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混改再出发，从“混”的表象走向“改”的攻坚——白万纲

2019混改再出发

从“混”的表象走向“改”的攻坚

文丨白万纲  

导读

国家电网公司2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前期增量配电、交易机构和抽水蓄能电站等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加大“混改”范围和力度，推出向社会资本首次开放特高压建设投资等一系列举措。

另外，国家电网还将积极引入保险、大型产业基金以及送受端地方政府所属投资平台等社会资本参股，以合资组建项目公司方式投资运营新建特高压直流工程，共促电网发展，共享改革成果。在产业领域，除了推进电工装备分板块上市，还将在电动汽车、信息通信、通航业务等新兴领域推进“混改”；金融方面则从英大信托扩展到覆盖金融全部业务的“混改”，以前是三级及以下单位混改，这一次提升到二级单位层面，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大了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力度。

而前几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2019年经济工作时，就明确提出了“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的要求。国企作为微观的市场主体如何进一步释放活力，如何搞好混改，毫无疑问将成为明年国企改革的主线之一，可以说国家电网的这次有关混改的再探索，拉开了2019年的混改的序幕。

正

文

众所周知，混改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重头戏之一。在中国联通、中铁总公司等央企相继取得重要进展后，浙江、云南、山西、陕西、广州等地纷纷推出混改项目或召开会议推进改革，地方国企混改进入加速阶段。

以浙江为例，浙江12月初在杭州集中推介40个混改项目，吸引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国企改革和地方经济建设。这些项目涉及交通、能源、环保、化工、机械等多个领域，预计全部落地后引入社会资本超400亿元。

而云南省在11月下旬公布了《云南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提出将组建云南省国有股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整合重组和混改等情况，逐步将主业处于充分竞争领域的省属企业国有股权注入该公司，打造具有云南特色的“类淡马锡”模式。

单从数量看，我国地方国企混改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然而，很多国企混改后的成效，却离公众的预期有不小距离。究其原因，许多国企的混改，只是“形式上的混”。虽然引进了社会资本，但这些资本的话语权很小，混改企业的经营机制仍是“老一套”。国企混改未能引进民企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也自然无法发挥“1+1>2”的作用。

而在这些地方改革行动之前，在10月的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副总理刘鹤就提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国企改革思路，要求国有企业扎实推进改革，大胆务实向前走，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必须要从“混”的表象走向“改”的攻坚。

一言以蔽之，“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仅要‘混’，更重要的是‘改’。”国企在顺利完成“混”的任务后，还要纵深推动“改”的攻坚，不能只停留在“混”的表象，更不能“混”与“不混”一个样，也不能“一混了之”。

我们都知道，地方国企已成为中国经济中非常独特的存在——31个省、自治区各有一套国资国企系统，他们撑起了本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当然，还要加上综合统筹的全国性项目、产业性项目方面的央企作为）。这样看来，一地国资国企服务一地发展，服务于主官的经济建设思维，服务于地方发展的规律与节奏，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乃至铁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今天我就和大家探讨一下，各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混改成为国资国企乃至地方经济发展的发力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一，深刻地看，地方国企推进混合所有制，有助于地方国企走出其与地方过于紧密的、同周期、共盛衰的周期困境。简单说，地方好，地方国企尤其是平台型公司日子过得就好；反之，地方国企尤其是平台型公司就要勒紧裤腰带。资源型地方的资源型企业，城市化进程先锋地方的投融资平台，高度依赖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区域的基建类平台企业，通过多类园区大干快上、通过渐进式产业转移用比较优势振兴地方的那些政府服务型平台企业，都经历过与地方经济发展高度共振、共荣共衰带来的被绑架、被异化、被动化发展的局面。

引入混合所有制，不仅是引入了第二生命周期，引入了行政加市场两条腿走路，更引入了短期内靠行政、靠服务地方、靠地方红利驱动发展，中长期形成市场化机制、练内功适应市场，通过异地陌生环境下、开放机制下也能生存的机制与能力，是自己走上可持续、可市场化之路。这是地方混改的第一个动力——去单一周期，实现多周期、复合化、市场化发展。

第二，地方国企坚定服务于地方发展，而从负面理解，事实是地方所有的大资源、大项目、大平台、大机遇均被地方国企一拥而上、密不透风地瓜分。这既造成了地方在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税基税源培养、产业促进发展、产业生态丰富性上的重大缺憾，也造成了国有企业只要傍上政府、忠实服务政府发展，哪怕造成再大亏损，也能被政府用其他变相资源注入对冲，以及各种方法兜底。引入混合体制是对这种封闭化发展、单一化发展以及政府、行政、伪市场旋转门式发展路径的有效修正。在客观上也会使地方市场更开放、税基税源更丰富、财富分配链条更长、产业生态培育更丰富。

第三，地方混改既会引入央企、民企、外资，也会促进国有企业自身在不同产业板块采用不同的持股形态乃至于退出。这里既有国企逐步退出自己不擅长、作为小、引领价值小、收益风险不对等的领域，也有趁此势头将国资结构配置得更合理，更充分关注对本地有战略性、引领性、高驱动价值的产业，退出市场可替代、民营可替代的产业。未来的竞争将进一步依赖于人口红利、资源占有。

第四，国企善用混合所有制，不仅是依照自己的战略规划，在不同产业板块引入不同外部资本，驱动自身体制由下而上革命，更在于国企充分理解混合所有制的内涵：”资本合”、“股权合”是第一层次；与社会资本进行多层次合作，PPP、TOD都是可能的路子，这是第二层次；国有企业的供应链中有外资、民企、央企，反之，这些资本的供应链中也可以有国有企业的参与，这是第三层次；在跨地发展、全球化发展中，央企、地方国企、民企、外资四种成分之间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式商帮，互助互促，各取所需，各显其能，利益最大化，这是第四层。这四个层次的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摆脱今日之束缚，踏上明日新发展征程的组合拳，是可选择的工具箱里最可发挥的新组合。

第五，混改充分激活了国企的想象力，把国企闲置或低效土地、厂房、设备、产品、原料、设施、场地、知识产权、专利、牌照、人员、渠道、债务、代理权、经销权、矿产权、探矿权、商誉等资产进行多种方式的盘活和配置。不是一个国企拿出几块资产，与民企组成若干合资公司，而是国企以自身所有资产中自身经营不好、经营不善、经营不优、经营回报不高、经营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支撑性不足的所有类似资产，拿出来与各种各样的资本进行各种合作。

第六，混合所有制更广义地看，不光是与央企、民企、外资的“资本合”，而是更广泛地把人力资本、管理资本（模式、制度、体制、创新、流程、先进做法、最佳管理实践）、经营资本（并购、整合、品牌、研发、供应链、生态链运作、效率、成本、大数据）、创新资本（知识产权、创新认知、创新人员、创新知识库、其他创新因素）等，这些企业经营所需的各种核心要素，都视为混改的重要对象。

第七，混改之所以成为下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最核心抓手，恰恰是因为混改具有可以被再定义、被泛化、进行多样化选择的特征，可以借助混改的名义旧瓶装新酒，发挥创新国有资产激活方式的作用，是国有企业打破约束与极限的改革之路、克服国企各种体系弊病的颠覆之路。

但凡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创新、突破使自己上台阶，突破束缚乃至挣脱约束的方式，都可以在混改中找到，都可通过混改实现。一句话，混改是个筐，啥都可以装。

改革到今天，既是像习总说的，大政方针已定，剩下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也同时意味着，最后一公里往往投射出最根源的、本质的、相互牵绊的制度性、管制性乃至国资管理体制深处的问题，也往往反映出国有企业特殊体制与所谓完全无界定的开放、理想市场化的冲突（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理想的市场化，只存在各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自定义的市场化）。

但是，企业经营一直有一个更开放、更民主、更尊重企业局部选择、更尊重消费者局部选择、更尊重企业运营过程中满足社会所需的基本规律。最后一公里，看似只需要把大政方针执行到位，事实上会反映出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仅凭国企本身将管理细致化、精细化、落实化、执行力化，并不足以克服根子上的问题。

所以混改就成了用倒逼的手法、变换轨道的手法、绕过体制机制缺陷的手法实施自下而上促进国资国企改革的社会实践集成器。只有大量的混改实践海量堆积，倒逼出、实践出若干国资国企改革重大调整所必需遵循的规律的时候，混改的基层实践和倒逼作用才会让位于市场化、活力化、生态化、组织智商化的常规混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