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科举文献 || 陈维昭编《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简介
《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
陈维昭 编《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陈维昭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内容简介
本套书精选十二种稀见的清代著名文人如戴名世、方舟、方苞、翁方纲、钱振伦、郑献甫等的科举文集(八股文集、试帖诗选和策对选集)，加以整理校勘。这些文人在诗文创作或文艺理论方面对清代文学有重要影响，其科举文集也对当时的读书界和科举士子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这些科举文集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真切了解清代科举史、科举文体写作史，及清代文学、文论的演变史，而且对今天读者了解八股结构和创作技法、特点均有帮助，具有较高文本价值。
总目
戴田有自定时文全集(不分卷) 戴名世撰 陈麒如、陈维昭点校
方百川时文(不分卷) 方舟撰 龙野标点、陈维昭校勘
附方椒涂遗文(不分卷) 方林撰 龙野点校
方灵皋全稿(不分卷) 方苞撰 龙野标点、陈维昭校勘
分法小题浚灵秘书(不分卷) 楼沨编撰 刘洪强、陈俊生点校
复初斋时文(不分卷) 帖经举隅(三卷) 翁方纲撰 李文韬点校
馆课我法诗笺(四卷) 纪昀撰 郭斌笺注 王涛点校
墨选观止(不分卷) 梁葆庆辑评 高红豪点校
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二卷) 郑献甫选评 陈晨点校
示朴斋制义(不分卷) 钱振伦撰 石超点校
近科通雅集初编(不分卷) 文海主人编 李文韬、陈维昭点校
编者简介
陈维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研究分会主席团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明清科举文献研究、小说戏曲研究。著有《红学通史》《稀见明清科举文献十五种》等。
前言
陈维昭
一
《明史•选举志》指出，制义“体用排偶”，所以称此文体为“八股”，但其总称则是“制义”。“八股”用以指称其主体部分，但明清制义的主体部分并非都是八股，有两扇、四股、六股、十股、十二股。“八股”之名多少有俗称的意味，故顾炎武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制义”才是它的正式称呼。明清时期将考选士子的“常选”科目四书文、经义文称为“制义”、“制艺”，实有“尊体”的用意在。故明、清之制义文选或制义文论极少以“八股文”为名，而多以“制义”或“制艺”称。
三场试士中各体的设置，集中体现了明清时期官方的人才观。明代谢铎说：“是故今之科举，罢诗赋而先之经义，以观其穷理之学，则其本立矣。次制诏论判而终之以策，以观其经世之学，则其用见矣。穷理以立其本，经世以见诸用，是虽科举之学，苟于此而尽心焉，则古之所谓德行、道艺之教盖亦不出诸此，而其所以成人材、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亦岂有不及于古之叹哉？”这种制度要培养的就是这样一种德行并重、道艺双修、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的人才。重制义，实为立其本。人格修炼是人才培养的最根本环节。
不仅如此，制义对于一位真正的儒者的自我修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道光间汪巽东指出，真正合格的制义家必须兼具考据家、文章家和理学家三家之长：“夫古所谓儒有三家：一考据家，一文章家，一理学家，三者不相合，独时文能兼之。其诠核典制，必贯穿群说而得其宗，则考据家也；其体会传注以代古圣贤立言，要极之思精语醇，而明白无障碍，则理学家也；若夫文体可散可骈，可铺叙可议论，可经可史可子，虽旧程以八比为限，然信缩起伏，能以古文之法行之而弥工，则亦文章家也。”
这样一种取士制度能够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吗？崇祯间钱禧为说明制科之文之“有用”，列出了一份长长的名臣名单，仅嘉、隆之前，忠厚正直、刚方清慎、行孚于朝野者即有韩克忠等五十一人；政事优长、勋名远著、尽忠于社稷者，有吕震等七十一人；仗节死难、危言直谏、明于致身之义者，有练子宁等五十人；博综淹雅、文学风议、通于六艺之道者，有吴伯宗等三十一人。清承明制，朝廷所需人才同样大多出自科举。
可以看出，理学与人才观是三场取士制度的两大支柱，是其两大存在依据。在明清时期，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自身处于变化之中，比如一些纠偏朱注者，其目的不是反理学，而是要使理学更加完善。同时，程朱理学也面临着来自其他学说的严峻挑战，比如心学、佛道、今文经学。这些学说以哲学思潮、社会思潮的面貌出现，每一次的出现，都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广大士子，都在当时的制义中得到最为直接的表现。到了近代社会，当人才观被新时代否决的时候，制义也就被釜底抽薪了，完成了其“历史的终结”。
二
明清制义曾在理学体悟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是明清文人对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进行思考、感悟、辨析、反省乃至情感体验的结晶。高水平的制义都能道出对于四书或朱注的独特认知与感受，并以特定的美学形态呈现出来，这类制义实是明清理学史的美学延伸。
制义题出自四书五经，题库的相对有限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四书文题出自四书，四书共五万多字，明清会试共二百科（明代八十八科，清代一百一十二科），每科四书题三道，平均每题按二十字计，一共也就一万二千字，仅占四书的五分之一，故明清乡、会试的四书题极少重复，题型也基本以完整的章、节、句的所谓“大题”为主。题库的有限性促使题型的变异，从而使题库空前增容，也使制义文风发生剧变。如果考虑到科、岁试等小试，则可以发现，四书题目从完整的一章、一节发展到一句、半句、一字题、截题、搭题，目的是以题型的变化去防止拟题和剿袭现象的发生，但制义文风由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清代的制义文论家中，乾隆间楼沨是最为致力于制义理论体系之建构者。他的制义理论体系由三大板块构成：理体、题体和文体。理体即是从内容性质上把四书题分为五十六类，这五十六种题类可以说是囊括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可以据此归类去把握各题的议论焦点与运思方向，题材类型的属性已经先奠定了以之为题的制义的美学取向。比如《天子一位》题，属于“典制题”，它要求作者调动关于周代之典制的知识，其文章风格自应往“气色高华”的“正大”一路上靠。《牛羊父母》题则属谐谑类话题，其为文风格自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为佳。明确制义题之理体，既有利于对制义内容之义理性质的把握，也有助于对文章风格之预构。
理体总是经由特定的题型而呈现的，楼沨把题体分为三十九类，这种分类既有依据构题形式（如单题、二节题、连章题等），又有依据理体（如游戏、鄙俚等），还有依据题目的结构（如二扇题、三扇题等，它对应于制义的结构），不同的题体有不同的作法，有不同的审美要求。尤其是割截、截搭、虚冒等类小题，更是在作法上有甚为精细的要求。
三
科举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思潮之外的封闭系统。有两大变量导致科举无法始终按官方功令所设定的方向运作。这两大变量就是考官与考生。他们是科举文化的主体，同时也身处于各种文化思潮之中。一些有悖于程朱理学的思想经由主考官、学政、书院山长的命题、考核、教育活动而蔓延于科举活动之中。晚明心学经由乡、会试主考官（如李春芳、焦竑等）而向整个科举界辐射，导致晚明五十年文风之大变。但是由于明清鼎革，理学获得了重新振兴的契机。理学复兴成为清代制义的一条主线。在这条主线面前，晚明那场个性解放思潮的光芒暗淡下去了。
1644年，一个社会制度落后于明王朝的后金政权入主中原，使得晚明以来的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进步的思想文化思潮与国家民族一起，在那场天崩地解中受到了重挫，晚明的思想史由于外力的因素而大大地改变了方向。但它摧毁的是晚明的政治，并未动摇传统的人才观。而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把明亡归罪于秀才之不究心儒家原典，空论心性，不担当，无作为；他们对心学之否定与清初官方的理学重建处于相同的节奏之中。制义的经学基础得到了有力的夯实，在顺、康间熊伯龙、刘子壮、戴名世、方舟、方苞的制义创作中，贯穿着一条理学的主线。
烘托着这条理学主线的则是晚明以来流行的制义文风。这一文风是由科举系统的另一主体——考生体现出来。一些考生并不像官方功令所期待的，通过科举以立本修身，而是把科举当成通向功名富贵的敲门砖，其结果导致了士子不读经史原典，唯事记诵拟题，或者以浮辞滥调饰其庸陋。在“名臣哲士往往出其中”的同时，“阘冗小人亦往往出焉，熏莸杂糅”，幸进者便成为官僚体制中的害群之马。
在推行三场取士制度之初期，即已出现对科举所得非才的慨叹与失望。因为不管科目所考为何内容，都仅仅是书面知识，而非实际的人格状态和能力水平，故科目考核与实际的德行水平之间的不成比例现象早就引起注意。
一方面，只有潜心经史、理学者，方能写出一流的制义；另一方面，三场试士是一种标准化考试制度，它录取的是特定限额范围内的平均数，“中式”意味着应试士子达到了录取的基数，而并不意味着每位中式者都是制义巨擘、策论高手。再加上考官的个人趣味与修养，“幸进者”便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常见现象。鉴于这种现象，雍正帝提出“清真雅正”的文章学思想，成为贯穿其后直至同治年间的为文第一原则。
一次次的上谕，依然不能改变科场风气。其文风之日坏，竟然到了整体性败坏的地步：“近时文风日坏，习制义者止图速化，而不循正轨。无论经籍束之高阁，即先儒传注，亦不暇究心。惟取浮词俗调，挦撦求售。师以是教，弟以是学；举子以是为揣摩，试官即以是为去取。且今日之举子，即他日之试官，积习相沿，伊于胡底？”至戊寅、己卯才渐归清真。这可以视为嘉庆上谕的成果。
至同治元年，依然强调清真雅正，但特别加入了“崇尚实学”内容：“我朝制艺取士，人才辈出，奉行既久，不免有空疏剽窃之弊，急须崇尚实学，力挽颓风。嗣后乡、会试，责成考官，详加校阅，头场四书文，以清真雅正为宗；二场经文，取其有关实义者。若敷衍成文，概弃弗录。三场策问，以经史与时事分问，使贯串古今、通达治体者，得以敷陈政事得失利弊，以及筹饷用兵之道，其言果有可采，不必责以忌避，亦不得绳以小疵。庶于由旧之中，仍寓责实之意。”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冲击着传统的人才观，导致教育体制的重大变革。同治初年，国子监的学习、考试科目已发生变化。“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而同时，新式学堂的创设改变了晚清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格局。1862年，以培养外语和洋务人才为目的的京师同文馆正式开办。从此直至1905年取消科举制度，清朝提拔人才的途径是科举与学堂并存。制义仅存在于科举一途，乡、会试照样是三年一科。而学堂的课程则是另一番面貌，有法文、英文、造船、驾驶、矿学、化学、公法等，制义已无一席之地。
在这种环境下，制义是否“清真雅正”，实在是一个无人问津的问题。在光绪朝，我们就再也看不到有关“清真雅正”的上谕了。
在新学风起云涌的同光时期，科举虽仍如期举行，但作为人才选拔，科举已不是唯一途径。随着新式学堂的日渐发展，科举的选拔功能正在慢慢弱化。而此一时段，以提经抉传为己任的制义名家仍相继出现，徐继畲、钱振伦、俞樾等名家仍在用心耕耘，但在近代学堂价值观的映衬下，制义的根基（传统理学观和人才观）的合法性逐渐弱化。桐城文派所讲究的文章之理、法、辞、气，至此已难有充盈之气，制义已然失去其文化上的支撑。
自道光间今文经学盛行，程朱理学再度面临危机，致用、求变的社会思潮冲击着程朱理学的正宗地位。一种新型的经义文出现了，自光绪戊子江南乡试开始，今文经学堂而皇之地进入科举的殿堂，林则徐、陈钟麟、郭尚先、龚自珍、魏源等人在经义文中加入了论时事实务的内容，一些经义文所制之义已非四书之义。引发晚清民族危机的是社会制度更加先进的西方文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国人明白，建立在“穷义理、修德行、厚风俗、兴太平”基础上的传统人才观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通时务的人才。传统经学尚且不能适时而存，制义便成为无用之物，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结论。
出现于晚清之前的“所得非才”的批评主要是针对中式士子不究心理学、不通悉实务。到了晚清时期，列强的入侵导致了传统人才观的坍塌，通实学才是真正的人才。至此，科举的两大支柱被彻底摧毁，制义也就被釜底抽薪了。制义文体与科举制的同时崩溃事实上是明清社会制度对于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不适应的明证。
四
清代的科举文体主要有制义、试帖诗、论、表、判、策等，本丛书选取十二种稀见的清代科举文集进行校勘整理，主要选入制义与试帖诗文献，这种选择显然更多的是出于文学性的考虑。本丛书所选文献包括制义文集、制义文集与制义理论合集和试帖诗三类，从康熙间戴名世的《戴田有自定时文全集》到光绪间的《近科通雅集初编》，作为考察清代科举文体演变的重要节点。
制义并非仅在其自身封闭系统中演变。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彻底地摧毁了清廷的人才观。清廷认识到，只有通实务（比如西方语言、洋务等）者才是真正的人才。随着同治元年京师同文馆成为官办的培养、选拔人才的渊薮，制义逐渐在失去它的独尊地位。虽然经史一直是书院的重要课程，但四书文的地位已在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旁移。
在清代前期的制义写作中，戴名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他自称年少时未尝从塾师学为时文，稍长则穷六经之旨，旁及周、秦、汉诸家之史，后为生计，方及时文。事实上，他这种穷六经诸史而至时文的路径正是时文研习的康庄大道。只是由于庸陋士子视科举为功名富贵之快捷方式，弃经史而专事拟题剿袭，遂使时文堕落成古文之外的庸烂之物。戴名世说：“余尝以谓四书、五经之蟊贼莫甚于时文。”事实上，他批评的不是时文这一文体本身，而是在具体的应试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和考生素质而形成的弊端。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五经任选一经。当考生视科举为功名的敲门砖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五经只读一经、一经又“卤莽以从事”的情形。把时文之研习建立在对四书、五经的肢解割裂的基础上，时文就成为四书、五经之蟊贼。
在戴名世看来，古文与时文本为一体。“于古文之法，则根柢乎圣人之六经，而取裁于左、庄、马、班诸书。”六经子史对于古文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可以从不同方面磨炼文章，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戴名世说：“时文之法能取诸此，则时文莫非古文也，而何为必欲举古文时文区画而分别之也耶？”
科举乃是致君尧舜的入门券，时文同样不是文章的终点，“由举业而上之为古文辞，由古文辞而上之至于圣人之大经大法，凡礼乐制度、农桑学校、明刑讲武之属，悉以举业之心思才力，纵横驰骋于其间，而不以四子之书徒为进取之资”。倘若有此认识，时文也即古文，“以古文为时文”便成了多余的呼吁。这也是戴名世不屑于时文而其所作时文却风靡天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他成为桐城文派之鼻祖的原因。
他自己的制义，因题定制，不拘一格。《戴田有自定时文全集》可以见出他的制义之千变万化，也可由此见出清初制义之承先启后。
戴名世称：“灵皋之文，雄浑奇杰，使千人皆废。而百川之文，含毫渺然，其旨隽永深秀。两人皆原本于《左》、《史》、欧、曾，而其所造之境诣则各不相同也。灵皋客游四方，其文多流传人间。百川闭户穷居，深自晦匿，世鲜有见其文者，要其文淡简，亦非凡近之所能识，以故百川声称寂寞，甚于灵皋。”《方百川稿》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方灵皋稿》则刊行于康熙三十八年。
方舟的时文曾经获得韩菼的高度赞誉，称为“二百年无此也”。而乾隆间的郑燮则从另外的角度对方舟作出评价。郑燮对于文章的评判，有两种尺度：名世与传世。所谓名世，即利科场之文，“一种新鲜秀活之气，宜场屋，利科名，即其人富贵福泽享用，自从容无棘刺”。而传世之文则不局限于科场，更与功利媚世之文不同。从文学的本性来说，文学本来就不为富贵而存在。真正的文章应该传达出深刻的思想与独特的情感。从这个角度看，“本朝文章，当以方百川制艺为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诗辞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百川时文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朝宗古文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绁，然语不遒，气不深，终让百川一席”。他是将时文、古文、诗歌、词赋放在一起，作为文章之一体而作此论断的。从传世的角度看，方舟之时文为清文第一。
方苞于乾隆元年奉敕选编《钦定四书文》，其选文精当，评价精到公允。而他自己的制艺，则是“以古文为时文”的一面旗帜。
二方的时文都由戴名世作序且评点，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发，戴名世被处死，方苞也受牵连。此后，戴名世的书籍被禁毁，其名字也被从各种书籍中抹去，方苞也只敢在其文集中称之为“潜虚”、“戴子”。乾隆间，方观承重编方舟时文，以《方百川先生经义》刊行，便已把戴名世的评点删去，如的确精采，则保留下来，改成他人名字。这一做法为后来的《桐城方氏时文全集》系列提供了范式。本丛书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之《方灵皋全稿》和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方百川时文》为底本，考虑的就是这两个本子都保留了戴名世之评语。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康熙刻本，刻于戴名世生前，安师本虽刻于乾隆之后，但它的底本仍是康熙刻本。它们可以让我们看到二方时文的早期面目以及戴名世的制义观。
清代二百多年的制义，文随时变。顺康时期的制义，承天崇之余波，追随“以古文为时文”的传统，这与清初重建程朱理学之独尊的官方步履是一致的。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异，比如明末清初被艾南英、顾炎武所狠批的“以二氏入制艺”的现象，至清初，随着学术的转向，子史以“学”的形态，在制义中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真”字大量出现于制义中。戴名世更是以佛道入制义，所谓“以楞严、漆园笔意，诂性命之理”（汪武曹评戴文语）。雍乾时期，制义文风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增考五言八韵诗，词华一脉多少受到了激励。而“清真雅正”、“以古文为时文”则一直是清代制义的主旋律。
从梁葆庆的《墨选观止》，可见出嘉庆、道光间诸名家的努力。钱振伦的《示朴斋制义》则代表了道咸时期的制义主流。钱振伦曾著有《制义卮言》八卷，对明清制义之流变、各家制义之优劣、风格之异同均有深入独到的评析。《示朴斋制义》是他的自选集，初刻于咸丰七年，吴昆田称其制义“法律一本先正，而赡之以学”。以往由于文献的缺失，学界对咸丰朝制义创作现状及价值未予关注，钱振伦的《示朴斋制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近科通雅集》收录了光绪五年至十九年历科乡、会试的制义，经义和策对，其制义虽仍用八股文体，其经义则有用散体，有引西学者。该书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制义之剧变，是明清制义的尾声。
本丛书所收的第二类是兼具文论与文选性质的选集，如楼沨的《浚灵秘书》、翁方纲的《复初斋时文》《帖经举隅》、梁葆庆的《墨选观止》和郑献甫的《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
雍乾时期著名选家楼沨，一生致力于制义的启蒙教育。他的《举业渊源》、《明文小题贯》在雍正年间甚为流行。《举业渊源》以“理体”、“题体”、“文体”构筑起他的制义理论体系，而《明文小题贯》则是以明文为范本去例证他的理论。以制义文集配套制义理论，这一模式保留在其《浚灵秘书》一书中。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复初斋时文》《帖经举隅》分别为翁方纲的时文选集与时文理论著作。其《复初斋时文》文后多有大段的评语，也有翁方纲的“自记”，表达对题理、题脉、文法的理解。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一文后面附有一篇《西江文体论》，提出质文相因、合理学诗文为一手的文学理念，这是古文与时文的统一性之处。他从江西的诗文传统，从欧阳修、曾巩、黄庭坚、虞集，至黄溍、戴良，通过溯源，表明“为文之根柢，所以必源于经传；而学人之立身行己，务以经训为圭臬”。他提出江西“时文五家”之说，并以诗古文之统绪论时文，从晚明江西以罗文藻为代表的“时文五家”，至清初的李来泰、张江，勾勒出一个江西制义统绪。于卷二之末又有《制艺江西五家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讨论时文流派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在明清制义史上是具有开拓性的，是翁方纲对制义史研究的贡献。
梁葆庆的《墨选观止》，前附《举业要言》，为宋以来的名家论制义，其墨选则选取了嘉庆元年至道光十一年的墨卷，可以上承方苞、高嵣之本朝制义选集。该书在当时及后世颇有影响。以“墨卷”相号召，对有志于在乡、会试上中式的士子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士子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从院试、岁试、科试到乡试、会试，其考试模式，无论是出题方式还是答题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形成了考卷（院试、岁试、科试之试卷）与墨卷（乡试、会试之试卷）之对峙，而考生也面临着从考卷向墨卷的转化。考卷与墨卷之关系，成了清代制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
郑献甫的《补学轩批选时文读本》是一部制义选集，但每篇之后都有非常详尽的评析。其选文围绕他的制义理念而展开，即是要以他所窥见的“前人之机括以示后学之几括”，充分说明各文之“机括”，他于每篇“批尾之语比撰文尤详，皆以指示机括运动为主”。于各篇之认题、入题、起讲、提比、出题，乃至题面、题理，都予以详尽的分析，是一部寓作法理论于制义文本剖析之中的选集。
本丛书所收第三类文献是试帖诗选评。王安石在改革科举文体的时候，罢诗赋而试经义。明代在确立科举文体的时候也抛弃元代考古赋的做法。于明代的科举诸文体中，只有表、判等文体可以一窥士子之词华，文学性文体被压挤到最小范围。清初也沿明制，甚至在康熙二年曾废制义而专考策、论、表、判，更加强调科举文体的实用功能。至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会试，始裁去表、判，增用五言八韵律诗一首，即试帖诗，永著为令。此外，进士朝考、庶常馆散馆的翰詹大考，均有试帖诗之试。
对于清代文人来说，写诗自属常规训练。但作为科举文体的试帖诗，有着诸多科场的规定，试帖诗的写作有自己的写作规律。在试帖诗创作和试帖诗学的建立过程中，纪昀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其《馆课存稿》和《我法集》是其自选试帖诗集，《我法集》又有其自评，对试帖诗学作了初步的探索。嘉庆间郭斌对此二书进行笺注评释，以《馆课我法诗笺》行世，对当时和其后的试帖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稀见清代科举文集选刊》前言，原文18000字，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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