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摇篮在浙江，集群发展看浙商——解码浙商经营之道连载第四章

Original 民企管控华彩集团管控 2022-08-06

导读

从国际上看，集群共同的特点就是形成一个龙头企业为核心，辅助企业做支撑的一个产业链。上下游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通过更短的供应链、更快的反应速度、相同文化的熏陶、基础平台设施的共享大大提高彼此的效率。

但是从浙江来看，浙江集群供应链管理的柔性特征非常突出。它充分利用集群的一些特点，在一个村子里或者镇上，通过最简化的供应链，把一个供应链切碎成无数端，让尽可能多的乡亲们都参与进来，实现共同富裕。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可能的解释是为了分散风险。

在把供应链无限拆解以后，浙江的集群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比如说隔墙供应，上游和下游之间有意识地搬迁到一起，上游生产完产品以后，就直接供应给隔壁，没有漫长的运输距离，所以有人戏称为隔墙供应，当然客观上的确存在一些上游生产完以后隔墙就把产品交给下游的现象，但这只是少数，这种所谓的隔墙供应更多是哲学意义、概念意义上的提法，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隔墙供应。进行上下游碎片状分工，把工艺技术进行无限拆解，一方面降低了技术难度，降低了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难度和农村家庭一家一户进行工业化转型的难度，当然也客观上降低了他们退出的风险，他们往往只是在原有的家庭场地，利用一般的农具、器械，再加上少量的专业器械进行生产，然后就开始悍然进入到了工业化时代。

集群生动化了专业化能力形成了，当集群专业化能力形成了以后，很多新的发展技术由此带出。比如说上下游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供应链，同业竞争，但是共享相同的供应商和经销商，竞争时打得要死，但是在采购产品的时候，销售的时候又充分合作，这都是浙江集群最大的特点。

解码浙商商帮发展运作的秘密

一

中国商帮的前世今生

二

浙商商帮模式的形成

三

地区浙商的逐步联合

四

浙商的集群化发展

五

政府服务与社会资源调动

六

地区商会的成立

七	各省商会与浙商的互动
八	浙商之间的联合资本运作
九	浙商中的同学经济
十	浙商的国际化
十一	浙商商帮的国际化运作
十二	浙商商帮的网络效应及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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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集群化的特征

在集群形成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地把浙商初步所形成的能人经济的联合激活了、带高了。一些能者、仁者通过用自己的名望和自己经过市场检验的声誉，成为了产业链的组织者，带领产业链往下走、往大走。因为历史的缘故，周边的人对能者、仁者比较信赖，所以周边的很多人，团结在这些人的周围，愿意围绕着这些人，把产业做深、做大、做透。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这些能者、仁者形成强大的带动力量以后，产业集群就有核心了。过去之所以很多地方产业集群发展呈恶性循环，就是因为产业集群当中没有大家服气的组织者，相互之间恶性竞争，相互之间破坏式挖彼此的墙角，但是浙江就摆脱了这么一个迷局。

反观中国其他很多地方，集群很多，但是集群发展到最后，盈利能力都非常差，几乎是一个零和博弈，同时形成的产能又非常大，这是为什么？

第一，超级过剩的产能到底是怎么消化掉的，一般我们认为，是通过一种叫破坏经济的方式消化掉的。所谓破坏经济就是中国很多地方，它规划不完善，不完整，所以拆了修，修了拆，挖了填，填了挖。

在这种过程背后，事实上并没有累积社会财富，但是它把很多过剩多余的产能给利用了起来。这种过剩多余的产能的利用，它的转化效率是较低的，它的资源消耗是较大的，但是客观上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拉动了员工就业，拉动了社会财富的短时间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制造就业，造富的一个过程，虽然长期来看，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但短期形成了一定的造富密度。同时给他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所以无论怎么评论破坏经济的利弊，应该要等到我们有更宽广的视野之后，再来看，恐怕更为合理。

第二，这么多集群的出现，它背后事实上既有其正确性，又有其不合理性，这又是为什么？不合理性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掌握了装备制造能力以后，利用其强大的装备控制能力，把装备卖给中国企业，利用装备里面内部锁闭的专利、技术和窍门，使得中国模仿其装备，达不到他的技术水准和产能水准，使得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多次购买他的装备来获取竞争优势。

而当甲企业采用这种做法，给乙企业形成压力以后，乙企业相对也会立即用钱能来买的，我也用钱来解决，所以乙企业也会立即扩产能，由此导致产能相互之间的竞争压力，使得所有的竞争参与者都必须用更大的产能，更快的产量，更大的投入去应对这场没有底限的竞争，最终发达国家拥有母机控制能力的企业，通过对装备的这种小步快跑式的产业升级，局部优化，一遍又一遍地推动更先进的产能，但这个先进产能其实和上一代差距并不大，用这种微小优势的逐步密集梯次的输出，给中国厂商之间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然后一直手上掌握了若干代产品，密集地向同一个集群的若干竞争厂商之间输出，从而挑动他们之间恶战。产能拥有者，装备拥有者获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集群只是出于竞争的单一考量，拥有了过剩的产能。

这和拥有母机的厂商之间，厂商的恶意产业操控是有绝对的关系的。无论怎么样，破坏经济和母机拥有者对产业的操控使得中国的大部分集群是劣质的，是零和的，到最后形成庞大的产能，无人买单，但是在浙江，这个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是稍微好一点，因为最后浙江的能人经济，使得能者能跳出来、一些在当地比较讲胃口的仁义之人能够跳出来，成为整个集群的一个大家长，就好象一个宗族的族长一样，产业链里面也就出现了大家公认的事实上的领袖，他们作为链主存在，大家都买他们三分面子，所以这个链主的存在，是有其非常大的价值的。然后其余当地的中小厂商，按照自己和链主产业之间的关系，星罗棋布地、层层分布在链主周边，形成一个众星拱月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民间金融也趁机跟进，激活拉宽了这条产业链。在这时候，大厂商要承担产业升级，带动本乡本镇的集群发展，持续保持优势，打败周边其他乡镇类似集群的战略任务，而散布在它周边的中小厂商进行依附式发展，如果大厂商前进了、颠覆了，那么中小厂商享有，如果大厂商没颠覆、没跟进，那么中小厂商甚至有可能也给周边其他的类似集群的大厂商做配套。所以大厂商承担大的责任和义务，小厂商承担小的责任和义务，相互之间互相协同，相互带动。

地区浙商集群的出现，如果深入地看一定是充分地利用了当地的资源。浙江的几乎每一个镇，都有一个或突出，或隐约的集群，或几个集群，而这些集群往往不是简单的想做什么，而是对当地资源的一个充分的利用。

至于在当地，本来就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军工企业，这些国有、军工企业形成了一定的产能，拥有若干的技术人员，但这些企业的技术人员很快会被蚕食式地被周边的乡镇企业挖走，随后一项技术逐步流散、扩散到整个集群，同时这些企业里的设备也会逐步地被这些周边的乡镇企业或集群仿制，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也会逐步地被乡镇企业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出来。

这就是充分的对资源的利用，在整个浙江发展的过程当中，正是由于当地没有大的国企、骨干的龙头企业，只有一些一般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给了浙江企业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也使浙江企业一开始都没有可以进行学习和技术转移的重工核心技术企业，这为日后的发展也制造了一定的隐患，但是一开始仅做简单制造业，轻工产业，这何尝不是一种空间呢？纵观全国，国有经济重工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企业集群的发展都不发达，因此不得不说，这依然是一个有没有空间的问题。

当然北方因为有极强大的工业基础，很多孩子们从小就是生活在厂矿区，听爸爸妈妈下班就讨论工厂的事，长期下来，对工厂、管理、秩序，拥有一个正式工作等概念深信不疑，故职业经理人的文化基础浓厚，而浙江没有这么浓厚的基础，它是既有很重的教化，又本身并没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企业基础，所以这为它日后培养众多的私营经济奠定了一个基础。而在浙江看来，不管当官还是出去做专家，要照顾老乡，要照顾老乡利益的这样一个民间认知，在极大程度上，使得浙江虽然只有极少的政治资源，但是依然能够把这个政治资源利用得非常好。

浙商集群化的发展

一、蚂蚁雄兵

现代经济学认为，小企业薄弱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孤立，一旦小企业成了群，其整合的效用，专业化程度，工艺的精致程度都远远大于“1+1=2"的效果。“一县一品”、“一镇一品”，这种以地域集中、产品同一为特点的区域特色产业集群，让浙江这个陆域面积全国倒数第二的资源小省，经济总量却能在全国排到第四。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是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域内，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它相关机构（如大学、研究机构、智囊团、职业培训机构以及行业协会等）的地理集聚体。

浙江的产业集群更多地被称作是“块状经济”，其最大的特色是以小搏大，小商品大市场，小区域大产业，小企业大群体，小资本大集聚，小政府大服务。严格来说“块状经济”是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准集群”，是处于较低层次的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能在不大的区域内构筑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浙江，一个村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一个镇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一个县、一个市更能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随着块状经济不断演变和发展，其空间分布已从最初的以“一县一品”和“一县多品”为主的县域型转向跨县域型和市域覆盖型等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形态，产业间相互融合渗透的趋势更为明显。

外界说，浙江是老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浙江省内就是分布在各地的产业集群。一个集群有成百上千家企业，也就有成百上千位老板，从这一意义上说，产业集群也就是“老板集群”，浙商商帮创造了浙江产业集群，反过来产业集群也成就了浙商商帮。

二、浙商商帮产业集群生成演变路径

浙商的产业集群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主要依靠民间商帮力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逐渐形成。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已进入稳定增长阶段。浙商产业集群具有数量众多，以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为主、以“专业市场+工厂”为主要经营模式，以特色工业园区为新的地理组织形式等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浙商商帮的块状经济生成模式、空间形态、组织形态、转移轨迹、发展路径等正呈现出诸多新现象、新趋势。

浙商商帮的大多数块状经济的生成模式属于这种内源式自发成长型，如嵊州领带、宁波服装、余杭家纺、大唐袜业等。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内源式自发成长型块状经济261个，2008年销售收入2.41万亿元，分别占块状经济总量的83.7%和85.6%。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快发展，产业发展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入到建设全面小康的新时期，浙江省区域块状经济的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招商引资成为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主要方式。如衢州氟硅、平湖光机电、舟山船舶等就是此类模式。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外源式规划引导型的块状经济51个，2008年销售收入4037亿元，分别占块状经济总量的16.3%和14.4%。

在空间形态上浙江块状经济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县域型和镇区型块状经济，即相关企业主要分布在一个县（市、区）或乡镇功能区，这也是浙江省传统块状经济主导的空间形态。据统计，这一类块状经济有219个，2008年销售收入1.19万亿元，分别占块状经济总量的70.2%和42.3%。

第二种是跨县域型块状经济，即块状经济跨县域并向相关产业发展。如永康的五金产业已经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的发展，从地域看，以永康为核心，向缙云、武义、东阳发展的趋势明显，在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形成区域块状经济；从行业看，已突破了五金的范畴，共涉及8大行业，逐步向机械装备行业发展。据统计，浙江全省有近1/3的块状经济突破县域范围，按照县域统计的93个块状经济已形成了21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县域型块状经济，销售收入1.62万亿元，占全省块状经济总量的57.7%。

第三种是市域型块状经济，即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多核心分布，如宁波服装、杭州装备、衢州氟硅、舟山船舶等，这是跨县域型块状经济的一部分，反映了地级市产业集聚的主要特征。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市域型块状经济12个，2008年销售收入7272.4亿元，占块状经济总量的25.9%。

浙商商帮的块状经济起步阶段的基本模式是“专业生产＋专业市场”，但通过多年来的演变，块状经济的产业组织形态发生变化。目前已形成两种主导方式：一是互动提升型，一批块状经济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国际性商贸市场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城市空间发展体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互动提升型的产业集群；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形成和崛起，催生了龙头企业带动型的产业集群，如义乌和路桥小商品市场、海宁皮革城、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永康科技五金城等一批国际性商贸市场，在与工业化、城市化的互动中形成和发展，在省内外和国际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浙江各类区域性市场与集镇互动发展，促进了市场大省与块状经济的共同提升。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互动提升型块状经济74个，2008年销售收入1.21万亿元，占块状经济总量的42.9%。二是龙头带动型，部分块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崛起了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建立了自身的全球营销网络体系，大大提高了竞争力，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的块状经济。

如温州乐清工业电气块状经济，形成了以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龙头企业带动的组织形态。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龙头企业带动型块状经济62个，2008年销售收入9135亿元，占块状经济总量的32.5%。从趋势上看，随着专业市场营销模式变化，龙头带动型的块状经济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在资本流动方向上，全省不同区域的产业和资本的流动呈现多向化的趋势：一类是产业和资本不断流入，形成经济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地，第二类是传统主导产业基本稳定在原有块状经济范围内，而与主导产业不相关的产业基本往外流出。如永康五金产业。第三类是产业和资本均向外加速转移。浙江省一些传统块状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传统产业整体、局部或零散地往外流出，与此同时又缺乏吸引、集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能力，对区域的产业集群发展产生较大压力。

今天的浙商商帮正走在大产业、大平台、大企业和大项目建设推动，行业龙头企业、中小企业的“两翼拓展”的新型工业化大道上。

三、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优势

小企业的薄弱不是因为小，而是因为孤立，一旦小企业像蚂蚁一样成了一群，其规模产生的力量，将远远大于“1+1=2”的效果，产业集群成就了浙商商帮的“蚂蚁雄兵”。

全球50多万种商品，在浙江能买到30多万种，而且价格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比如上海七浦路10元3双的白色棉运动袜，在浙江义乌只卖0.7元；100支装的双头棉签在上海家乐福卖1.2元，在义乌只卖0.19元；牙刷，最新保健型、窄头、牙刷毛带波浪形的，100支外配一个很好看的塑料手提包，15元；在上海要卖到100多元的洋娃娃，在这里只卖10元……相同质量的商品，在义乌批发要比其他地方便宜50%甚至更多。价格的杠杆，为义乌小商品撬动着全球市场蛋糕。

为什么能如此低价？除了能供应全球，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蚂蚁雄兵”，浙商商帮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以经营各种小商品为特色的“产业集群”，无数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做同一件事，产生了强大的规模效应。

浙商商帮产业集群的所有生产要素的组合，几乎都指向一个目标——低价！其一，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较小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物流成本低、速度快。其二，配套企业之间熟悉，诚信度高，交易风险低，便于长期稳定合作。其三，企业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一种产品增值的不同环节由不同企业来完成。

比如台州杜桥镇的眼镜产业集群，与眼镜制造相关的镜片、镜架、绒布、眼镜盒、电镀、包装等，都由不同企业单独完成，都集中在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各种配套运输不超过半小时。镇上与眼镜制造业相关的企业多达600多家。这样的专业分工，致使成本极度降低。其四，很重要的一点是，产业集群能使中小企业一开始就采用模仿的手段迅速投入生产，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和企业，在很短时间内做得很大。只要一个企业生产出一种新产品，如果市场销路好，整个产业集群的同类企业便会蜂拥而上，大量模仿生产这种产品，迅速扩大占领这一市场。

浙江产业集群大多都以一个村或镇为中心发展起来，集群内企业互相了解、信任，学习、交流频繁，大量信息、技术以及经验诀窍能得以在整个地区快速流动，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在浙商商帮中，温州商帮享誉海内外，温州商人携以服装、鞋帽、电器等商品几乎走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在温商的大本营温州，产生了各种典型的产业集聚区，形成了诸如“中国鞋都”、“中国锁都”、“中国皮都”等33个国家级生产基地。从温州的实践看，产业集群化发展，可以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可以降低“入行”门槛，激发创业热情。温商和浙江其他商帮相似，大多以轻工产业起家并形成主导产业，由于集群化发展，产业分工细化，社会化分工协作程度高，使原本相对较低的技术和成本要求更低。如眼镜这样一个简单的产品，在温州细分为镜架、镜片、电镀、其他配件等，分别由不同的企业加工，这就使技术要求更加简单，成本投入更少，更容易入门创业。所以，温州人创业的热情高，中小企业多，加速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二，有利于提高工艺水平和创新能力。在产业集群中，产业充分细分，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分别由多个企业加工，加工的工艺技术更加专业。这种分工协作通过市场选择，迫使从事零部件加工的企业千方百计提高工艺水平，创新技术。

第三，是有效整合资源，取得低成本优势。一方面产业集群化形成的专业市场，可以使企业及时获取市场信息，了解国内、国际市场上产品的流行色和款式，调整自己的产品生产。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化形成了生产社会化分工、协作的产业链，可以使企业大大降低产品研发、经营管理、资金投入等各方面的成本，从而获得产品的低价优势。

第四，提升区域品牌效应，增强产业整体竞争力。随着产业集群程度的提高，产业获得的荣誉称号越来越多，国家有关方面对温州命名了33个产业生产基地。温州产业集群也创造了一批品牌，全市已拥有32个中国驰名商标、32个中国名牌产品、136个国家免检产品，16家企业集团跻身首届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温州许多轻工产业已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如低压电器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皮鞋国内市场占有率20%；西服国内市场占有率10%；金属打火机国内市场占有率95%，国际市场占有率70%；眼镜国内市场占有率80%。

四、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困局

浙商商帮的集群化发展模式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出现诸多困局。

在文化方面，由于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低门槛创业特性，使创业者以“零门槛”方便进入的同时，也滋长了浙商商帮的“宁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心态和观念。同一批老板都在同一个产品平台、同一个档次上竞争，结果企业都难以做大，大家都只好做小老板。小老板之间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只能是小草，很难成长为大树，更难见森林。这样，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变化，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就很难抗拒风险，在巨大的压力下甚至会出现成片倒闭的现象。

在研发创新方面，浙商产业集群也带来很大的困局。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上下游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同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配套产品的运输成本低，配套企业相互之间比较了解，交易风险也就很低。这容易使一个不起眼的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得很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也很快能占有一席之地。比如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品的类别很偏，但没有几年的时间，就战胜了台湾的同类企业，成了世界市场出名的木制玩具生产基地。产业集群内，企业间按利益关系，配套、分工、合作，能形成很大的产能规模，产生难以估量的规模效应。

但产业集群内，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更多的是在成本与价格之间的竞争，所以创新能力很难增强。同时，同类相聚，一旦有新产品出来，仿冒变得十分容易。而当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后，那么谁还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承担巨大的风险去搞新产品研发呢？企业都懒得去搞研发，那么整个产业集群内的创新能力就只能是越来越弱。

在价格上，产业集群内的低价竞争让产业集群丧失了发展的可持续性。产业集群内部同质的成品企业之间要相互竞争，同质的配套企业间也要相互竞争，这样在产业链构成及不断延伸过程中，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越演越烈。最后的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与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它在市场上能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的同时，却必然遭遇两大阻力：一是来自外部市场。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反倾销开始了，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二是来自集群内部逐渐滋生的阻力。集群内部低价竞争，企业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温州曾经红火的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

产业集群在带来诸如规模效应的好处时，也遏制了企业创品牌的冲动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而没有品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不能算是真正的企业，只能算是一个生产车间。意大利也是典型的这种经济结构，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用意大利经济学家瓦莱里奥·卡斯特罗诺沃的话说就是:“意大利工业越来越酷似漂流在大海中的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山顶仅限于几家特大的集团，而基础是一堆不成规模的3到500名员工的小企业，共7.2万个以上。

浙江产业集群起点较低，由民间浙商商帮自发而形成，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低、散、弱”现象，发展过程中则存在低端化锁定倾向。这种经济产业层次低，组织结构散，自主创新能力弱。块状经济具有促进技术扩散的优势，但浙江省块状经济对技术自主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即块状经济内有大量企业靠技术模仿和产品加工而生存，企业间人员流动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很难，技术创新的高成本低收益使块状经济内企业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一批高技术项目外流。在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既需要水、电、路、气等硬要素的保障，更需要政策、人才、科技、产业文化等软要素的强力支撑。

目前，我国的大部分产业集群还处于“准集群”状态，这种“准集群”的内在结构弊端导致很多企业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无法有效降低生产流通成本、创新成本以及相应的扩散成本，故当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的应对能力明显不足。以绍兴的轻纺集群为例，据当地相关学者介绍，尽管这个集群产业链相对完整，但是从其产值、销售看，纺织这块占到了60%多，整个群内企业“横向发展有余、纵向配套不足”，分布相当不合理。

总体来讲，与世界上一些成熟的产业集群相比，浙江“准集群”的块状经济存在着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降低了群内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一是价值链低端化。集群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面对风险时规避空间狭小。绍兴嵊州的领带生产占到了世界的40%、中国的90%，但这个由1100多个企业组成、年产领带3亿多根、产值超百亿的集群不仅研发设计能力严重匮乏，而且销售渠道受制于外国厂商。

从1984年生产出第一条领带到现在20多年来，这个地区的自主品牌出口甚至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二是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大部分集群在内部产业链上分布不合理，“两头在外”，使集群发展缺乏主导权，受外部环境影响大。仍以嵊州的领带生产为例。当地领带生产的真丝原材料年需求量达5000余吨，但生产能力只有250吨，约1/20，当桑蚕丝价格波动很大，厂家生产受价格波动影响也就很大。

加上终端的领带销售渠道缺乏话语权，不但令嵊州领带很容易在上下游出现波动时“动弹不得”，而且企业只能获取少量的生产利润，资金积累效应缓慢，企业很难做大。浙江省现代纺织工业研究院院长胡克勤认为，“从更为宏观的视野看，绍兴乃至全国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很多所谓的产业集群制造这块特别发达，上游的设计、研发以及下游的品牌、营销网络等发展严重滞后。可以说，目前国内大多数产业集群还仅是制造业的扎堆。”三是集群内企业离散化。

内部产业链畸形化导致浙江产业集群内产品同质性程度高，企业间竞争大于协作，黏合度不高。集群内企业离散化也是国内集群专业化分工不成熟的必然结果。有人这样形容今天产业集群里的企业，就像是一大群堵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进不得，退不得，但发动机又不敢熄火，只好看着浪费汽油和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内在构造，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发展亟须产业集群内在结构的改善。

五、政府推动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尝试

目前，浙江块状经济已逐步从传统的自发的乡镇企业集聚到政府规划导向的开发区集聚，由此促进工业的集聚、集中和集约发展，开发区的集聚发展正成为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

浙江块状经济发展不仅推动工业化，也极大地带动了市场化、城市化发展，形成了“三化”互动提升，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格局。政府、企业、协会、市场力量和相关产业等都是推动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体，既分工协作，又相互渗透；产业集群发展已从硬要素支撑为主转向软要素支撑为主，社会资本和人才资源在推动转型升级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产业发展越来越趋向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融合化、新兴产业集群化，产业融合成为一种常态，因此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和支撑动力日益综合化。

按照浙江省的规划目标，在产业集群发展的量上，力争到2012年，全省形成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20个左右300—1000亿元、60个左右100—300亿元的产业集群。集群内形成功能完善的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撑体系，创建一批知名度高的区域产业集群品牌。

在质上，通过提升发展，努力形成产业集群的六大竞争优势，即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明显的集聚优势、配套协作紧密的产业链优势、持续创新的技术领先优势、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优势、资源共享的市场网络优势、节能减排的生态优势，产业集群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成为推动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在发展视角上有三个转变：一是从研究块状经济内部机理为主，转向外部环境对产业的影响分析为主；二是从单纯研究制造业为主，转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互动，从构筑现代产业集群各种要素研究和创造的角度分析为主；三是从研究存量优化为主，转向开放增量推动分析为主。

为推动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尽快走出发展中的困局，实现浙江块状经济的转型升级，浙江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并选定了一批试点单位开始重点推动。

六、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突围的八个方向

整体来看，解决浙江产业集群诸如低端锁定，内部协同不足，研发创新没动力，品牌薄弱等发展问题，实现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困境突围，应至少从以下八个方面着手：

1、集群治理

完整的集群治理概念则由Victor Gilsing于2000年首次提出，他将集群治理定义为集群内成员旨在促进和改善创新进程而目的明确的集体行动。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两个对立的治理机制：网络机制与正式机制。正式机制建立在一系列基本规则之上,包括权威、法律、合约、规划文件和程序等。网络治理指在网络组织中,由于权威色彩的淡化与暗含契约作用的增强,企业间的交易嵌入到由紧密的、多重组带所联结的网络之中。

从集群网络创新视角来看，相对信任机制而言，网络权力机制带有较高的强制性，在一定程度上能更加快速、有效地处理合作中出现的败德及搭便车等问题。当网络中某成员做出了损害网络公共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时，核心企业就可凭借该权力，影响或号召其他网络成员联合对不合作行为或违约成员进行制裁和惩罚，打击可能引致网络危机的投机心理，从而维护企业技术创新网络和谐、健康的成长。而现实是，浙江多数产业集群网络权力机制不健全集中体现在群内核心企业缺位。

由于政府在集群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其公共治理行为除了在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市场秩序的维护等方面发挥直接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创造信用环境、培育龙头企业等方式提升集群自发治理能力，从而实现对集群的间接治理。

在集群情境下，地方性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成员通常涉及到了大多数的集群企业，而且集群内行业协会的各种职能活动影响范围往往能够覆盖到整个集群，在许多集群内行业协会甚至能够部分地充当集群内公共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因而协会自治也是集群治理的一种重要微观机制。

浙江众多中小企业创新网络大多是以地域特征展开的，网络的地域分割较明显，而且受小农经济的熏染，使这些网络内部企业根深蒂固地认同于“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关系。这是集群内部最初的信任机制存在形态，在集群起源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成本、交易成本。但当集群网络发展壮大到一定阶段，这一网络关系逐渐成为集群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方面，这种网络形态导致外来人才难以进入到企业的关键岗位，很难融入当地社会关系网，因而，创新网络结构的改进、功能提升比较困难；另一方面，“亚网络”式的信用机制不健全。

集群内部部分企业间基于“五缘”、“五同”关系，在产业创新网络内部又形成了众多的“亚网络”。虽然“亚网络”内部的关系链结紧密，但这种情况下信息和知识的传递是单向的，很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结网，阻碍知识在集群内的传递及交互学习，不利于形成有效的网络创新。

浙江省在探索集群治理的实践中应该尝试一系列措施：首先，探索建立适合集群企业特点的信用征集、信用评级、信用信息发布以及失信惩戒机制，引导企业强化信用意识，改善信用形象，提高信用等级，加快健全和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库。其次，营造集群内外企业合作与交流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间技术攻关、技术共享与技术交流，积极为群内外企业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发挥集聚作用，积极培育块状经济中关联度大、业绩突出、创新能力好、带动性强的龙头企业，发挥其产业辐射、技术示范和销售网络中的引领作用。第四，完善产业链配套，强化分工协作。

2、集群品牌打造

浙江省嵊州市以领带产业集群闻名海内外，目前有两大世界性的领带产业集群，一个在意大利科墨，一个就在中国嵊州。自1984年第一家领带企业成立至今，嵊州市已拥有1100余家领带企业，年产领带3.5亿条，占据世界40%、国内90%的市场份额。30多家国外领带企业及配套企业在此落户。2004年12月21日，嵊州市政府明确提出“打造‘嵊州领带’集群品牌”的战略目标。这是国内第一次提出“集群品牌”。

借助于占世界每年产量40%的3亿条领带，嵊州领带组成了令全球瞩目的“领带欧佩克”。一条领带能赚多少钱？据相关的研究表明，相近质量和工艺的领带，浙江生产后卖到美国的出口价一般为20-30美元，毛利润20%即30-50元人民币，净利润10%即15-25元人民币；意大利生产后卖到中国的进口价一般为150美元左右，毛利率与净利率略高，至少多赚了10倍。为什么意大利领带比浙江领带多赚许多？因为意大利是全球知名的服装生产地，多赚的部分就是品牌价值。

我们通常所提的“区域品牌”、“集体品牌”实质上就是“集群品牌”，均是指以地名和当地特色产业结合形成的品牌。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一般需经历集中办企业、形成产业链、形成“集群品牌”等阶段。“集群品牌”创建的目的在于向外界宣布：何地有何种产品、何种企业(产业)、何种机构。“集群品牌”使得该产业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被外界所认知，可以惠及这个集群中的个体。“集群品牌”名声在外，有利于这个主导产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取得产业分工与转移的有利地位。“集群品牌”是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浙商商帮的产业集群发展到今天的阶段应该站在集群整体的高度面向全球塑造属于自己的集群品牌，为集群内产业寻求品牌溢价。

3、创新破局

2009年由诸暨博市珍珠业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牵头组建的浙江省诸暨珍珠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浮出水面，该平台由诸暨珍珠产业龙头长生鸟公司牵头。针对珍珠产业中存在的产品附加值低、中低档珍珠充斥市场等难题，该中心将从“公共性”和“服务性”出发，对珍珠养殖模式优化、珍珠漂白增光及低档精深加工等共性技术开展科技攻关，为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

浙江省诸暨市珍珠年产量占世界淡水珍珠总产量的73%，全国总产量的80%，是我国淡水珍珠养殖、加工和销售的最大基地，被誉为“中国珍珠之都”，珍珠产业集群化特征和区域块状经济特色非常明显。

块状经济是浙江的主要经济特征，但当下浙江的块状经济面临着转型与升级大考，产业集群层级低下、整体竞争力不强、企业不注重研发投入、不注重自主知识产权等因素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障碍。浙江经济拼资源、拼环境、拼价格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浙江产业集群难以集体突围，一个最大的窘境，就是很多集群内的企业不注重技术上的投入，而整个产业集群更难以形成科研共享，难以形成突围合力。产业集群、块状经济要获得长足发展，必需靠创新驱动来推动。而长生鸟公司牵头创建的诸暨珍珠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突出公共性和开发性，则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平台从“公共性”和“服务性”出发，依照“整合、共享、创新、服务的原则”，不断强化开放共享和服务功能，为区域产业科技长远发展、增强持续发展能力和重点突破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浙江省珍珠企业、科研单位和广大的科研人员提供优质优惠的科技条件服务。一旦全面运行，诸暨乃至全国珍珠企业都可以共享这个创新平台的科研力量和技术服务。

当产业集群利用成本比较优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须及时向自主创新方向转化，促进产业集群不断优化升级，这样才能保持浙江产业集群持续的竞争优势，防止集群走向衰退。以科技进步推进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将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区域范围内要从产业政策转变为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政策；建立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平台，形成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地利用先进技术，推动自主创新，形成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由诸暨市珍珠产业龙头长生鸟公司推动的行业性研发创新平台可以看作是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创新破局的一次新型创新组织模式，有望有效推动整个集群转型升级。

近年来，浙江一批以营销和研发为主的新型服务型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虚拟网络型的块状经济正在加速形成，如服装行业中，一些企业如温州的森马服饰、美特斯·邦威，嘉兴的雅莹服装等。从技术研发，创新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不同方面，浙商商帮的产业集群正经历凤凰涅磐，集群的转型升级，强化自主创新，用创新破局集群发展困局是必走的道路。

4、公共大平台搭建

2007年，位于浙西临安的青山湖科技城启动建设，浙江力争用5年时间，聚焦、引进若干家国内先进的科研院所，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检测中心。目前，浙江累计引进共建了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加州国际纳米技术研究院等820家创新载体，总投资超过230亿元，引进科技人员16000多人，引进成果1300多项，引进专利1500多项。

浙江省政府正在产业集聚区、开发区（园区）建设一批创新能力较强、服务水平较高的综合性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推动平台成为产品试验基地、标准服务基地、检测科研基地和培训咨询基地。实现产业基地、园区、平台建设与新型城市化互相促进推动。政府正推动在产业集群示范区制定并推广实施联盟标准，组建省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0个，制修订块状产业联盟标准30项以上，制修订块状产业联盟标准推广实施率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

加快培育在产业引导、标准制订、品牌培育、行业自律、展览展销、统计分析、应对技术贸易壁垒诉讼等方面成效显著的行业协会，在教育培训、管理咨询、技术服务、检验检测、会计审计、知识产权、法律事务、节能减排等为示范区转型升级提供优质服务且成效显著的中介机构。扶持专业化协作配套和商业模式创新项目。以虚拟经营、网上营销、供应链管理等为重点的商业模式创新项目，推进集群内中小企业与重点优势企业在生产、质量、标准、管理等方面的协作和融合，完善产业集群分工协作体系。

今天的浙商产业集群发展，从大型研发平台、产业基地、园区、标准、中介服务等方面，政府已经走上前台，浙商商帮的发展已经从过去的民间自发式发展过度到今天的“政府公共大型服务平台推动+民间自发式发展”的双轮驱动，有效弥补了过去民间商帮的低层次自组织发展模式的诸多缺憾。浙商产业集群要走出困局，必须跳出原初的产业集群内部生态循环来思考，必须要有整体性配套大平台，要政府整体推动建设，做好整个集群发展所必须的而集群企业又做不了的大型公共配套，包括相关硬件平台及标准，规范等。

5、行业龙头带动

一个好的产业集群应当具有适应市场变动、强势创新、自调整等能力，这些首先依赖于有良好的产业集群的内部构成关系。通常，一个产业集群，必须由一个主导产业，若干个骨干企业和一批中小型专业企业以及几个专业市场等构成。而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小企业数量过大而大型龙头企业不足，已不适应当前产业集群的运营需要，必须进行调整。

以义乌为例，2010年，义乌集贸市场总成交额621.16亿元，全市有各类工业企业2.6万余家，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行业“单打冠军”，饰品、拉链等产品占据了全国30%以上的份额，无缝内衣产量占了全球的20%、全国的80%。可就这样一个世界级是产业集群，目前上市公司也就新光、浪莎、真爱等几家而已，几万家企业而成规模的龙头却很少，过于分散的结构形成话语权稀释，集群整体研发效率低下，共同行动协调成本高等缺憾。这样的产业集群结构极不合理，浙商的产业集群要升级，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不可或缺。

6、拥抱信息化

浙商商帮内部传统的网络结合方式更多是靠“五缘”（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五同”（同学、同乡、同事、同好、同邻）关系而结合起来，这也是形成今天的浙商块状经济的内在源代码之一，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使得浙商商帮内部经济体的多维融合变得更加容易，传统浙商商帮人际间、产业集群内部的多维网络化融合在互联网时代有着无限可能的组合方式，浙商传统的产业集群在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企业管理、电子商务、节能减排等环节或领域广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这必将催生一大批新模式，新企业，新经济、新集群将取代传统的集群。目前浙江正在推动实施一批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重点项目，这也正是浙商产业集群突围的方向之一。

7、与金融深度结合

产业集群与金融的深度结合不仅限于是银企结合，而是一个立体化的构建过程，主要分为五个层面：顶层设计、微产融结合、泛产融结合、标准或严格的产融结合、针对产融结合的服务。

产业集群与金融的深度结合需要政府相关监管部门、银行、律师机构、协会、中介机构在制定一套完整的联动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有了这样的顶层设计后才能使产业集群与金融的结合进入一个稳定有序的发展轨道。浙商的商会联合担保模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发明可看做是这样一种顶层设计。

社会上有很多的企业利用自身产业的运作特征，通过产品的销售过程和服务的完成过程形成各种类微型金融产品，比如发卡的销售模式，这都属于微产融结合，微产融结合有效地补充了原有金融产品在企业和社会之间留下的微型金融缺口，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就是微产融结合的一个典型案例。

泛产融结合是集群内的企业在股权投资的基础上，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出资、持股和分红，来分享金融机构高成长带来的利益。

标准的产融结合，是集群企业拥有实业和金融两大板块之后，在实业板块和金融板块间形成一个连通的结构，将金融工具，金融信息，金融人才，金融产品服务于实业板块的产品研发、销售、融资租赁、分期付款、并购重组，以及支持实业的风险投资等实体经营活动。

针对产融结合的服务则包括诸如由金融机构牵头开发服务于集群企业的金融衍生品，同时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下，制定相应的服务条款和风险控制方案等，最终将“融”和“产”连通。

新金融时代，浙商产业集群要获得突破必须从多层次与金融深度结合，实现深度的产融结合，用金融放大优势，提前锁定优势，用金融工具化解产业发展中的风险，用金融助推放大集群内成长性力量。

8、集群生态优化

目前浙江产业集群构成大多较单一，以单一型生产加工型企业为主力，生态构成不够丰富，缺乏持续的发展后劲，而一个合理的产业集群大致应由五类主体构成，即企业、教育培训、科技研发、金融机构和政府组织。一个运转良好的产业集群，其中的政府、中介机构应加强企业和学校、域外优势企业和研发机构的联系，为集群中的企业提供创新的平台；同时，建立集群内技术创新的保护规范，使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有效提高集群的技术水平。

浙商现有的产业集群要实现转型升级，必须从经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构筑现有产业集群生态，从集群结构上，环境上等多方面构建层次多样、种群丰富、功能互补、相互促进、螺旋式跃迁可自我进化的智能型生态集群。

浙商商帮产业集群发展的未来展望

遍布浙江的数百个产业集群是分散孤立弱小的民间浙商通过商帮式大联合所创造的一大经济奇迹，浙商的产业集群成就了现代浙商，也创造了中国历史。展望未来浙商的产业集群，在政府、行业协会、大型龙头企，在聪明勤奋的浙商商帮推动下，未来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一批世界级企业将傲立世界。

产业集群的高度集聚，有望形成“话语权集合器效应”，未来的浙商商帮通过世界级产业集群至少形成以下话语权：一是以产业规模为主的市场份额话语权；二是以原材料基地掌控为主的原材料供应话语权；三是以关键零部件为主的装备制造话语权；四是行业标准话语权；五是以研发创新能力为主的知识产权话语权；六是以销售网络和物流渠道为主的营销话语权；七是以集群品牌和企业品牌为主的品牌话语权。

随着浙商产业集群的发展升级，产业结构落后转型困难的传统产业集群未来会衰落一批，整合一批，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会突围实现转型升级，而具有新经济形态的产业集群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今天的浙江产业集群奇迹成就了今天的浙商商帮，今天的浙商商帮正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着明天的新型产业集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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