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门时，只见街道里派来的医师正在给汤先生进行每周一次的血压测量。原来“书呆”汤先生曾经有一天写东西写得很得意，一直伏案到夜里一点，写了七千个字。结果第二天早上跑去书橱里找鞋子，夫人看出来是不太对了，赶紧叫他躺下来，后来知道是中风。“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礼拜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恢复得不错。所以我很感谢我爱人。”

分析起高血压的起因，还是和“书呆”有关。改革开放后汤先生去日本访学，因为夫人不在身边，只好自己做饭吃。“日本最便宜的菜一个是鸡蛋一个是豆腐，那么就是天天鸡蛋豆腐这样地血压高起来的。旁的东西我不会做哎。”

现在，91岁高龄的汤先生很少出门，但居家不代表闲着。他的案头有一叠厚厚的方格手稿，这是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和史料整理》。此外，100万字左右的《经与史：康有为与章太炎》和20万字左右的《清代经学与政治》也已付梓，将分别由中华书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笑着说：“我老了，平日在家就看书、看资料，不看书看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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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先生语速和缓，我们提问，他稍稍思索一番，而后才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他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母亲庄氏是清代今文经学派（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的后代，在汤先生小时候便教他背唐诗、四书；父亲曾在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今交通大学）念书，是校长唐文治的学生。汤先生后来就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便是唐文治晚年创办的。这所“书院式的学校”，立意“振起国学、修道立教”，30年间培养出多位传统文史研究的杰出人才。

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的自传中，汤先生还提到十几岁时受业的前清廪生贺怀伯先生，正是听他讲到汉唐注疏和清儒经解，听到“立德、立功、立言”这类教导，加上父亲“不问政治”的教诲，以及身为常州人，想要寻庄、刘之遗绪，探今文之微言的情结——由于这种种渊源，汤先生开始研究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就会涉及康有为，由康有为而研究章太炎，康是戊戌变法领导者之一，章又是辛亥革命领导者之一，所以又由戊戌变法而研究辛亥革命。解放后研究经学比较困难，会被批判，就从经学转到历史了。我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汤先生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也是喜爱文学的。“金冲及现在还夸我的文言文呢。”他说，“可是我读书算用功的，其他一直考第一，作诗却得不了第一，我看文学是要点天赋的，我没有文学天赋，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历史吧，所以后来看得多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陶成章等人的文章。”

问汤先生对哪位近代人物最有感情，他说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康有为是今文经学家，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家，前者坚持改良，后者投身革命。两人道路不同，学术也不同。”

那么，汤先生的兴趣点是否尤其落在既有学问又关政治的人物上呢？汤先生重重地点点头：“是的，任何学术都不能离开政治，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近代历史上，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两人又分别为代表，又与我经学的兴趣有关。”因此，汤先生是从经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研究的。他也很关注现在的近代史研究，读了很多新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研究成果。但他认为，现在的学者对经学了解比较少，有些研究者倒是很知晓政治，却不了解经学和康、章学问的关系。“这就不容易透彻，不容易搞清他们学问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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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人物的史料往往散落在世界各地，汤先生为了搜集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材料可谓殚精竭虑：“他们家里我都去找过，他们的后人我也都去见过。”汤先生编撰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是研究章太炎的重要著作，有上下两编。汤先生说，下编尤其花了功夫。“章太炎去过的地方我基本都走遍了，除了一处”，那是章太炎曾任筹边使的东三省，那一段是有档案的，所以不用去了。“其他，章太炎到过的台湾、日本、新加坡、南洋群岛，我都去了。”

几个月前，汤先生和其他学者在章太炎故乡浙江余杭参加纪念章太炎诞辰145周年暨《章太炎全集》出版座谈会。他发言谈道：“2012年去北京参加《梁启超全集》新闻发布会，之后我说以后任何会议我都不出门了，年龄大了，说话也语无伦次了。但是太炎先生这样的人物，他的全集的会，再老也要参加的。”

最近，汤先生正忙着编梁启超的全集。他拿出一沓复印的档案告诉我们：“这是梁启超的书信，有许多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梁启超的全集已经基本完成，书信部分还未完全整理好。全集约有1600万字，汤先生已经整理了几十年了，原先并没有想到编书信集、编全集，后来戴逸、金冲及等朋友一直“撺掇”他，“一答应，就沾上手了”。汤先生的儿子汤仁泽也是历史学者，汤先生说，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什么材料，但是他跑不动了，所以全集的许多具体工作都由儿子在负责。

汤先生治史，一直敏于原始材料。改革开放后，他也非常重视寻找海外的近代史材料。章太炎曾在台湾办过《台湾日日新报》，这个报纸在台湾都找不到，汤先生后来在日本找到了，他非常开心，都复印回来。“我去日本讲学后，就写了《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乘桴浮于海嘛。”这本书当时印得很少，现在也即将再版。汤先生在京都大学访学期间，同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教授成为很好的朋友，岛田去世时汤先生还专门撰文纪念。岛田虔次是著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学者，看到章太炎的字就会买来收藏。汤先生去过岛田虔次家，看到两个房间里堆满了书。岛田虔次去世后，要捐出藏书，却因为京都大学表示无处安放，这批书后来流落到了韩国。汤先生对此深感惋惜：“当时也没人告诉我这批书要捐，虽然那时候要弄回中国可能也不容易，但还是觉得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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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先生师从多位著名历史学家，包括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周谷城先生博大精深，既有《中国通史》，又有《世界通史》，外文也很好，他是北师大外文系毕业的；周予同先生是中文系毕业的，很奇怪，两位都不是一开始就读历史的。”

汤先生边谈边在纸上写了“持之以恒，持之有故”八个字递给我们：“搞历史研究，主要就是做到这八个字。持之以恒是要有长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持之有故是要有根据，要有自己的见解。”汤先生说，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要苦得多，他养过猪，挑过粪，但总是偷偷揣一本书，趁没人注意就看一点。“想要做什么， 就要坚持到底，要不惧外界的影响和环境的压力。”

汤先生退休前是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他说：“历史所还没成立时我就已经来了呢。”1956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向科学进军。因此，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要从各个领域吸取一些精于研究但一直未能获得好机会的学者。汤先生便把自己的文章寄到中国科学院。“那时候我只有30岁左右，回头想想，胆子也挺大啊。”文章寄出去以后，中国科学院就决定吸收他。那时候汤先生已经出了3本书了。

中国科学院打算在上海成立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经济所所长为学部委员沈志远，英语、俄语俱佳，解放初期的不少马列著作都是他翻译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主任是学部委员李亚农，具体负责历史所工作。汤先生来到上海，李亚农见面便对他说：“清朝秀才到了50岁才出集子，你才30岁就出了，太早。”他到后来才知道，李亚农的话虽是“当头棒喝”，但其实他的《戊戌变法史论》正是因为有了李亚农的推荐才得以出版。谈及这段往事，汤先生喟叹不已：“真正学问好的人，是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李亚农先生这是不姑息我啊，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的。”汤先生就这样加入了历史所，此后也从未换过工作，直至退休。

（采写 / 任思蕴 李纯一）

原刊“文汇学人·专题（2014.10.31）”| 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贡献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