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4月18日，我们将一同赏析《移居机器城》这部2020年新作，并讨论与季度“搬家”主题相关的现代性的问题。团队内部已经被这部作品当中深入浅出的概念与美学信息打动。为了充分分享我们发现的宝藏，VCD将以分期推送的方式，带你一览《移居机器城》主创团队在影片幕后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资料收集。在影片官方网站的相关页面上，这些文献摘选与图像资料被按照A-Z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它们涵盖着关于建筑设计、城市历史、宗教轶事、电影理论直至科幻虚构等等所有塑造了这部影片的线索与动力源，是一份“移居机器城”的完全手册指南。
本期推送录入内容：A-B-C-D-E
关键词：#现代主义 #柯布西耶 #乌托邦 #巨型锥虫 #阿兰·巴迪欧 #未来末日 #巴西利亚
本周日 4月18日 19:00-22:00
《移居机器城》作品赏析及主创交流
本文来自 http://amachinetolivein.com/abecedarium/
本篇字数 10385 字，阅读需 30 分钟，但值得！
“我和维特鲁威 (Vitruvius) 持一样的观点，认为建筑包括楼房和机器；不过我认为建筑也包括景观。有观念认为机器在某种程度上逃离了楼房的专制独裁，这种观念更大程度上只证明了早在现代时期的机器必然的样子——如同坐上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抓牢座椅扶手，系紧腰间安全带，凝视着自己面前终有一死的命运，大脑空白，脉搏加速。可入住的机器能够指涉其他事物。也许根本不是一架机器；实际上，其本身即为一种他物的类比。”ALTERNATIVE MODERNITIES BY JAMES HOLSTON黎明谷 (the Valley of the Dawn) 的宗教仪式揭示了世俗城市与神圣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都透过现代权力的制度化习语表露出野心。从官僚制度、法律、科学、高等教育和数字通讯方面，它们都配置了类似的特定词汇、结构和流程。从官僚制度中的习语来看，它们都使用了部长、副官、理事会、委员会、请愿和签名等概念，以此阐释部门、组织、权威和流程。在法律方面，两者都以正义之名设立了法庭和监狱，法官、陪审团、检察官、辩护律师和证人参与其中。两者还共用工业与数字通讯的词汇，包括雷达、天线、太空飞船、工厂、电流和调谐。两者都展示了它们在科学方面掌握的最深奥的知识，应用如能量、外质、电离和磁场等概念。两者都有提供与这些知识相关的高等学位的大学。两者都通过重述历史以开启新时代的方式将它们的事业合法化。由此，它们是以模型-副本的关系构建的。每个城市所具有的说服力，源于其是否有能力在各自的建设中展现出一种“终将成型的模范性”（主要是在仪式和建筑方面）。因此，巴西利亚不仅仅是一个效仿柯布西耶式的，又或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那样的现代城市模型。在这个模型不断生成、或是说不断消化着自己最为完全的理想形态的这一过程中，它成为了一个巴西式的模型。这可以用食人文化中的“摄入 (intake)”这一概念（源自《食人宣言》）来形容。1920年代的巴西现代主义文学中，这个概念曾被用来定义民族认同之于世界性都市的新形式。在消化理解勒·柯布西耶的过程中（这让人联想到1971年的巴西电影《法国人吃起来有多美味》），巴西利亚成为了巴西想象中现代国家的镜像，而巴西利亚的建设就是将这样的想象变为真实。它的总体规划——当中的机构、知识形态、权力模式和光辉未来——以及各项落地时，与原规划时的相近程度，一并证明着这个国家创造新事物、把握现代性的能力。副本终究成为了新的模本。ARCHITECTURE OR TECHNO-UTOPIA?虚构并不仅仅是逃离现实，它也可以产生一种参与式的退出。福柯在他的作品中评价了虚构的这种特质，他写道：“我很清楚，我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是虚构。”至于虚构的重要性，他继续写道：“我并不是说，真理因此就并不存在。于我而言，存在着虚构能够作用于真理之中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使得虚构话语能够诱发真理效应，一种可能性使得真实的话语引出并编造出一些尚未存在东西，即虚构了它。前者是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并使其成真，后者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虚构出尚未存在的政治。”艾蒂安·巴里巴尔(Etienne Balibar)和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近期也转向了构建虚构的政治美德。对巴里巴尔来说，这关系到在面对乌托邦概念被排除的情况下，通过实验和体验来确认政治生活的“虚构场所”的需要。类似的，对于朗西埃来说，虚构提供了一种更像是仿真虚拟的、而不那么像是乌托邦的投射空间。正如他所解释的，“政治与艺术，如同知识形式，构造了‘虚构’，这也就是指符号与图像材料的重新组合，以及所见与所言之间的关系，所做之事和可做之事之间的关系。”ATMOSPHERIC AND MATERIAL ENVIRONMENTS IN MICHELANGELO ANTONIONI’S CINEMA“那些不可多得的电影瞬间，展现出安东尼奥尼是如何在他的电影中娴熟地构建物质形式与环境氛围之间的融合的。例如我曾评论过的《红色沙漠》，可以说是体现出了这种对话的震颤。不过，每当人类女性身体凭借其在场和自身的姿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甚至发出挑战时，他的唯物主义还是显露出了本质。”BADIOU, ALAIN – LOGICS OF WORLDS“让我们想一想，例如，巴西利亚，巴西的人造首都，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城市，因为它从无而生——1956年荒芜的高原，1960年落成的城市。将巴西利亚称为一个地方、一个空间，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当然知道‘住在巴西利亚’或者‘来到巴西利亚’的意思。因此，这就有一个参考集，是构成巴西利亚的一系列要素。这个参考集的内部就是巴西利亚本身。如果我‘在城市中’，那是因为我属于巴西利亚瞬息万变的构成的一个部分；‘存在一个地方’这首先意味着已存在多个地方，以此，它的内部与它自身是是同一的。在我们面对‘巴西利亚’这个参考整体时，加以考虑已遍布全球的本地化实践地点，我们可以断定：巴西利亚的内部即为巴西利亚。”在巴西利亚，楼宇、柱子、门和桌都是作为巴西利亚世界的内部组成才生效的，即便它们是从其他地区进口而来。巴迪欧的巴西利亚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个仓库），它在某种单一体的指引和索引下，拥有了作为一座城市的多重性与偶发性。“夜晚，当我迷失自我时，透过巴西利亚南翼某个公寓的飘窗，在仍然明晰的夜空中，我常想象，那些星象，这座城市的纪念碑似乎是要在尘世间追溯它们的轮廓，星象告诉我，我会永远在此地。飞鸟在干燥的土地上展翅，月球表面的环礁，尼迈耶式风格独特的水泥建筑：每个事物都以这种方式畅言，向我倾诉巴西利亚的碎片，并在夜晚之中指引我，将我融进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世界的逻辑》，414）关于巴西利亚，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哪里做对了？”和“哪里出错了？最初的梦想还留下了什么？巴西利亚如何适应这些现代主义思想？巴西利亚的讯息是什么？留下了哪些好的？哪些不好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不值得？”我认为这些是必须要问的问题，“在巴西利亚，什么是奏效的，什么是无效的”。巴西利亚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社会主义实验。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巴西利亚创造者们的慷慨，那些想得高远的人，寻求一个平等的社会，减少社会差异，等等……我想强调巴西利亚创造者们的慷慨。这一切让巴西利亚成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尝试，做出/提出一种新生活的计划。巴西利亚就是这种尝试所留下的东西。但乌托邦却几乎没有留下些什么，也许除了关于乌托邦的提议，除了乌托邦自身梦幻的可能性之外就仅剩无多了。BODIES IN ALLI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TREET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街道和广场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尽管这些游行往往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总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身体聚集在一起，共同行动、共同发声，并要求将特定区域作为公共空间。那么现在，会比较容易将这些示威游行——或者说，实际上是运动——的特点归结为“聚集的身体对公共空间提出诉求”，但这一表述假设了公共空间是给定的，它已然是公共的，且也被如此地认知着。如果这些人群聚集时，我们未能看到空间的公共性正在被质疑甚至是被争夺，我们就忽略了公共示威活动的重要意义。所以，尽管这些运动依赖于人行道、街道和广场的先决存在，并且常常是会聚集在广场上——例如用有深远政治历史过往的塔里尔解放广场——但同样地，集体行动也在聚集着空间本身，聚集着人行道，组织着建筑并使其富于生机。我们既要坚持要求公共集会和公开演讲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又必须要问，集会和演讲如何重构公共空间的物质性，并且生产，或是重新生产，这种物质环境的公共特性。当人群移动到广场之外，转到街边和后巷，去到道路还未铺设好的街区时，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不再被定义为有别于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的专有事务，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跨越界限，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已经存在于家中、街道上、邻里间的，或是那些不由公共广场建筑限制的虚拟空间中的政治。因此，当我们思考着在人群中聚集、不断壮大的人群的含义，思考着以一种对公共与私人之区别提出抗辩的方式在公共空间中穿行的行为含义时，我们看到，复数的身体对公共性提出诉求，通过争取和重构物质环境，发现并产出公共性；同时，这些物质环境也是行动的一部分，当它们成为对行动的支持时，它们本身也在行动。同样地，当卡车和坦克突然成为演讲者的讲台时，用布莱希特式的词来说，即物质环境被主动地重构并重新运作。我们则需要重思行动的理念。首先，没人可以在不与他人一同行动、聚集的情况下发动关于自由行动、自由聚集的主张。其次，广场和街道不仅仅是行动的物质支持，它们本身就是我们可以提出的任何公共理论和身体行动的组成部分。人类行动依赖于各种提供支持的事物——它总是一种需要支撑的行动。但在公共集会的例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不仅是对于公共空间的斗争，也是对于我们作为身体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支持的基本途径的斗争——对抗权利剥夺、抹杀和弃置的斗争。当然，这会造成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们无法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我们必须为了得到允许我们采取行动的支持而抗争。巴西人声称他们发明了飞机、打字机、胸透X光。他们还声称发现了π介子，与巨型锥虫战斗，发现了超地外生命形态。他们修建了巴西利亚，烧毁了亚马逊雨林，他们曾是世界冠军。BRASILIA, CONTRADICTIONS OF A NEW CITY1966年，瓦基姆·佩德罗·德·安德拉德(Joaquim Pedro de Andrade)受意大利打字机制造公司好利获得(Olivetti)的委托，为展示巴西新落成的现代首都巴西利亚的建设情况，拍摄了精妙、表达清晰、情绪热烈的电影《巴西利亚，一座城市的矛盾》（也许因为其中隐含的批判探究，他很快就将完成版的作品束之高阁）。正如片名所示，它讲述了两座城市的故事：一座是种族与社会融合和先进城市生活的典范；另一座，是无法实现（也无法负担）的理想化的应许之地，纵然拥有无限的就业机会，但却只能通过搭乘拥挤的乡村大巴，或是经由那滋生于城市边缘的近郊棚户区——亦是那些多年前为寻求同样机遇而踏上这征程的先辈移民劳工们的所居之地——才终能到达。城市中交叉网格状的交通系统被描述为两条主轴线的交汇（形成了不太显著的“X”标志）。这为新异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一个精辟的介绍，由于墓地的方位被降至主轴线的外围，由此葬礼队伍（即死亡的象征）就不会穿过城市中主要的十字路口。与巴西利亚所有的现代建筑和精心规划过的社区构造共存着的，是住在临时房屋中的蓝领工人，来自外省、离开家庭、投身城市建设工程的流动工人，和被迫随着政府部门集中至新首都、将大家庭重新安置到狭窄公寓的低级公务员的采访。通过这样的并置，德·安德拉德强化突显了城市化与士绅化之间的二元分化，而后者即为制度化社会经济隔离的本质过程。（这个主题也出现在何塞·路易斯·格林的《建筑进行时》中）。 *译注：原网站上为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bSPytnX1ao&t=1s
BRASILIA, OR THE VIEW FROM A MOVING AUTOMOBILE
在经济危机时期，乌托邦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繁荣时期，现代化理想城市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957年，巴西城市规划师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被委托从平地而起设计全新的巴西首都时，他融合了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赖特(Wright)的想法。巴西利亚的规划形似一架飞机，融合进绿化区域，城市的这种设计方式使得它主要是应由汽车来引航、从车窗被观看的。在那时，行驶中汽车上的视角，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城市规划的一项原则。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他的书《城市的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 1960)中捕捉到了这种趋势的本质，他在其中列举了像是泽西城和洛杉矶这样的美国工业化城市——充满着矛盾，且完全由汽车交通所定义——是如何能够被看作是一种美学现象，并在规划语境下如何被清晰表述的。BRAZILIANIZATION OF BRASILIA[…]巴西利亚不是一个完美的城市，像所有的城市一样，它也有些不好的方面。就像巴西的任何地方一样，存在不平等现象，也存在空间上的排外现象和因必要转型的缓慢进展而产生的挫败失望。但最有趣的是巴西人如何去适应这些挑战，以及他们如何将全国各地的巴西传统带到巴西利亚，同时发展着新的城市实践。和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样，酒吧会把桌子摆出来在人行道上，社交生活在公共场所蓬勃发展——只有在巴西利亚，丰富的现代主义设计横跨着巴西平原。事实上，在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探索中，我们发现人们已经把巴西利亚“巴西化”了。“车流建筑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进化式回应，针对于适应汽车所拥有的内在矛盾；汽车能够解放社会，汽车社会创造出交通，而交通奴役着社会。” [1]“我们生活在一个车流建筑的时代，这时代大多数建筑是被设计为从行驶的交通工具上观看欣赏的。” [2]另见：“免下车(快餐厅/银行)”，“鸭子”，“Logo建筑”[1] 乔纳森·贝尔，《车流建筑》（伦敦，August Media出版，2001）[2] 夏琳·鲁克，《观景驾驶》（enRoute出版，2004年7月）http://www.enroutemag.com/e/archives/july04/index.html.(From A Lexicon of Suburban Neologisms by Rachel Hooper and Jayme Yen)From Le Poeme de ‘Angle Droit by Le Corbusier“如果说，从最一开始，电影就恰恰是——且至今仍是——一种将大量的人类编组进入想象、产出并交换故事与图像的这一进程的方式，且电影既唤起着我们对于未来性的感知，又同时预先就使得我们对于自己成为此种未来之能动者的期许被破灭殆尽。电影让我们变得现代，而且它是通过向我们宣告“未来已然降临”的方式来做到的，那么，自然而然的，这“已然降临的未来”通常就是意味着“天启末日”——对于这种“天启末日”，我们只能是通过某种英雄史诗般的回归将它想象成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情况：回归到那可辨认的、也许也是可重构的、伊甸式的、久已逝去的过往。电影将最终毁灭我们的技术植入到了我们造梦和幻想的方式中去：若非如此，我们该如何解释下面这样的事实——对于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似乎没人在意到它是用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末日之战来作为结局的；对于《星际穿越》，以及它之前成百上千同类型的作品，它们都是将“未来”设定成了一种对那些定义着我们质朴的田园往昔（的幻想）的社会关系的解构与重生。电影紧密围绕着它的男女主角，这正是在显然拒绝着集体性的、共同创造未来的理念。所以，当我们忧虑着电影的未来时，我们忧虑的其实是一种以其本质上来说，营造出“没有未来之未来”的电影的未来。我们为这个“没有未来”的东西而忧心着它的未来，它不断引诱着我们相互去想象、去投资、去创造，去展现这个没有未来的存在，这个我们幻想中的过往的行尸走肉。CONFLICT OF VARYING SPEEDS巴西利亚在形式上的一体性会被证实因过于静态而无法支持城市发展的动态与复杂性。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所确认的迹象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所显现，即，在“建筑的缓慢发展与市场的波动之间” 存在着一种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机器与人类之间步伐的差异占据了城市乌托邦。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在1958年发表了《移动建筑》(L’architecture mobile)宣言，在1960年发表了“空间城市” (La ville spatiale)项目。弗莱德曼设想了一座巨型建筑，换句话说，就是一座适合工业化现实的城市。它必须能够灵活地适应其使用者的移动和要求。在现有的城市之上，会有一个被高高支起的静态框架，这样构建出的基础构造中的各个部分可以不断地变化。上世纪60年代，塞德里克·普莱斯 (Cedric Price)就曾在伦敦试图实现类似的追求。他的项目“游乐宫”(Fun Palace)——即蓬皮杜中心的前身——就是一个灵活性的巨型建筑，旨在从文化上振兴因工业衰败和失业问题而伤痕累累的伦敦北部。之后不久，隆·赫伦(Ron Herron)在普莱斯的项目上继续发展。在《建筑电讯》(Archigram)期刊上，他发展出了一个“行走城市”(Walking City)的计划，这一计划预见了移动的、高度设计的城市，能够能够在世界各地移动并提供服务。城市不会再根据及围绕着交通路线来构建，而应该涵纳并成为这样的路线本身。CONTRASTING CONCEPTS OF HARMONY IN ARCHITECTURE摘自1982年现代主义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和解构主义设计师彼得·艾森曼的辩论《两极分化的建筑和谐观》(Contrasting Concepts of Harmony in Architecture)。“CA: 我确实认为过去几十年的建筑史，都在反复地试图抗拒任何原始的感觉。PE: 这真是个奇妙的巧合，因为我恰巧也很关心“屋顶”这个主题。让我来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正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说的那样，斜面屋顶是“房屋感”的一个核心特征。它是那庇护并封闭着人类的脊椎动物式结构的延伸。米歇尔·福柯曾说过，当人类19世纪开始研究自身时，就已经有了去人类中心化的苗头。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不再是仲裁者，因而也不再控制着人造物。而这一事实的表现，反映在从脊椎中心型结构到无中心结构的变化中。前后的差异——你可以称之为异化或感知的丧失——可能只是这种新宇宙观的自然产物。非脊椎式的结构是表达这种宇宙观变化的一次尝试。它不仅仅是风格问题，不是简单的背离感知的问题，也不是人们所感受到的异化疏离。当人开始研究自身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失去自我的中心位置。这种中心的丧失由异化所表现。无论是否被现代建筑界所理解，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形式来阐释的正是这种异化的过程。现今技术已然泛滥猖獗，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宇宙观的问题。我们该回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吗？我不认为这是合适的。根据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曾经的定义，建筑的存在即在于，它永远面临一个“要么过大、要么过小，永远都不是正好尺寸”的窗户问题。一旦窗户的大小正好时，建筑就不再起作用了。一旦窗户的大小正好时，建筑就仅仅是一栋建筑。而建筑得以在场的唯一方式，就是那种“窗户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即一种“还需要点儿别的什么”的感觉。 “电子计算体”并不进行城市干预——它进行城市构造…如果艺术就是生活，它合成并分解。在大街小巷，它产出失序混乱，以使得过路人成为流浪者。比亚·梅德罗斯(Bia Medeiros)，“电子计算体” 创始成员http://psyris.com/cultspecialist“人们并不会加入邪教；他们是被诱骗参与进了某种被歪曲的事情里。并没有人需要“醒来”。邪教成员没有睡着。事实上，他们是高度警惕的，因为在邪教环境中，犯错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毫无疑问，罗奇[Michael Roach*译者注]很有魅力。但对于一个普通的邪教成员来说，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仪式会增加一些刺激感。人们不会突然从邪教中走出来，事实上，它有一个自我逐渐消融的过程。大多数邪教成员都是自愿离开的。理想化也许有助于解释邪教参与的第一部分，但人们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他们在灌输过程中受到了恐惧的训练。是的，基本上在媒体和那些更清醒的人们看来，邪教成员被认为是蠢笨或愚昧的。但所有成功的邪教都能从情感和身体上操控你，而智慧并不能使你免受影响。你可以试试看在你睡眠不足、蛋白质缺乏的时候，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决定。”深度伪造，是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在人类眼中被视为真实的东西。“深度伪造(deepfake)”一词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伪造(fake)”这两个词的结合，主要与人工神经网络——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所生成的内容有关。深度伪造最常见的形式涉及到对于人体图像的生成与操纵。这项技术具备创造性和生产性的应用形式。例如，对外国电影进行逼真的视频配音，复活再现历史人物的教育活动，购物时虚拟试穿衣服。还有许多网上社群致力于为娱乐效果而制作深度伪造的表情包，比如说模拟了演员尼古拉斯·凯奇的脸的音乐视频。然而，尽管深度伪造具备积极的应用性，该技术却因其道德缺陷和恶意的方面而声名狼藉。2017年年底，Reddit一位名叫“deepfakes”的用户使用深度伪造将名人的脸替换进色情视频中，并将其发布到网上。这一发现引起了媒体的热议，此后大量新的深度伪造视频开始涌现。2018年，BuzzFeed发布了一段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这个话题发表演讲的深度伪造视频。这段视频是使用红迪网用户的软件(FakeApp)制作的，这引发了人们对身份盗窃、冒名顶替、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虚假信息的担忧。这些事件之后，深度伪造的主题在学术界获得了关注，在过去几年里该技术一直在迅速发展。自2017年以来，在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从3篇增加到250多篇(2018-20年)。“机械交通工具在强度、质量、数量和速度方面的急速发展，使得脱离中心成为可能：这里，空间是通过时间来度量的。而这个时间本身也开始在缩短。交通运输的变革，区域范围的自动化移动，推翻了所有关于不可避免的拥堵以及建筑公寓拥挤的常见争议。我们问自己，我们要把所有这些城市人口和企业安置在哪里？回答是：不是根据聚集的原则，而是根据最大限度的自由、便捷和通勤交流速度的可能性。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功能构成了一个单一的组织性复合体。但这座城市也是一个复合体。在摧毁了城市的一种形式之后，我们难道不是会创造一个新城市吗？如果你喜欢关于术语的争吵，那就让这个复合体成为一座城市吧。(Mikhail Okhitovich, On the Problem of the City)复制构建，是对一个预先存在的、且通常更为普及的结构部分的一种有意的、功能性的复制。例如，“杭州对于威尼斯的复制，就将复制构建带到了城市层面。”中国的一些实例是这个词语灵感的渊源，包括杭州的埃菲尔铁塔和上海的“泰晤士小镇”。从单一的结构到整个社区，复制构建以其作用性而区别于模型化或是微缩式的建筑（这在主题公园或历史机构中比较常见）——复制构建不是装饰性的，也不仅仅是艺术性的。这个词语是由碧安卡·博斯克(Bianca Bosker)在她2013年的著作《原始副本：当代中国的建筑拟仿》(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创造的。她指出，虽然中国以（消费技术，时尚以及包括复制构建方面的）知识产权剽窃而恶名在外，但就复制本身而言并不被认为是件坏事。在中国的美学传统中，创作一件好的复制品是可贵且值得尊敬的，这不仅是一种了不起的学习手段，也是一种技术能力的展示。在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为《连线》杂志(Wired)所撰写的《模仿可以是最真诚的创新》(Imitation Can Be the Sincerest Form of Innovation)一文中，引用了一位中国艺术学者的话，他将一份好复制品比作“与同伴并肩同行的大雁”。汤普森还指出，即使是“公然的艺术伪造”，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像在西方那样会被视为可怕的罪行。他继续引用到博斯克的话说:“美国人看到这些建筑的复制品会说，‘太不原创了！’但在中国，人们会说，‘这不是很棒吗？看看我们都做了些什么！我们造了埃菲尔铁塔！’”当然，在致敬、致意、典喻、引用、拷贝、抄袭和复制的概念之间，人为制定的分割界线是很容易模糊的——对一些人来说，复制甚至是一种宗教美德。万象之城比巴西利亚要更古老，不过也没有老很多。它建立于1956年，就在新首都建设开始前几个月，自学成才的救世主，上师尤卡楠(Yokaanam)（前巴西空军中尉，原名欧西亚诺·德·萨）的门徒跟随他步入中央高原的荒野中。兄弟会的信徒成员们倾向于指涉这两件事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这是尤卡楠在离开里约热内卢时就计划好了要裹挟着国家资本与他一起离开，那这就仅仅是一个更具雄心壮志的目标的第一个小小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伟大的全球文明的核心，由宇宙的正义与爱所统治。1944年的一天，尤卡楠接收到了这个使命，当时他正在巴西中部上空进行例行飞行，一个神秘的实体出现在他面前，告诉他光荣的命运就在此时正下方的地面上等待着他。当时，这位年轻飞行员的未来计划还不包括要在荒郊野外开创生活，他与那个神秘实体沟通了这些。神秘实体并没有回答，但几乎就在一瞬间，尤卡楠意识到他的飞机一头栽进了这应许之地，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时，他已不再觉得免为其难。就在第二天，他开始为搬家做准备。不过，尤卡楠计划的紧迫性不仅仅是由于来自高阶力量的暴力手段。就像是从那时起许多与精神维度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们一样，尤卡楠被告知巴西的中央高地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免于地震、洪水和瘟疫的地区之一，它将迎来灵性丰饶的未来时代。他也有可靠的证据表明末日即将来临，它会以一个巨大行星的形式出现，体积是我们地球的300倍，悄无声息、不可觉察地飞向地球，与地球几近碰撞。这将把三分之二心灵进化比较弱的人类推向太空，并开启伟大的过渡。“在那时这是疯子才会说的话，神经病似的，”信徒麦伦说到，他的每句话都带着喜乐的平静。“但是今天，我相信科学家们已经获得了关于这颗行星的一些信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美国宇航局现在也知道了，他们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巴纳德一号。”有时，这位迈伦信徒听起来（且，凭他那副先知式的打扮，看起来也）会更像是一个严谨守旧的、倾信传闻的技术统治论者，而并不像是一个虔诚的唯灵论者。这反差并不奇怪，甚至也并不是多大的矛盾：就在他被内心声音召唤来到万象之城的四年前，他曾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在职经济学家，且最终他的职业转变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彻底。几十年来，巴西的社会工程师们一直痴迷于研究经济指标，绝望地寻找着出路，以摆脱外债和长期半发达国家状态的束缚，通向由巴西丰富的自然资源长久以来所预指的主权繁荣之路。迈伦的求索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唯一值得注意的不同就是，他实际上已经找到了这么一条路，并且知道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无非就是要专注地、虔诚地等待着宇宙计划得以展现。它也确实在展现着。上师的灵魂也许七年前就离开了他那精瘦的、胡须斑白的身躯，但随着每一个新的朝圣者追随内心的声音来到中央高原，尤卡楠的使命就越发接近完成。对于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这座万象之城的持续存在证明了巴西利亚未来主义的宏伟显赫只会是意指着：总有一天巴西将领导世界各国，让今天的北方强国相形见绌。总有一天，纽约，还有那些巴西曾为了能有机会成为世界舞台一份子而将自己的经济灵魂转手出卖的银行们，都将会在迈进水瓶座时代的末日灾难般的跃变中沉入巨浪之下，而巴西利亚则会是新生熠熠且安全完好的，它会是那些现在就已经开始聚集在这里的开明精英分子们的天堂。“是的，你们是第一世界，”迈伦对这位美国来访者微笑着说到。“我们这里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很好。但是会有一天，”——这时他的平静压抑克制着一种顽皮的欢欣——“会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Julian Dibbell, Tropical Millennium)▲《移居机器城》截帧由导演约尼·戈尔茨坦 & 梅勒迪斯·齐尔克提供 VCD活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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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周日）19:00-22:00 光驱空间
约尼·戈尔茨坦&梅勒迪斯·齐尔克《移居机器城》
+ 主创Q&A
家主(Host) & 家宾(Guests): 谢丁、胡昊、朱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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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
World Organization Of Video Culture Development
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VCD 影促会）于 2017 年夏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它致力于搭建一个观影、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向公众普及和推广艺术影像。一方面，VCD 影促会以举办影像资料展、文献展、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方式为更多人提供影像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它也通过自身平台挖掘更多优秀的影像艺术作品，在为其提供放映机会的同时助力青年影像艺术家持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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