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区域国别学的

中国特色塑造

陈杰

［内容摘要］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新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具有战略性特征，如何加快构建区域国别学成为摆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在区域国别学构建进程之初，学界就应高度重视塑造和彰显学科的中国特色。本文认为，学科建设指导思想、学科本质属性、学科研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学科理论创新的本土资源、学科育人功能以及学科发展的制度化安排，是塑造区域国别学中国特色的六大方面。塑造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并非意味着排斥借鉴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优秀做法和部分先进理念。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资源；人才培养

［作者简介］陈杰，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随着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正式入列《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新的一级学科，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迎来了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面临更高的发展要求，那就是要形成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本文拟从学科发展指导思想、学科本质属性、学科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科理论创新的本土资源、学科育人功能以及学科建设的制度化安排这六个方面探讨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核心特色。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构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作为诞生和成长在新时代的学科，更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任何一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离不开该学科的工作者。因此，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工作者要“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真懂真信”中国化的和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开展区域国别具体问题研究和理论研究时要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需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这“六个坚持”对于高质量构建区域国别学也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价值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区域国别学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要自觉地把个体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大背景下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学科贡献。

坚持自信自立，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姿态要求。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不能从研究议程、理论到方法都盲从西方、照抄西方，要竭力避免中国一些“领域学”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为此，要坚定“四个自信”，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脑袋去分析问题，用自己的努力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打造自己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展现出一种自主自立的精神风貌，彰显出一种与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风格气派。

坚持守正创新，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发展逻辑就是守正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不迷失方向的前提下实现创新创造。中国制度化的区域国别研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在一甲子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研究积淀和良好的学术传统，站在区域国别研究独立成“学”的新起点上，要基于这些积淀和传统，不断追求理论体系、方法体系、话语体系的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路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构建需要研究者坚持问题导向，否则容易迷失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纷繁复杂而又琐碎的变化之中，而问题意识则引导研究者更好更快地发现真问题、重要问题、核心问题。同时，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彰显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在开展理论创新时，更需研究者起于问题意识，从而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提供可能。

坚持系统观念，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视野要求。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若干子要素组成的对立统一体。从空间层面看，世界由区域组成，区域由国家组成，区域是世界的区域，国家是区域和世界中的国家，世界、区域和国家之间存在紧密互动；从历史层面看，区域和国家的发展都是从人类历史中走来，并走向人类的未来；从关系层面看，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可分割。因此，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要有良好的时空观、层次观和结构观，要学会运用关联的思路而不是割裂的思路、整体的视角而不是局部的视角、动态的思维而不是静态的思维。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构建的境界要求。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既要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家国情怀，又要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最高理想，体现崇高的人类情怀。无论是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2021年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这些中国方案都是面向全世界和全人类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担当和宽阔襟怀。作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既要立足家国，也要立意天下，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实现共同发展贡献自己的智识力量。

区域研究的出现，源于地理大发现以来区域之间联系的不断增强，一国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知需要，这一认知需要“往往服务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如果回顾区域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服务于西方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更好地实现征服（包括文化和信仰层面的征服）、殖民目的，或以控制、遏制实现维护霸权的目的，因此，西方的区域研究更多的是一门“征服与遏制之学”。单从研究对象来看，会发现西方国家的区域研究往往集中于自己的殖民地或敌对国。如在殖民地研究方面，英法荷等国的区域研究侧重点就有所不一样。再如，美国的苏联学在冷战期间蓬勃发展，其针对性逻辑不言自明，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区域研究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个中缘由就是其研究动力出现了衰退。

相比之下，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则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作为“和平与发展之学”，其要旨在于通过加强对全球各个区域和国家的研究，更好地助力构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服务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的落实，服务于促进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最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是一项服务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学科工程、知识工程，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本色或底色。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特别强调对中小国家的研究，因为中小国家尤其是南方中小国家，往往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更需要通过加强对它们的研究，实现与它们更好地开展合作，更好地以中国新发展为它们提供发展新机遇，更好地携手解决全球性问题。可以说，中国区域国别学作为“和平与发展之学”的本色，与中国共产党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三大历史任务之一以及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热爱和平、“和”理念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则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方法，这里所指的“世界”包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区域国别学的一个中心任务就是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的外部世界、找到其中的发展规律、研究其中的各种问题、分析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提出建议。很显然，区域国别学所说的“外部世界”必然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指的“世界”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科学的宏观指导。

（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指导区域国别学整体构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具有基础地位，是人们能动地探索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的外部世界进行探索，更好地进行区域国别学整体构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应该树立实践导向的学科构建理念，在行动上广泛地开展海外实践。钱乘旦教授提出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要“一头扎进对象国，沉入当地社会，深深扎下根，甚至尽可能融化在那个社会中”；刘鸿武教授形象地称区域国别学是一门行走的学问；杨洁勉教授将现实和实践作为区域国别学理论建设的本原。这些观点都明确了区域国别学作为整体的实践取向。在海外实践的所有形式中，田野调查是极其重要的一种，而目前中国传统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中一个重大短板就是研究者普遍缺乏长期扎实的田野调查，这当然不利于深入地探索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不利于发现有意义的研究问题，也无法形成可信的研究结论。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指导性作用。不妨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缔造者恩格斯是怎么做的。恩格斯历经21个月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开展近距离观察和详尽调查研究后，方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段状况》不仅被誉为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一部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铸就的国别研究辉煌作品。因此，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在构建之初，应大力倡导海外田野调查在内的海外实践，将其作为一项基础性要求，言明其在对象国或地区研究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既可以帮助研究者“及之而后知”，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也能帮助研究者“实践出真知”，助力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对象国的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社会关系和国民性格等，当然，也有助于形成后续深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所需要的一手人脉，构建起一个多功能的国际互动网络。

（二）以唯物辩证法指导区域国别学问题的具体研究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世界一切事物之间普遍存在联系，一切事物处于永恒发展的状态。恩格斯更将唯物辩证法称为“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唯物辩证法要求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系统地而非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非单一孤立地看问题。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提倡的对对象国或地区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核心要义就是要全面地、系统地、联系地、发展地看待问题，这与唯物辩证法一脉相承。举一个具体例子，在研究中东地区大国沙特经济转型的时候，不能单从发展学层面去研究，还需要了解其背后的政治考量，以及为了顺利实现经济转型，而要求社会、宗教、思想等多个领域进行同步转型的考量，也就是说，经济转型问题后面关联着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多个领域；当然，这还是不够的，还需将沙特的经济转型放到中东资源国家整体转型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提出转型要求等更大的背景下去加以考察。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唯物辩证法最基本的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运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核心范畴是“矛盾”，矛盾被视作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这一规律以及作为其实际应用的矛盾分析法，对于区域国别学研究者研究对象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动力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譬如，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在研究中小国家发展的时候，常常从外部大国影响进行考量，而对一国的内部因素关注不够。事实上，一国的内部矛盾是一国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是其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国发展的时候，要有意识地挖掘内因，而不是一味归于外因。举个例子，中东研究者在分析2020年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原因的时候，不能单纯考虑域外大国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到这些阿拉伯国家自身内部矛盾对于关系正常化的需求。此外，正确把握唯物辩证法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然、可能与现实、整体与局部、相对和绝对等基本和重要范畴，对于区域国别学具体问题研究来说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指导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构建面临着学科理论创新的问题。理论创新是研究者的高级思维活动，然而，理论创新的源头在于研究者丰富的实践。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们认识事物发展规律的基本过程，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了不断达到深入的认识，需要循环往复地开展实践。毛泽东主席曾指出：“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其中，感性知识来自于人们的亲身实践，而作为理性知识的最高形式，“理论是主体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系统地加工改造、抽象概括的结果，其任务是要全面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理论的形成和建立，标志着主体对客体的理性认识达到了系统化的水平。中国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者在对象国或地区的一线实践经历非常欠缺，这不利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形成丰富的感性认识，也就难以形成高级形式的理性认识。一个新理论的形成往往需要基于一些概念和命题，而概念和命题的生成一部分来源于经验和生活。没有在对象地区和国家开展过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就难以形成一些独特的概念和命题，也就难以形成对在特定区域或国家发生的一系列类似现象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此外，对理论假设的检验也需要在实践中完成，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内容。因此，在中国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过程中，研究者要有意识地开展海外实践，仅仅在文献上走近研究对象远远不够，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而更需要在空间上走进研究对象，甚至要走遍研究对象，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走出来远观，冷静地进行理性思考，从而把握更深层次的规律。

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构建尤其是理论创新离不开对本土资源的汲取，离开本土资源的运用，就好比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难形成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的中国特色。坚持从本土实践和本土文化中寻找可能性，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坚持“四个自信”的生动体现。

一方面，中国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可资借鉴。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连续文明体，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资源，沉淀下来以“和合”为内核的宝贵价值资源，这是很多西方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这些实践和思想资源将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其中，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思想文化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丰富的国际实践是尤为重要的两种资源，需要加以充分把握。

另一方面，本土资源可为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形成中国特色提供必要的启发和滋养。实际上，本土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学科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理论创新的重要依托。姑且不论西方经济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全球适用性，但其理论创新都来自于西方自己的经济和国际关系实践，汲取了西方自己的思想资源。因此，汲取和运用好本土资源同样也应是中国区域国别学理论创新的路径，是形成自己特色的关键。以作为区域国别学重要支撑学科的国际关系学科为参照，一直以来也面临着如何进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问题。应该说，目前看到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一些重要的理论创新尝试都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汲取了灵感。如秦亚青教授将“关系”这个本土概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构建了关系理论，另一位学者阎学通教授则引入“道义”概念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上海学派则从“和合共生”理念中汲取价值，形成了所谓的共生学派。事实上，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不以学术的形式存在，但古人留存下来的很多相关优良知识传统和方法传统颇值得中国当前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从中借鉴，如“由史出论、史论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天时地利人和”统筹兼顾的思维模式，对人类文明的地域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历史多样性的重视，和在时空结构层面上开阔整体的会通眼光，等等。

与区域国别研究侧重于研究不一样，区域国别学构建具有多维度的使命与任务，人才培养是其中的一个核心任务，是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的应有之义。从大的方面来说，立德树人作为高校的一项根本任务，是高校赖以存在的立身之本。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关涉到能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任何新的学科一旦进入中国的教育体系，自然将被赋予人才培养的重任。习近平在2016年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更是直接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强调“要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区域国别学被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就意味着为高校在研究生层面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打开了窗口。因此，区域国别学构建不但要做扎实的具体研究，更要发挥育人功能。

此外，无论是从中国区域国别学自身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更好地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提供有力智识支持的角度，都需要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不断加强优秀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力度。当前很多区域国别问题超越了单一领域，需要开展综合和系统研究，这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加健全的知识结构、更加宽广的研究思路，但目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分布在政治学、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民族学等学科，总体来说，他们学科背景相对单一，跨学科意识和素养相对不足，难以胜任复杂国际形势下对区域国别问题的综合性研究重任。如果说国外一些著名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通过采取“融多学科知识于部门”的做法来实现综合研究的话，那么，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在进入交叉学科门类以后，需要重视“融多学科知识于个体”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就是说，为研究者个体赋能，而不是多学科简单相加的“拼盘”模式，以此实现未来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在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视野等方面的全面改进。从这个角度来看，区域国别学最突出的中国特色就在于通过学科育才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来自区域国别学学科的人才支撑。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一些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先后成立，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1956年）、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60年）和现在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亚非洲研究所（196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此后，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在差不多6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制度化安排。第一次制度化安排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当时，也就是 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14国前夕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就加强外国问题研究进行座谈，会后形成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获毛主席批示“这个文件很好”。该报告不但提出成立国际研究指导小组，还提出要加强并新建一批独立的研究机构，在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内建立研究外国的机构。这吹响了此后一批区域国别研究机构设立的号角，从顶层设计层面开启了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制度化进程。1964年，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吉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v问题研究室、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等纷纷成立。高校系统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964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1965 年）等也差不多同时成立，后又成立了南亚研究所（1978年）、美国研究所（1981年）、欧洲研究所（1981年）、日本研究所（1981年）等，基本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区域国别研究机构总体布局。

第二次大的制度化建设是进入21世纪后教育部先后推动建立了三个层次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使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人员、研究方向整体布局更加完善。首先是新世纪初教育部遴选了9个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分布在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国家队”，包括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基地等。2012年，教育部又推动高校成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42个，2017年又推动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395个，此后又陆续新增了一些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也就是说，在社科院系统外，高校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形成了重点研究基地、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三个层次的格局，成为高校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主体力量。此外，教育部在北京语言大学设立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发布国别和区域研究专项课题，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都是第二波制度化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事件。

第三波制度化建设的标志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即区域国别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正式入列《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 年）》，这一指导性目录对推动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这一学科事件所指向的制度化程度之高再次彰显了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中国特色，因为在中国国情下，某一知识领域的研究只有当被正式提升到学科的高度，国家对该领域的政策和资源投入才会源源不断，才会形成对研究的根本性、可持续的保障。这既是学科获得大发展的必由之路和经验之举，也是中国特色之所在。与《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几乎同步出现的是，国家在多个重要会议和文件中提出“有组织科研”。《面向2035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以有组织科研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如果说《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的八项措施之一——“加强国际研究工作中的协作”类似于今天提出的“有组织科研”，那么，2022年9月教育部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建构和高校咨政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进会提出要建好教育系统国别区域联合研究院，就是当前开展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有组织科研”的重大举措。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已有多家高校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下设面向特定区域和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以强化对区域国别研究的组织和协调。可以说，区域国别学领域的“有组织科研”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本身的跨学科特征也需要开展跨部门甚至是跨校的“有组织科研”和有协调科研，尤其是在建设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方面，否则，不利于区域国别学研究的深入和全面，也会导致出现重复研究和对一些重要问题该研究而没有研究的研究盲区问题。

应该说，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制度化建设与很多国家相比程度是非常高的，三次制度化安排为中国持续开展扎实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学科基础、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为区域国别学的高质量发展营造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也使得区域国别学在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缺少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家层面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顶层设计和资源统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最起码还需要更长的探索时期才能实现独立成学；而缺少第三次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高质量构建也将无从谈起。

2022年是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起步之年，在起步之始就探讨这一战略性学科的中国特色非常必要，对于指导未来的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需要看到，强调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并非是要排斥西方全部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相反，要借鉴他们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形成的优秀做法以及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先进理念。比如，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在推动美国区域研究创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跨学科，这一理念也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构建必须秉持的理念。再如，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者普遍重视一手资料运用，重视长期海外田野调查，这些也都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者需要借鉴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正确处理形成区域国别学的中国特色与借鉴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经验之间的关系，也恰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把握。

（参看文献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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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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