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莉 | F. R. 利维斯在中国的接受与意义

本文原载于《中国比较文学》2022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学术公众号推送。

1930年代，随着T. S. 艾略特和瑞恰慈作品在中国学界的登陆和传播，中国学人开始对现代西方文论感到兴趣，利维斯首次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毕业于剑桥玛德琳学院、时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的叶公超在推介艾略特和瑞恰慈的同时，将利维斯新出版的《英诗新动向》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 (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和《劳伦斯》 (D.H.Lawrence) 介绍给在清华外文系就读的学生常风。1932年， 常风在当年12月徐志摩任主编的文学杂志《新月》月刊上以笔名 “荪波” 发表了书评 “利威斯的三本书”。《大众的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出版于1930年，《英诗新动向》和《劳伦斯》出版于1932年，可见这篇书评与利维斯在英国文学批评界初露头角几乎同步。书评在开头称利维斯 “是英国一位新起的批评家， 与Seven Types of Ambiguity 的作者尹浦生齐名于剑桥”。文章指出这3本书在主题上的内在关联性，即文学、文化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及其所面临的危机使得诗歌对现代社会的作用每况愈下。文章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果中国人想了解西方现代文化与社会，那就需要读读艾略特和劳伦斯以及利维斯的这3本书。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生意大利的英国学者哈罗德·阿克顿 (Sir Harold Acton) 爵士于1933年来到燕京大学讲授艾略特的诗歌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常风的推介正当其时。

就在常风发表书评的次年，时为清华大学三年级学生的钱钟书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题为 “论俗气” 一文。他引用利维斯夫人在《小说与阅读公众》中提出的 “高眉、中眉和低眉” 的分类方法来讨论各种俗气的标准和层次。在旁征博引了古今中外的文人雅士对 “俗” 的若干定义和高论后，钱钟书这样总结道：

俗气的事物就坏在 “太过” “太多” 两点， 从 “通俗 ”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 “大多数人” 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是卡莱尔 (Carlyle) 所谓 “不要崇拜大多数” (don't worship the majority)的“大多数”，是易卜生 (Ibsen) 所谓“大多数永远是错误的” (a majority is always wrong) 的“大多数”。

这里的 “大多数” 与利维斯界定并坚持的少数人的文化与大多数人的文明中的 “大多数” 显然同义，其中透露的精英意识或是受到工业文明与大众文化批判的西方知识话语影响，或只是披露了中国文人与西方文人所共有的精英主义无意识。而 “俗” 这个词是燕卜荪1950年代写成的在《复杂词的结构》中参考中国文人的 “经验” 着重分析的一个词，也是利维斯和威廉斯从不同角度多次论述的一个词。钱钟书以专文相论， 可见 “东学西学，道术未裂；南海北海，心理攸同”, 东西之间在思想和价值层面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印证了清华大学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在阐述怎样看所谓中学西学之争时所说，“应该承认学术与思想可以有高下之分、优劣之分、正确与错误之分，但在本质上并无所谓中西之分”。

常风在叶公超的鼓励下发表的 “利威斯的三本书” 虽然只是一个书评式的介绍， 但却点到了利维斯文学批评的主穴——书评重点介绍的艾略特和劳伦斯是利维斯一生最为关注的两位现代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 利维斯看到了文学作为对生活的批评、对现代文明最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无论是艾略特的现代 “荒原意识”，还是劳伦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怀疑，都成为利维斯坚持以文学抵制物质文明腐蚀作用的源泉和榜样。艾略特对战后西方文明的绝望，劳伦斯对工业化堪忧后果的愤懑，都可以置于利维斯少数人的文化和多数人的文明相互冲突的语境之下加以审视和理解，其中折射的文化与文明、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和矛盾是利维斯文学批评自始至终所关注的问题。

然而，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中挣扎图存，她最急于寻找的治国良方不在于对工业文明的批判， 而是在科学技术、治国方略和工业现代化等方面尽快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快列车，代表科学和民主的 “赛先生” 和 “德先生” 因此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极具号召力的精神旗帜。利维斯等西方发达社会人文知识分子 “吃饱了饭” 之后的 “杞人忧天”，对当时向往和追求现代性的中国社会未免显得不合时宜。尽管他所信奉和践行的价值批评与中国传统诗学的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 有表面的契合， 但他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和对抗技术-边沁主义的主张与当时盛行的信奉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和工具理性显然格格不入。1924年，印度文豪泰戈尔访华引起中西古今之争，他对现代国家机器 (machinery) 和现代性的批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所引起的普遍反弹和冷落，足以说明假如利维斯当时来华，他也将会遭遇泰戈尔的境遇：“在一个‘错误的季节’ 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救世福音’，(又) 置身于一群不理解她的中国文化思想者 (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 中间”。由于中西社会发展节奏的差异， 力图用西方的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救中国的人们彼时无暇关注现代文明及其制度背后的代价和问题。利维斯在1930年代的中国所受到的 “冷遇” 除了地域原因之外，社会大气候包括先后到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倥偬是主要原因。

同样由于历史和社会原因，从新中国成立至1980年代以前国内对利维斯的译介几乎是零。这个阶段， 特别是 “反右” 和 “文革” 期间乃至改革开放初期， 文学研究和批评受苏联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多以 “人民性、阶级性” 为标准，利维斯在《诗歌新动向》和《伟大的传统》中开出的经典作家作品中的绝大多数， 如艾略特、叶芝、庞德、劳伦斯、康拉德等现代主义作家被视为颓废、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有的以批判的名义被加以局部介绍，有的甚至不予提及。唯叛逆的拜伦、激进的雪莱、批判现实主义的狄更斯由于他们揭露和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糜烂与腐朽被称作 “积极的浪漫主义” 和 “批判的现实主义” 得以在中国学界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此时学界逐渐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极左” 思潮，代之以对审美和艺术的追求。周小仪认为这种现象是 “1920-30年代流行的艺术独立性观念的复兴，只是这一次更加学院化，更具学术性”。1980年代中期，华裔美国学者夏志清经由美国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繁体字版本从香港拐了个弯，在中国大陆浮出水面。这本书使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的观念第一次间接地为国内学界的研究者所了解。夏氏曾求学于美国新批评的重镇耶鲁大学，师从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在 “中译本序” 中，夏志清感念此书的创作得益于利维斯及其在《伟大的传统》中的道德批评标准，宣称他对利维斯的“评审小说之眼力，叹服不止”。利维斯对蕴含在文学文本中的道德关怀以及通过细读文本揭示价值和意义的分析方法对夏氏写作此书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从利维斯的道德评判尺度出发，夏志清对中国1917-1957期间所创作的现代小说进行了一番“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并得出了以下的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 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 (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 。夏志清认为，和那些“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的欧美小说家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乔伊斯、福克纳等相比，五四时期的多半小说实在写得 “太浅露了”。可以说，《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但体现了道德批评的意识，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利维斯价值批评理念和方法的一次实际性运用。2014年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以 “假如中国现代小说也有一个 ‘大传统’” 为题，撰文怀念夏志清。陈思和认为，夏志清将伟大的传统图景移植到中国现代小说传统的重新梳理之中， 第一次从文学史的角度揭示了一个融乡土民间文学 (沈从文、萧红等为代表)、都市民间文学 (以老舍、张爱玲等为代表)、知识分子讽刺小说(以钱钟书为代表)和五四新文学 (以巴金、路翎、艾青等为代表) 为一体的多元共存的文学史的“大传统”,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对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的一次跨语际、跨文化的借鉴， 其“无意之间的挑选和评鉴， 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传统的内涵”。可以说，这是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观与中国文学的最初接触。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利维斯的研究逐步升级，虽然它的发端肇始于以剑桥中心的西方语境之内，但很快舶往国内，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步以成熟的姿态走向国际学界。1989年，陆建德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弗·雷·利维斯的批评与浪漫主义》(F. R. Leavis: His Criticism in Relation to Romanticism)。该文虽未出版， 但是其中的大部分章节自1990年代起分别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和作者的自选文集中，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国内利维斯研究的总体方向。刘雪岚和殷企平1990年代末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同期发表的 “回顾 ‘伟大的传统’ ——弗·雷·利维斯的启示” “用理论支撑阅读——也谈利维斯的启示” 是除陆建德之外国内新时期较早的关于利维斯的学术评介。两者角度不同，但互相呼应，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利维斯 “反理论” 的文本细读方法和价值判断理念表示欣赏，对 “玄虚空洞” “生搬硬套” 的文本与理论的对号入座不予认同，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理论，而在于如何运用理论”。其时，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普遍流行着一种欲罢不能的“西方文论热”和 “理论焦虑症”，这2篇文章在社科院文学所主办的《外国文学评论》 上联袂发表，无疑对此现象泼了瓢冷水， 同时也与3年前该期刊主编盛宁的 “一个念头” 形成潜在的对话和呼应。1996年，盛宁在《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思潮批判》一书的 “后记” 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多年来，一直与理论打交道，与生动活泼的文学实际疏离得太久了。看来是时候了，把各种各样的理论稍稍放一放，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这就是我在完成了这一课题以后的一个越来越强烈的念头。” 盛宁提出的 “到文学作品世界中去兜一兜风” 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声， 同时也说明利维斯关注文本的批评方法在中国接受的现实土壤。

萧俊明、王宁、陆扬、黄卓越等则较早从文化研究视域论及利维斯。萧俊明在 “英国文化主义传统探源” (《国外社会科学》2000 年第3 期) 一文中指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利维斯主义对于英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王宁在 “当代英国文论与文化研究概观” (《当代外国文学》2001 年第4 期) 一文中认为，利维斯的批评理论和实践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和对高雅文学经典的崇尚，这表明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是植根于精英文学的土壤中的。陆扬2002年发表了 “利维斯主义与文化批判” (《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并指导龚海完成硕士论文《论利维斯的共同体文化思想》，而黄卓越2009年发表的 “定义 ‘文化’：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表述”  (《文化与诗学》2009年第1期) 则从文化定义变迁的角度， 将利维斯与阿诺德、艾略特进行了详细对比， 显示了他长期从事“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功力。

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袁伟翻译的《伟大的传统》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为中国读者了解利维斯起到了积极的推介作用。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 (1948) 比布卢姆的《西方正典》 (1994) 早问世近半个世纪，无论读者对其中的观点同意与否，《伟大的传统》堪称阐述 “西方正典” 的前驱之作。该书涉及的作家作品、历史、文化和文学均为研究英国小说不可绕过的里程碑， 且思想犀利、行文细腻。陆建德为该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 “弗·雷·利维斯与《伟大的传统》” 堪称后来国内研究利维斯的纲领性文献。序言全面介绍了利维斯的生平及其批评生涯中的主要议题，着重分析了以《伟大的传统》为代表的小说批评，并将视野投放到半个多世纪后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现状之中， 体现了作者对利维斯的全面了解和深度把握。在“序言”结尾处，陆建德指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读者和作家通过爱·摩·福斯特知道了 ‘圆型’ 和 ‘扁型’ 人物的差别，《伟大的传统》就深度和影响而言远胜过《小说面面观》,它的翻译出版不仅有助于英国小说的教学与研究，而且还将为中国的小说创作增添一种成熟的道德敏感性。” 陆序有力地定下了国内利维斯研究的基调。然而，《伟大的传统》中文译本虽然2009年得以再版，却并未在中国学界引起太大轰动。主要原因不外乎当今西方批评理论的大量输入已使得中国学者对任何舶来的理论失去了改革开放初期对西方理论思想的新鲜感，随着“失语症”问题的提出，中国学者开始关注文化主体意识和话语主动权；而另一方面，西方主流学界对利维斯的态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对利维斯的接受温度，世界性的对文学批评理论特别是后学理论的追捧使得人们对文学文本批评的关注度下降， 利维斯以文本为基础的价值批评在后现代理论的强大攻势之下，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都难免显得 “老套” 和 “过时”。虽然陆建德在序言中强调，“雷蒙·威廉斯曾受惠于利维斯”，“利维斯是 ‘文化研究’的先驱”，当文化研究成为显学，“要认识利维斯何必假道威廉斯”，但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中，利维斯在文化研究和大学人文教育方面的著述及其当下价值并没有在中国得到充分的推介和研究。

利维斯在中国受到更多的重视是在2004年以后， 其时中西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不大不小的 “文学伦理学” 的研究转向。2004年聂珍钊发表了 “剑桥学术传统与研究方法：从利维斯谈起” 一文 (《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文章指出利维斯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评有很强的道德批评倾向， 并借此重提当下中国文学研究中 “理论明显脱离文学” 的不良倾向，肯定利维斯植根于文本的批评方法对我们的启示和榜样作用。聂珍钊的这篇文章源于2004年8月在三峡大学召开的 “剑桥学术传统与批评方法” 学术研讨会， 到会并发言的有不少是曾经负笈剑桥的学生学者，可谓中国剑桥学者的一次集体亮相。这次会议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系统关注剑桥批评学派和利维斯的一个开端。当年的《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都对会议做了深度报道。

在此次会议的启发下，笔者于2006年主持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剑桥批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意义”，着手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大学教育等几个方面，系统研究和阐明剑桥批评传统的来龙去脉及其几位代表人物之间的传承、偏离和超越的复杂关联性以及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以期揭示剑桥批评传统对中国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人文教育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批博士生，硕士生很快加盟，国内利维斯研究出现了新的热潮。同年笔者发表的 “剑桥批评传统的形成和衍变” 系统回顾了剑桥英文系的诞生和发展以及瑞恰慈、燕卜荪在中国的早期接受，指出“剑桥文学批评传统主要经历了瑞恰慈和燕卜荪的语义批评、利维斯的道德批评和威廉斯的文化批评等3个主要阶段，他们在追随前辈传统的时候， 并非简单盲目地继承， 而是在反传统和超越传统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传统”。2008年我和陈越合写的 “鲜活的源泉——再论剑桥批评传统及其意义”，对利维斯在中国的早期接受做了首次梳理，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线索。文章明确提出：“从文学批评史、学术史、教育史的多重视角重温和阐明剑桥批评传统并以此反观中国的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和文学批评及其学科发展的现实和问题，当是我们研究的旨归和目的”。笔者后来陆续发表的 “Revisiting Leavis: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 (“重温利维斯：何为批评的当下功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09年第1期 )、“文化自觉与文化批评的新契机——阿诺德、利维斯、威廉斯对我们的启示”(《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3期)、“文学、批评与大学——从阿诺德、瑞恰慈和利维斯谈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进一步围绕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大学教育这3个彼此关联的问题对剑桥批评传统进行历史考察， 分析其缘起、传承和超越，揭示文学和文学批评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使命， 强调 “批评是一项关乎文学、文化和教育的事业， 是现代生活的一部分，对其发展过程和社会功效进行‘价值重估’, 对于构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学批评、文化传承和大学教育新模式将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除了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外， 近几年的硕博论文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些学位论文涉及利维斯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涵盖了利维斯研究的主要方向。其中，张瑞卿的宏观梳理和微观细读、熊净雅追根溯源与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使她们的利维斯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新高度。一批期刊论文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将中国的利维斯研究扩展到新的纵深的领域。从论文选题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利维斯研究更多重视其文化批评，而在讨论其文学批评时涉及小说批评居多， 对其诗歌批评和教育理念少有涉及。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对剑桥批评传统的系统性研究，引起了海外利维斯研究界和剑桥大学的关注。2008年，剑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中心 (CRASSH) 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举办了“Translat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China, Modernity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国际研讨会，笔者在会上宣读了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Cambridge Critic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China” 的论文，引起了国外同行和《剑桥季刊》(The Cambridge Quarterly) 的兴趣。在该刊物的主编理查德·古德 (Richard Gooder) 的建议和促成下，《剑桥季刊》和剑桥大学英文系于2010年7月在剑桥大学联合举办了  “剑桥英国文学与中国”  (Cambridge English and China: A Conversation) 的国际学术会议，此次会议的部分论文于2012年3月由《剑桥季刊》以特刊形式出版，其中8篇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撰写，内容涵盖剑桥批评家的思想体系研究、与中国的渊源、在中国的接受和意义等。2010年， 恰逢剑桥大学诞生800周年，《三联生活周刊》对笔者和其他几位剑桥学者进行了采访并发表了封面文章 “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将利维斯作为剑桥的传奇人物进行了重点介绍。2012年9月27-28日，“利维斯学会” 与 “英国维特根斯坦学会” 联合举办了 “第四届利维斯国际学术研讨会”，笔者和张瑞卿应邀参会，并分别以 “The Relevance of Leavis to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和 “Leavis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为题做大会发言。与会的国际学者对中国的利维斯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尤其关心利维斯的著作和思想与当下中国的相关性，认为中国学者对利维斯的认同继承了中国古代  “文以载道”  “诗可以怨”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儒家传统。2013年10月，笔者再次应邀参加在英国约克大学举办的  “Leavis at York 2013”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  “Why Does Leavis Matter to Us Today?”  的大会发言，会议期间还商定在中国举办下一届利维斯国际会议。2017年6月29至30日，“剑桥批评：中国与世界” 国际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如期举行， 来自中国内地、英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专家学者围绕 “剑桥批评与中国” “剑桥批评与世界” “剑桥人文传统与文学批评”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目前，中国是英语国家之外， 研究利维斯最有声势的国家。

2017年以来， 国内近3年的研究成果更加侧重利维斯批评与谱系学、学术史、批评史以及中国的关联性研究。其中，江西师大陶水平的“英国文学批评学科的谱系学”、温州商学院张瑞卿的 “F. R. 利维斯与剑桥批评传统” “利维斯《细察》集团回溯实录” “F. R. 利维斯与英美新批评”、复旦大学陆扬的 “十八世纪以降文明与文化辨析”、杭州师范大学殷企平的 “文化批评的来龙去脉”、重庆师范大学王庆与四川外国语大学董洪川合写的“经典与大学：也谈新时代外语专业人才培养问题 ——重读白璧德与利维斯”、湘潭大学毕懿晴与王洁群合写的“当代中国利维斯研究关切的三个基本问题”等论文所讨论的问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性， 表现出当代中国学者可贵的问题自觉和学术进取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 西方现代性观念以审美和艺术独立性的形式重新登陆中国学界。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审美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重新受到人们的青睐，瑞恰慈、利维斯等人的文化批判和文学教育理念以及他们对现代文明、技术至上负面影响的高度警惕开始走进中国学者的视野。199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人文价值、文化操守、教育质量受到严峻挑战。近几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化消费主义、经济实用主义、技术功利主义、大众拜金主义乘机而入，社会道德有机体面临严峻挑战。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大众文化的空前扩张，使具有舶来特征的文化市场化、文化去魅化 (disenchantment)、教育大众化、教育产业化成为中国社会的本土化现实。在中国这一古老文明的土地上， 文化与文明、富强与文雅、 经济发展与文化滞后、名利俱获而精神沉沦等等过去曾经困扰、今天依然困扰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现代性问题和矛盾，一夜之间成为新时期的 “中国问题”。

虽然利维斯的精英主义取向和小资产阶级立场表现出明显的阶级局限和保守主义倾向， 但他的积极意义正在于他在社会转型和文化激变时期能够看到进步中的退步，并由此倡导一种具有批判精神的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文化保守主义所推崇的一系列“文化”概念即便是在民主化、大众化的后现代社会也始终保留着自身的独立价值。就中国而言，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引入的英文教育与文学批评就曾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吴宓、梅光迪等师承白璧德而形成的学衡派， 叶公超、袁可嘉等师承瑞恰慈、艾略特集保守与激进为一身的现代派都打上了文化精英主义的烙印。他们一方面坚定地维护传统，坚守价值理性的关怀；另一方面严肃关注社会的当下现实和发展前景， 试图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政治和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毫不含糊地提醒人们，“现代性” “进步主义” 与 “有机社会” “文化传统” 之间的张力和博弈是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利维斯并不认同诸如布鲁姆斯伯里集团 (Bloomsbury Group) 等自我感觉良好、为艺术而艺术的中产阶级文化团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尤其是 “技术-边沁主义文明” 的代言人如英国文化委员会 (British Council)、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也常有微辞。他的攻击目标并非普通大众或民主社会本身，而是受大众传媒蛊惑、受商业利益驱动， 只顾眼前利益、忽视长远价值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坚持人文主义立场，批判社会现实，特别是批判工业文明的糟粕和恶果方面，利维斯无疑是时代的先知。他所追求的 “有机共同体” 强调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有机” 观念对信息时代文化环境的整体商业化、庸俗化、复杂化和碎片化无疑是一剂救治与整合的良药；他所追求的文学批评的 “鲜活的源泉” 亦将启发我们在 “后理论” 和 “后人文主义时代” 重新认识和想象文学与理论、文学与机器、文学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机器的关系。而在大学学科设置和教育的问题上， 利维斯一贯反对狭隘的专业教育，提倡跨学科的自由教育 (他认为文学和批评由于关乎文化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身心健康，本身就是跨学科的)，在这一点上，他堪称中国和世界一流大学从本世纪初开始倡导回归大学教育本然价值的先驱。而他的反理论倾向，他和韦勒克关于文学不同于哲学的争论，都在说明文学及批评不是理论和术语的干涩堆砌和哗众取宠，而是活生生的关于生活的批评；文学是 “一个思想的学科”, 而不是空谈和说教。利维斯坚持以文本为中心、从文学批评推及文化批评以求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推动文化传承的努力与当下中国的大学使命和文化使命尤为相关。在经历了语言转向、伦理转向、历史转向、符号转向、审美转向以及后理论、后人文主义转向轮番登场的后理论时代，以文本为中心、以文化为导向的价值批评以不变应万变，其现实品格和道德关怀以及永不妥协的实践精神，对一贯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无疑是一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际性学术资源。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对于利维斯的认识必将更加深入，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能立足于当下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所遇到的特殊又普遍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从利维斯反对工业文明和功利主义的前瞻性、深刻性之中找到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的影响因子，进而推动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寻得批评介入生活的现实方案与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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