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是相信、在意种种有关疫情的消息的。1月20日坐高铁回家时，我避开在武汉中转，选择了西安。回到文水县邻近的祁县高铁站后，爸爸开车来接我们。阳光暖暖地晒着，没有想象中冷，但天照样是灰扑扑，阳光闪烁在尘土中。
七年漂在南中国，和家乡在过年有短短的相聚。单薄萧瑟的树木，和浓重的霾，是留在记忆里，家乡最深刻的风景。农历腊月二十八，新冠肺炎人传人得到官方证实。但回家前早已盘算好的外出兜风，还是如期进行了。乔家大院门前，尚有零星的商铺开张。这几年所有古庙古寺都热衷于修巨大的广场，搭配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商铺。
所谓“大红灯笼高高挂”，其实山西本来并没有这种习俗。后来有了那部电影，红灯笼倒成为了乔家大院最鲜明的一个特色。
接下来，就是过年了。可情况越来越糟糕，家人和我一样焦虑，我们都开始不怎么讲话。我每晚都在做噩梦，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我们过上了吃吃睡睡的生活，厌倦了那些外面的信息。无事可干时便蜷缩在沙发，看爸妈一条接一条地刷短视频。就像是被圈养的动物，脑子像浆糊一样。新年的第一次出门，已经是年初五了，和妈到村口遛了个弯。我们戴着村卫生所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后来才知，这种口罩不合规。消毒酒精用化妆水喷雾瓶装上，家里每人一个，揣兜里，随时准备给自己及周围触摸物品喷洒。街巷还是空无一人，只有过年挂起的灯笼和彩幅。
开心起来吧！回到家里吃点不一样的食物。妈做的红薯油糕，绵软香甜。这是家乡最别具一格的食物之一：红薯蒸了同面和，包上糖馅儿，入油锅炸。高糖、高淀粉、高油脂，却满满的幸福。家院子里的过年彩幅：接福永平安。在这个时当，变得意外难得。正月初六的晚上，灯笼亮起。村里最繁华的街道上，所有商店依然闭门谢客。天黑漆漆的，很冷。在巷子里遇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没戴着口罩，衣着单薄，囧着脸往回走。妈妈看了一眼，认出了这是某某的孙子。栖栖遑遑的。这个某某当年是个混混，后在争斗中丢了性命。他儿子也是个混混，常常打老婆，老婆后来留下一双儿女走了。这对儿女便靠奶奶养着。书桌窗户外，院里积雪还未化。春天的风沙让它变得脏兮兮。斑鸠一直在叫着：咕咕、咕咕。猫儿上了房。又过一个多月封锁的日子，国内疫情有所缓和。文水县多数村镇间开始恢复流通。卖猪肉的小贩都在巷子里喊开“割猪肉咯”。听到这熟悉的乡音，我在清晨的睡梦里惊醒。一个月来，几乎没有听到任何院外的声响，没有车、没有早起喧闹的人……疫情高峰时，平遥是山西确诊人数最多的一个县，因为很多人在武汉做生意。而我对象的老家村庄，便和平遥接壤。费了百般工夫后，他终于拿到一张村委会开的通行证。越过二十里路和各村镇设置的重重阻碍后，他来到了我家里。惊蛰之后，二月十四，去对象家里，一次迟到的拜年礼。这桌菜：盅盅肉，黄桃罐头，香肠，豆芽粉丝，卤牛肉，过油肉炒蒜薹，炖肉丸子，炖排骨，香菇油菜。吃了饭，我们在院里闲坐聊天。爷爷年轻时在农村合作社开过拖拉机，这些年在家院子里支个自行车修理摊。邻里八舍的谁家自行车电动车坏了，就推来请他修。刚刚，院子前边家的小女孩车骑坏了，她爸爸带着来修。小毛病，并不收钱。修好，孩子骑着车，撒欢跑开了。
枣树枝头立着几只鸟雀。这是阳光很好的一天，回家去时，奶奶给我剜了一大捆院里种的葱，碧绿冲天，让我移栽在我家院里。葱是每年春天最先冒头的。
这一天，才像以往还乡的普通日子。
终于到了飞回广州前，在家的最后一餐饭：小米红薯粥，山西方言唤作“稀粥”；妈妈拌的凉菜，西葫芦鸡蛋饼。在家白吃白喝两个月，这样的形势下，倒是实惠。但终究我们要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