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如寄一身归——《苏东坡和他的世界》

文汇学人 2024-01-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书城杂志 Author 黎数

文/黎数

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九十岁的王水照老先生说：“现在苏轼研究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但是有分量的文章已经很少了。这或许也是历史的规律吧。如何寻找突破口，我也颇感困惑。”然而，如果文学研究尚有可能，《苏东坡和他的世界》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作者贯穿一生的追求：“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转化成为大众的阅读，把大众化与学术精品化适当地结合。”这样的转化与结合，来自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坚实的文学基础，来自北大课堂的传统。《苏东坡和他的世界》和余冠英的《诗经选译》一样，定位普及型著作，却能与学术殿堂里的精品经典排列在一起，抵达“信、达、雅”，抵达中国人的心事。

《苏东坡和他的世界》

王水照著

中华书局2023年版

本书最别致的见解，是从文学的苏东坡出发——不文学错位，亦不文学缺位——抵达文化的苏东坡。这其实也是王水照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的一贯主张：从“文化——文学”的研究思路出发，提倡文学研究应该突破文学史书写模式笼罩底下以时间为序、以作家为纲的教科书模式。在王水照看来，新时期以来对苏东坡的争论，正是从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苏东坡到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苏东坡，再到作为一个文化全才的苏东坡，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政治家在秩序与欲望、寂寞与坚执的倾轧中图存；不论走到哪里，一旦进入文学，气象才不会逼仄，因为他的世界里始终站着一个完整的人。自然化的人进入当下、此时、瞬息，或为烈士的勉励生命，或为高士的纵浪大化，皆归于生生之道的证悟，与中国文化的生命态度紧紧相关。这是中国文化最美好的表达：以博大、正直和宽容超越政治的狭隘、晦暗与陈腐，超越个人的荣辱、爱憎与苦乐，每遇困境，反现锋芒，困不住的奇气别才磅礴而出，安顿了我们对人世间的信心。

金人元好问在《遗山文集》中说：“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要讲苏东坡，毕竟还是要从文学说起。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对苏东坡的创作提出“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的看法，人的生命周期与文学周期同步，较为常见也较好理解。然而关于苏轼文学分期的主题，王水照先生的观念迥异流俗：不按自然年序来编织生命，不试图完成一个首尾一贯的人生图样，而是分为：任职期、贬居期、任职期、贬居期。任职期包括在朝，也包括外任，以儒家思想为主导，追求豪健清雄的风格；两个贬居期则以佛道思想为主导。

这样的分期法自然是有极大的风险的：毕竟，两次在朝任职时期是苏东坡创作的歉收期；熙宁、元丰和元祐、绍圣的两次外任时期，却都是创作的蓬勃发展期。然而，当我们读到书中的一个例子，自然心悦诚服。那是黄州贬官时期刚刚结束，苏东坡乘船到当涂，在朋友郭祥正家里，写了离开黄州以后的第一首七古长诗《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剑》，略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王水照先生的评价是：“这样的诗，黄州的时候是不写的，黄州时期不是这样的。黄州时期会写‘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像上述在郭祥正家里的诗那种昂扬、豪健的风格，黄州的时候就不见了。因为离开了贬居的生活，苏东坡的脾气就出来了，要写这样的诗。”这是细读诗人生命每一个阶段的诗，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然后从中再抽出理论大观点，反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理论，理论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方敢截断众流，才能得出的“大判断”。

《遗山先生文集》

涵芬楼影印明弘治刊本

布罗茨基曾说过，人的大部分生命都是在学习不要屈服，而余下的生命则是使用这门学问。“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的苏轼，秉持着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的行事准则，总让自己陷入种种困境。如果说困境是一种关于人与世界相对关系的知识，能够参透它的，才是人的教益；好在我们在苏轼的文学世界里，体验到不断积累丰富的变化，感受到了他想到底、走到底的精进。苏东坡有两次较长时期的退居生活：一在黄州，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1084）；一在惠州、儋州，绍圣元年（1094）至元符三年（1100）。所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前后达十多年。王水照先生读苏轼，读出东坡在贬地越来越远、生活越来越苦、年龄越来越老的困境中，“‘喜—悲—旷’的三部曲过程却越来越短，导向旷的心境越来越快；同时，第一步‘喜’中，旷的成分越来越浓，第二步的‘悲’，其程度越来越轻，因而第三步‘旷’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忧乐互济，悲智双修。“顷刻”可以体味“万状”，心境可以容留大化。是历经了人生大喜大悲的反复交替的体验，苏轼的旷达性格才日趋稳定和深刻，才经得住外力的任何打击。如初至惠州，他说：“譬如原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初至海南岛，正忧“何时得出此岛”？但转念一想：“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岛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如在黄州初得陶集时“每体中不佳，辄取读”，后贬岭海，竟把陶柳二集视作南迁二友。凡此故事，其实质都是苏轼在领悟到人生的底蕴和真相之后的纵情任性、随意挥洒，狂、旷、谐、适，统一于他的人生思考的结果之上，构成完整的性格系统，由此，他对每一个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答案和适应办法。苏轼爱说的“吾生如寄耳”，是在沉沉历史的河流与人生琐屑的尘泥间，突破有限的、在此处就不能在彼处的、成为这一时限就不能够成为另外时限的生命，从而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建立了异乎寻常的亲切动人的关系。

“与你同行的人，比你到达的方向更重要。”本书不仅写苏轼，更写出了他周遭的那个世界：资质鸿沟、经济鸿沟、性格鸿沟从来都难以逾越，而无凭人事，缱绻情义，更见出明晃晃的有情天地。王水照先生指出“苏门的人没有背叛的，他们都跟苏东坡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是这样的。苏东坡贬到海南岛，就有学生跑到海南岛去探访他；陈师道擅离职守，越境间道与苏轼会面；贬居黄州时，秦观千里奔视。这样的交往确乎超出利害得失的计较，是真心实意地拜列师门。

《苏轼评传》

王水照朱刚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还是先说两个故事。一个是李廌（字方叔）的故事。苏轼出知杭州时，朝廷赐物中有马一匹，苏轼将它送与苏门中最穷的李廌；千金赠马已然难得，更难得的是，顾虑到受赠者得马救穷，苏轼还专门写了张证明来源的公据，以方便李廌合法脱手。“马券”措辞委婉，翩然有佳趣，而后同门黄庭坚题跋一则，理直气壮地细道原委：“天厩马加以妙墨作券，此马价应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继，将不能有此马，或又责方叔受翰林公之惠，安用汲汲索钱，此又不识痒痛者从旁论砭疽尔。使有义士能捐二十万，并券与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悬，亦足以豪矣。遇人中磊磊者，试以予书示之。”同情不是一种德行，是悄然察觉情感的细微之处，那是一种经思考却不世故的天真之气，唯见宅心仁厚，实在动人。一个是王巩（字定国）的故事。乌台诗案中，两代宰相家的贵族子弟王巩受到牵连，远谪南荒。苏轼有《次韵和王巩六首》之作，清清楚楚写出他的歉疚：“此行我累君，乃反得安宅。”在为王定国诗集所作的序言中，苏轼再以沉重之笔写下：“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把一般人不肯启齿的尴尬写得坦荡如砥。王巩有一位跟随他南迁的歌姬柔奴，世住京师，苏轼有一次问她：“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这是柔奴的回答，也可视作是主人王巩的回答，说起这惨淡无助的时光，依旧那么淡淡然若无芥蒂：人生不只计成败，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水照先生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听所长何其芳先生谈自己读苏的内心感受，这才下决心走上治苏之路。何其芳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唯有自己遭遇过不幸的人才能够真正地同情别人的不幸，而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诚实地说了出来反而并不是可羞耻的，更要不幸降临到他身上他才知道它的沉重。”有多少抱负、志气、谋略、意性，会在种种摧磨下不折自消，王水照先生自承在治学过程中，献身的热情与批判的压抑、理想的憧憬与内心的惶惑循环交替，回望“难以忘怀的惊心动魄的经历”，认为“从挫折中学习、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可能是最重要的学习”。如此坚定果毅地直面滔滔人世，或者正受益于苏东坡和他的世界的光亮：那些经典背后的人，处理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会有效地校正我们，他们的讨论和思考方式不时加入我们的日常决断。于是，生命纵然偶然现出严酷且卑劣的面容，也变得可跨越可走完，并且，触处生春。

原刊于《书城杂志》2023年11月号，转载自书城杂志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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