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专辑 | 刘俊：《过眼录》随笔系列二十

浪漫的极致

刘 俊

汤显祖在《牡丹亭·作者题词》中这样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一部《牡丹亭》，就是一出惊天地动鬼神的爱情传奇，展现的是中国人浪漫的极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中的“有情人”杜丽娘为情而死，又因情复生，这样的“还魂”书写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不乏其例。在宋人编的《太平广记》中，也有类似的故事——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男性。此男出生富家，一次“游市”时看到一个卖“胡粉”的美丽女子，“爱之”。苦于无法向女子表达爱意，就只好每天去买“胡粉”，日复一日，“女深疑之”，终于忍不住问男子买此粉“将欲何施”？男子这才坦言对她有爱慕之情，但“不敢自达”，却又想见她，不得已只能借着买“胡粉”“以观姿耳”。男子的痴情打动了美丽的女子，两人相约欢会，不料男子“欢蛹遂死”，这下可把美丽女子吓得不轻，“因遁去”。

家人发现男子去世后，准备殡殓之际发现了男子箧笥中“百余裹胡粉”，顺藤摸瓜，最终追索出男子与美丽女子的关联。找到美丽女子后，男子的母亲执问她“何杀我儿”？虽然美丽女子“具以实陈”，但男子父母不信，“遂以诉官”。见官后美丽女子并不惧死，只要求“临尸尽哀”，在得到县令允许后，她抚尸痛哭：“不幸至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就在此时，奇迹发生了——“男豁然更生”，又活了过来。“还魂”后的男子“具说情状”，告白一切，于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男子与美丽女子“遂为夫妇，子孙繁茂”。这个男版“杜丽娘”的“回生”不但成了《牡丹亭》的先导，而且他和美丽女子的“大团圆”结局，也成了《圆驾》的前奏。

谁说中国人不浪漫？中国人浪漫起来可是极致：死去活来！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1年1月12日

诗人蓉子

刘 俊

说到台湾的蓝星诗社，人们首先会想到余光中，或许是余光中名声太大，以至于蓝星中的许多诗人，都在余光中的“余光”之下显得有些“失色”。诗人蓉子，就是蓝星诗社中非常重要的成员，但人们对她的认识，却难称充分。

蓉子本名王蓉芷，江苏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赴台，一九五一年开始在《自立晚报》发表诗作，一九五三年出版诗集《青鸟集》一举成名，后来出版的诗集还有《七月的南方》《蓉子诗抄》《横笛与竖琴的晌午》等。蓉子的诗在题材方面“广被博及”，举凡哲思、亲情、自然、爱情、女性、都市等，她都涉及。如《生命》一诗，就是对“生命”形态和价值的沉思：“生命如手摇纺车的轮子,/不停地旋转于日子底轮轴,/有朝这轮子不再旋转,/人们将丈量你织就的布幅。”而《晨的恋歌》中这样的诗句：“啊，你轻捷的脚步为何不系带铜铃，/直等我自己从沉睡中醒来，/晨光已扫尽山岭！ 猛记起你有千百种美丽，/想仔细看一看你的容颜，/——日已近午/何处再追寻你的踪影！”则将女性对爱情的期盼和美好爱情一旦没有把握住则稍纵即逝的追悔，表现得淋漓尽致。蓉子的诗温婉中内蓄力量，庄严中自含虔敬，意象奇特，构思精巧，钟鼎文形容她的诗“充满着一种宁静的寂寞和浅淡的忧郁”，确是的评。

蓉子与夫君罗门（韩仁存）有“伉俪诗人”之称。记得有次去台湾，受他们夫妇邀请，曾去他们的“灯屋”参观，进了他们那间在台湾非常有名的“灯屋”，只觉整个空间充满了诗意和诗味：色彩是鲜艳的，灯光是昏黄的，诗集是堆满的，诗人夫妇（尤其是罗门）是充满激情的！

蓉子步入诗坛的时候十分年轻，那时她容貌清丽，诗才出众，围绕在她身边的男性青年诗人着实不少。就连当时已是“老诗人”的纪弦，也曾为她写过一首诗，用黑猫神秘的眼睛来形容她。

如今诗人蓉子已经远行，她用生命和文字织就的“布幅”，堪称悠长而美丽！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1年1月26日

唐弢藏书中的签名本

刘 俊

文化人买书读书写书，免不了也会赠书或接受赠书，赠书给别人时写上几个字，或接受赠书时作者落了一个款，就成了签名本。书一旦成了签名本，就多了一份情谊，有了一种情趣，添了一段故事，成就了一种历史——当然也使书附加了更多的价值。

近日看《唐弢藏书——签名本风景》，确实看到了许多签名本中的“风景”。唐弢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在他所藏的各种签名本中，可谓“风景”绮丽，景象万千。

“最简式”的签名本，往往就是作者简单写上XX先生“存正”“教正”等字样，再签上名。如陈梦家方玮德送给赵景深的《悔与回》，就在封面左上侧题上“景深先生存政 作者”，一本签名本就算完成；有的甚至更简单，如王统照送给子益的诗集《这时代》，只题了“赠子益兄 统照”几个字。在唐弢藏书中有本周作人的《苦竹杂记》，那就更简单了，书的扉页右上侧已印好“签名本No.”，填上数字（42）即表明是送出的第四十二本签名本，扉页的左下侧则是同样印好的竖排“本书作者签名”，只要在边上签上大名（知堂）就了事，连受赠者的名字都免了，堪称简中之简。

当然有些签名本则复杂些，或带有“时空记忆”，如萧三在寄给朋友《萧三的诗》的封面上，就题有“元任先生：永佶自俄寄赠 一九三四、四、卄七”字样；或赋有“情感色彩”，如李白英编的《江南民间情歌集》中，扉页所题为：“凤爱：这不会加紧你的争斗，只会缓和你的呼吸！白英赠”——显见这是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其中又蕴含着某种教导和期许；最有意思的要数张天一《爱痕》一书的题赠：“亲爱的秉辉学兄呀！我们不觉俩下分别啦！你既然要出乎我之意外！我又不能留着您呀！那末，好，就让你到无锡！祝您为青年罢！亲爱学兄，秉辉兄存 您的弟：储蓄敬赠”——这虽不是原作者的题签，倒也成了一种“非典型”签名本。

孙玉石以“一份‘文学人间’的美丽和温馨”概括此书，信然！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1年1月19日

文学史中消失的作家

刘 俊

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特定时代特定人群对文学发展过程的记录和阐释，在记录和阐释的过程中，特定时代中的特定人群当然会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由于两个“特定”的限制，也由于在选择和判断的行为中会有强烈的主观性，因此在记录和阐释时，难免有所见有所不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曾经非常活跃的作家，就在文学史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就拿活力四射的当代文学来说吧，尽管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许多当年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如今却再也无人提起，文学史中也罕见他们的身影。我在青少年时代，读过很多印象深刻的小说，如黎汝清的《万山红遍》、郭澄清的《大刀记》、齐勉的《碧空雄鹰》、王忠瑜的《鹰击长空》、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李良杰和俞云泉合作的《较量》、杨佩瑾的《剑》等，这些作品连同它们的作者，在如今的文学史中，已不易发现它们/他们的名字。

就在我颇为不解何以当年令我印象深刻——许多年后还能记得可见写得很不错——的众多小说，却在文学史中销声匿迹之际，我读到了作家隐地的《五十年台湾文学记忆》，在书中，他提到了许多五十年来（1950——2000）在中国台湾曾经非常活跃如今却“消失”的作家：师范、毕珍、邵僴、朱夜、子于、繁露、徐薏蓝、章君谷、张腾蛟、林佩芬等，这些作家，有的是当年的短篇小说之王，有的创作量曾达到八十至一百本之多，可现在不要说是一般的读者，就是专业的台湾文学研究者，面对这些名字，都会感到陌生吧——可见作家在文学史中消失，不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消失在文学史中的作家，有的固然是大浪淘沙，有的却是文学史“叙事”、“建构”所致。当年沈从文等作家不也在文学史中“消失”了不短的时间吗？如今那些在文学史中（被）“隐去”的作家，是真的不够好呢——现在的许多作家就比他们写得好吗？还是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已对他们不屑一顾！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1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