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蔚磊|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实然现状与应然选择
来源：《外语教学》2015年第1期
摘要：本研究旨在揭示构建国家外语教育政策框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首先剖析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实然现状，对现有外语教育政策进行了梳理与评析并分析了现有政策背景下的外语教育现状，如英语、小语种、大中小学外语教育重叠以及汉语言文化缺失现象等。其次，归纳了语言政策研究的理论依据: 生态哲学理论、语言战略和语言与文化。最后，探讨了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应然选择。
关键词：外语教育; 语言政策; 实然现状; 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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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实然现状与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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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 》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人才”。胡锦涛 2011 年在清华大学的讲话中提出“要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11 年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对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行了积极部署。十八大提出“把我国从人才大国发展为人才强国”。我国需要大量的高端外语人才，而国内现有的外语人才无法满足我国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的需求，各领域对外语类高端人才都求贤若渴，这些都凸显了培养国际化视野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外语能力标准是对外语学习者语言能力从低到高的一系列等级描述( 王勃然等 2015:40) 。它贯穿外语教学的各个环节，是外语教学目标或评价目标的参照或依据( Davies et al．1999: 23) 。外语能力的界定和教学目标的评价均要以能力标准作为衡量手段，因此构建能力标准成为外语能力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和对象( 杨惠中，桂诗春 2007: 35)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明确提出“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制定教育质量国家标准”。在研究国际发达国家外语能力标准或量表的基础上研制外语能力国家标准是推进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关键，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意义。外语和全球文化素养对高水平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环球英语 2010 年对 152 个国家 26000 个客户进行了调查，92% 的雇员认为英语对他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到 2015 年末全球创新 1000强企业中 70% 的员工将会是非母语工作人员。然而，“中国人的英语熟练程度仅列亚洲倒数第二，中国大陆在全球 54 个非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36 位”( 北京大学发布的《2012 年英语熟练度指标报告》) 。专家表示我国目前的英语教育存在着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教学观念要更新，教学急需改革等问题。国民的英语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令人忧虑的外语教育状况，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建立外语教育政策框架，指导外语教育实践。2、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然现状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然现状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外语教育政策本身，其二是外语教育政策指导下的外语教育现状。
2.1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回顾
我国一直没有相关部门制定专门的外语教育政策和长期规划( 胡文仲 2009)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见表 1) 。
表 1 显示我国目前的外语教育政策存在以下特点:第一，外语语种生态位摇摆不定，譬如建国初在确立第一外语的问题上，我国先后做过几次调整，导致了某一外语语种被刻意选择，引发了同一生态位上的语种相互排斥、摇摆不定，造成了外语语种生态危机。第二，外语课程生态位上下起伏，例如国家对专业外语和大学外语的重视程度前后发生重大变化，不利于外语学科内部的均衡发展。第三，师资队伍生态结构多变，外语政策的快速转变使得外语教师队伍的生态结构产生戏剧性变化，导致整个外语教育生态系统失衡，教学和科研人员以及大、中、小学教育各个生态链之间的关系极不协调张蔚磊 2011) 。正如胡文仲所说，我国尚存在外语教育整体规划的缺失、外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创新意识的缺失、高水平外语人才培养规划缺失的问题。
表 1．中国外 语 教 育 政 策 的 生 态 化 进 程( 张 蔚 磊2011)
2.2我国外语教育的实然现状
外语教育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外语教育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反应。在外语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语言实践能力有所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得到重视; 大学外语教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等，但是很少有从语言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角度做有效地管理和指导，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或是由于政策制定得不够科学，或是由于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问题一，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的重叠现象严重。
大中小学外语教学衔接是一个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 胡文仲 2009)。目前，我国英语教育可分成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两大块，各有各的教学思想和测试系统，各自发展，互相很少切磋。虽然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英语课，但教材衔接性差，很多在中学阶段的基础知识在大学阶段还在不断重复，而大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又不能与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提升不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宏武 2008) 。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笔者对 100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就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状况开展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反映比较集中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大中小学的外语课程体系具有极高的相似度，课程类型变化极少，课程设置不够循序渐进。62% 的学生认为课程设置多有重复和安排不合理的现象。第二，整个外语教学体系中输出能力的培养逊色于输入能力的培养，课程设置上说和写的比重远远低于听和读的比重。97%的学生反映在口语和写作能力上有严重的缺失，这归根于初高中阶段该方面能力培养的缺乏。第三，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课程安排不协调。85% 的学生认为中小学外语课程前后重复，学习过于死板，实用性不强。
可见，我国尚未形成独立的外语教育理论体系，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广种薄收，耗时低效，公众满意度低的现状。其实外语教学“一条龙”的设想在 20世纪 60 年代就已出现。近年来专家学者也做了不少研究，但并未能真正贯彻执行。在高等教育中，通用语种专业点近年来设立过多过快，缺乏计划。所有这些都与我国缺乏长期的外语教育规划有关( 胡文仲 2001; 胡壮麟 2002; 邓 文 英 2004; 金 志 茹、李 宝 红 2008; 董 晓 波2014) 。
问题二，英语教育体系尚需完善和提升。
正规教育体系内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英语教育市场。在教育体系内，一个庞大的全民英语教育系统正在形成。英语课程几乎覆盖了所有教育阶段，从小学阶段到博士阶段，甚至部分地区的幼儿园也在竞相开展英语课程。一些基本问题尚需明确: 不同阶段的英语教育理念如何界定? 为何而教? 如何规定教的内容、方法、目标、评价机制等? 教育目标、教学目标、评价目标三者间是否吻合? 现有的课程体系和教育方法存在很多不符合外语教育生态发展的地方: 第一，英语教育的内容和效果与全球化现实需求之间的差距甚远，高水平复合型外语人才缺失。我国外语专业学生的数量非常多，但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等高水平的外语人才仍然紧缺( 张炳阳 2007) 。第二，过分追求外语等级证书，影响了复合型人才的发展。第三，仅用成绩来评价外语水平，缺少实证研究来支持考试分数的有效性，缺乏对考试成绩的合理定位。
在教育体系外，我国的英语培训市场总值在 2000亿到 5000 亿元人民币，是被世界公认为最具“钱”景的市场之一。2008 年《欧洲新闻》报道“目前中国学英语的人数约 2． 5 亿，是全球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国家”。但是目前的英语培训机构质量参差不齐，缺乏政策层面上的统一规划指导。
整个英语教育体系在科学性、系统性、连贯性、合理性等方面缺乏系统有效的规划，导致了高成本、低效益的教学效果。
问题三，小语种教育正在萎缩。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专门研究小语种的规划问题。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在外语教育的政策方面有所偏颇，使得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比例失调，质量下降。近十几年来，又出现了英语在中小学比例过高，其他语种被忽视的局面。在北京和上海，都只有一所中学设立日语课程，其他中学全部开设英语课程。我国中学的俄语和日语教学处在不断萎缩的状态( 胡文仲2009) 。小语种的设置和教学与英语相比有失公允。首先，开设语种不全面。目前在普通高校中设有英语专业点近 1，000 个，而日语专业点仅 385 个，德语、法语专业点各 70 个，西班牙语专业点只有 14 个( 戴炜栋 2009) 。其次，学习起点不连续。绝大多数小语种都是从大学开始的零起点学习，即便是有些学生在高中就已经学习过某一小语种，到了大学依然要从头再学，与此相比英语的学习年限却长达 16 年。无论是从全球化、生态化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都应该适时合理地在整个外语教育体系中安排小语种课程。
问题四，外语教育比重过高导致汉语言文化的缺失。
经济全球化逐渐导致了英语语言文化的全球化。英语语言文化的传播包含着一种具有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侵袭，这就使外语教育面临着极为敏感的文化问题。外语教育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挤压汉语文化，造成本土文化缺失的可能性。站在国际的高度，从国家战略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汉语教育正面临外语的冲击和挑战。我国国民在母语教育尚未完成之前、民族文化意识尚未确立之前就开始接受外语教育。很多学生在接受 16 年的英语教育之后，不但英语水平并没有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与此同时汉语言文化水平也在急剧下降，这严重影响了学生汉语文化思想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会阻碍汉语文化的国际传播。
综上，政策是重要的，有了明确的、连贯的政策才能确保各类资源更好地整合和利用。我国亟需对整个外语教育做出系统的规划，亟需构建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科学框架。
3.1生态哲学理论生态哲学是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理性思考。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是一个由人—教育—环境构成的充满适应与发展、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的矛盾运动的社会生态系统。外语教育生态系统是由宏观大系统和各种类型的微观子系统组成的。就外语教育政策而言，英语与其他小语种的生态位设置不均衡就会导致整个外语教育系统的紊乱，譬如教师生态结构失调。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生态链的非有效衔接会导致外语教育生态系统自身结构与功能失去平衡。汉语和英语在语言教育生态系统中的非有效生态位会阻碍外语教育的良性快速发展，不利于汉语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3.2语言战略
戴炜栋认为语言战略是国家对语言全局性的谋略、方案或者对策。由于语言具有承载与构建文化和标记国家与民族的社会文化功能，语言战略对国家十分重要。语言战略主要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等方面构成( 蔡永良 2011) 。
1) 语言规划: 语言规划通常指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规划，它通常由政府执行，意在影响整个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它可分为以下四类: 地位规划、本 体 规 划、教 育 规 划 和 声 望 规 划 ( Baldauf 2010:149) 。
2) 语言政策: 语言政策是指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和规定( 蔡永良 2002) 。语言政策本质上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等在语言战略上的反应。
3) 语言教育: 语言教育本质上是同语言战略息息相关的文化手段。首先语言的选择本身就说明了语言的战略选择。学校教授外语甲而不是外语乙并不是随机抽样的结果，而是深思熟虑的政策。外语的选择是由外语战略所决定的，外语教育是实现外语战略的重要途径。
语言的外向传播和外语教育战略会关系到语言间的关系和国家间的关系。在制定外语战略政策时要结合政治、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进行研究。既要考虑到促进国民全球文化素养的提升，又要注意保护和传承本国的文化和语言。
3.3语言与文化
语言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具有承载、传承和建构文化的功能。语言的传播意味着文化的传播。不同的语言通过不同的思维活动建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范式乃至意识形态。语言及其文化是国家全部智慧与文明的集中体现，是维系一个国家的历史与传统的精神纽带。语言及其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国“软实力”强弱的风向标。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决定了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应从战略的高度重新审视本国的语言教育问题。Stern( 1999: 56) 等指出: “语言和文化相互交 织，文 化 是 语 言 使 用 不 可 缺 少 的 环 境。”Claire( 1999: 48) 认为: “文化是语言教学的核心，文化意识是语言水平的基石和映像。”全球化语境中的频繁交往需要相互理解，因此对本土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了解都是外语教学不能缺少的内容( Kirkpatrick，Andy 2004) 。因此语言政策的主导思想一定要和国家整体战略目标保持高度一致，在外语教育的同时不能丢失本土的语言和文化。
4、构建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框架的应然选择
针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实然现状，结合有关语言政策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建议:
1) 制定长远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明确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使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符合语言战略发展规律。首先，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应该反映国家或世界未来的需求和战略，而不是受到政治或经济事件的驱动而制定的短期政策。应该从全局出发，制定全面的政策，协调和统筹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营造良好的外语教育生态环境。要能够促进各地区、各层级、各类型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其次，国家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要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学校层面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中央政府制定出长期的、宏观的、全局性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可以以立法或法规的形式使其具备一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地方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域条件调控外语教育政策，并监督政策的执行和教育活动的运行; 学校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办学方针和学校特色来贯彻落实国家和地区政策，并制定出灵活多样的校本政策。
我国外语教育政策框架的构建应该符合一般政策构建的规律，应至少包括以下几部分: 总体设想、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战略目标、战略主题、实施范围、发展任务( 各级各类的外语教育) 、保障措施( 如外语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快外语教育信息化进程、资金支持等) 、每个环节的限制、机制、不同层面( 国家、地方、学校) 、不同地域( 沿海、内陆、西北等) 、不同模块( 基础外语教育、高等外语教育、职业外语教育等) 、不同阶段( 小 学、中 学、大学) 、不同类型的院校( 如外语类院校、综合类院校、财经类院校、师范类院校、理工类院校等) 的操作准则等。总之，要把外语教育融入到整个教育生态系统中; 要坚持系统性和科学性原则，实现我国外语教育管理一体化。
2) 外语教育要形成连续的统一体，把小学、中学和大学不同教育阶段有机地铰接起来，形成连贯的、系统的外语教育体系。即在教育目标、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方法等方面整体衔接，避免各阶段出现脱节或重复，使外语教育系统的发展符合生态哲学原理，促进外语教育体系的和谐发展。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构成了整个国家的外语教育体系。小学和中学的外语教育是大学的基础，大学外语教育是中小学的延续，他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因此要制定出连贯的、可持续发展的外语教育政策。譬如，小学期间应注重加强基本口语交际的操练，简单的词汇和语法，夯实学生的基本语言技能，培养学生外语学习的兴趣。初中应该增加相关读写、语法、口语与写作能力的培养，形成一定的学习策略，并培养学生初步的外语交际能力。高中则应该强化语法学习和词汇量的扩充同时增进其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大学期间应该结合每个学生的具体专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外语学习，注重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高其全球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3) 结合国际需要制定语言政策，摆正各语种的生态位，确保各语种间的协调发展。选取外语语种时应围绕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用途选取更广泛的外语语种，不局限于某一种或几种语言的学习。外语教育政策对语言种类的规定应该包括所有的语言，而非那几种政府规定的优先学习的语言。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需求、地域特色和学校优势来确定不同比例，并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规模，既要避免一种外语片面发展，也要避免平均用力，脱离实际( 戴炜栋 2010) 。
此外，要依据生态哲学原理，调整外语教育的比重，强化本国语言与文化，弘扬华夏文明。“当一种语言比另一种语言，获得较多资源和权利时，这种语言势必削弱他种语言的功用”( 周庆生 2001: 715) ，因此我国应该在实施外语教育的同时，加强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中的汉语言文化课程的比例，譬如在大学开设“汉语文化”课程。在每个阶段应该如何安排汉语文化课程，安排多少，如何循序渐进等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加强本国国民的汉语言文化能力才能巩固汉语言文化在世界民族语言文化之林中应有的地位和影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将华夏文明发扬光大。
4) 明确外语教育政策的构建理念，认清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突出全球文化素养的特质。笔者认为“全球文化素养”( global literacies) 是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敏感度。它是语言能力、跨文化意识与敏感度、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知识的整合体和交织体。它有助于我们处理各类国际问题和各种文化实践，该类素养的培养是长期的，主要通过外语教育和国际教育来实现。外语教育的本质是基本语言能力和全球文化素养的整合体。因此我们要充分考虑语言和文化的教和学，倡导在社会语境下进行外语的学习和使用，这样才能充分地掌握和体验一门语言。我们要建立世界性的教育视角，培养学生的全球文化素养和多语能力。
我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外语教育十分兴旺，各种外语不断涌入。我国要制定长期、综合、前瞻性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使其兼具全局性和地域性，这样才能明确外语教育方向，统一外语教育标准，规范外语教育模式，理顺各级各类外语教育关系，从而确保我国外语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使得国家能够成功应对国际形势的挑战，满足国家诸多领域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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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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