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廿九，是从老铁的家乡重庆回内蒙的日子。结婚头一年，按习俗要在夫家过年，为避免年后时间安排过于紧张，我们在年前先回重庆给她的亲人们拜了早年。自从三天前关于“人传人”的消息被放出后，身边的气氛突然被拉紧——口罩一夜售空，电梯里遇到的邻居捧着板蓝根颗粒，机场的服务人员统一戴上了口罩……我和老铁原本计划飞到银川再转火车到临河，当天早上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后，也在恐慌之下退了火车票，让父亲开车去接我们。
在疫情逐步扩张时压哨回家，一路的提心吊胆瞬间放松下来。大年三十的年夜饭上，一家人还计划着拜年的路线安排，姐姐、姐夫早已帮新婚的我和老铁准备好了拜年要带的礼盒。春晚还是一如既往地澎湃热闹，手机里却不断传来远方揪心的消息，电视上四个“诸葛亮”唱着《空城计》，低下头看到的是军队十万火急冒雨奔赴空城武汉。两块屏幕撕扯分裂着，让人心绪不宁。午夜跨年，下楼放炮，出于消防考虑，今年物业禁止堆燃“旺火”，老铁没能体验到我曾多次向她提起的家乡风俗，我也第一次在没有“旺火”的陪伴下迎来新的一年。父母在年前就已邀请好家族里的人中午在外聚餐，试图劝阻无果后，一切正常进行。席间，我和老铁的祝酒词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戴好口罩、不要乱跑、减少聚集，但似乎显得有些扫兴。大年初一早上，还像往常一样，去给住在城里的长辈们拜年。病毒距离地处塞外的临河看起来还很远，人们的行动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戴口罩的也屈指可数。进出城的各种交通路线接连封闭，村口也开始设立岗哨，回乡下拜年的计划只好取消，父亲母亲，姐姐、姐夫和桐桐，以及我俩，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了居家抗疫的生活。那几天雾很大，下午雾散得差不多时，我和老铁会到附近的小公园跟河边走走，舒缓下被网络信息压抑的心情和眼睛，然后回家拆开原本用来拜年的礼盒，逐个品尝。
内蒙的确诊病例逐步增加，尽管临河还没有，但显然早晚要沦陷。小区的出入口只留下了一个，其他的大门先是围了警戒线，接着用焊接的彩钢板封上，后来又绑扎了铁丝网。
正月初六，我们拍了全家福，在穷尽各种排列组合之后，又集体戴上口罩拍了一张，想为特别的一年留下点特别的回忆。
人民公园是我每次回乡都要去看看的地方，趁着还能开车出行，和老铁全副武装探访了一趟。公园里的人比往常少了很多，但总算还能看到些寥寥的热闹。流浪的野狗们这段时间可能也孤单坏了，见到人总要跟在后面走很远。
公园之旅果然成了最后的自在时刻，小区很快实行了全面封闭，车是不让动了，而且每户都要带着各类房产资料到小区门口办理出入证，才能每三天由指定的一个人出小区采购生活必需品。我们登记了母亲的名字，毕竟她掌管着伙食安排。每次父亲都在小区里接应，母亲把买好的菜从离超市比较近的栅栏递进来，然后再从正门关卡回来。全临河的豆腐生产已经停止，鱼类也断了供，所幸年前冰柜里储备的肉还很多，即使每天有连大带小七口人要吃饭，食材也依然丰富，母亲还总变着花样，尽力给被禁足的我们带来饭菜上的惊喜。微信运动的步数已经降到200以下，身体也持续发胖，原本被用作晾衣架的跑步机再度派上用场，文娱活动则只剩下每晚黄金时间的麻将内斗，父亲称之为概率论学习。
告诉家人后，大家的欢笑都止住了，似乎不单单是难过，整个客厅都被一种复杂不明的情绪罩住。匆匆洗漱后，互道晚安，各自上床。我的心情久不平静，很晚才入睡。过完了初一又过了十五，隔完一个14天还要再隔一个14天，区里的红头文件已经发到了九十多号，老铁的公司也通知她停薪留职。何时、以及如何回京，我们心里都没底。2月12日，和老铁去问了社区工作人员，说到社区医院开个健康证明，即可正常出行。回家后，老铁认为应该尽快返京、以防管控再度严格，我却还想再观望下事态发展。因为意见不一，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全家开了个会，商量的结果也只是再等一周看看。随后的几天，看到一些朋友相继乘坐公共交通返京，似乎情况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恐怖，由于临河机场停运，我们决定在2月19日坐绿皮火车先到包头，然后乘刚开通的高铁直达北京，可以朝发夕至，行程也不算复杂。姐姐用给桐桐理发的推子帮我剃了头，父母准备了一箱肉，作为我们回京后的应急储备，家里剩余的口罩也给我们装走了一大半，在全家人的担心中，到底出发了。终于，乘着奔驰在祖国广袤大地上的复兴号，2020年2月19日夜，我们又回到了北京。
等待我们的，是14天的居家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