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完整性、集大成的科举学研究巨制——刘海峰教授主编《中国科举通史》读后
多学科、完整性、集大成的
科举学研究巨制
——刘海峰教授主编《中国科举通史》读后
田建荣
刘海峰主编，张亚群、金滢坤、钱建状、李兵、郭培贵、王日根等著：《中国科举通史》6卷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作者简介：田建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教育历史、高等教育、考试理论。
在一定意义上说，写科举的书比考科举还难。第一本研究科举的典籍专书应该是五代时王定保所撰的《唐摭言》。科举废止后，有关科举的研究才真正开始。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邓定人著《中国考试制度史研究》,堪称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科举的中文专书。后有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齐如山的《中国的科名》、沈兼士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以及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等。改革开放以来，对科举的研究不断走向繁盛。进入21世纪后，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都在30-60部之间，发表论文300-500篇，成果可谓相当丰硕。
但其中大部分著作都是从科举制度史的角度研究，一些还是科举断代史、专题史，实在是缺少一本从多学科角度、综合化视角，囊括科举制度史、科举思想史、科举活动史和科举文化史等方面的完整的大型综合性、研究型、工具性的科举史权威研究著作。前些年我早就知道刘海峰教授正在主编一套完整的大部头《中国科举通史》，因为这些年每次参加“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刘老师等都会开“小会”，神秘策划与推进。直到2021年第二十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刘海峰主编《中国科举通史》6卷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见其装帧精美、气势恢弘、厚重严谨，便立即有了想得到和尽快研读的冲动。近日，翻阅刘海峰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从头到尾，细细展读，经过一周的学习和品味，遂有了如下的读后感。
一、多学科：实现了科举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科举作为我国创立的传统考试制度，对其研究首选历史研究方法，即通过搜集、分析和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科举的文献资料，从而形成对科举事实的科学认识和研究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澄清科举发展中的历史事实，并为了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来判断今后考试要走的路而采用的以科举历史资料为分析对象的文献研究方法。所以，翻开以往的科举考试类研究著作，都会看到大量的原文引用，有的是连篇累牍，有的甚至是资料堆积。
刘海峰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作为最新出版的科举研究新成果，则从不同的学科观点，运用不同的学科方法来认识科举的功能与价值。特别是集合了具有不同学术专长和学科方向的中青年学者来撰写，而每一位分卷著者都能从其擅长的学科出发，运用该学科的概念原理和范畴体系分析科举问题，籍由科举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多学科研究视角的运用，这次又把科举学研究深入推进了一大步。当然，整套书则借助编写组频繁的会议讨论和主编的审稿与指导，使之前后呼应，有效衔接，六卷本遂融为一体，共同实现了综合运用多学科视角分析科举问题的效果和目的。
大家都知道，科举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化史、教育史和政治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对我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研究科举通史必然绕不开思想、文化、政治、教育以及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以往科举史研究的内容也还是比较广博和丰富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特色。但由于大家往往还是把科举视为是一项制度，把科举主要归为政治制度史的范畴或学科领域，多数人也主要还是从制度史的角度对科举进行探究和阐述。但这套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正如主编刘海峰教授在《跋》中所言，该书一开始就不是按制度史的写法，与《中国科举制度通史》侧重点不同，篇章结构也不同，对此，该书总论中的“从制度史到科举史”部分已经有较明确的论述。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该书在体例上具有独特性。
科举制度通史在编撰体例上比较偏重对科举制度的形成、演变与发展的论述,在写法上一般会按照不同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具体考试过程和环节的先后顺序分章分节论述。而这套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则更重视科举制度及其实施以及实施结果与影响的各个层面，更加重视科举事件、人物、科场现象、科举制度变化对社会影响等内容。全书以科举活动为主线,将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巧妙地融在一起,借助比较畅顺准确的文字表达与叙述,尽量避免长篇引用和艰涩难懂，达到了学术性、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之境界,使读完该书后,对科举能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感知到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同时还对科举人物的后期仕进、任职、贡献、成就及其对家族、子孙的影响等有所追踪。
在整套书和各分卷的结构安排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作为主编的刘海峰教授撰写的“总论”，等看完所有分卷后，主编撰写的“结语”、“跋”进一步开阔了我们视野，提升了认识，反映出还科举历史本来面目的用意，并兼有科举学理论探讨的意味。书后所附详细的“中国科举大事年表”不仅有利于读者对科举实际运作历史有一全面的把握，厘清线索，还有重要的普及和工具书般的查找功能，这些文字合起来有5万多字，俨然可以拿出来独立构成一部“中国科举小史”，对科举的千年变革进行了最经典和概括性的阐述，旨在还原科举制的真相，特别是评价中肯，有助于读者明晰以往的模糊认识和获得新的感悟，并很好的与当代和世界联系，阐明了科举制的千秋功罪。
另外，每部分卷的开头都专辟引言或导语，用于对该时期科举的发展脉络和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进而在阐明于整个科举发展中的历史特点的基础上，坚持本质的比较，对不同历史时期科举的地位及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做系统的总结和提炼。特别是全书框架突出了科举改革的主旋律和总基调，表现在对篇章节目标题的凝练上，很多就直接标明“科举改革”的主题，或者运用更加活泼、贴切和以往科举考试史不同的用词，以展现此阶段科举改革的特征或进展，而不只是简单做科举历史分期的划分或内容的直陈。同时，在具体的文字叙述中，不仅有对相关科举问题学术史的梳理，有的还利用脚注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供延伸阅读或可资借鉴，这对于读者和进一步研究者都具有研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
二、完整性：建构了全面的科举学内容体系
主编刘海峰教授在《总论》中阐述编辑宗旨时就指出，《中国科举通史》力图还科举本来面目、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在以往海内外科举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公正、客观展示中国科举史的方方面面，不仅作科举制度史的叙述，而且更侧重科举制运作的实际情况，并顾及考试思想的历史发展，注重探究科举与政治、教育、文学、社会的关系。在叙事中注重制度与人的互动关系，注重科举制度与科举人物之间的依存关系和交互影响。全书分6卷，共340余万字，以科举制发展演变为经，以科举人物事件、活动、思想为纬，纵横交错地叙述了中国科举史跌宕起伏的演进历程，为当今考试改革提供历史参考和借鉴。
在分卷安排上，《中国科举通史》不同于一般多卷本的科举制度史，也和单卷本的科举制度史有异，六卷本中第一卷是“科举前史”卷，最后的结语概述了科举的东渐和西传，如此安排是希望通过连贯华夏，沟通中西，在更加宏大背景上更好的展现1300年波澜壮阔的科举长卷，主要是通过从纵横两个视角的考察, 揭示科举考试的原创性、发展性、成熟性、与时俱进色彩和无可逃脱的被废命运。
纵向的系统性。从制度渊源来看,察举制是科举制的直接来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察举就是广义的科举。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除专门设置“科举前史”卷外，还特别对五代十国、辽金元、太平天国科举这些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部分都给予了特别关注，设计和分量与其他阶段相当。如虽然十国科举在中国科举史上微不足道,特别是学界对十国科举关注很少,资料有限,讨论也不是很深入,但该书对此却做了认真梳理和深入探讨，哪怕关于后蜀科举及第的情况在史籍中只能搜集到一鳞半爪也不放过。
和十国科举相比，辽金元科举在这套科举通史中是专门作为一个分卷呈现的。据著者介绍，原本鉴于“辽金元卷”科举文献相对较少,主编和编委们认为此卷最后成稿的字数可以比其它卷略少一些。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作者通过搜集和学习辽金元史零散的代表性文献和前贤关于辽金元科举的研究成果,并充分挖掘和利用相关古籍数据库和碑拓数据库等，最终辽金元科举分卷的字数与其它各卷大致相当。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辽金元卷还对北方的另一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的科举进行了概述，这在以往科举史专著中几乎没有。西夏建国之初并未实行科举，虽然因记载西夏科举的文献数量较少,西夏实行科举的很多细节都不可考，该书也未将西夏科举列为专章，但该著提到了，并将其纳入了科举通史的范畴，这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科举学学科建设的价值。
还有就是专列“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的探索”章节，对其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和评述。同时还就清代咸同时期因太平天国、各地反清斗争的冲击和西方列强的干扰,南方各省乃至北方省份多有乡试展缓之事,致使乡试延期，但事后都曾设法补救,不令士子有向隅之叹。书中根据最早奏请乡试延期的时间次序,对咸同时期各省展缓乡试的情形也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介绍，这在以往的类似著作中很少提及，具有部分填补空白的意义。
横向的全面性。科举史不同于科举制度史,它包含科举政治史、科举教育史、科举社会史、科举文化史、科举文学史等诸多方面。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就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而且科举制度与活动史有相符合也有分离的情况。正如主编刘海峰师在该书《总论》中所出的那样，许多人对科举的了解还是很不全面,或不准确。例如,甚至连个别在报章上介绍和批判科举制的“专家”,还在说明清乡试“每场考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不堪言。其实,每场考试只有一天,包括入场、考试、出场只有两天时间。连研究科举的学者都可能将基本的考试时间弄错,难怪一般民众对科举多是一知半解了。因此,籍由此通史纠正以往的偏见、普及客观的科举知识,六卷本的《中国科举通史》已经做到了。
同时，虽然有关科举的专题研究已经很多，有些都有专著出版。但在科举通史中如何将其纳入以体现内容的完整性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文”政策影响下,武举有很大局限性,一直不兴,史料较少,学界对其关注也不够。特别是对武举及第者的研究很有限,于是明代分卷就对武举科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另外还用专节对辽东、云南、广西和贵州等明代边远地区科举迅速发展的具体状况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弥补了以往的不足。
此外，这套《中国科举通史》的其他分卷也专门介绍和研究了“宾贡进士制度”的设立，南宋“八行科”取士的标准和办法，贡士庄、贡士库等资助举子公益机构的出现，义庄、会馆与科举，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组织，明代会试费用分担制度，进士观政制度，庶吉士的选拔和培养，清代翻译科举，题名碑与状元坊，落卷返还下第考生制度等这些在以往科举史中没有纳入或者较少研究的科举事实与现象，在这套科举通史中都给予了相当的份量与篇幅，是为科举学研究内容体系的扩展与深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对贡院，还对贡院记——一种记载贡院创建或重建过程的实用文体，进行了研究，这在此前通史类的科举史著作中更是没有涉及到。
三、集大成：堪称科举史研究的新里程碑
首先，科举文献史料上的集大成。由于科举研究主体对象属于历史的范围,查找更新的、更多的、更有力的史料证据乃是推进和深化科举研究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此无一例外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七位著者都是大忙人，多线“作战”,教学科研任务繁重,其中的甘苦,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或者我们通过他们各自写的后记来体会和感受。应该说该书是各位作者在以往发表大量科举学论文、出版许多科举研究专著的基础上写成的。不仅如此，该作者群都是具有较长时间读科举文献,有的还点校过数百万字科举文献的长期科举专门研究者,把研究建立在如此坚实充分史料基础之上,是他们日积月累、自然形成的结果。
即便如此，每位作者都还是再次在全面系统搜集、整理大量科举文献资料，参阅学术界有关科举研究的相关全部成果，并对史料情况和今人研究情况都有所概述和评点的基础上,历经十余春秋，汇聚所有文献，数易其稿,始才成书,实为不易，十年一剑，叹为观止。有的作者从不惑之年开始准备,到知天命之年完成,这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搜集、考释、分类、梳理、归纳和统计与考订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度过的,这是耗时最多的一项工作,同时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还进行了专门探讨,成为开展具体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完成初稿后,每位作者又都进行了多次全面校对、修改和补充，对每一条史料、文献的出处都做到认真核对，不允许有一点硬伤存在。
其次，对有关科举起源问题的集大成。关于科举起源问题,历来是研究科举史最富争议的问题之一,这套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的前两卷都涉及到有关科举起源问题。学界关于科举起源的争论,根源在于对“科举”定义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分歧。由于不同学者对科举定义标准不同,直接影响了有关科举起源的判断依据,就导致了汉代、南北朝、隋代、唐代和兼顾汉隋说五大类,在具体时间点上,更是多达十余种。该套书作者对当下比较流行的分科举人说、按科取士与考试进用说、多要素说、广义和狭义说等进行了梳理和介绍,综合诸家界定科举的要素,就分歧较大的有关设置进士科、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怀牒自进、以文取士、两级考试等要素,在分析诸家对科举定义有关解说优劣的基础上,总结相对周全的科举定义、特点,进一步明确了科举产生的时间确立标准和依据，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强调指出，在探讨科举制起源问题时, 不能只考虑进士科设置的时间,而忽视秀才科、明经科设置的时间。对于此观点可能今后又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展开争鸣了。
再次，集中在科举思想和考试理论的探讨上。虽然有关科举理论与考试思想的研究目前已经较多，但科举研究的部分基础性问题依然未能解决,很多新问题又有待发现,其空间仍很大。对这些问题书中是作为重点进行专题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对一些科举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两难问题的争论和探讨上。《中国科举通史》首先探讨了察举制向科举制转变需要提供判定标准和依据的问题，进而考察了中国考试选才思想的发展，理清了九品中正制与察举制的关系。科举制确立后，在科举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如科举革废之争，宦官与权相对科举的影响，座主门生、同年与朋党的关系，天子门生观念，科场中的寒士与子弟之争等两难问题，该书都对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探讨和梳理。
此后，历朝历代伴随着经济的恢复或者政治的变革,统治阶层都对科举取士制度不断反思,有关学校科举之争、南北地域之争、经术文学之争日趋激烈,而且这些争论还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争论时间更是旷日持久,参与争论的人士也非常多,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员都会卷入其中,影响重大。对此，作者都能进行分门别类和整体系统的研究，通过对事件的充分展开，观点和见解的争锋荟萃，进而表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与看法，深化了科举两难问题的研究，并留给大家更多参与和思考的空间。
总之，这套书是第一部中国科举通史著作,具有集大成性质。它不仅荟萃了科举研究的最新成果,还集合了当今最强的科举研究队伍，是团队合作的结晶。在主编刘海峰教授的感召下，六卷本《中国科举通史》由七位学者齐心协力完成。张亚群撰写科举前史卷，金滢坤撰写隋唐五代卷，钱建状撰写宋代卷，李兵撰写辽金元卷，郭培贵撰写明代卷，王日根等撰写清代卷，最终完成了一项科举学研究的大工程。
这套书不仅在学术上达到了新时代的最高水平，是时代巨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带领我们走进历史时空,走近古人,与那些文化巨人对话,深入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声音。表现在这套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还专辟“察举活动举隅”或“科举奇事撷珠”专节，略述了察举孝廉、秀才及贤良方正各科之活动，尤其对一些非常态的科举风尚、科场风波等这些在一般所谓学术性著作中不愿涉及但却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科举奇事”,如“唯一外国人进士”“火焚试场”“金榜题名的苦恼”等进行了专门研究,不仅增加了研究的趣味性,而且对于帮助人们更加全面深入认识科举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对一些科举细节的描写，全书本着还原科举情景的宗旨，致力于真相挖掘，铁证如山，使读者不得不服，不得不信，身临其境，就好像七位作者他们本人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或参与过科举考试的组织与评卷一样。
（原载《教育与考试》2022年第2期，8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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