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21年夏季论坛“大城市住房问题如何解决”研讨会成功举行。这次研讨会由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共同承办，由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协办，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倪虹副部长在线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开幕式环节并就国家最新住房政策做讲解，国家发展与金融实验室李扬理事长在线做开幕式的特邀演讲。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深圳市和上海市的政府直属房地产专业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等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线上做了发言与交流。研讨会面向各地住建系统、主办与承办单位等定向特邀的听众100多人在线参加了研讨会听讲。

8月31日下午，国新办就“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介绍，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那么，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还面临哪些突出问题？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突出问题就是大城市年轻人和新市民的住房难、住房贵、住房差。

守住“长江经济防线”国家经济社会空间形态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空间上的投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两条广为人知的分界线——一条是“胡焕庸线”。1935年，著名地理经济学家胡焕庸提出“黑河-腾冲”线，用定量分析方式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人口分布的特点：东侧以不到4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96%的人口。另外一条是“秦岭-淮河”一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北分界线。在这条线的两侧，自然条件、地理风貌、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都有明显不同。改革开放至今，一个有目共睹的趋势是，区域经济的天平越来越向南方倾斜。眼下，一条新的分界线已然浮现。“

中国区域经济呈现集聚与分化并存态势：一方面，人口和资源向都市圈、城市群聚集。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发展呈现南北分化、城乡差异等态势图/IC文｜《财经》记者

中国多中心和新城新区的建设成效并不令人满意。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继续绵延，郊区的副中心远远没有形成。国内还有很多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出现“鬼城”由于大城市的绵延带来了污染、拥堵等问题，引起了人们对大城市要不要控制人口的争论。实际上，大中小城市各有利弊、各有存在的理由，大中小城市如果要进行协同发展，应当怎么执行？其中有何内在规律？

一城人口的增减变化，往往关联着这座城市的城市化进程速度和经济发展动向，更为一座城市在未来竞争中提供着造血能力与更新动力。随着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的出炉，各省市的地方人口普查结果也相继浮出水面。其中，成都人口数据的变化格外引人关注。成都成为继重庆（3205万）、上海（2487万）、北京（2189万）之后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10年过去，中国人口的结构产生了哪些新变化？在人口数字的密码里，又能解锁出哪些新机遇？进入到2000万人口俱乐部后，一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带着种种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深度对话了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成都人口破2000万大关人口增长能从三个层面带动城市发展5月26日，四川省发布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成都市常住人口达2093.8万人，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581.9万人，成为继重庆、北京、上海之后，我国第四个人口超2000万的城市。这一数字的背后传递着怎样的城市发展信号？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成都人口十年里增长超500万，常住人口总数也突破2000万，这能反应出成都在吸引人口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上表现突出。而在倪鹏飞看来，人口增量扩大更是一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条件之一。“可以说，人口增长对成都未来的发展，所形成的机遇是全面性的、综合性的。”倪鹏飞指出，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人口的集聚和发展，人口规模增长，能从三个层面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成都太古里首先，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城市消费能力的增强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倪鹏飞认为，过去我们特别强调城市对外市场占有率，即向外输出能力对城市发展决定意义，但随着国家城市化和城市大型化，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当地化消费对城市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既是全球生产、贸易中心，也是全球消费中心。其次，人口增长也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增多，甚至高素质劳动力得到及时补充。倪鹏飞认为，在当前人口资源逐渐稀缺的背景下，一座城市能聚集更多人口，就意味着更多劳动力的补充并且这些新增人口总体在年龄和素质上存在优势。因此，从供给层面来看，人口大幅增长会为成都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增添了动力和条件。第三，倪鹏飞提出，应强化对成都未来的乐观预期。他解释称，从预期角度看，实现大规模人口增加，意味着成都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发展处在供需两旺的茂盛状态，城市蕴含着巨大的潜在机会，非常有助于城市内外形成更加良好发展的乐观预期，更多人会更加坚信成都未来在全球和国家坐标上的地位更高、价值更大、机会更多。基于这样的预期下，成都在人才吸引、资金吸引、产业吸引上也都将形成良性循环。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助力成都人口数量的飞速增长？倪鹏飞认为，优越的自然环境、休闲的生活环境为成都人才吸引提供了环境条件，而包括房价在内的综合生活成本优势，则是成都吸引人才的重要砝码。与此同时，得天独厚的区位因素和发达先进的基础设施，也同样为成都聚集和黏住人口提供了肥沃土壤。具体来看，倪鹏飞解释，从全国角度来看，一方面，成都之于北京和上海，其主要的吸引力主要在于优美的自然环境、轻松的人文环境。同时房价和其他服务价格也是优势明显。这让生活在这座城市人们与其他一线城市相比，在心理上更多一些恬淡、轻松和舒适，更少一些紧张、压力和焦虑。另一方面，成都之于东部省会城市，其区位地位得天独厚。倪鹏飞解释，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西南区域中心，成都对整个西南地区都起着带头发展的作用，自然也就能吸引更多人在这座城市寻找未来。在倪鹏飞看来，在国家空间坐标上，成都是若干重大区域支点之一，具有远高于一般省会城市的地位，腹地包括西南各省市区，对西南地区的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这也是不少城市难以具备的优越地理条件。成都能在10年里增加超过500万人口，倪鹏飞分析指出，这一数字背后，不仅意味着成都能吸引外省人口，也解释了四川迁出的常住人口也在逐步回流。这也同时反映出，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发展机会、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远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这样才能具备吸引全省人才向其聚集和回流的竞争力。“也许成都就是个兼容灵魂和肉身的城市，是个有当下美好生活也有诗和远方的地方。”▲龙马湖进入2000万人口俱乐部后如何预防“大城市病”？“我们曾专门研究过中心城区的合理规模问题，从理论演绎和国际经验总结发现：目前技术条件下，中心城区人口在300万~800万应该是合理区间，如果高于800万，就有可能出现过度拥挤的问题，就需要建立多中心，建设都市圈。”倪鹏飞认为，按照当前成都中心城区人口已超千万的发展态势，如果要防治大城市病，成都就必须要尽快构建更大范围的城市圈，甚至需要发展出新的城市群和经济圈。“所有城市发展的规律，必定先经历人口向中心聚集，但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对外扩散过程。”倪鹏飞指出，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在中心城区人口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势必会导致中心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就会倒逼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向周边扩散。倪鹏飞表示，他注意到近年来成都率先加快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构建多中心都市圈以及建设城市群的进程，诸如天府新区、东部新区等新型城市圈正在形成。而这样的多中心布局，在倪鹏飞看来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成都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的必然之举。▲天府新区“发展多中心的都市圈与发展中心城区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中心城区升级和周边中心扩展相互促进的过程。”倪鹏飞说，在城市集群效应下，成都多中心都市圈建设可以“一石三鸟”。一可以提高中心城区也是都市圈的能级；二可以扩大整个都市圈容量，也可容纳更多产业和人口布局；三可促进中心与周边共同发展，即中心城市转型升级后，由周边城市承接中心城市的转移产业和人口规模，以此实现共赢发展。实际上，倪鹏飞认为，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大中心城市都将实现大都市圈化，大中心城市也都将依次实现升级。这主要表现在，强二线城市崛起之后，弱二线城市以及部分强三线城市将依次崛起。根据倪鹏飞的预测：“未来大城市将发展到103个左右的都市圈，1474个城市和城区，以及近2万个镇的未来的多层次嵌套结构。”眼下，成都城镇人口在10年内提高16.55%。对此，倪鹏飞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作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和需求主体，自由流动和市场决定是根本逻辑，空间分布在经验上也将趋向多形态嵌套的位序规模现象。所以，政府的调节主要还是要依循规律通过公共产品的布局间接引导人口空间流动和再配置。“如果周边城区公共服务配套跟上，产业和人口就会基于利益比较外迁，人们能在周边城区能有一样美好的生活，那么就不会出现人口只集中在中心城区的局面。”倪鹏飞说。在倪鹏飞看来，避免区域范围人口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应该从考虑建设更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入手，而非主要借助行政手段进行直接干预。倪鹏飞解释，要尽可能避免区域范围内的“一城独大”的情况发生，关键是基于效率和公平权衡，合理布局公共产品，进而支持和引导城市人口按照经济规模分布，形成遵循位序规模法则的发展格局。人口数量跟上了成都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除了人口总数需要关注外，人口结构问题也同样是成都需要注意的方面。”倪鹏飞指出，尽管成都人口在数量上突破了2000万大关，但从人口结构来看，与其他超大城市相比仍存在差距。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人口质量来看，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当下，在公布的31省份人口学历数据中，全国平均大学文化占比已经达到15.47%。在倪鹏飞看来，成都要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等更高目标、更高质量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人口整体的教育素质尤为重要。“如果人口整体文化素质优势不突出，高素质人才数量不够多，那么成都未来在高端新型产业发展方面就难以形成更加强大的后劲。”倪鹏飞认为，一个城市的发展持久动力是产业升级，永恒主题是经济转型。“仅有人口增长是不够的，要实现城市持久繁荣和市民生活美好。必需有持续繁荣的经济作为支撑，这就离不开不断扩张和升级的产业链网。”在倪鹏飞看来，目前成都已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就是“通过利用和强化优越独特的生活环境聚集人口人才，然后聚集和发展产业，然后实现公共财政和私人收入增长，进而在改善生活环境”的成功道路。相较于其他城市，成都在产业和企业培育上还有更大的潜力。“一个城市仅有消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产业的支撑，否则消费就将无法持续。”更优质的城市化新格局如何呈现？城市化人口职住及公共服务将趋向一体化聚合作为城市竞争力研究领域的专家，倪鹏飞领衔编纂的报告，曾首次将幸福感竞争力指数引入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而后他也曾多次在衡量城市发展的报告和演讲中提到居民幸福感指数的问题。在倪鹏飞看来，幸福感指数是城市力竞争的重要指标。而从数据来看，我国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均值在近些年来呈持续上升的特征，各城市居民的幸福状态也呈现逐渐收敛趋势；经济发达程度与幸福感的“倒U”的现象也愈加明显。倪鹏飞解释，呈现幸福感指数与经济发达程度为“倒U”的发展曲线，这说明在初期阶段，一个城市经济能力越强，那么居民就越感到幸福。但随着经济的继续发展，人们幸福感却不一定也随之上升，反而会因为各种压力等外界因素导致幸福感的回落。因此，在倪鹏飞看来，不能认为一个城市经济能力越强大，就能说明生活在这里就越幸福。“但幸福感指数能在一方面体现居民生活各方面的条件变得更好，另一方面还受到个人偏好，心理作用、欲望等因素干扰，因此要多方位结合才能评价一个城市的幸福感指数。”对于在“十四五”期间甚至未来十五年中国城市化的新趋势和新格局，倪鹏飞认为，中国将实现聪明的城市化人口和星云的城市化空间。在聪明的城市化人口构建上，倪鹏飞指出，未来城市化发展，大学生与农民工将分别成为增量和存量城市化的主体。一方面，大学生和农民工将实现在区际间双向梯度转移和流动。另一方面，年轻的大学生从乡村、非都市圈城市群的小城市、中西部城市向东部城市、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流动。另一方面，年长的农民工从东部城市、中心城市向中西部城市、中小城市的家乡返回。与此同时，城市化人口的职、住与公共服务也将趋向一体化聚合。在星云的城市化空间构建上，倪鹏飞表示，在“十四五”及未来十五年里，中国经济活动的区域将在聚集和分化中实现形态重塑。具体来看，将逐步实现中心镇逐步城市化，边缘镇将部分衰落和消亡；中心城市将大型化，边缘城市将收缩、降级或消亡；大中心城市将大都市圈化，大中心城市依次升级；大都市圈呈现大城市群化，城市群走向巨型城市地区化；中心区域将扩大化和网络化发展。注：本文转载自红星新闻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城市化的世界包括地球大部分，包括明显的偏远地区、荒地和海洋。城市不仅是价值的生产者，而且是消耗其他地方生产的剩余物的熵黑洞。相应地，非城市空间是星球城市化的新陈代谢基地。

5月25日，第18届蓝筹年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应邀出席并作“城镇化四大洪流与房地产结构性机会”主题发言。他指出，房地产进入下半程后，房地产总体潜力将下降，结构性风险在增加，但结构性机会仍存在，需要精准应对。以下为演讲内容节选。很高兴出席今天的论坛，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城市化的趋势和房地产的机会，也包括风险。首先，我们说中国城市化已经处在下半程道路上，住房发展也会发生重要的趋势性变化，就是：中国住房增量的拐点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联合国过去曾做了一个预测，这个预测和国内许多机构的预测基本一致，认为2030年城市化会达到70%。但是大家都知道，刚刚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3.89%，将近64%。过去十年，大家认为城市化速度在下降，但根据这个统计数据好像这十年没有下降，每年提升1.42个百分点，与2000-2010年每年提升1.35个百分点还高点。按照这个趋势，2025年城市化率预计能够达到70%，所以比预测要提前五年。30%到70%一般判断为城市化的加速期，过了70%以后，城市化率可能会逐渐放缓，所以，城市化率变化的拐点要提前了。与此相对的，过去40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的数量或人均住房面积增长也是出乎意料的快。我记得多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在制定2020年实现小康目标的规划时，关于城镇住房的小康目标就是人均35平米。但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15年已经超过35平米，2019年达到39.8平米。按照之前所规划的趋势外推，2025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才能达到人均40平米，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几乎提前6年。按照业内的共识，人均达到35平方米，可以说是告别短缺进入了饱和，何况达到人均40平方米。比较一下主要发达国家，原来我们比较落后，但由于发展很快，目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行列里了。基于存量积累和城市化发展趋势，以及人口变化等因素，我们团队的预测是：2025年左右城镇新建住房面积的增量将会出现拐点即年增量由持续上升转向绝对下降。记得去年底预测，2021年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面积还会创新高，但是过不了几年就可能转而下降了。这个总体判断可供大家参考。在住房市场总体潜力和机会下降的情况下，房地产还是存在一些结构性机会，这个机会与下半程城市化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概括为四大洪流。第一，城市化人口从原来的求职谋生转变为现在的居住生活。基于这个洪流，针对新市民的住房潜力相对较大。前面说到人均40平米，实质意味着城镇户籍人口的住房差不多基本上解决了，在一些城市和一些家庭可能还富余。但是新市民，原来城市求职挣钱现在想转移到城市生活的新市民，住房缺口还十分巨大。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人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第二句说“人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用来表示2000年后中国城市化的任务非常贴切。第一句话讲的是城市化的上半程，农民工来到城市不是想着永远住在这里，是想挣点钱再回到家乡解决住房及改善生活。但是到了下半程，农民工新市民不仅在城市工作、还需要在城市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因此，住房是重要的需求，当然，除了住房还涉及到居民生活的许多生活需求和产业，这给房地产企业发展和转型带来了重要机会。从《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数据看，2019年，在5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农民工是人均住房23平米，500万以上的城市仅为16.5平米，因此缺口和潜力还是较大的。人口城市化这个变化的洪流还反映在职住关系的变化上，原来是职住城乡分离，现在要职住同城一体，就是要在工作的城市生活和居住。我看到并比较了58同城的两次相关调研，2000年初调研的结果是返乡置业占70%左右，在就业所在城市置业意愿30%左右。但2021年初的调研倒过来了，在就业所在地购房置业的意愿比例近70%，在家乡的只有30%。这个调研反映了我们的关于城市化洪流对住房潜力的判断。第二，城市化的规模形态从中小城市主导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导。这决定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群、都市圈的住房需求潜力相对较大。我曾经就城市化率与城市规模形态的关系做过实证发现和理论概括，城市化率与城市规模形态有一定关系，当城市化率在40%以下，是小城镇主导城市化，这些我们都经历过。后来城市化率50%左右是大城市主导。现在城市化率超过60%，已经进入了都市圈和城市群主导城市化的时代。都市圈和城市群包括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进入了这样的发展时代，意味着人口主要向这些区域聚集，他们需要求职，也需要求居住，刚才说的职住一体主要也是在这些地区。统计数据总体证明，过去十多年，90%以上新增人口聚集在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但是住房投资和住房销售增长远远跟不上城市圈的需求。同样数据显示：过去十多年，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新增住房销售面积占全部的比例是仅64%，中间缺口有百分之二十多。总体反映出住房短缺主要是集中在都市圈，包括中心城市及周边中小城市，因此我们说房地产潜力空间主要在这些区域。第三，城市化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转向城市之间的流动。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下降2.7%。虽然疫情影响是重要因素，但反映出城市化的趋势变化。但是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增加，一方面，年轻和高素质人口，再从小城镇到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到大城市、大城市到都市群，从四线到三线、三线到二线，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当然也存在着反向流动的现象。城市化发展接近和进入成熟期，受产业转移、变迁和人口年龄、需求偏好的影响，人口城市间流动会更加频繁，发达国家已有先例，这将产生较大长期性的租房需求。与此同时，前述新市民转向居住在城市里过上美好生活。但新市民到城市落脚就要先租房，没有说新买房子到城市居住的，因此租赁住房虽然是一个过渡性需求，但是非常重要的需求。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是过渡性需求，对一个城市和国家来说是持久性需求。目前中央政府特别强调了新市民的租赁住房问题，应该说是住房市场的重要潜力。另一方面，租房市场供给的潜力也非常大。前面讲到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早已超过35而达到40平米。央行调查，城镇居民两套及以上家庭住房占比达到40.5%，户均1.5套。也就是说城市有大量家庭有两套及以上的房屋，这些过剩的住房是可以租出去的，存量供给还是比较大的。租赁市场的供需都有潜力，这也是房地产相关企业的重要机会。第四，城市化空间从规模扩张已经转向存量更新。这为与之关联的旧房改造带来很大的机会。

政府融合和市场融合。深度融合客观上存在着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在推进融合的过程中这两种力量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政府以行政的方式推进融合，尤其在融合初期，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推动，融合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3月20-22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作为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已连续举办22届。本届论坛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围绕“十四五”规划，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等主题进行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倪鹏飞主任应邀出席论坛并在经济峰会的“发掘城市群需求潜力”主题单元中发表演讲，以下为全文分享。以“聚中有散”开辟共同富裕的城市群之路01聚散之力让城市群成为实现中国多重发展目标的战略高地首先，中国城市群的崛起正在影响世界。从19世纪中期的英格兰中部城市群初现，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发展，到今天全球已有40多个世界级的城市群（下图），未来15年中国城市群渐次崛起将加快全球经济地理的再度重塑。其次，“先聚后散”决定城市群崛起。聚散之力的不断变化着经济地理空间演化，目前已进入“聚中有散”阶段。聚散之力正在江山千万里的巨型国家，跨越山河阻隔发挥作用，表现四个崛起即：城乡上的巨型城市化地区崛起、区域上的中部崛起，城市层级上的二线城市崛起，城市形态上都市圈城市群的崛起（下表），这是一个可喜现象和重大的机会。我们呼吁：要抓住难得的机遇，尤其要通过公共产品的扩散，引导好聚中有散，从而避免过度分化与聚集，促进先富地区带后富地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全面现代化。再次，顺应聚散规律梯次构建城市群体系。城市群是战胜多种挑战、汇聚多种红利，实现多重目标的战略高地。但是作为巨型国家，全国城圈群带网发展差异很大，目前总体还处在都市圈主导阶段，不能一刀切和一哄而起，应坚持梯次推进的原则，通过15年以上的时间，逐步建成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多形态嵌套的城市化空间体系。02以“大聚小散”塑造城市群消费与投资相互支撑的巨大内需城市群通过要素聚集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所提高的潜在供给，只有匹配的消费、投资等才能获得完全释放。通过“大聚小散”，城市群可以通过消费和投资的相互支撑塑造巨量的内需。“大聚小散”是指全国向群内的大尺度聚集与城市群内中心向周边小尺度扩散的同时发生，形成要素、产业、公共产品向城市群分布式聚集，形成多中心、多层级、网络化的格局，不仅产生扩大容量、提升能级、缩小差距、共富共赢等四大直接效应，而且塑造强大内需。首先，“大聚小散”透过消费牵引可以塑造三大巨量投资。人口在城市群的多中心分散聚集所形成的就业、居住和生活需求，进而引致的新城镇开发、旧城区改造与重大项目建设，可以显著扩展基础设施尤其社会基础设施、住房尤其新市民安居工程、产业尤其产业链构建等三大投资的需求规模和空间容量。但投资落地大多需要群内城市的协同。其次，“大聚小散”通过投资支撑可以塑造三大巨大消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与住房的“大聚小散”投资，为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塑造新中产创造条件。4亿新中产在城市群分散聚集，城市群市场可达性提升，以及聚集所形成的创新动能，不仅塑造巨大而多样化的大众消费、高端消费和新型消费，同时在改变消费方式与消费场景。从目前财税结构看，要通过开征房地产税与公共服务同权，将城市群红利从政府更多转给新市民。03以“高聚低散”塑造城市群的开放高地双循环是城市经济学的最基本框架之一，城市是天然为其腹地而生，开放是城市第二本质特征，城市世界的城市群尽管内需变得重要，开放仍然是它的本质特质。首先，“高聚低散”是指高端要素产业继续集中聚集的同时，中低要素产业分散聚集。利用这一趋势性规律，实施一二线与核心区高端化、三四线与周边区专业化的“高聚低散”可以塑造对外开放的多层次城市群体系。可以塑造对外开放的多层次城市群体系包括：全球中心、国际门户和区域节点的城市群，以及全球中心、国际门户和区域节点的城市。其次，继续利用巨型国家的规模优势，“高端聚集”即向一二线城市群和中心城市集中聚集全国高端要素产业。在创新产业、高端消费和营商环境等关键领域塑造全球领先优势和能级，同时解决“卡脖子”和培育“领头雁”，形成服务世界的重要中心枢纽。再次，继续利用巨型国家的梯度优势，“低端扩散”即向三四线城市群及城市及大都市周边城镇疏解一线的中低端要素产业。在全国各线城市群和城市间形成产业、要素、市场等梯次分工的循环体系。也使得三四线城市群及城市能保持中国的成本领先和产业集群优势，再塑服务世界的巨大的市场、工厂和投资机会。最后，“高聚低散”所形成的巨大投资和消费也为城市群创造开放的平台。04强势政府和经济分权同时增加了城市群聚散协同的动力与难度城市群从“十一五”就开始被重视和规划，但直到现在进展并不理想，可谓“雷声大，雨点小”，不仅城市之间缺乏联系、流动和共享，而且画地为牢，重复建设，跨境污染，导致的恶性竞争、两败俱伤，过度聚集、马太效应比较普遍。其原因有二：一是城市群协同的事务管理缺位，二是城市群协同的损益处理缺位。由于城市群协同发展能够获得规模递增的报酬，各城市在协同发展上具有内在动力。但是城市群内聚集、扩散、流动、联系与共享的协同是一个涉及多主体责权利的公共事务，需要在损益上公平处理收益的分享、成本的分摊和损失的补偿，需要在共同事务上明确主体及其权力与责任。在西方，虽然有效的市场解决了不少问题，但由于政府效率低不能很好解决市场失灵的领域。在中国，高效强势政府和经济分权同时增加了城市群协同的动力与难度。现实中观察，政府官员在处理政府间关系时表现比处理人际关系时更加自私。导致在要素流动、产业布局、公共产品供给上，城市间存在大锅饭，搭便车以及“囚徒困境”等非合作博弈。05以中国方案的治理激发城市群聚散协同发展内在动力顺应聚散规律，利用党政组织和效率优势，明确界定和公平处理参与主体尤其城市政府的责权利关系，搞对激励，可以形成城市群协同的合力，激发自我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动力。为此，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城市发展，对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变化有长期观察。近日，他接受了红星新闻独家专访，针对“都市圈未来竞争新趋势”这个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201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正在引发一系列重大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突破，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升级，全球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这些变化相互叠加，汇聚成一股时代潮流。

发生自2021年1月的本轮楼市过热及其带来的城市间楼市与房价，其背后的因素和作用机制再次印证了前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设及实证结论。现提供文章简稿及全文以供分享指正。

如果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率先实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扩散，不仅能够解决“过度聚集”带来的城市病等问题，而且还能够实现“先富带后富”，让更多的区域和城市迈上高收入门槛，从而促使全国共同实现现代化目标。

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一超多强”格局，中心城市上海，次中心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宁波也均较强且差异不大，在0.7左右，与上海的差距也不大，除此之外的其他城市也均较为接近，也均在0.5左右。

接下来从2020年每周交通流量指数平均值与2019年全年平均值的差异，来比较不同城市的交通出行恢复进度。下图横坐标为2020年的第x周，纵坐标为该周平均流量指数与2019年年均值相对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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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本文用基于城市全球竞争力的引力模型来衡量任意两个城市间的联系强度，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每个中国城市的全球联系度。全球联系度越高的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也就越高。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0年3季度的债务偿付比53.96%，比上报告期末上升1.7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位数下约50%的居民（主要是中等及以下收入居民）的住房债务偿付压力已经处于或接近较为严重的程度。

从行政级别住房市场监管指数均值来看，排名依次仍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仅在住房开发和住房销售环节，地级市排名在副省级市之前，在其他环节的排名均与住房市场监管指数均值排名相同。（见表13-4）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学、城市与房地产经济学。

相对而言，中国高净值人群的海外置业对全球住房市场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之前年度的报告中，我们已经分析了海外置业行为对局部地区住房市场的拉动作用和当地政府作出的应对措施。但是，中国海外置业的影响正在减弱。

“211”大学里比较知名的学术研究团队，可以有效地测度各个城市科研团队发展规模。联系度部分增加了学者论文合作，学者论文合作基于知网学术论文的作者数据，可以有效地测度不同地区间学者的科研合作深度（见表

与国家教育中心城市的学生培养能力不同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招生数、高校和科研院所学术会议数、院士指数、长江学者和杰出青年指数，以及中科院研究所指数则反映了国家教育中心城市的科学研究能力。

航空航运线路等对外联系广泛的城市。不仅包括陆运上的集聚与联系，还应该考虑海运、水运上的集聚与联系。两项指标的增设使国家交通中心指标体系的设计更加科学和合理，进一步契合国家交通中心城市的内涵与功能。

案》，方案指出以国家医学中心为依托，充分发挥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作用，在京、沪等医疗资源富集地区遴选若干优质医疗机构，通过建设分中心、分支机构，促进医师多点执业等多种方式，在患者流出多、

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些城市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又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发展潜力较大，有可能发展成为重要文化中心的城市。从集聚度和联系度来看，这些城市有一定的文化资源的集聚，城市的集聚度得分均在

年潜在国家重要交往中心城市在三级指标排名整体变动略大，其中对外友好城市数方面排名均上升或不变，留学生指标排名均下降或不变，但领事馆数、国际会议与国际航线数指标里多数城市的排名明显下降，其余指标城市

深圳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深圳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也在中国

金融联系度中会计审计所、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外资银行和风投公司联系度变动明显。国家金融中心指标体系中的联系度指标具体包括证券公司、会计审计所、基金公司、保险公司、内资银行、外资银行和风投公司联系度

2.非正式经济、不平等和住房市场。这些要素，在我们在对城市进行案例研究的过程中非常常见，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这些要素在目前的主流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麦慕娜·谢里夫在会议致辞中表示，报告利用城市发展的新理论框架，从崭新的视角作出具有重要价值规律性的发现，对当前和未来具有现实意义的经验启示。以下为其书面致辞全文摘录：

宏观经济已初步从疫情阴影中走出，房地产调控空间加大。随着经济基本面的向好，宏观经济对房地产市场退热或回落的承受能力也随之加大。房地产调控的空间增大，底气更足，“房住不炒”的方略能够得到更好的实施。

经济活力是评判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的重要指标，是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活力竞争力指数涵盖经商便利度、产权保护度、青年人才比例、经济增长率及劳动生产率五个分项指标。

竞争力报告：在对全球50万人口以上的1006个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监测评估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全球城市可持续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格局进行综合分析并做出具有重要价值的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为呼和浩特，自治区下辖9个地级市。内蒙古资源储量丰富，有“东林西矿、南农北牧”之称，草原、森林和人均耕地面积居全中国第一，也是中国最大的草原牧区，同时其稀土金属储量居世界首位。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地区，下辖12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幅员面积42.59万平方公里，省内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电子等为主的工业体系，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

陕西省，位于黄河中游，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是中国大西北的门户，同时连接东、中部地区和西北西南地区，是国内邻接省区数量最多的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接西部的区位之便。

代表作《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获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第十一届），多项要报成果获得国家领导人批示并多次获得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研究特等奖和一等奖。

在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的解释性分项指标中的分析可知，昆明市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力和全球联系分别在全国的排名依次为第14位、第26位和第26位，而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依次排名为第6

2020年海口的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分别排名全国第80位和62位，在35个大中城市中分别排名第27和29位，在西南地区中排名较为靠后，与成都、重庆尚有很大的发展距离，但优于南宁。

周晓波，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光大集团战略规划部。曾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两项。

尽管2019年与2020年香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抢抓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合作之机”，香港就一定能走出暂时的低谷。

两极分化明显，银川一枝独秀。银川可持续竞争力较5年前大幅提升24位，跻身全国前100强，但其他城市均排在全国200位之后，其中中卫和固原处于全国尾部行列，全区整体可持续竞争力表现堪忧。

可持续竞争力分化明显。乌鲁木齐排名全国第53位，处于中游偏上水平，较5年前提升了33位，未来有望跻身全国前列。克拉玛依排名全国第203位，较5年前下降了23位，跌入全国下游行列。

未来西宁要以融入“一带一路”和对接兰西城市群建设为契机，加快构建“大西宁”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吸引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集聚，全方位提升城市竞争力水平。

南宁、柳州和北海的经济竞争力指数位居前三强，且这三个城市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尤其是柳州近年来呈现出追赶南宁的趋势。其余城市的经济竞争力指数相对偏低，且各城市间也呈现出收敛趋势。

本年度报告首次实现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全球城市竞争力全方面的接轨。报告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本年度报告首次实现中国城市竞争力和全球城市竞争力全方面的接轨。报告对各级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湖北的中心城市武汉在经济竞争力的五项解释指标全国排名均较为靠前，尤其是当地要素与营商软环境及全球联系三项指标，分别排名全国13、9和14。省内其他城市相比武汉有所不足，但整体上处于中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