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4月18日，我们一同赏析了《移居机器城》这部2020年新作，并讨论与季度“搬家”主题相关的现代性的问题。团队内部已经被这部作品当中深入浅出的概念与美学信息打动。为了充分分享我们发现的宝藏，VCD将以分期推送的方式，带你一览《移居机器城》主创团队在影片幕后所进行的理论研究与资料收集。在影片官方网站的相关页面上，这些文献摘选与图像资料被按照A-Z的字母顺序进行排列，它们涵盖着关于建筑设计、城市历史、宗教轶事、电影理论直至科幻虚构等等所有塑造了这部影片的线索与动力源，是一份“移居机器城”的完全手册指南。 关键词：#酷儿化 #居伊·德波(Guy Debord) #空间句法 #白蚁 #电影资料馆 #X光 #齐泽克(Žižek) 本文来自 http://amachinetolivein.com/abecedarium/说到酷儿化空间或者说酷儿化建筑，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乌托邦式的姿态，是在谈论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经描述过的乌托邦的实验，即：“在图像与想象的帮助下的，伴随着无休止的批判以及无休止地指涉着‘真实’之中的既定问题性的，对于人类可能性的探索。”以乌托邦为实验，就是在把玩着“由最广泛意义上所理解的‘真实’所定义的，以其主旨与紧迫性相区别的各式假想；即是去看到由真实所引发的问题，去看到‘其中的虚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是在以下三种关注点的交汇处，富有想象地去探索酷儿化空间/建筑的可能性：酷儿思想与实践作为对性别歧视的回应之重要意义；建筑作为一种创造空间的实践，助益于为那些受到压制的性认同、性别认同与性向认同而构建；酷儿式自由与酷儿化的建筑的意义与可能。将这三种关注点进行统一的是矩阵的统一——性别与空间的多个矩阵的统一。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能否以这样的方式来想象建筑空间，使得我们生活的酷儿化也成为可能？https://autonomies.org/2016/10/struggles-for-space-queering-straight-space-thinking-towards-a-queer-architecture-4/关于这种国家资助下的对于从零开始重建社会的痴迷，欧洲的建筑师们贡献了一些最为极端的例证。在20世纪20年代末，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受命在苏联的新首都设计一座建筑。不受制约地，“他在短短六周里准备出了计划，提议要对莫斯科进行大规模重建。”他的想法是一种在几何上完美无缺的模型，笔直的街道以直角相交，居民们每天都可以沿着这些道路在他们巨大的矩形公寓楼，和他们巨大的矩形工作场所之间来回摆渡。但这个计划太过了。一位苏联评论家“抨击柯布西耶的莫斯科是一座‘无处依存的城市...一座纸上楼阁，无关于生活自然，位于甚至连河流都不允许穿行的一片荒漠之中（因为曲线会跟这种风格相矛盾）。’”勒·柯布西耶未能得见自己为莫斯科（或是巴黎）制定的宏伟计划落地实现。不过他的设计理念的确激发了卢西奥·科斯塔(Lucio Costa)的灵感，这位建筑师设计了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巴西利亚的建设始于1957年，“在一片距离里约热内卢近1000公里的空地之上。”这是一块“干净的桌布”，一片无需妥协于现有人类生活就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这个城市是根据一个周密而统一的规划从头开始设计的。住房、工作、娱乐、交通和公共管理在空间上都是相互分隔的。”科斯塔规划了宽阔而空旷的休闲广场，以及巨大的几何式纪念碑来赞颂国家。这位规划者甚至决定了将会有多少市民能居住在巴西利亚: 55.7万。但当人们第一次来到这座新建的城市居住时，他们发现这片清晰易辨的景观会格外地令人迷失其中。“与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那种多彩多样的生活相比，这种乏味的、重复的、死板的巴西利亚日常...就如同生活在一个感官剥夺的堡垒。”新的居民们甚至创造了“brasilite”这个词——意为“巴西利亚-症(Brasília-itis)”——来描述住在那里所受的影响。来自：https://mises.org/library/seeing-stateSITUATIONIST THESES ON TRAFFIC所有城市规划者所犯的一个错误是，将私家车（及其副产品，例如摩托车）从本质上视为一种交通工具。现实中，它是发达资本主义试图在整个社会中传播的关于“幸福”这一概念最显著的物质象征。“汽车”是这种普遍宣传话术的核心，它既是被异化的生活的至高利益，亦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产物。这种对于重新设计建筑以适应当前庞大的、派生的私家车现存需求的意图，反映了对真正问题所在的极为不切实际的误解。相反，建筑必须根据整合社会的发展来进行改造，批判所有与过时陈腐的社会关系形式（第一位的就是“家庭”）相关的转瞬即逝的价值。为了汽车而对人类环境辩证关系制造的破坏（尽管住房危机不断恶化，巴黎规划建设的高速公路仍将导致数以千计的房屋和公寓被拆除）以伪实际的正当性掩盖着它的不合理。但实际上，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设定下，它才是必要的。那些笃信着具体的问题将永恒不变的人，实际上亦笃信当前的社会将会永恒不变。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建筑是否持续地在关闭/开放、不透明/透明的范畴上探索着特定的变化范围？那些可察觉的变化是否与他的建筑作品的特定阶段、与建筑的主题、与建造或是周边自然环境、或是与其他任何方面有关？相对于他的建筑的各种性能方面来说，建筑师的选择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弗雷德里克·德·奥兰达 (Frederico de Holanda)空间句法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的方法，研究空间布局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些现象包括移动模式、意识模式和互动模式；密度、土地利用与土地价值；城市增长和社会分化；安全性与犯罪分布。20世纪70年代，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的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教授、朱利安·汉森(Julienne Hanson)教授及其同事率先提出了空间句法。今天，空间句法在世界各地的数百所大学和教育机构以及专业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与发展。以定量分析和地理空间计算技术为基础，空间句法为分析各形各类的空间构型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方法。来自：https://www.spacesyntax.net/
“巴西利亚节律”并不仅仅指生活在首都的年月，还是指年复一年的，承受各种艰辛，以及凭借材料文件去证明这些逆境的能力，而这材料文件的纹章与担保，反过来是每个人随身携带的一份印着注册号码的纸张。[...]“巴西利亚节律”是一个有关时序现象的概念，即“社会生活中时间间隔的创造”，同时它也指的是一种我称为信仰社群(community of belief)的概念构型。它由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所启发得来。在5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在联邦特区的各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们等待着这种社会蜕变，他们只有在当中获授了“巴西利亚节律”，才得以享受它带来的诸多利益。在这等待的过程中，对“等待”自身的信念形成了，并随之形成了对于一种习惯的集体接纳。当他们在等待“巴西利亚节律”的那一天到来时，这种信念的根基慢慢地深植进入每个人的身上。[...]“巴西利亚节律”主要关注政府和人们之间相互牵连的深度与范围。就个人而言，许多人疑心这些分区土地是否会被割让，以及这种等待是否值得。然而，这些怀疑并没有动摇由无数日常行动所滋生的信仰社群，这些行动将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联系在一起，普通民众指向他们不断变化着的生活，而政府官员则指向最新的需求，政府最新的类化标准。“巴西利亚节律”不仅是社会工程师们所建立的等式方程中的一项，它本身也是由在此地的生活所得来的一个合成公式，体现为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政府的存在感。On people and variables: the ethnography of a political belief by Antonádia Borges安东纳蒂亚·博格斯 (Antonádia Borges) 著http://socialsciences.scielo.org/scielo.php?pid=S0104-93132006000200004&script=sci_arttext
▲视频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VVkZI4q-Lk
白蚁丘利用上升气流来冷却其内部。更值得注意的是，白蚁工蚁在一天中会有选择地打开或关闭特定的通道，以控制气流并调节内部温度。这不仅对控制育婴区的温度来说很重要，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真菌花园来说也很重要。许多种类的白蚁都会培育蚁巢伞属(genus Termitomyces)的真菌，这些真菌从白蚁的排泄物中获取营养。这些养殖真菌的蚁丘里有精心调控着温度的养殖室/厕所区，真菌就在那里生长。几年前，巴西政府资助了一项研究，意图确定并尽可能复制蚁丘的化学结构，目的是将这种物质用作筑路的基础。THE ARCHITECT AS TOTALITARIAN柯布西耶的语言揭示了他那令人不安的极权主义思想倾向。例如，在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走向新建筑》(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1924)之中（这书名本身就意指着世界在等待着他），他诗意地写道:这些被他轻描淡写说到的，专门要负责去构建全面心态的“我们”究竟是谁？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勒·柯布西耶和他的门徒们。其他的所有人都“有眼无珠...”我们必须注意标准的建立，这样我们才能正视完美所存在的问题。人类必须被建立在这[和谐的]轴线上，与自然，或许还有宇宙完全的协调一致。我们必须找到并运用新的方法，明确的方法使得我们能为家居制定出有用的计划，使它们能够适应于标准化、工业化、泰勒主义化。[译注：泰勒主义化，原文“Taylorization”，指将科学分析运用于提高生产率的科学管理主义]http://www.city-journal.org/html/architect-totalitarian-13246.htmlTHE METAPHYSICS OF CONCRETE在《威尔斯，希特勒和世界国家》(Wells, Hitler and the World State, 1941)一文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使用了以下对比：“一边是科学、秩序、进步、国际主义、飞机、钢铁、混凝土、卫生；另一边是战争、民族主义、宗教、君主制、农民、希腊教授、诗人、马匹。”乔治·奥威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混凝土视为现代材料的人。它通常是现代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使构建得以成为可能，而这对于其他材料来说是几乎无法做到的。THE THREE STAGES OF TRANCE▲巴塞尔1566年的宣传单，归属Wickiana收藏.荣格(C.G. Jung)的著作《飞碟：关于空中所见的现代神话》(Flying Saucers: A Modern Myth of Things Seen in The Sky)中的这幅16世纪的插图，展现出黑色的圆点和（弯弯曲曲的）线条，这种图形非常类似于所谓的内视现象(entoptic phenomena)：即源于眼睛本身内部的视觉效果，例如光幻视(phosphenes)。认知考古学教授大卫·路易斯-威廉姆斯(David Lewis-Williams)与托马斯·窦森(Thomas Dowson)试图将远古岩绘艺术的抽象图案进行分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类艺术之中抽象的、几何形态的形状是对内视现象的艺术化记录，可见于“恍惚出神”这样的异类意识状态，无论是否存在着迷幻剂的辅助。他们将这种形状（例如波浪线、球体、螺旋和格子）称为“形式常数(form constants)”，以此将它们独立于文化。路易斯-威廉姆斯和窦森发展出一种模型，他们称之为“出神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包括看到前述的那种简单的内视现象几何图形。在第二阶段，“主体通过将内视现象阐释为符号形式来试图理解它们”，结果会是更为复杂的视象，包括有生命的实体，例如（神话）动物、仙子、精灵等等。这些动物也可以在远古岩绘艺术中看到，通常与第一阶段的简单形状相结合。第二阶段的视觉效果总是由文化决定的。在第三阶段，这些现象变成了三维的，栩栩如生，经历过它们的人会不再使用比喻来描述他们的经历，断言这些图像就是它们所显现的样子，并与它们进行互动"。我们处于另一座城市，一座真实的城市。也是以白色混凝土和玻璃构建的城市，桥梁用光亮的钢铸成，多车道高速公路覆盖着光滑的柏油碎石。同样的，这是一座梦想之城，阳光、空气、清澈湛蓝水域之城。这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巴西利亚。然而，在这些干净明亮场景中浮现的城市像丰田梦想之城一样不真实，很快地它就被20世纪90年代末的暗淡景象所取代 。两种城市的愿景构成了马蒂亚斯·穆勒(Matthias Müller)的电影《空缺》(Vacancy, 1998)的一部分，它融合了在60年代早期巴西利亚做拍摄的的业余影像和故事长片，以及艺术家在90年代末对这座城市被大规模弃置的中心的这一现代主义遗产的个人探索。《空缺》通过将新城的完美图景与四十年后拍摄的场景并置，审视了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与其说这部电影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它是一段感伤的旅程，在这里，太空时代的无忧乐观主义变成了乡愁，和一种抒情而怪异的荒凉感。通过穆勒的镜头，1998年的巴西利亚看起来并不比1960年的巴西利亚更真实。就像商业汽车城一样，它完全是虚构的——一个乌托邦，一个乌有之乡。VILLE RADIEUSE - THE RADIANT CITY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届非常倾向于坚称，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建筑背负着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发起的运动所带来的波及影响。巴西利亚是光辉之城(Ville Radieuse)的热带改编版。这是一种偏离了国际风格的清教徒式语法的热带主义。这种史学观点不仅忽略了形式上的差异，同时也忽略了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差异。[...]
爱德华多·苏维拉茨 (Eduardo Subirats):https://www.vitruvius.com.br/revistas/read/arquitextos/12.142/4267
▲弗拉基米尔，摄影：沃特·卡瓦略
弗拉基米尔是国宝级人物，他是巴西电影制作人和纪录片制作人，1935年出生于帕拉伊巴。当巴西利亚电影节被暂停，巴西利亚大学(UnB)的电影课程也停止时，卡瓦略负责巴西利亚的巴西联邦区纪录片协会(ABD-DF)。当时，ABD-DF的工作受到军队的阻碍，很少有人敢在城市里制作电影，这大大削弱了协会的力量。 由于缺乏保护这个国家首都记忆的机构，已经在巴西利亚生活了至少40年的卡瓦略，把他在巴西利亚市中心的家变成了一个小型电影中心。这座被命名为“电影记忆(Cinememória)”的机构由这位电影制作人于1994年创立，目的是保存并维护他50多年来的纪录片作品，以及在巴西利亚制作的、关于巴西利亚的电影。这个小型机构的诞生是为了对公共权威进行“积极的揶揄”，以便他们更好地反思在巴西利亚建立一个影像资料馆的重要性。电影记忆基金会(Cinememory Foundation)所属名目6000件，也拥有一座馆藏达4000册的图书馆。弗拉基米尔·卡瓦略一生中共制作了23部电影，这些电影的底片保存在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电影资料馆，国家档案馆，其中大部分存放在圣保罗的巴西电影资料馆，以便它们能够得到安放，最终得以复制成其他媒介并进行放映。“因为在巴西利亚，我最多只能暂时保留一份电影的拷贝；这15年多以来，我一直冒险在联邦区公共档案馆存放这些材料。就在我跟你说话的当下，我的拷贝正在丢失，因为胶片和人一样会退化，胶片会死。如果底片没有适合的气候条件，图像将消失，变成一个空白文件夹。我可以告诉你（原文如此），在巴西利亚没有一个地方的电影胶片能幸免于这些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创建了这个，用来发出信号。我可以这么说很多次，在媒体上，在我的演讲中，我将大家注意力引到这儿。巴西利亚的电影艺术在这座城市奠基之时就已经存在了。巴西利亚是分区块被拍摄的，但它没有自己的电影资料馆。粗略地说，电影资料馆就是电影的博物馆。巴西利亚没有。实际上，巴西利亚就没有一座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它有一个叫共和国博物馆的地方，那里无私的人们努力将它保持为一个展览场所，但它就没有博物馆项目。谁又说能电影得是最要紧的呢！”此外，并不是所有的弗拉基米尔·卡瓦略的电影都被转码成数字影像，这将会是一个投入巨大的工作。https://www.scielo.br/scielo.php?pid=S1809-58442020000100089&script=sci_arttext&tlng=en#B12《罗梅洛斯达吉亚》 - 1962年;《博兰德拉》 - 1967年;《入学考试》- 1970;《圣萨鲁国》- 1971年;《铁火车的智慧》-1972；《巴西人民的创造精神》-1973；《尼迈耶行程》-1973；《维拉·博阿·德·戈亚兹》-1974；《理想国》-1975；《 何塞·林·杜·瑞格》-1975 《财富之石》-1976；《Pankararu do Brejo dos Padres》-1977；《巴西利亚·塞贡多·费尔德曼》-1979；《沙人》-1982；《特奥托尼厄斯的福音书》-1984；《佩尔塞吉尼》-1984；《没有加洛普·达·维奥拉》-1990；《自然景观》-1991；《战争老者》-1991年；《内格罗斯·德塞德罗》-1998年；《第68条》-2000；《泽恩·林斯》2006；《巴西利亚岩-黄金时代》-2011.它们来自于另一维度的飞船和实验室，对我们来说肉眼不可见，精确的行进，但却像是解体的空间传送门，载着注定指向宇宙不同各处的强大能量。在地球上，它们处于深渊的边缘。
▲视频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X2rAqUzGdM
Godley And Creme – Brazilia (Wish You Were Here)Godley And Creme-巴西利亚（愿你在此）▲巴西利亚工程建设开始时，纪念碑路的交叉口。摄影：Mário Fontenelle / 联邦区公共档案馆- 1956/1957将建筑师视为疗愈者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维特鲁威(Vitruvius)。健康，一直是建筑师的主要职责。所变化着的是关于“健康”的概念。我认为现代建筑是围绕着一种新的健康理论而组建起来的，这种理论可见于所有推行着现代建筑的辩护之中。我更喜欢用“公共宣传”这个词，而非“市场营销”。现代的公共宣传与现代建筑的呈现方式，以及它所调度的修辞有关，这与对疾病的恐惧有很大联系。例如，在勒·柯布西耶的著作《光辉城市》(The Radiant City, 1933)中，他把“自然地基”斥为“风湿病和肺结核的散布者”，并宣称它是“人类的敌人”。他坚持使用底层架空将房屋从“潮湿且疾病滋生的地面”分离出来，并将屋顶用作日光浴和运动锻炼的花园。20世纪早期的前卫建筑师们，从勒·柯布西耶到扬·杜伊克(Jan Duiker)或是理查德·纽特拉(Richard Neutra)，都将他们的新建筑描述为一种保护和增强着身体的医疗设备。建筑甚至开始看起来像x光，显露着内部的秘密。想想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 1922年在柏林设计的玻璃摩天大楼(Glass Skyscraper)，它那裸露的骨架。密斯收集并出版x光的图片并非偶然。将现代建筑呈现为健康机器是一种对当时真正恐惧之所在的回应。对人们来说，对疾病的恐惧比所谓的现代白墙之美更重要。早在建筑师之前，医生和护士们就会建议结核病患者扔掉窗帘、地毯、装饰品，改用简单的床和桌子——容易清洁，也不易积灰。碧翠丝·科洛米纳(Beatriz Colomina): https://www.frieze.com/article/x-ray-architecture圣母雅拉，出自查米斯的文章：“四十年前，圣母雅拉——一个七英尺高，活到103岁的灵媒女祭司——以她对太空神的视觉预见启发了巴西利亚的建筑。””
ZIZEK, SLAVOJ: THE END OF UTOPIA在“建筑与社会对抗(Architecture and Social Antagonism)”中，齐泽克问道，“一个意识形态的巨厦（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大厦）是如何应对社会对抗的？”在另一边，他引用到奥斯卡·尼迈耶的巴西利亚计划：“解决社会对立的虚梦幻想不是补充着社会对立的现实，而是补充着意识形态-平等主义机制的缺失，这种机制缺失会以正常运作的表象来掩盖社会对立……”“我们应当敢于制定不可能的事。我们应当重新发现制定乌托邦的办法，而不是想象它的办法。重点不是规划乌托邦，而是去实践它。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我们应该这样做吗，还是应该就简单地坚守现有秩序？’。问题是更彻底的。这是关乎生存的问题。未来如非乌托邦，未来无从存在。”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World Organization Of Video Culture Development国际影像文化促进会（以下简称：VCD 影促会）于 2017 年夏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它致力于搭建一个观影、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向公众普及和推广艺术影像。一方面，VCD 影促会以举办影像资料展、文献展、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方式为更多人提供影像艺术教育；另一方面，它也通过自身平台挖掘更多优秀的影像艺术作品，在为其提供放映机会的同时助力青年影像艺术家持续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