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已经100岁了，100岁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也记不清楚了。”风趣的汤志钧先生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为他录制的庆生视频中如是说。不过，在2023年7月9日“庆祝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暨汤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的现场连线中，他一身红色唐装，精神抖擞，记忆历历分明：他说小时候家里有好些康有为、梁启超的书，于是他从小就看，看几遍就能背出来，“有的到现在还能够背”。

汤志钧1924年6月生，江苏常州人，早年入学无锡国专，1956年加入中科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1959年历史所并入上海社科院。汤先生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以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上海社科院院长王德忠在致辞中说，汤先生的学问是中国传统学问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结合的范例，“汤先生是社科院的元老，也是社科院的骄傲”。“汤先生也是上海学术界的骄傲”，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表示，汤先生是1979年社联主办的《学术月刊》复刊后第一批发表文章的学者，同年加入王仲荦先生擘划的《章太炎全集》整理编纂工作，当时出版的八卷本文集为21世纪重启全集打下基础。汤先生也是2014年社联学术贡献奖的获得者。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瞿骏说，汤先生承继民国以来的东南学脉，其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干问题、基本问题的研究设定了极高的尺度，在戊戌变法史、经学史等领域，都写下奠基性著作；他主持编纂大量史料集，嘉惠学林；积极开拓海内外学术交流。

所内同仁们纷纷颂祝“仁者寿”。汤先生对学术怀有单纯热爱，天性乐观、坚强、风趣。周武回忆了一个细节。汤先生之前一直是满头黑发，比他年轻的吴乾兑先生却是满头白发。两人经常一起出去开会，接待方总是更热情于吴先生，汤先生回来说，“我这是蒙受了不白之冤”。

程念祺称汤先生乐观坚强的背后，是“君子自强不息”。所谓“不息”，在汤先生的连线中，有更完备的表述：

“我毕生的研究过程，要和大家汇报的，就是读书也好，写作也好，讲课也好，最重要的一点是持之以恒，言之有故。也就是说，做一件事情，要永久地、一直地继续下去，不要延迟，不要中断。”

《文汇学人》在此节录会上发言，展现家人、同道、学生眼中的汤先生。

家人、同道、学生眼中的汤先生

母亲生前经常抱怨父亲不懂生活，也不会享受生活。父亲的著作接二连三地出版，母亲就会说：“书都出了，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不曾带我们姐弟外出散步、逛商场或旅游。只有父亲赴日本讲学期间，我陪伴父母在商店购物、在公园散步，才真实感受到与父母一起享受休闲时光的快乐。父亲不讲究吃穿，不会娱乐，因为父亲懂得要珍惜时间，不能辜负人生；也懂得人生最可贵、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过程中。

      ——汤仁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汤志钧之子）

季羡林先生曾说：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我爷爷在一百多年前为启发民智、救亡图存，写出了大量著作，其中很多是关于中华民族、人类社会如何更好发展的思考与见解。我相信他一定希望一百年后的我们也能比较方便地读到他的著作，看到他的思考，以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益于当今人类进步的思想。是汤志钧先生、汤仁泽先生帮助我爷爷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而且他们是用三十多年的时间与精力，倾注了两代人的心血，完成了《梁启超全集》这项艰巨的工作。

      ——梁旋（梁启超孙女）

今天庆贺汤先生百岁高寿，就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敬意是汤先生以学术为志业、一生与学术相伴相守，不动摇。

孟子讲：“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外来的东西，给你的也能收回去。但你的学术，是你孤灯长夜，以心血碾磨光阴做出来的。对你来说是你的生命和价值，对学术界来说是贡献，是留给后人的。汤先生的那些著作至今还为人所读、为人所用。从事学术这一行，其实是要不断地自己造就自己、自己证明自己，汤先生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个榜样。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先生早年就读于无锡国专时，得到过吕思勉、周予同、蒋伯潜、朱东润等一代大家的亲炙，后来自己又当过语文教师，对怎样教书育人，自有一套丰富的经验。

回想当年先生授课，教我通读“前四史”和《晋书》，爬梳史料，摘录卡片，目的就是让我厘清两汉经学从形成到发展的来龙去脉，并从中发现问题，形成研究框架。他的方法是，让我参照史书记载和后人的评析研究，梳理出相对具体、完整的两汉经学师承授受体系，并将其编制成表——列出各家各派，从人物简历到各自的经说要旨，使之一目了然，便于互相对照分析。我将两大张白纸画成表格，张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们眼看着我每天根据读史记录将内容摘录填写在表格里。

      ——承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当时汤先生来华师大历史系讲课，他对史料的熟悉，讲戊戌变法之外，还要讲许多期刊、报纸，讲诵如流，让同学们都很惊讶。而且他的声音也非常好，就像常州“说书”一样。

汤先生一生的经验是“持之以恒，言之有故”。他的时代和我们不一样，今天我们有好多资料、好多影印本，又有电子化、e考据、数据库，如果我们从前人的角度来想想，汤先生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搜集资料，取得如此丰厚的成绩，真的是非常艰辛的一种“深挖”。

      ——邬国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