区的文学主流思潮接轨，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二、关于明清云南少数民族科举概况
“爨”本是蜀汉时期的南中（今云南、贵州一带）大姓之一。至于东晋，爨氏世守南中，形成地方割据局面。“爨”遂逐渐由姓氏变成民族泛称──“爨蛮”。隋唐之际，爨蛮分成东、西两爨：东爨的主体民族为“乌蛮”，西爨的主体民族为“白蛮”，分别演变成了今天的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
1、关于白族及其起源。白族的先民为“西爨”，“西爨，白蛮也”。《（天启）滇志》中“种人”篇[4]说“爨蛮，蛮本以乌、白为号，无姓氏，其称爨者，从其酋长之姓耳。……名号差殊，语言嗜好亦因之而异。大略寡则刀耕火种，众则聚而为盗[5]。”《蛮书》也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的所谓“爨”，是指当地统治者的大姓，即爨氏家族，大多就是今天的白族。到元朝后期的时候，已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发展相差不大了。
2、关于彝族及其起源。彝族的主要先民是“乌蛮”，乌蛮的种类繁多，乌蛮又分东、北、西三部分。云南的彝族主要为西部“乌蛮”，他们除一部分后来发展成纳西族以外，大部分发展为彝族，而其中绝大部分又生活在山区。《（天启）滇志》中说“其种类有——白猡猡[6]，男衣两截衣，裹头跣足。在云南、澄江、临安、永昌者，渐习王化，同于编氓。其在蒙自、定边、尚称顽梗。在曲靖者，于夷为贱种。……”从这里我们看出，彝族根据居住地方的差异，其汉化与进化程度不同，社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文化水平在唐朝以后，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普及。
3、关于纳西族及其起源。纳西族的主要先民为“磨些蛮”（麽些）。《唐书》中称“磨蛮、些蛮与施、顺二蛮，皆乌蛮种，居铁桥、大婆、小婆、三探览、昆池等川[7]。”《（天启）滇志》说“今丽江之夷，总称磨些，而北胜、顺州、禄丰亦皆有此类。”有的磨些人“其读书入学者，衣冠悉同士子”。所以，明代开始开化以后，到清代丽江地区的科举也较为发达。
4、关于傣族、哈尼等其他少小民族。“和蛮”是现代哈尼族的先民。《蛮书》卷八说：“谷谓之浪，山谓之和，山顶谓之葱路”。“和蛮”又称“窝泥”是为谐音，《（天启）滇志》中说“或曰斡泥，男耳环跣足[8]。”它们整个民族一直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同样情况还包括一些当时的少小民族，他们的文化发展与汉化速度较慢，一直到明清基本没有发现这部分民族中的知识分子考中科举的情况。
因此，云南少数民族的科举主要是指当时汉化速度较快的几个大民族，也就是白族、纳西族、彝族和回族，而其他小民族由于或处于奴隶社会，本来就很少的人很难有机会接受教育，或是土司统治，上层阶级世袭了统治权利，很少也不愿去参加科举，这种情况甚至一直持续到清末。所以在明清科举资料中，很难发现除了这四个大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科举的文献。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不普及”和科举成就的“不发达”却更大程度地保全了自己民族的特点，有利有弊。
三、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对于社会发展融合的意义
明清各民族科举实施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及作用，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在科举制度推行之后，接受科举制度并逐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因此，明清云南各民族科举士子的赴考之“路”成为传播西南边疆文化的“丝绸之路”，并且，云南籍科举士子的赴任之路使“云南形象”变为“云南精神”，使更多的省份了解遥远而神秘的云南，从“边徼想象”到“西南重镇”形实的转变。
1、云南科举士子由于受理学忠君爱国的精神较多，两朝出现了多“御史言官”的文化现象，这对于明清时期的云南科举来说，是科举文人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坚守，宝贵的精神财富。
2、从各民族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中，我们应该看到，各民族有各民族的长处，各民族问题实质是“大”与“小”、“强”与“弱”的民族关系，而非汉族中心主义，元朝是蒙古统治，清朝是满族统治，汉族同样在这两个时期处于“弱势民族”。
3、各民族全面接受科举制度后，民族观念的进步促使各民族融入进主流社会，逐步实现了民族融合并形成了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从宋代以来的爱国主义，从此在云贵高原开花，云南亦成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四、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对于社会文化交流的意义
云南科举实施后，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与风俗文化上，改变较大，具有明显的特点。
1、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上，云南实施科举包括少数民族的科举为“土司统治”向“流官治理”提供了思想支持与政治理念。明代初期云南社会部分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随着明王朝对云南社会的开发与治理，土司制度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土归流成为必然的政治需求，科举实施后云南社会的政治风貌开始变化，很多土司接受了先进的儒家文化，政治上接受了改土归流，之后，尽管在部分民族地区，中央王朝仍然任命以前的土司继续管理这些地区，但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倒退。“改土归流”的实施对促进地区发展与社会进步及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改土归流”后云南各民族彻底维护国家统一，并且各民族在两朝相对安定，国家安全也得到了保障。
2、经济制度方面，为“农奴经济”走向“封建经济”提供了人身自由与经济基础。明前期云南科举实施前，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地方实施的还是农奴制经济，农奴庄园存在于很多地区，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亦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明中后期科举实施后，文化教育开始发展，农奴经济逐步向封建经济转型。随着朝廷对云南开始加大开发力度，云南社会取得了的进步，以及在科举理念浸染下，云南社会的大中华民族观念随之形成。
3、在风俗文化上，为“边省文化”融入到“中原文化”提供了文化心理。在明清云南各民族地区的科举实施促进了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外来移民与边地民族杂居相处，云南社会逐渐发展，教化思想深入人心，边民开始接受中央统治，云南从各个方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施科举后云南社会各民族“传统天下观”演变为“大一统观”。在各方面，云南社会完全融入了主流社会。
五、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对于文学的意义
云南各民族由于地理、政治等原因，总体上不太发达，特别是明代以前，户籍人口比较少，又都基本处于土司统治的模式之中，土司中的上层垄断了知识与文化，世袭继承着他们的统治领地，因此，科举普遍实施前的云南社会，各民族地区的文学亦受此影响，发展是十分缓慢的，甚至，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少的。明代科举实施后，各民族地区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少数民族文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科举制度的实施，为各民族作家的产生提供了文化条件。在科举社会中，科举士子都习儒业，传统的忠君爱国精神在他们的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无论是考中前还是考中后，都会用文学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科举的产生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培养提供了条件。
2、科举士子的考试之路和为官之途为文学作品的产生，提供了生活源泉。考生在乡试特别是去京城会试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跋涉过程，云南多山的环境、路途险恶的经历、为官上任的道路，都充满着艰辛，很多士子不得不风餐露宿、宵衣旰食去为自己的前途与出身奋斗，所以有着人在旅途的感受与见闻和感想，这是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泉源。
3、文学创作的风格与热潮会促进举业的繁荣与发展。文风的改变、向学之风的潮流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会受到这些“副产品”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文学风格是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标志，但它会受政治思潮、社会风气的影响，并具有阶段性和不稳定性，甚至与科举影响之下的向学之风互为因果。
总之，一个时期、一个地域及一个民族的文学风格和文学思潮是受到多方面影响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其中都会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科举风潮、科举意愿无疑会是促进该地区文学的直接动力，文学总会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现着它的受动性。
参考文献：
[1] 龙云等纂，《新纂云南通志》（卷二）《历代贡举征辟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_428页
[2]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3] （清）倪蜕，《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
[4] 《（天启）滇志》，明刘文征撰，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994页。
[5]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康熙云南通志》，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9年版，卷二十七《土司》附《种人》。
[6] 《（天启）滇志》，明刘文征撰，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995页。
[7]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蛮列传上》。
[8] 《（天启）滇志》，明刘文征撰，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994页。
编辑、排版：韦骅峰
审核：李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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