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大致走向是：大兴安岭—张家口（河北省）—兰州—拉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它与宏观地势密切拟合，大体与大兴安岭—阴山山脉—古长城（黄土高原北缘）—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脉一线相当。此线以东、以南，年降水量在400～800毫米，为半湿润区；此线以西、以北，年降水量在200～4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不同地段的走向，显示季风强弱和地形高低的组合形态，叠加气温因素，则有不同的人文意义。例如，200～400毫米的地带很狭窄，意味着草原宽度小，可供牧民游牧的区域小，他们必须大范围内移动，如从大兴安岭南段向西南直到黄土高原北部的广阔地带内移动。而在400～800毫米，南北和东西宽度较大，与平原丘陵地貌结合，适合农耕文明发展。

(1)大兴安岭—张家口段。该线大约从呼伦湖向南到锡林郭勒，在大兴安岭中段大约沿霍林河折向东到科尔沁草原（科尔沁左翼中旗、后旗）、经通辽，折向西南方向，走西辽河，经赤峰、围场、沽源，到张家口。这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走向的典型特征是在大兴安岭以西，向南走，然后折向东、东北，再转向南，西南，向松花江、牡丹江流域靠近。

在该线段所在区域，降水量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态势。若综合考虑气温、地形、降水、植被等因素，从哈尔滨到呼和浩特，自东向西分为中温带湿润地区、中温带半湿润地区、中温带半干旱区和中温带干旱区。每个自然地理亚区呈南北狭长分布，分别向南延伸至燕山北麓的西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一线，东西向展开，南侧对接暖温带半湿润区（降水量400～800毫米）。这种自然地理景观格局决定了游牧民族沿这条线路南下到农耕区受阻，其地约在今内蒙古赤峰，于是转向西南，滑过北京西北的张家口向太原延伸到晋中、陕北、甘东半干旱高原丘陵地带（黄土高原北半部），直到兰州、乌鞘岭。

自然地理生态亚区的组合是游牧、渔猎族群和农耕民族交往与冲突的根本原因。例如，中温带湿润地区夏天短暂、湿热，冬天寒冷，适合渔猎，女真人祖源于此。中温带半湿润地区牧草丰盛，适合游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东胡部落（如匈奴、鲜卑、吐谷浑、蒙古等）均栖居在此。历史表明，他们先完成横向融合或者征服，如契丹人与女真人、女真人与蒙古人，建立稳定的后方，才有能量越过半干旱、半湿润线（长城一线），向南与农耕民族争高下，实现融合。前述分析表明，推动他们南下幕后最大的推手是寒冷的气候。

(2)张家口至武川段（阴山东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过张家口后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走到大同和乌兰察布市中间地带（察哈尔右翼前旗），然后受高山遮挡，等降水量线向西折北行走到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沿线（阴山东段），接武川县，在土默特旗和达拉特旗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此段的最大特点是先向南行至大同盆地北缘，然后折向北。这个变化，导致大同盆地成为农牧交错的前沿。历史上游牧民族先在这儿建立政权（如北魏），再伺机南下，从山西中部走廊经太原进攻洛阳、西安。当中原农耕民族强盛时，也经此通道向东北和西北进攻。所以，这儿是北方的重要地缘枢纽之一。

(3)黄河流域段。黄河流域降水分布对于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黄河流域降水量并不丰富，多年平均年降雨量仅有454.62毫米，刚过半湿润线。其最大降雨量为951.17毫米，是最小降雨量（142.89毫米）的6.66倍，差异十分明显，相当于跨过干旱区、半干旱区、半湿润区和湿润区，区域差异特别明显；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年降水量整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的趋势。多年平均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从东到西依次穿过武川、土默特左旗、准格尔旗、神谷、伊金霍洛旗、神木、乌审旗、榆林、子洲、靖边、定边、吴旗、环县、海原、固原、会宁、定西、榆中、东乡、永东、互助、化峰、贵德、同仁、贵南、泽库、同德、玛沁、玛多、曲麻莱、称多等31个县旗、市。这相当于从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呈45度角延伸至兰州附近，大体与黄土高原北边缘重叠。

(4)青藏高原段。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过兰州后，进入青藏高原，呈西南方向延伸到拉萨，然后向东南方向折弯，至喜马拉雅山东端向南。该段地处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寒冷，人类活动受到强烈抑制，人文意义稍逊。

100～200毫米、200～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间隔很小，形成狭窄地带。这意味着，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他们须年复一年地赶着牛羊在这个狭窄地带内游牧，这意味着他们有强烈的拓展生存空间的愿望。特别是一旦干旱、霜冻等各种天灾，牛羊大批死亡的情况下，牧民只有求食，甚至劫掠求生（向北是高原沙漠，寒温带针叶林，冬季异常寒冷），争夺生存空间。农耕民族积极防御，修筑亭障边墙，阻挡来犯。这是长城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修筑的重要原因。

而暖温带半湿润区的覆盖范围，稍微外拓，就与《禹贡》九州范围相当，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或者说是古代华夏人生活的核心区域。

农业与畜牧业分界线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以西以北，由于长期降水不足，并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只能发展畜牧业。其以东以南，降水量满足农业生产需求，是农耕区。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附近地区为我国农牧交错带，该地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大，干旱和风沙天气频发，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

1953年，赵松乔先生在进行察哈尔北、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等地的经济地理调查时提出，存在集约农业地带向北递变为粗放农业区、定牧区、定牧游牧过渡区、游牧区的现象，“过渡地带”概念首次被提出。

社会处于稳态，会出现游牧与农耕交错的现象，这是河流地形对气候地带性的“扭曲”所致，例如，沿河流、山前平原为农业区，其他地方为游牧区。自东南向西北，可耕作的土地越来越少，游牧成分增加，呈现交错出现的人文景观。农牧交错带是我国农业区与牧业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区域内草地、林地和农田在空间上大面积交错分布，在社会经济和生产方式上表现为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等多种生产方式在同一区域内并存的格局。

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是：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东北西部半干旱地区和黄土高原北部。恰好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亚洲季风尾闾区，降水年际变化较大，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环境脆弱地带，土地利用方式随之转变。

要注意的是，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分界线与人类活动形成的分界线并不完全重叠。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农牧交错地带随着两侧人口增长、军事实力、政治实力的变化而呈阶段性摆动。例如，春秋战国时基本稳定在司马迁所述龙门—碣石一线，在燕山之南；秦汉时农耕区北拓，到燕山以北；东汉以来农耕区南偏；隋唐时农耕区北拓；宋辽夏时农牧交错带中段略向北移、东段南退、中西段保持原位置；金元时农牧交错带走向与前朝变化不大，但带内农耕比重降低，畜牧业相对增加；明代农牧交错带北界南退；清代农牧交错带大幅北拓。

该地带随气候变化而游移。如果没有移动，则各方百姓安居乐业。若有移动，则两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民族冲突就会产生。

该地带可被视为生态敏感区、脆弱区，人类社会的不稳定地带。气候的轻微变化，在这个地带都会被放大，引起全局性动荡。因为对于南侧的农人而言，气候异常，会导致粮食减产甚至绝收；而且这个地方由于粮食产量低，百姓积储少，交通不便，遇到天灾，靠自身积累难以持续生存。北侧牧民受到干旱或者严寒的逼仄，也会很容易地向内迁移，寻找生存空间（如汉武帝安置休屠王在河套地区）。

森林与草原分界线

一个地方有没有森林植被分布取决于降水量，年均降水量400毫米便是大多树木生长所需水量的底线。年均降水量在200～400毫米，植被以草原为主，若降水量再少，就连草也无法生长，这就形成荒漠地带。

对比200～400毫米两线与400～800毫米两线之间的宽度和空间大小，游牧民族在狭长的空间内活动，向北是浩瀚的沙漠，向南则是宽广的森林地带，一直到秦岭淮河一线。游牧民族南进不成则退居漠北寒温带森林草原地带。蒙古人在明朝时为环境恶劣所迫甚至转移到青海湖以西地区。吐谷浑人的故乡在大兴安岭南段，他们被迫迁徙到河西走廊、青海一带，后受打击，有些部落又返回故乡。五代十国后期，吐谷浑人与这里的契丹人产生激烈冲突，内附北汉政权，与其他民族融合。农耕民族受到北方挤压，则向南方转移，南方恰恰提供了广阔空间。这是中国经济、人口重心不断南移的根本原因。如果要保持经济、人口重心不动，必须改善西北内陆地区的生产力，发挥资源（如风能、太阳能、石油、有色金属等）的潜在优势。

胡焕庸线——人口分布东西分界线

胡焕庸线是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地理分界线，两者的分界线在全国地图上是黑龙江瑷珲（黑河市）和云南腾冲的连线。它现在广为国人所知，与秦岭—淮河和长城地理分界线齐名，是认识中国宏观地理环境、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分布的重要分界线。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等其他宏观地理分界线有何关系呢？

瑷珲—腾冲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

原来，胡焕庸先生(1901—1998)是我国科学大师竺可桢先生的高足。1934年，他按照竺先生的要求研究人口分布问题，更精细地划分人口地理单元，制作了江苏省江宁、句容等地的乡镇尺度的人口分布图以及安徽的人口分布图等。然后，他着手全国人口县级分辨率的地图制作和研究。他用了很大精力收集人口数据，并尽可能采用权威可信的统计资料。他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制作了人口分布点值图和密度等级图，前者以每点代表2万人，后者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直观反映了人口分布的疏密差异。经精密的计算和整理，他制作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

胡焕庸先生

根据计算，他敏感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这就是瑷珲—腾冲线。他统计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土地及人口密度后发现，此线东南部，占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此线西北，占全国64%的土地只居住着全国4%的人口。与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1/16。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呈42.6:1。但他并没有在论文附图上划出这条线。

1989年，胡焕庸、伍理用1982年人口普查和1985年人口统计数据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分布图、密度图，才将瑷珲—腾冲线落实在地图上。

1984年7月，美国华裔人口学家田心源教授到上海拜访胡焕庸，提出瑷珲—腾冲线应该称为“胡焕庸线”，这是目前所知胡焕庸线称呼的肇始。这意味着此线诞生近50年后才被赋以发现者之名，而直到1986年胡焕庸线才见诸研究文献。随着研究的深入，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经济活动分布及动态变化特征也被揭示出来（见表8-1）。表中显示，该线以东的人口比重上升，以西的人口比重下降，这反映人口不断向东南偏移的趋势，所谓孔雀东南飞。

最近几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能否突破胡焕庸线，将人口、经济中心推向西部成为理论界研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1933—2010年中国胡焕庸线两侧区域人口分布变化

那么，胡焕庸线有何特征？是怎么形成的呢？

通常认为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级分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横断山）较为吻合，唯后者倾角大于45°，达至60°左右；另一方面胡焕庸线又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较为贴近，唯后者倾角小于45°，约在30°左右，地形台阶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的混合平均位置方与胡焕庸线基本一致，这相当于说，宏观地貌分界线偏东南，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偏西北，而胡焕庸线居中。这个比较容易理解——东亚季风气候越过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之后，还是有动能继续向西发展，所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在长城一线，与第二、第三阶梯分布尚有较大距离。而人口分布，或者人类活动仍在第二阶梯内的局部地区很活跃，如山西中南部、陕西渭河流域、汉水流域、四川盆地等。这导致胡焕庸线比第二、三级分界线偏西。

还有学者发现胡焕庸线位于农牧交错带上，线两侧的农业生产方式差别显著，东南部以农耕作业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生产为主，农耕作业的土地生产效率比畜牧业高，从而决定了人口承载力的差异性。其实，胡焕庸线两侧是我国重要的生态交错地带，在其东侧为宏观地貌分界线，在其西侧基本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并行。

总之，围绕胡焕庸线，学界展开了大量研究，深化了对中国地理形势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

摘选自：

书名：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
作者：董金社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