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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蔚磊| 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研究述评
来源：《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摘要：本文主要述评了国外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现有理论。本文首先概述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和基本关系;简述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的兴起与发展现状;其次剖析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四种类型(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语言规划和声望规划);厘清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三个维度(宏观、中观和微观);再次评论了国外现有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经典框架;最后梳理了该领域的主要代表性刊物。以期为该领域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规划；国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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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概念1.1 基本概念语言政策与规划是理论性和政策性极强的学科，属于社会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augen 对语言规划先后给出过几种定义。Haugen(1959：8-21)在研究语言规范化问题中首次使用“语言规划”一词，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此后Haugen(1972:61)将语言规划进一步定义为“对语言变化的评价”，后又指出语言规划是“一个言语社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1972：287)。此后又有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各自的定义。如 Tauli(1968:227)从规划内容角度指出语言规划是调节和改善现有语言或创造新的区域性、全国性和国际性语言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语言的口头和书面形式的各个层面:语音、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语言规划理论是系统研究语言规划的目标、原则、方法和策略的学科。Eastman(1983)从规划实施者的角度认为语言规划是为了达到某些规划机构设定的目标而将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操作的活动。规划机构一般指当地的政府、教育、经济或语言权威部门①。Cooper在1989年提出语言规划行为的分析模式(1989：98)。他认为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去分析语言规划活动谁是规划的制讧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显然这八要素是针对语言规划行为本身的一种分析。有学者认为要理解语言规划的总体影响不能仅考虑这些关系，也应该考虑这样一些因素:谁接受规划规定?接受什么规划规定?从哪儿接受规划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接受规划规定?这是从语言规划的受众角度来分析问题的。此外，Jernudd(1991:98)从功能视角指出语言规划是前瞻性的 有组织的语言管理,一般由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语言规划给那些寻求最佳决策的管理者提供了一个可实现的框架。Grin(1999:148)从多样性视角指出所有“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多样性，因此语言政策的根本任务是多样性的管理。解决语言问题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首要目标。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主要是以下两种概念:第一,语言规划通常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规划，它通常由政府执行，意在影响整个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Kaplan &Baldauf1997：254)。第二，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面向未来的对语言代码及语言使用的系统改变，一般由政府来进行。语言规划可分为以下四类。地位规划、本体规划、教育规划和声望规划(Baldauf2010：149)。
1.2 基本特征
综合以上不同学者对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定义可以发现语言规划的一些显著特征:第一,语言规划不仅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也和社会学、政治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规划应该被视为社会规划的一部分(社会性):第二语言规划是人类有意识地对语言发展的干预(人为性):第三,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刘海涛,2006:60)(权威性);第四,语言规划不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应用性);第五,语言规划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考虑规划行为对整体语言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性):第六,语言规划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多样性):第七语言规划不仅要解决交际问题，还要解决非交际的问题(交际性)。1.3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关系语言规划是指政府部门经过慎重考虑后对语言代码和语言使用做出的系统性的、前瞻性的计划和改革蓝图。语言政策是观念、法律、法规和实践的载体,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语言变革(Kaplan&Baldauf 1997:52)。语言规划受到语言政策的指导，同时又会促进语言政策的宣传。语言政策存在或实现的三种方式:1)(正式显性)语言政策可以存在千非常正式的语言规划文件或声明中，如宪法、法律、政策、声明、教育纲要等;2)(非正式)语言政策也可以体现在一些非正式的、意图明显的声明中,如语言、政治和社会的话语中:3(隐性)语言政策可以以隐性的方式存在干一些未声明的文件中。语言政策(计划))和语言规划((计划的执行)的区别对于使用者来说很重要，但在文献中两者经常会被交替使用。
2.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的兴起和发展现状对语言规划理论的研究兴起于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特别是Fishman、Ferguson、Das Gupta、Rubin和Jernudd等人,利用福特基金等研究资助,开始全面总结新生国家的语言规划实践经验,将视野从工程管理扩展到规划，推动了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赵守辉 2008:123)。Nancy Hornberger(2006:25)指出语言规划差不多总是发生在多语和多文化背景下”。进入1990年代,由于国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的频繁,特别是对语言的认识从工具观到资源观的转变(刘海涛2006),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实行了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并首先开展了语言规划的研究(如Lo Bianco、Ingram 和 Baldauf 等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主硕的研究成果。从1959 年到 2017 年的58年里,语言规划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和一个领域。Cooper（1989）、Ferguson(1968）、Fishman（1974)、Haarmann(1990)、Haugen（1983）、Neustupny（1974)等就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模型提出了各自的观点。Annamalai & Rubin(1980)、Bentanila & Davies （1993)、Nahir(1984)就语言规划目标的本质给出了自己的定义。Hornberger(1994;2006)和 Kaplan & Baldauf(1997)分别整合了前人的观点并构建了语言规划的框架。Kaplan&Baldauf(2003)结合生态学知识扩展了此前的框架,细化了每一目标的具体说明。此外还有些研究是关于语言生态学的，如Kaplan &Baldauf(1997)、Mühlhaulser(2000);语言权利研究,如May(2001;2005);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定位研究，如 Maurais &Morris(2003)、Pennycook(1998)和Ricento(2000b)等。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论述。
3.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四种类型按照 Baldauf(2010)的观点,语言规划包括如下四种类型或四个方面:第一,地位规划(社会层面)(status planning)(详见 Van Els2005:971-991);第二,本体规划(语言层面)(corpus planning)(详见Liddicoat2005:993-1011);第三,教育语言规划(学习层面)(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详见 Baldauf & Kaplan2005:1013-1034);第四,声望规划(国家形象层面)(prestige planning)(详见Ager 2005;31)。在执行以上4个方面的过程中要合理整合形式意义上的政策和功能意义上的规划。
3.1 地位规划地位规划即国家关于人们对语言使用和选择的政策与规划。它决定某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这种规划一般要借助于政治、立法行政的力量来进行。它涉及的是语言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层面。它在形式上表现为语言地位的标准化(包括官方化国民化和废除某种语言)。它是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者官方方言(例如选择某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或主流语言)的决策过程,包括问题的确认和规范的分配。它在功能上表现为对不同语言地位的规划,包括恢复(即对某语言的复位复兴和撤销)、保持(保持对某语言的既有地位)中介语交际(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中介语)和传播(语言的国际和国内的推广)。它是通过教育对政策进行推广的实施过程(如创造、改革文字),包括修订与评估。
地位规划具体指国际、区域、国家或地区中某种语言与其他语言在社会地位上的关系，如主流语言与非主流语言。为语言确定应有的、合适的社会地位并协调各种语言关系。
3.3 教育语言规划教育语言规划是指语言学习、语言普及方面的规划以及在教育体系中对语言(包括本族语、官方语言和外语)的具体规划和安排。它涉及的是语言的学习层面。根据 Kaplan & Baldauf(2003)的语言教育政策框架,教育语言规划在形式上体现为教育语言政策的发展包括:1)语言准入政策(access policv):2)师资政策(personnel policv)3)课程政策(curriculumpolicy)4)方法和内容政策(method and materials policy);5)资源支持政策(resourcingpolicy);6)群体政策(community policy);7)评估政策(evaluation policy)。教育语言规划在功能上体现为对学习的规划，包括语言的再习得语言的维护与保持、外语或二语的转换等。其中,语言准人政策指通过正规的教育使某一群体学习某一语言的政策。在以英语为外语进行教育的背景下语言准人政策指英语在整个课程安排中的地位和权重。师资政策指把语言政策转化成教育行为过程中所要配备的人力资源，如英语教师和他们的专业发展问题。内容和方法政策指语言教学方法手段(如交际语言教学法)和教与学的资源(如教科书和网络学习资源等)。资源支持政策包括财力资源的分配学校中组织教与学活动的基础设施等。评估政策是对某一语言政策的设计、执行和实施效果等的评估。教育语言规划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 Cooper。他在自己的“八问方案”(Cooper1989)基础上首次将“语言的教育规划”或语言习得规划引进语言规划领域。此后，Fettes(2003:37)对教育语言规划的影响因素又作了分析:(1)经济活动的全球化;(2)终生学习(lifelonglearning)概念的普遍接受和教育市场化改革;(3)随着世界的多语言多文化的形成，语言能力越发成为衡量职工业务水平的主要标准;(4)由于网络通讯技术迅猛发展和知识的爆炸性增长，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冲击日益强大。Kaplan &Baldauf(2003:2005)对教育语言规划做了详尽的研究和阐述，构建了专门的研究框架,即7大内容。此外，除了主流语言教育规划外,非主流语言教育规划日渐兴起,主要有以下几类:社区服务性国际推广型和商业盈利型(详见赵守辉 2008)。
4.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三个维度从生态学角度出发,语言规划包括三个维度，即宏观(macro)、中观(meso)和微观(micro)(Kaplan &Baldauf1997:52)宏观语言规划通常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或政体的规划，它通常由政府部门执行，意在影响整个政体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前文论述的规划基本上都属于宏观语言规划。该领域的研究可参考Kaplan &Baldauf(1997:3-27)和Baldauf(1998·4-10)的研究。中观语言规划主要指语言的保持、维护与复兴。据估计当今世界上共有 5000到 6000 种语言，而占世界 95%人口所使用的语言仅为100种左右，其余的几千种语言(如果包括全世界各个民族的方言数量不此)持者数量非常之少。会说著语言的人寥寥无几，目数量正在不断地减少。如果不采取语言保护和复兴等措施，到下个世纪末只有一少部分语言能够幸存。中观语言规划就是要对这些语言的保护和复兴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它包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语言生态批评种的规划和措施、复兴小语种的政策、语言环境的研究、中介语交际的研究、传播小语种的研究以及中观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等。该领域研究可参考Amery，R(2001:141-221)、Mühlhäusler，P.(2000:306-367)、Baldauf&Kaplan(2003:19-40)、EdwardsJ(2001:231-241)和 Kaplan &Baldauf(1997:216-239)等人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具有争议性。微观语言规划是从微观视角进行语言规划,具体指在家庭、学校、生产制造部门、管理部门、执法机构、销售与服务业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结构中众多行业中的语言规划。微观语言规划是语言规划实践小型化、个体化和地方化发展趋势的主要表现形式。在1980年代初 Kaplan 首次展开了微观规划实践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后 Barkhuizen and Knoch( 2006:1-18)、Baldauf(2006:147-170)和Canagarajah(2005)等人对语言规划的微观化、基层化和本地化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教育中的语言规划和学校中的语言规划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参考Corson(1999：216-231)Baldauf&Kaplan(1997：122-152)的研究。
5.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经典框架Kaplan 和Baldauf全面概括和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对语言规划理论和实践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如目的、程和经济素等都进行了广泛评论，并推陈出新，最后建立了自己的语言生态系统模型，以大量丰富实例论证了影响语言生态的多种作用力。其构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模型为该领域研究的经典框架(赵守辉 2008：126)。Baldauf后来全面吸收各家理论，并对多国的语言规划与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Baldauf(2005a:960)所构建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框架为该领域的经典框架,标志着该学科体系的成熟,详见下表。
6.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主要代表性刊物涉及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刊物有很多，其中主要代表性的刊物有: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80-)每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部分和语言政策规划有关,如1994 年第14卷是关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00-)每年出版四期，其中两期是关于政体研究的，另外两期是关干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例如语言生态语言经济学语言的后殖民政策和语言人权。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74 _)每年出版6期,该本期刊聚焦于语言的地域问题。Journal of Language，Identity and Education (2002-)每年4期，该杂志主要探究和语言、身份认同以及教育相关的问题。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1980-)每年6期，该杂志探讨的问题比较广泛，但是每期都会有语言规划和政策相关的问题。此外还有 Language Policy(2002-)每年四期,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1977-)每年3期New Language Planning Newsletter(1975-)每年四期。
（参考文献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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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蔚磊，博士，教授。上海市重大人才工程特聘教授、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松江区“拔尖人才”、获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语言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校学科建设委员会委员、学科带头人、科研创新团队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高级研究学者、英国中兰开夏大学访学学者。现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通讯评议专家、上海市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督导，中国对外贸易经合协会商英专委会副会长、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联盟常务理事、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商务英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语委科研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特聘研究员、重庆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上海海关学院客座教授、国家教育决策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部备案爱尔兰研究中心研究员。主持承担国社科一般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上海市浦江人才项目等近20项。主要从事外语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出版专著5部；在CSSCI刊物、《中国社会科学报》等以第一作者发文50余篇。主要刊发于《外国语》《外语界》《中国外语》《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转载。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做重要报告70余次。担任多家核心期刊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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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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